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露

春节到今天依旧戴着它温情的面纱，但对于一部分年轻人而言，它正在成为一年一度的“阵痛”，甚至望而生畏。

“有对象了吗？”“一个月拿多少钱？”“什么时候买房子？”“结婚好几年了吧咋还不生个娃？”……

提起“回家”，对应起来的画面渐渐不再是妈妈煮的面，爸爸眼睛里的爱，而是近邻远亲们反复不休的“关心”。习惯了城市里的隐私规则以及由它所带来的舒适度的年轻人，这样的“关心”让人窘迫。

于是有的年轻人开始逃避回家—哪怕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段。相比家乡的逼问，城市里的孤独已不算煎熬。

中国的现代化在不同地域呈现出明显的“代差”，同时大部分年轻人就业地点与家乡并不重合。那么，假设一个人在现代化“第五代”的城市工作，而家乡处于“第二代”的县城或乡镇，文化的纵向差异带来的心理困境就会显示出来。

“逼供”

对于在深圳工作、家乡在湖南小县城的张志豪而言，“回家”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让人恐慌的词汇。

父母是湖南西南部小县城的普通工人，每到年初二，他都要随着父母驱车前往乡下的亲戚家拜年。宽阔的公路横贯山谷，仿佛在向人们昭示着现代化已到达乡村门口。但仅仅有这条公路显然还远远不够，乡村里的人离现代思维，依然遥远。

在县城里，张志豪过得相对舒适，父母开明，从小就没有过度干涉过他的自由。一旦回乡走亲戚，他的生活就变成一种闯关游戏，年龄越大，过年回家就越发被动。对于一个27岁男青年而言，大龄、单身、無房，可谓“满身雷区”。七八姑八大姨的各种问题堪比洪水猛兽。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现在收入多少？计划买房了吗？自毕业那年起，张志豪就发现春节的主题莫名从阖家团圆转换为“亲戚逼供”。

农村的大伯总是在闲聊时搬出凳子坐在张志豪面前，从口袋里掏出牡丹牌香烟点上，在烟雾缭绕间把话锋一转，“你怎么就不去考公务员呢？在外面能混出个什么样？”亲戚们的价值观太趋同了，在经历过下岗潮这一代人的眼里，名校毕业生不如公务员，互联网的工作等于没工作，结婚要抓紧稳定最重要。而在城市里习以为常的创业、自由职业等都是他们在拼孩讨论里让人抬不起头的工作。让张志豪感到荒诞的是，他们潜意识里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任何问题。

张志豪开始慢慢地对亲戚们另一套价值观的“拷问”感到不耐烦，因为那除了是一种轰炸，在他看来还是一种侵犯。更让他沮丧的是，曾经相对开明大度的父母，面对亲戚们不断的“责问”，似乎有所动摇。那些接连不断的问题以爱的名义仿佛掐住了他的颈脖，也直接扼住了处于“舆论一线”的父母。

处境相似的还有来自广西桂林的肖黎。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在东莞工作了四年后，存钱回桂林付了首付，在随后几年里便结了婚，生了孩子。而年近三十岁在上海租房的“沪漂”肖黎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过家了，无论春节还是中秋。据他哥哥回忆，上次见到弟弟还是在自己的婚礼上，时间已经是三年前。

他常常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描述得光鲜亮丽。“但凡说了半点不好的地方，爸妈就会搬出我哥稳定的生活来跟我对比，动员我早点回家。”

“半熟人社会”

今年，张志豪被这种令人无法喘息的社群关系逼迫得不愿回家过年。

春运颠簸的困顿，返乡带来的攀比压力，婚嫁的物质压力，虽说城乡同此甘苦，但毕竟乡村更胜一筹。事实上，山清水秀、温情脉脉的农村想象更多的是一种对紧密的社群联系状态的“主观美化”，与此同时，“无视隐私和个人空间”的描述才显得更为真实客观。

山清水秀、温情脉脉的农村想象更多的是一种对紧密的社群联系状态的“主观美化”。

在张志豪的记忆里，乡村里家庭内部的私人空间几乎不存在。全家人共用的是并不宽敞的堂屋，住房安排也没有多少隐私或个人空间可言，谁都可以在任何时间走进去。有时候，外出索性连门都不锁，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反而促进了同村亲友之间的串门子。这种无目的的互访非常频繁，逢年过节常见几个老友在家中相对，分享着无话不谈的亲密。

攀比、炫耀、过度建议，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恶意，在这种紧密的社群关系之中越发明显。比如，在明知张志豪刚辞职还未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有些亲戚仍然追问收入，甚至问其什么时候在深圳买房，戏谑与讽刺毫不掩饰。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依靠熟人圈子的延伸，基本可以实现经济合作、情感交流、价值归属等需求。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进一步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依据这一理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在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 转型，基本上处于“半陌生人社会” 。而广大城市则正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转型，基本上处于“陌生人社会” 。

“陌生人社会” 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 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在深圳，张志豪渐渐熟悉了高高的天际线，习惯了深南大道上飞快地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楼群中驰过，习惯了在向上生长的居所中与他人保持距离的舒适。

肖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的父母特别喜欢叮嘱他处理好同事关系，尤其在领导面前要学会察言观色，要主动给领导搞卫生、倒茶。而他所在的公司几乎都是年轻人，尤其在上级面前，高效地完成工作远比“端茶倒水”有用得多。

