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梓

全部教育教学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和如何教学三个方面。这其中，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通常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在各个时代普遍适用。这也就是说，一些有效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会被人们一直尊奉和坚守；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也难以克服。比如，距今2300多年的《学记》所提出的长善救失、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在现今依然有意义；而“教之所由废”的发然后禁、时过然后学、杂施而不孙、独学而无友、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和“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的“学者四失”，问题迄今依然存在。

至于教或学什么，往往从属于为什么教或学，或者说，教学的内容是由为什么而教学决定的。而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迥然异趣。一般的情形是，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教学用的教材已经与此前大相径庭。

根据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划分为周秦两汉六朝、隋唐五代两宋和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显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按照王朝的自然更代，而是依据传统启蒙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出的。因为这三个阶段，传统启蒙教育的教育目的不同，教学内容有别，分别主要是识字教育、各类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

一、周秦两汉六朝时期：识字教育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王筠：《教童子法》，见《蒙学要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识字是启蒙教育最基础的工作。在开始读书之前，“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页。，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普遍做法，也是传统启蒙教育的经验总结。不仅如此，我国传统启蒙教育在起步之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集中于识字教育。可以说，在隋唐以前，启蒙教育毫不旁骛地专心做着一件事，那就是识字。

这一时期的启蒙教育，分为特征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一是周秦两汉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数量有限，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脱胎于《史籀篇》，在《苍颉篇》的名义下演化，而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史籀篇》是现在可考的我国最早的蒙书。这部书早已不存，有关它的书名、作者、成书时代、字数、字体、编写体例，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汉代学者刘向、刘歆、班固、许慎都认为，《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时的太史籀。两千年来，学者们沿袭此说，没有异议。王国维认为：这其实是汉朝人“不知太史籀书，乃周世之成语，以首句名篇，又古书之通例”所造成的错误。具体地说，王国维认为此书的开篇句是“太史籀书”，汉朝人把这句话错误地理解成了“太史籀的书”。实际上，“籀”是“讽读、讽诵”的意思，“太史籀书”的意思是“太史读书”。《史籀篇》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而且是大家一致认可的：第一，它是“字书之祖”*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见《观堂集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1页。；第二，它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1页。。

关于《苍颉篇》，既有残篇断简存留，又有《汉书·艺文志》的详细说明，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要更加清楚一些：“《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可见，《苍颉篇》有两部，一是秦丞相李斯所作，只有七章；另一种是汉初乡村启蒙老师合辑秦朝的三部字书，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并重、断字分章而成，多至55章。

《苍颉篇》成篇之后，同时成为其它字书的取材依据。《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1页。其中以《急就篇》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它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书。全书2144字，分为34章。所以要分章，是由于教学的需要，与我们现在分第几课相同。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 它“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成篇后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元成之间，列于秘府”，在社会上流传得就更广。尽管“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颜师古：《急就篇原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3册《急就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成为东汉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蒙书。

周秦两汉时期的蒙书都是识字读物，从“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到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而成的《苍颉篇》，从“立语总事，以便小学”的《凡将篇》，到“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的《急就篇》，都是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说文解字》之前，所有的字书都曾经用作蒙书。而且，由《汉书·艺文志》的叙述可知，我国早期的这批蒙书，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承关系，如《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均取材于《史籀篇》，而《急就篇》和《元尚篇》，又取材于《苍颉篇》，而《十三章》和《滂喜篇》则是《训纂篇》的续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有蒙书，依然都是识字教材。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些蒙书之间，不再有因承关系，不再有一个单一的发展线索，而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发展格局，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但识字的性质没有变化。比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晋下邳内史王义的《小学篇》一卷、晋高凉太守杨方的《少学》九卷、无名氏的《始学》一卷、吴侍中朱育的《幼学》二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的《启蒙记》三卷。从书名上看，这些书的启蒙性质非常明显，它们被著录在经部小学类，在《急就章》即《急就篇》到《千字文》之间，字书的性质非常清楚。《隋书·经籍志》除在经部小学类著录晋著作郎束皙的《发蒙记》一卷之外，又在史部地理类互著，并注明为“载物产之异”，可见它具有双重的性质。蔡邕的“《劝学》一卷”，著录在无名氏的《始学》和束皙的《发蒙记》之间，可知它既具有识字的功效，又具有劝学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一些蒙书，很多直接用“杂字”、“要用字”等命名。这类读物主要有东汉郭显卿的《杂字指》、晋李彤的《字指》、宋谢康乐的《要字苑》、晋殷仲堪的《常用字训》、梁邹诞生的《要用字对误》、隋王劭的《俗语难字》、李少通的《杂字要》等。如果说它们启蒙的性质有些隐晦不彰的话，那么识字读物的性质就更加凸显。

