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阿财

童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承担着传统文化启蒙与传承的最基础工作。无论是古代贤哲、伟人，还是广大普通民众都离不开童蒙文化。近代对于儿童教育与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引发了对童蒙教育的关注，进而促进蒙书研究的发展。尤其近年金滢坤教授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的努力与积极推动，童蒙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热潮滚滚，成果丰硕。

最近金教授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组织一组笔谈，由于个人曾对敦煌蒙书方面做过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发表过系列论文，出版有《敦煌蒙书研究》《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等书。滢坤仁弟要我谈谈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我唯恐却之不恭，再三思索，以为前辈时贤对于各个时代的蒙学，各个体类蒙书，乃至各种蒙书专题、项目均有良好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视角有从文献学进行整理，有从教育制度、教学理论、教材教法展开探究，也有从思想、语言或文学等等不同面向展开论述，论题宽广而多元，实在很难再有置喙的空间。基于个人多年来在研究敦煌文献之余，接触过不少相关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域外汉文文献，反复斟酌，觉得“中国蒙书在汉字文化圈的流传与发展”是一个值得投以关注的议题。因此谨就个人粗浅的随想与不成熟的观点，就此议题略谈一二。

首先，究竟什么是蒙书？有哪些内容与形式？有何特色？在汉字文化圈流传的情形与发展的概况又如何呢？

一般说来，所谓蒙书是指孩童蒙养阶段所使用的教材，盖取义于《周易》蒙卦的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所以也称为“蒙养书”。又因其教育的对象是正式入学前的小儿，因此也有称为“小儿书”的。

纵观中国古代蒙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童蒙教育主要在于识字教育与句读训练。其使用的蒙书率以字书为主，内容单纯；大抵上是“以类相从”的歌括式识字类蒙书，其后种类渐多，体式不一，可惜今天大多亡佚，仅有《急就章》与《千字文》还流传于世。第二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蒙学较前发达，蒙书在前期既有的基础上更为扩展；由原有识字教材，衍生出道德、知识、应用等各类教材，林林种种，不一而足。第三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随着教育普及与印刷术的发达，童蒙教材越来越丰富，体系也逐渐广泛而完备；在体裁、样式上，更是推陈出新，多变多样，同时还大量输出到东亚各周边国家。直至清末民初，由于新学的发展，新制学校的兴起，新式教材大为普及，蒙学与蒙书才逐渐式微。

回顾中国传统蒙书的发展与流变，可粗略地归纳出以下几点特色，即：识字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合；形式体制多因时、因地而制宜；内容雅俗共赏，不拘年龄；整体综合性、概括性强，深具传承性与实用性；编撰多符合学习心理。且多因需求而随时增补，样式翻新，流行广远。

众所皆知，蒙书编撰的目的与功能，主要在于作为启蒙教育的教材，但个人以为蒙书的实际价值则远远超乎小儿书教材的角色。传统上，蒙书施教的对象是学龄前的儿童，其次是失学的儿童，再次是一般成人实用的补习教育。因为学习时间短或零散，所以内容、篇幅都较为短小，有别于正规教育高文典册之部帙篇卷繁多；而内容则以易学实用为要，大多概括提炼，且极富精警切时。因此，虽非正规教育用书，却在广大民间普遍流行，左右着民间的基础知识与价值观、道德观，深入一般百姓的生活文化中，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有些蒙书的内涵已从单纯的识字教育及一般名物辨识、知识传播，扩及到语言、文化、思想、道德及处世哲学等诸多面向，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底层核心。如著名的《千字文》《三字经》等一类歌括式综合教育型蒙书；或《蒙求》一类人物典故式的蒙书；或《明心宝鉴》一类经典名言警句类抄式，用以教示立身行道的蒙书。这些蒙书不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而且在历代汉字文化圈广为流传，成为各国各族认知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

以汉字作为书写与阅读工具的地区，我们称为汉字文化圈。它主要包括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和高昌、西夏、辽、金等割据政权，以及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越南等周边国家和民族。长久以来，汉字在这些地区一直相当流行，不但作为书面表达与沟通的工具，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汉文作品。汉字在这些国家的使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衰退。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汉文文献在汉字文化圈的发展也存在着接受与衍变的历程，蒙书的影响是过去大家较少留意的议题。

中国蒙书种类繁多，不同时代各有流行，体式也与时俱进，而内容多因地因时制宜。西北周边各国乃至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蒙书的传播，因应不同环境与实际需求而各有选择。其取舍原则大抵着眼于尊时尚，重实用，讲效率。在此原则下，综合性识字类的蒙书自然为其首选，如《千字文》《三字经》；其次为德行教化类的蒙书，如《明心宝鉴》；作文习诗的蒙书则又居次，如《蒙求》。

以下就以《千字文》和《蒙求》为例，谈谈在晋唐以来到明清时期，北方、西北地区及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对于中国传统蒙书的流传与发展的情形。

梁周兴嗣《千字文》是隋唐五代时期启蒙识字、习字最主要的教材。以其综合性的内容，概括凝炼中华文明的精华，长期以来不仅在中土广为流行，更跨出国界，传播到周边国家，成为各国学习汉字、汉文与汉文化最为便捷而有效的载体；更是汉字文化圈诸国蒙书传播的共相与主流。

