吴燕华，李金昌，刘　波

(1.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300；3.浙江财经大学 数据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是女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国际劳工组织ILO(2012)[1]在48个发展中国家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8个亚洲国家有32.6%～84.7%的女性从事非正规就业，女性非正规就业比重大部分高于男性，其中，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女性的非正规就业比重分别为84.7%和72.9%。在中国，吴要武(2009)[2]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城镇非农部门劳动者中非正规就业者占52.5%，其中女性非正规就业比重为53.3%。那么，是哪些女性群体进入了非正规就业岗位呢？大部分文献从人力资本或者劳动者收入的角度解释女性非正规就业的选择，也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然而，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者就业决策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的理性决策行为，劳动者选择正规就业市场还是非正规就业市场与家庭自身情况密不可分。

目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家庭老年照料的责任绝大部分落在了受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影响的女性身上。而绝大多数从事家庭老年照料的女性仍处于就业年龄，她们面临着照料老人和正规就业的矛盾。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会降低其劳动参与率(Ettner，1996；Heitmueller，2007；Bolin等，2008；Liu等，2010；Casado-Marín等，2011；蒋承和赵晓军，2009；黄枫，2012；陈璐和范红丽，2016；吴燕华等，2017)[3-11]。国内外文献均是研究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而没有对不同的就业类型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就业的女性群体中，家庭老年照料会不会改变女性就业从正规市场就业向非正规市场就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