虽然隋唐以前的所有蒙书都具有识字的性质，无一例外，但有两个特例需要予以讨论：一是《弟子职》，一是《千字文》。

《弟子职》是今本托名管仲所著的《管子》中的第五十九篇，《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道家类中，著录了“《子》八十六篇”之外，又在六艺略孝经类中，著录了“《弟子职》一篇”及“《说》三篇”，郑玄的《曲礼注》也曾引用，可见此篇在汉代曾单行。全篇用四言韵语写成，记弟子事先生之礼，包括蚤作、受业、对客、馔馈、乃食、洒扫、执烛、请衽、退习等内容。

关于《弟子职》的性质，历代学者有表述不同、意思相近的说法。朱熹说它“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篇第目录，《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朱长春说：“《弟子职》是古左塾师学规，以养蒙求者，故韵格相协，便于童儿课读。……此专属书堂教条，子游示洒扫应对进退，此足略具格式矣。”*黄彭年：《弟子职考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1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清代的庄述祖则说：“《弟子职》在《管子》书，古者家塾教子弟之法。……记弟子事师之仪节，受业之次叙，亦《曲礼》、《少仪》之支流余裔也。”*庄述祖：《弟子职集解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12册，第265页。今人郭沫若则认为：“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孟宪成：《中国古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我们认为，《弟子职》是学规学则，而且是关于童蒙的，否则就不必有那么详尽的细节，与后来的《蒙养礼》《家塾常仪》《重订训学良规》等一样，只不过是为了便于童蒙掌握和记忆，所以用韵语写成，与作为教材的蒙书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通常把《千字文》看做是识字读本，实际上它是习字教材，也就是说，从编写的目的来看，它的功用是为了练习把字写好，而不是为了识字：“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李绰：《尚书故实》，《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页。可见，梁武帝是为了“教诸王书”，而不是“教诸王字”，否则，也就用不着让人“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但这一千个不重的字，实际上也是识字的绝好材料，所以，它流传开来之后，也被普遍用作识字教材。在敦煌文献中，《千字文》的写本多达近50个卷子，并有不少是儿童习字作业的写卷，可知其兼具识字和习字的双重功用。至于用作计数的工具，则是明清时期的事情。

二、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知识教育

在中国蒙书发展史上，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一个转折和过渡时期。一方面，受前一个阶段发展惯性的影响，识字类的蒙书仍然占有很大的份量；另一方面，蒙书突破了过去那种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在传统的识字读本之外，又创编了一些形式新、内容更是全新的蒙书。

在教学实践中，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启蒙教育，不仅利用旧有的识字蒙书，诸如《急就篇》，尤其是《千字文》，而且新编了很多有特色的识字读本，如《俗务要名林》《碎金》《杂集时用要字》等，而《开蒙要训》和《百家姓》两书，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代表。《百家姓》在后世广为流传，为人所熟知，以至于和《三字经》《千字文》并驾齐驱，大行于世。《开蒙要训》早已佚失，借敦煌石室卷子的发现，我们才能一睹它的原貌。但它的作者不详，撰作时代也难以考证。由于《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此书，四个敦煌卷子中注明的抄写时代，均属于晚唐和五代时期，我们认为它作于唐代的可能性很大。它以四字一句、整齐押韵的形式，依次介绍山岳河海、君臣宴乐、歌舞乐器、道德人伦、衣饰寝处、身体疾病、铁器工具、动作操持、饮食烹调、树木瓜果、鸟兽虫鱼、六畜弓矢等内容。它以“开蒙”名篇，启蒙的性质非常明显；除了首尾少数几句连贯可读、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之外，主干部分堆砌诸如“讽诵吟咏”、“箧簏箱柜”、“齿舌唇口”、“珊瑚琉璃”、“骂詈嗔责”、“凤凰鸡鸭”、“豺狼驴马”等文字，语义不连贯，有“分别部居”的味道。它收录了许多日常所用的俗语俗字，文辞不是很雅驯，组织得也有些呆板，但有很强的实用性。