敦煌文献中存有多达150多件的《千字文》写本，书写字体有工整，有拙劣；书写者身份有名家士子，也有学郎幼童。既有儿童涂鸭的习字，也有临写名家的真书、草书；同时又有帮助诵习而作的注解本与音注本，甚至还有为不同民族学习汉文而编的藏汉对照本等各样本子的出现。西北的高昌地区《千字文》写本遗存也不少，据吐鲁番文书统计，约有70多件，其中有麹氏高昌王国时期(499—640)写本。这些写本大抵为当地学生的习字，足见《千字文》是当时当地蒙学教育流行的用书。充分显示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原甚至远在西陲敦煌吐鲁番地区风行的盛况。

宋元明清，尽管新编的各类蒙书层出不穷，但《千字文》的流传还是最为广泛。宋代还流传到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

根据日本《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应神十六年(285)，百济人王仁曾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到日本，相传这是汉字传入日本的开始。这个成为日人学习汉字教材的《千字文》不会是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应该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千字文》。

隋唐以后周兴嗣《千字文》传入日本，很快成为奈良贵族习字学文的重要范本。平安时代贞观十七年(875)以后，日本朝廷的读书活动开始采用《千字文》，贵族家庭教育、大学寮、地方的国学教育，也都以《千字文》作为重要教材。12世纪初年，博学博士三善为康曾仿照周兴嗣之作编撰了《续千字文》，这本续编深获当时平安贵族的赞赏并认为是一部文学杰作。

镰仓、室町的五山时期(1192 -1602)佛教寺院里的世俗教育，《千字文》也常常被用作课本。近世重视教育的年代里，《千字文》的学习更是蔚然成风，出现了许多刊本。而且有用日语解释的《千字文国字》(1765年刊)，研究的《千字文考证》(1790年刊)等一类著作的出现。

《千字文》歌括形式，好懂易记，可以寓思想灌输于识字、习字之中，效果良好；在日本多有仿效体制之编撰，除前述三善为康编的《续千字文》外，有以传播道德人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如江户以来的《幼学千字文》《女千字文》等。也有传达日本历史文化教育之作，如江户时代贝原益轩(1630—1714)的《本朝千字文》，其开头便是日本的开国神话：“日本开辟，谓国常立。诺册二神，夫妇之根。”叙述奈良时代的史实则说：“舍撰《书纪》，桔辑《万叶》，帝建分寺，后造浴室。吉备归唐，化乃假名。”结尾说：“邦域繁昌，余光无疆。历史提要，劝惩捷径。诫乎童儿，勤哉习读。”还有惟宗时俊编的《医家千字文》(1293年写，江户时代出版)。社会生活方面的有《世话千字文》(1717年刊)等等。主要集中在江户时代，种类数量之多，几乎不亚于明清时代的中国。

据尾形裕康《我国における千字文の教育史的研究》的统计，仿照周兴嗣《千字文》编写而在日本以写本或刻本流传的“异系千字文”，总计有14种，29部之多。此外，还有《消息千字文》《书史千字文》《新令千字文》等改编、仿作；即使到了明治时期，也还有著名学者中村敬宇(1832—1891)以自传诗的形式撰写了《自叙千字文》。

《千字文》传入韩国很早，而且长久以来被用作学习汉字与认识汉文化的教材，至今仍然流行，影响深远。出现有不少音注、图解、续编等著作。如明治33年(1900)荒浪平治郎以韩国传世《三国千字文》为原本，辅以日语及汉语编撰了一本多语言字典。这本书先胪列日、韩《千字文》，然后专章列出清音《千字文》，每字均有假名标音。其中《三国千字文》方便学生学习和掌握汉字读音。此外，有奇一著、李昌植述的《牖蒙千字》(1903)，赵庆勣注解并手书《图像注解千字文》(大正六年1917)在京城印行，金泰《续千字文》(昭和十五年1940)，高裕相《图形千字文》(1922)等，这些是仿效《千字文》体制编撰的发展表现。特别是金焕昌《史考千字文》采《千字文》形式来记述自主期本国历史，如“亚洲东幅，日我朝鲜。维国创始，檀木降仙”，明显地呈现急欲突出本国主体意识的意图。

《千字文》何时传入越南，虽不可考，但在明清时期越南已有不少《千字文》音解、翻译的出现，可以推知明代以前越南已有《千字文》的流传。据《越南汉喃古籍文献目录提要》载，汉喃研究院藏有《千字文解音》成泰庚寅年(1890)印本、维新三年(1909)印本增加越南文注音，周兴嗣《千字文》喃译本。

从上面的说明可知《千字文》确实是众多蒙书在汉字文化圈流传的首选。推究原因，大抵因为《千字文》的首尾连贯，内容丰富，包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方位名物等，既可让学童在有限的篇幅中获取广博的文化知识；又可透过谐美的音韵，使学童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又深具阅读实用性的一千个常用字，条理系统有致，形式整齐优美，还能囊括汉字基本结构与笔画，加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迹，历代诸家的临摹，更可作为习字典范。换句话说，《千字文》内容、形式的特色与识字、习字的功能，相得益彰，凝炼概括，系统性强，自然成为各国学习汉文化的最佳选择。