就像法国作家迪迪尔·范·考韦拉尔特在《单程票》这本书中描述的一样，“在忙碌与紧张交错的时代，这一刻我才发现，故乡已经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如今，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只在回家、过年时短暂的寒暄，在沟通方面失去了共同话题。亲戚们在聊天时除了问年轻人成绩如何，工作如何，或者粗暴地过问个人生活，似乎也没有其它共同话题可以聊。在传统佳节的欢乐气氛下，见面又不能保持相顾无言默默微笑，总要找点话题来打破一下尴尬。“很难找到共同话题的情况下，只能一起看看电视，不过大家就连喜欢的电视剧都不一样。”肖黎觉得很难找到更好的“交际方式”。

相比已习惯常年不回家的肖黎，张志豪还是难以忍受“独在他乡”的寂寞。“明年还是会回去吧，在这边太孤独了。”今年春节，走在深圳杳无人烟的人行道上，张志豪被这种寂静打败，他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对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摆出一副看不惯的姿态呢？”

“我依然对那些亲戚喜欢不起来，不过我现在接受了新的东西、好的东西，理所应当应该作为一个桥梁开口传达给他们，而不该瞧不起他们。”他笑称今年没回家过年反倒让他变得更成熟了一些。

一个人在大城市过年，孤单的张志豪其实并不“孤单”。今年2月，携程发布了《2018年春节“反向过年”大数据报告》，其中列举了春节期间空城率最高的十个城市，很意外的是，深圳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之城，400万户籍人口，800万非户籍人口，空城率只是第八。留下来的人中，有多少人正在和张志豪隔空共情？

不能揭开的盖头

张志豪对于乡亲们宽容，正显示出人在大城市所具有的大视野。他知道，这是“时代问题”，而不是乡亲们在为人上出了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在地域上呈现出明显的梯度，从沿海到内陆，不同的地方走进那扇门的时间不一。从物质形态上看，三四线城市与北上广深、沿海发达城市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不过在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方面，还是存在巨大的“代差”。

工作地和家乡之间的“代差”越大，年轻人回乡的“痛苦指数”就越高。同样是春节在家乡相处，张志豪和在长沙工作的表姐交流起来就非常舒适。“个人选择可以很多元，相比之下我觉得跟他（表弟）交流反而能让我了解到更多东西。”表姐的包容心态让张志豪没有负担感，即便他们聊到的话题与乡亲所探问的内容重合，前者是在稀释焦虑，而后者在刺激焦虑。

在乡亲们面前努力闪避的，正是他焦虑的一部分，比如买房和恋爱。“在深圳工作挺好，但脱单似乎没有希望。我感觉现在已经陷入僵局，认识的一些女生都非常忙碌且高冷，深交很难。爱情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

三四线城市与北上广深、沿海发达城市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不过在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方面，还是存在巨大的“代差”。

在老家，超过25岁没结婚的，就不断被父母亲戚念叨了，而在一线城市，30岁左右单身的大有人在，有些快40了还孑然一身。 闭塞的职场环境令他们接触异性的几率大大降低，更少的交友选择加剧了他们告别单身的困境。尤其是时间上的错配，地铁拥挤不堪，吃饭全靠外卖，加班到深夜，他们真正拥有的只有工作而已。

智联招聘发布的排行榜显示，全国职场单身率为53. 56%，东莞、深圳等城市位于全国前列。没房没车、工资低、颜值低，是职场白领脱单难的“三座大山”。日常繁重的加班、无规律的休息时间、闭塞的交友渠道都是导致单身率高居不下的间接原因。同时，“宁缺毋滥”成了绝大多数不婚族的主流态度，哪怕不结婚，他们也不愿意轻易降低自己相对严格的求偶标准。

在深圳做产品经理的宋琦琦今年也没有回家过年，因为她被选为工作岗位上的“留守人员”。“平常压力也很大，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态。”最近，她惊讶地发现父母开始对新一线城市产生了偏爱，“他们建议我去成都、杭州这几个新一线城市，甚至还有无锡、宁波这些我从未去过的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在宋琦琦父母眼里，即便这些地方离家也不近，但若能同时兼顾到有品质的工作和生活，就是女儿最好的选择。

身处一线城市的张志豪时常也对其他城市的选择产生犹豫，“家里的亲戚总是问到房子的问题，可深圳的房价哪里是一个县城小青年可以奢求的，就连周边的市镇都很难企及。”表面上，大家进出高档写字楼，攒钱购买奢侈品，发出环游世界的朋友圈，生活过得特别优质。可惜，消费主义是在不断地放大跻身上层社会的幻觉，符号化的商品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刚来深圳的时候，张志豪还心存一点幻想。从小到大，学习方面没有落后过别人，信心满满的，总觉得自己肯定能在这个城市立足。后来才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经历过才知道。“在深圳，那些家里有房的朋友就像是有定海神针一般，能让他们更有勇气去放手一搏。”而张志豪，仿佛被束缚了起来，有一种压抑著的苦恼。

躺在出租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张志豪始终有些沉闷，作为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认同了现状也表现出消极：“在这里也许我永远都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自己常常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难以入睡。正因如此，就更不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