历史教学一直是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历史类的蒙书，而且体裁多样。归纳而言，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通过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借以表达思想感情和议论见解的“咏史诗体”。如唐代胡曾的《咏史诗》，以150首七绝这样一种非常新颖而浅显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博学”所必备的历史知识。二是通常限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四字一句的“千字文体”，如宋朝胡寅的《叙古千文》。朱熹曾予以“表揭”，说它“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朱熹： 《叙古千文》跋，《千字文》，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02页。。三是“类而偶之，联而韵之”，即用形式整齐的韵语写成，并且前后句对偶，或者只是单纯地取“童蒙求我”之义的“蒙求体”。继唐朝李翰的《蒙求》之后，两宋时期王邹彦有《春秋蒙求》，王舜俞、杨彦龄、吴化龙分别有《左氏蒙求》，刘珏有《两汉蒙求》，柳正夫有《西汉蒙求》，佚名有《汉臣蒙求》《三国蒙求》《晋蒙求》，程俱有《南北史蒙求》，白廷翰有《唐蒙求》，宋朝的范镇有《本朝蒙求》，徐子复有《圣宋蒙求》。此外，宋黄日新的《通鉴韵语》，“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郡斋读书附志》，《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3页。。宋文济道的《左氏纲领》，“排比事实为俪句，《蒙求》之类也”*《郡斋读书志》卷14，《郡斋读书志校正》，第674页。。宋戴迅的《晋史属辞》，“用蒙求体以类晋事”*《文献通考·经籍考》卷5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3页。。佚名的《唐史属辞》，与《两汉蒙求》《南北史蒙求》，“皆效李瀚”*《郡斋读书志》卷14，《郡斋读书志校正》，第676页。。数量之多，难以枚举，是历史类蒙书的大宗。四是形式整齐、押韵便读、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的“歌诀体”。如宋朝杨简的《历代诗》，共有诗20首，有的是五言，有的是七言，句数的多少各不相同；主要是介绍帝王世系，而很少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用四言韵语写成，篇幅长达一万多字，除了王朝更替、帝王世系之外，也简略介绍各种重大事件，乃至文化业绩。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显学。宋元时期是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学者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所以有理学或性理学这样的名称。经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学的基本观点虽然颇为晦涩难懂，但不少人尤其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试图用童蒙可以接受的形式，施之于启蒙教育，为此编写了不少蒙书。比如，朱熹的《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上自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见《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页。今本100首，均用七言写成，始于《天》，而以《闻知》终。又有《性理吟》七律49首，也题为朱熹所撰，旧时与《训蒙绝句》并行于世，但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作。

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陈淳，除了《经学启蒙》之外，还有《初学经训》，前者“集经书中语，启童蒙往学圣”，后者“檃栝经书训语，举群圣为标准，训之使养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为主”*熊大年：《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1页。。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则有《训蒙理诗》，“咏天地、日月、四时、八节、人物、人伦为六篇，训之使其耳目习熟，由粗入精”*熊大年：《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第201页。。此外，朱熹的学生和女婿黄榦的再传弟子王柏编写的《伊洛精义》，“辑伊洛诸大儒训释经书中精义要语，末则归道学大明之功于朱子，训之以为它日穷理基本”*熊大年：《养蒙大训》目录，《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第201页。。以四言一句的形式，解说理学的概念和基本观点。朱熹的学生程端蒙所撰《毓蒙明训》，用四言写成，全篇有155句，主要内容是讲官员的职守、忠奸善恶的分别和国家政治的盛衰危亡，集中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观，有很厚重的理学色彩。程端蒙首先撰作、宋元之际的程若庸又广为增订、明初的朱升增加“善”字一条的《性理字训》，每句4字，每条少或2句，多则8句，这个“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无此体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46页。的读本，专门阐释性理概念。由于人们视之为“经学之总，修为之次第具焉”，或“它日造道穷源，皆由是出”，所以旧时颇为风行。元代的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卷首，就告诫教子弟者，在小儿八岁未入学以前，先读《性理字训》，每天读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除了识字、历史、经学性理教育三大宗的蒙书之外，隋唐五代两宋时期蒙书，还有多方面的内容。真德秀的《对偶启蒙》虽然早已佚失，内容无从知晓，但从名题上看，可知它是《声律发蒙》《训蒙骈句》《启蒙对偶》之类的先声。至于诗歌类的蒙书，除了宋周子益的《训蒙省题诗》、宋寿翁的《省题诗》等之外，更有著名的题为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宋刘克庄辑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等。天文则有题为丹元子的《步天歌》，算学则有《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求一指蒙算术玄要》《发蒙算经》，医学则有宋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各种名物常识则有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等。至于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则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可以看作是古代士人知识结构的缩影。作者在自序中说：“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已。”*王应麟：《小学绀珠》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可以看作是古人追求博学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