接着谈谈唐李翰(约760前后在世)所撰写的《蒙求》。这本书的书名盖取自于《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蒙书。这本蒙书在宋代特别风行，不过原作早已失传，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透过后人的补注所保存的，原貌已不易得知了。

事实上，《蒙求》的成书，最初是用来作为家庭教育读本的，由于效果卓著，当时引来李华替他作序，后来李良又将这本书推荐给唐玄宗皇帝。在当时这本书已经出现了续书与仿作，如《新唐书·艺文志》便著录有王范《续蒙求》、白廷翰《唐蒙求》等。今敦煌文献中保存有P.2710《蒙求》白文写本一件，敦煌研究院藏敦研95号及法藏P.4877二件是唐代古注《蒙求》写本。另外，晚唐诗人杜荀鹤《赠李镡》诗中描述其友人李镡在避难中仍不忘以《蒙求》教授小儿。这都说明晚唐五代时《蒙求》已流传至相距数千里外西北边陲的敦煌和江南的扬州，可见其流传范围之广。到了宋代，《蒙求》更是“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流风所及，还影响到周边的辽及西夏。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发现有雕版印刷的《蒙求》。这是刊印于辽兴宗重熙(1032—1055)之后，是珍贵的辽代刻本，也是现存最早的《蒙求》刻本。保存了《蒙求》正文的大部分内容，且附有《音义》，均为敦煌出土《蒙求》抄本所缺的内容，与传世补注本也多所不同，当更接近《蒙求》的原貌。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在第三次中亚考古中也发现有西夏的汉文写本《蒙求》残页。

至于东亚的日、韩等国，《蒙求》也曾流传。尤其是日本，既流传有《蒙求》，又有唐注《蒙求》写本，不仅有传抄，更有和刻及笺注、校订的出版。日本现存有关《蒙求》最早的记载是平安时代的史书《日本三代实录》，书中记载阳成天皇元庆二年(878)八月二十五日，天皇的弟弟贞保亲王在披香舍开读《蒙求》，由从四位下行式部大辅兼美浓权守橘朝臣广相侍读。读后还小会置宴，许多文臣与会，并且赋诗。可见阅读《蒙求》是当时贵族文人圈中重要的汉学素养，赋诗为文常用的参考。12世纪末，日本由贵族社会的平安时代进入到武家政治的镰仓时代，社会环境变迁，《蒙求》的受众也由贵族阶层扩大到武士及僧侣。室町时代(1338—1573)，宋代徐子光补注本《蒙求》也传入日本，随后出现日本学者所作的《蒙求》补注，且有逐渐取代早期古注本的趋势；更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补注本《蒙求》的刊行，使写本形式流传的古注本最终趋于亡佚。

《蒙求》在日本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近代，江户时代(1603—1868)《蒙求》的受众甚至扩大到一般庶民阶层。之后《蒙求》的仿作大量涌现，明治维新后，仍然风潮不断，现存《蒙求》仿作大约不下40 部。除仿作外，还有视《蒙求》为汉学典籍而加以研究的，如林罗山《蒙求官职考》、宇都宫由的《蒙求爵位考》《蒙求详说》、塘陀山《蒙求启发》等十多种著作。其对《蒙求》的重视，绝不亚于原著产地的中国本土。

此外，平安时代的《枕草子》《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唐物语》等作品中都能见到摄取《蒙求》内容为素材的文艺创作表现。镰仓时代源光(1163—1244)的《蒙求和歌》选取250多则《蒙求》故事，依照和歌集的传统部类编排，将每则故事译成日文再配以和歌。这种将《蒙求》积极日本化的尝试，是《蒙求》在日本的被接受，而且是与日本文化交融的具体呈现。甚至日本中小学毕业歌词中的“萤之光，窗之雪”，也是取自《蒙求》“车胤聚萤”“孙康映雪”，凸显了中国文化传播经由蒙书在各国所发挥的深远影响。

中国蒙书原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大家习以为常，虽不如一般经、史、子、集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所重视，然却始终在文化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以来，高昌、西夏与辽等周边政权，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度里，蒙书被奉为学习汉字、汉文、汉文化的宝典，不断出现转抄、翻刻、注释、改编与仿作。

我们从这些流传与发展的文化现象来观察，可以了解蒙书输出到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后，受到这些输入国各界的接受。初期产生传抄、翻刻；进而为了力求讲解，或帮助阅读学习，而有批注、图绘的出现；乃至到熟习这些蒙书之后，又因为输入国生活环境与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社会需求，也就开始有针对中国传统蒙书进行补编与改编的出现。甚至自主性的以本国、本族的文化思维为主体的新编自撰，跳脱中国蒙书形式体制的模仿窠臼，对于传统蒙书不再沿用，也不再依傍，更不迁就中国蒙书传统的内容。这种由中国蒙书所承担的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特殊现象，实在是传统蒙书编撰初衷始料未及的另一新景象，这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特殊展现，实有待进一步的开发与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