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昇

一

近年来，国内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十分关注，激发众多家长认真而且深入地思考教育问题。

教育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家族的赓续，直至个人的为人处世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因此，自古以来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家为基础，从家到聚落，再到国家，一圈一圈地扩大。无论是文化的传承弘扬，还是家庭到国家的治理，最基本的落点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从学习做人开始，直至治理国家，同样是一圈一圈地扩展开去，亦即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重视人的培养，以人为本。人的教育从小抓起，从家庭教育开始。孔子曾经对其子孔鲤的庭训故事，脍炙人口，成为讲家训的经典故事。古人从自己一生奋斗的经历和对于历史的总结，明白一条根本性的道理，那就是大到民族，小到家族，绵延不绝的关键在于人的培养，只要人才辈出，就一定长盛不衰。

刘邦是帝制时代起自底层的创业者，他出身于乡村，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年轻时耽于酒色，恰逢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反文化的潮流，刘邦非常兴奋，认定读书无用，一心想凭借武力平定天下。多年的艰苦作战，以及汉朝建立以后的各项制度建设，让刘邦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升。刘邦晚年的内外政治形势都不乐观，外有叛乱，内有吕后，后嗣软弱，忧愁有加。然而，刘邦在临终前写给惠帝的遗书里面，回顾自己的一生，留下最重要的领悟：“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清)严可均辑，任雪芳审订：《全汉文》卷1《手敕太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刘邦给后继者的遗训是抛弃读书无用的谬论，好好读书。因为这条遗教，刘邦的家族发生了重大转型，子嗣不再以无文为荣，惠帝以下，一代比一代文化更强，到武帝时代，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开昌盛大局。汉元帝为太子之时，曾经劝谏其父宣帝不要过于用刑，应该多用儒生。后人难以想象一个反文化的家族如此迅速且彻底的转型。正因为如此，所以，西汉皇室在中国古代皇族中称得上强盛，历代皇帝都不弱，故其政权长期稳固，社会持续发展，汉朝深入人心，其国族认同遂形成“汉族”。

刘邦家族成功的转型，说明文化教育对于一个家族至关重要，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强大的支持。因此，开启童蒙，建立良好的家训，是教育的初阶，也是培养国之栋梁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二

开启童蒙始于家庭教育。然而，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现实相当严峻。

首先，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维持了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家庭，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推行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已经面貌皆非了。现在的家庭基本上是由父母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爷爷奶奶这一辈是经历过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后的老人，把千年的传统破除得差不多了；父母这一辈在青少年阶段没有接受过多少传统教育，对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家教相当陌生。这样的两代人一起抚育新生的独生子女，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教育孩子。因为是独苗，无论如何都得保证养大养好，而且还寄托了父母以上好几代人的希望，要他们长大后圆祖辈的梦想，便把全部的宝都押在孩子身上，唯恐他们身体不够强壮，恨不得把最好的营养补品都塞进孩子的嘴里，对于他们的各种要求都尽量去满足，简直到了予取予求、百依百顺的程度，普遍养成了孩子唯我独尊，以为这个世界都得听从我，独占欲望强烈，看不起别人，没有礼貌。

其次，现在的学校教育过分强调知识的灌输，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和理念。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教育的内容如“六艺”所示，为礼、乐、射、御、书、数。礼讲的是规矩，是做人与入世的根本；乐是与人相处之道，基本精神是和睦。这两条是文，射和御则是武，通过尚武培育刚强坚韧的意志。书和数是做事的基本技能。六艺培养的是文武双全的务实人才。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过于强调知识，全社会对于知识灌输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小学入学，不懂得几百个汉字，讲一口英语，甚至运算加减乘除，往往会被好学校拒之门外。人们发现学校入学是越初级越难，大学不如高中，高中不如初中，初中不如小学，而进什么小学几乎决定了后面的人生。这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称得上正常吗？我们的家长欢迎这种情况吗？显然不是，他们也是无可奈何，不知道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孔丘，(清)刘宝楠正义：《论语正义》卷2《为政第二》，收入《诸子集成新编》(第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63页。。这几句话，耳熟能详。但是，大多数的人有意无意把第一句给漏掉了，那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明白怎么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该不会是孔子讲错了吧。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下《史记》，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就之大，少有人能够与之比肩，可他自称是“年十岁则诵古文”*(汉)司马迁撰，(宋)裴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293页。，大约也是十多岁才读书学习的。看来十多岁才正式读书是古人的通例。放眼世界，当今文明发达的国家，好多个立法规定不得对学龄前的儿童进行知识灌输。从长大成才的比例来看，这些国家占据了世界人才的高端，而他们并不急于让儿童学习知识。在教育上，首先要适应人成长的自然规律，不能任意的人为设定。我们今天的心太急了，总想一举成功，相互攀比，口中念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我们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反而是经常抢跑，可是，在成才的终点上，我们赢了吗？