托王应麟之名、实则为同时期人区适子所编写的《三字经》，与《小学绀珠》性质和形式近似，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以数为纲”编排，即用数字式的题目对知识的主题作出提示性概括，如“三才”、“三光”、“四时”、“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然后详细列出具体的知识内容。它是一篇劝学文献，但它不仅强调学习的必要，不只是劝人向学，而是具体指出了学习的内容，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要学什么，其中包括算数、经典、历史以及百科知识和历史上的勤学事例。《三字经》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为主，使得这篇文献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传统的伦理道德日渐陈腐之时，它也依然能成为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有效入门书。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发生发展的时期，从唐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科举时代。科举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全社会都高度瞩目科举。有一分天份的子弟，往往被寄予家族的厚望，以“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英]莱芒·道逊著，金星男译：《中华帝国的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 页。，肩负向科举发起冲刺、以光大门楣的重任。然而，要在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一帆风顺，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高奏凯歌，就必须具备杜林所说的“中国式的博学”，或者韦伯所谓的中国“文人的修养”。这包括熟读乃至背诵《四书》《五经》全文，通晓历史、擅长写作策论，能作诗填词。*参见[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步入仕途之后，为了独立处理形形色色而又不同类型的各种问题，一个宰制一方、肩负重任的官员，必须知识渊博，做事干练，具备全方位的素养，而不只是拥有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刘知几在《史通》中说：“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古人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博识多知，才能“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这是导致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蒙书，以教学各种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三、元明清时期：道德教育

元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兴盛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各类学塾遍地开花，各种蒙书大量涌现，有通行全国的，有适应于特定地区的，有限于某一学塾的，更有专门为某个特定的孩子之需而编写的。如王守仁的《示宪儿》或《训儿篇》，具有家训和蒙书的双重性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传统蒙书和有关蒙学的著述大约有1300种，其中绝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蒙书的内容在越来越广的同时，分类专写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道德伦理、经学性理、历史知识、典章制度、诗词歌赋乃至天地山川、姓氏名物、历法算学、医药科技等。其中，有关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的蒙书则最为繁富，除了在综合类的蒙书中有所涉及之外，还有众多的专书介绍。

为了养成童蒙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时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蒙书。就其体裁而论，就多种多样。其中有形式整齐、押韵便读的韵语体，如《幼仪杂箴》《弟子规》《蒙养诗教》《小学诗》《小学韵语》《童蒙须知韵语》《伦理学歌》《节韵幼仪》《四字经》《教儿经》等，还有不少教诫女德的蒙书，如《女儿经》《闺门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也有尽量贴近儿童口语的“小儿语体”，如《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小儿语》《小儿语补》《老学究语》《家常语》等；还有广泛采录经传子史中的格言至论，兼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言谚语的格言谚语体，如《增广贤文》《名贤集》《一法通》《治家格言》等；用语体文编成的散文体的蒙书，虽然不顾及儿童的特点，不适合儿童的兴趣，在启蒙的课堂上难以流传开来，但也著述不乏，如《童子礼》《仪小经》《初学备忘》等。

