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

2018年的两会尚未闭幕，《南风窗》透视两会的封面报道“治理大变革”就已经与读者见面了。栏目聚焦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这其中锁定的主要是机构改革、防控系统性风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等。在这些可圈可点的治理大变革背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发生的观念大变革。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中，是坚持“人民至上”还是坚持“国家至上”的政治原则，这是马克思与其前人理论的根本分歧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不过，在个人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保障之前，“人民”的概念会被抽象化，从而会出现“人民至上”与“国家至上”重合，即“人权”与“皇权”重合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和40年之前的本质性差别。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充分的权利与自由并从而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也不缺少这类先进的“人民至上”理论。孟子不但有“民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现代思想，而且更强调家庭与个人在政治学中的根本性意义。他的名言是：“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与个人是国家的根本。

习近平在人大会议闭幕式上庄严承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确保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实的民主权利，让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作为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宪法赋予的公民的权利的比较到位的承诺。

正如笔者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一书中所说表述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可以闭合的循环。但是，如果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这个循环就难以完成。而依法治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宪法》规定，‘一切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使中国民主政治的三个方面有了闭合循环的可能。执政党和人民都要在法律的规范内活动。如果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放弃权力红利，勇于站在人民的背后，把目前依然十分强大的政府权力分割和围堵在这个闭合的循环之内，从而迫使其完成向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转型，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