在很多综合性的蒙书中，也都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清中期刘沅的《蒙训》(又名《槐轩蒙训》)，内容与《三字经》近似，主要传授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但也有大段篇幅涉及伦理道德：“未生性即心，既生拘气质，以人合天心，养性最为急。性是天之根，命是地之质，分之名五常，其实一性毕。仁义礼智信，为人当体贴，慎之在一心，言行要修饬。大者在五伦，君臣尊卑别，父母即是天，兄弟如手足。夫妇要谐和，朋友忠信切，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在知识性的叙述中，夹杂有厚重的伦理色彩。如在介绍历史知识后这样说：“旷观古今来，兴衰如旦夕，有德则昌荣，无德则消灭。苍天爱生民，亶聪建皇极，念念体天心，乃是人君职。”在介绍传统的文人雅艺时，是这样表述的：“近人重章词，词章何可蔑？忠孝为本源，文章光日月。诗以道性情，天籁岂容閟？心正而身修，风雅无人及。若但务淫夸，悖逆伤天德。书法泄菁华，圣人递造作，可以正人伦，可以详物则。点画要分明，六体循古法，无德徒精工，术艺亦何益？世上万千途，修己治人毕，己正亦正人，礼乐文为集。文莫吾犹人，躬行须心得，责在君亲师，养教功能密。世无圣人师，学述遂衰息，天理与人情，临政多忽略。”所有的“艺”，都立足于“道”，一句“无德徒精工，术艺亦何益”，典型地传达了道与艺的关系。一反《三字经》以介绍知识为主的做法，清佚名所作的《四字经》，专讲为人处世、孝亲敬长之事。

这一时期的启蒙教育，之所以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与朱熹的主张和倡导有关。

我国传统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而没有中学，更没有初中和高中之分。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小学和大学的分界，根据的是年龄，即“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朱熹显然注意到了在入学的年龄问题上，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硬性规定，实际上存在着或早或晚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像前代学者那样，在大小学的年龄问题上做文章，更多地是根据小学和大学不同的教学内容，而将二者区别开来。

在朱熹看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进入大学以后，则是“教之以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朱子语类》卷7，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4页。小学阶段学是什么，大学阶段则要弄明白为什么；小学阶段是要知其然，大学阶段则必须追究所以然；小学要掌握的是形而下的事，而大学要弄明白的是形而上的理。小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小学，就是因为它与学生较小的年龄相适应，教的都是一些浅显、具体而微的事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洒扫应对之类的事情。“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张伯行： 《小学辑说》，见《蒙学要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就是因为要引导学生透过事情的表象，深入其本质，搞清楚事情背后深奥的大道理。清初学者陆世仪显然理解并赞同这一说法，他予以引申发挥说：“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陆世仪： 《论小学》，见《蒙学要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朱熹所谓的事，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指孝弟忠信、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归结到一点，就是儿童日常生活的规范。朱熹认为，一个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只要按照要求，依照规范，哪怕是依样画葫芦地把事亲敬长、待人接物的具体事宜掌握了，就能养成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就模铸了一个“圣贤”的坯璞，也就完成了启蒙教育的使命。

元明清时期，朱学不仅是整个社会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想，而且是具有权威性质的官方哲学。从元代开始，读朱子之书，学朱子之学，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风气，而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时尚。“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齐民之子，莫不家传而人诵。”*冯福京：《翁洲书院记》，见《大德昌国州志》卷2，《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6页。“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东山存稿》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287页。“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虞集：《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3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515页。不仅是读朱子之书，学朱子之学，而且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朱学甚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人情役于所利，风俗变乎所尚。”在这种情势下，朱熹有关启蒙教育使命的论述，也就在元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中得到具体落实，从而给这一时期的蒙书编写烙下了深重的印记。启蒙教育中也就特别注重道德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比如，清朝万斛泉在《童蒙须知韵语》之《杂细事宜》其六中说：“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皆置案，须令常整齐。”其十四则是：“凡从长者行，步履须安妥。行居路之右，住必居之左。”种种规定极其详实，非常具体。胡的《蒙养诗教》，以七言律诗的形式，全面规范了童蒙的立行坐卧、穿衣吃饭、事亲敬长、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细而至于静声敛气、便溺时的方位等，都有规定。大量的有关伦理道德尤其是规范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蒙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类蒙书，以《弟子规》最为典型。

传统启蒙教育特别是作为启蒙教材的蒙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非常有效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领略到特定时期的文化风貌，感受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把握这个时代的脉动，倾听到这个时代的心声，读懂这个时代的精神。或者说，传统蒙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是一个时期文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了解传统蒙书的发展及阶段性特征，既是把握传统文化流变的一个有效视角，也是整体把握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准确认识传统启蒙教育最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