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反省，还需要静下心来理解古代教育的精髓。学龄前儿童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有一则感动中国近千年的故事，讲的是宋代文人政治家司马光，童年时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不巧有一位小朋友掉进装满水的大缸，在危机的关头，其他小朋友都惊呆了，只有司马光非常冷静，捡起地上的大石头用力砸破大缸，救出落水的小朋友。这个故事反映出司马光的沉着机智和爱护别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司马光撰写了不朽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还担任过北宋的宰相，取得这般成就与他童年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孩提时对小朋友的关爱，长大后变成对于民生的高度关切，不顾个人政治得失，为民请命；沉着冷静的性格使他能够客观地理解和分析历史，明察事物发生演变的来龙去脉，知晓历史发展的趋势。从以上几位历史人物成长的过程，可以明了学龄前是人成长中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对各种事物的认知，孩子在扩展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在树立价值观，人文与自然知识互动，培养理解与领悟的能力。就像农民种田，播撒下什么种子，日后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如果我们急于灌输知识，则人文素养的不足往往制约其悟性的发展，而孩子幼年时的品质，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长的方向。难怪中外成功的人才培养，都非常重视幼年时期的品质教育，而此时最有效果的便是家教。

家教不但是人生的起点，而且伴随一生，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听人说到“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不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吗？小时候没有受到品行的教育，不懂得规矩与分寸，不知“止”便胆大妄为，随便侵犯他人的利益，任性而自私。见到这样的人，人们会说“没有家教”。显而易见，家教首先是教人基本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首先是与人相处时的行为准则。人们都在追求自由，但一定要知道自由并非没有限度，每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边界。因此，损人利己是不可以的。有些人认为我不伤害别人，但侵占公共利益，谁也管不着。他们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载歌载舞，把自家的垃圾扫到门外马路上，凡此种种会被视为粗俗无礼的人。其次是自我保护的经验提炼，比如古人告诫我们“不立危墙”，也就是不要站在危险的地方。这个道理似乎谁都明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到处看到立于危墙的行为，例如行人不走人行道而走车道，助动车与汽车抢道，平时站在路中间说话等等，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结果我们的意外伤害事故一直居高不下。

主导行为规矩的背后是为人处世的理念。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不同于游牧或者行商民族流动性很大的生活，春耕秋收，一粒种子播撒下去就要守候到秋天收割，人们只能定居下来，相互依存，共同生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相互关爱和协作，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应该本着相互礼让的原则来协调处理。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居住形式，在一个大院落里面聚居着同宗同姓的几代人，更需要相互帮助，尊老爱幼，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的人伦礼仪规则，目的在于形成充满仁爱的和谐社会：“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0《滕文公上》，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9页。让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舒心坦然，其乐融融。儒家特别强调“仁”与“礼”，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形态，并且被广大的中国人所认同，共同遵守，成为悠久的文化传统，而家训则是从这些优良传统提炼而成。

三

传统的力量在于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仁爱礼让的美德首先在家教里具体地展现出来。每一代人都想把成功的经验传授给子孙，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自己更强，生活更美满，祈求家族荣耀富庶，长存于世。于是长辈自然会基于个人的阅历，尽心把祖上世代积累下来的真知和感悟，总结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千锤百炼提取出家训格言，传授给子孙，要求他们代代身体力行，严格遵守，不走弯路，早早踏上人生坦途。由此可知，家训不是用来对外吹嘘和自我标榜的东西，它们属于传家秘籍，只在家族内部传承，付诸实践。我们无法想象祖辈会用虚伪的东西教育子孙，因此，家训首先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特点，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人才观。

第二，家训是经验之谈，所以，它不同于一般说教的书籍，读起来觉得亲切，而且踏实可靠，融合了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家族的处世经验，很少有大话虚饰，其中不少是秘不示人的独家心得。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寄望殷殷。

第三，家训具有实用性的特点。许多美好的道德、崇高的理想，如果不能贯彻，便只是空中楼阁，停留于观念之中，甚至是伪善。而家训用来切切实实地调教子孙，因此，它必须把美好的道德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并且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从小做起，毫不含糊，最终成为生活习惯，无须刻意却能自然而然地遵守。良好的道德一旦变成生活习惯，便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矩”*《论语正义》卷2《为政第二》，第262-263页。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家训特别重视日常的行为规范，点点滴滴，诸如一家人吃饭，大人没到，甚至家人没到齐，先到的人就不能先吃；长辈没有动筷子，孩子就不敢夹菜。这些规矩的背后要给孩子树立的第一个观念是懂得长幼有序，尊重父母。中国古代讲“孝”，它最朴实的含义是善待父母，在家有孝，在外才会敬业。第二是培养协作精神，要懂得关心别人。一家人借着吃饭的机会相聚相亲，多么美好。如果先到先吃，后到的只有残羹剩饭，会是什么感觉呢？第三是学习分享与自律。远古时代，生活物质没有今天丰富，吃饭是分享成果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了吗，动物吃东西的时候最为紧张，要是靠近它，立马翻脸咬你。在利益面前，动物性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现在虽然物质丰富了，但是某些习性还会保留下来，例如在饭桌上把好菜尽量多吃，拿着筷子在菜盘里面挑挑拣拣，全然不顾他人。一些很有绅士派头的人，到了利益关头就把真相暴露无遗。难怪有一位企业家跟我说，他绝不聘用在饭桌上挑肥拣瘦的人，因为这种人自私自利，没有团队精神。一次看似简单的餐聚，里面包含这么多的道理，人的品行修养往往在不经意之处流露出来。所以，家教强调做人才是真正需要从娃娃抓起的根本。

第四，家训还具备有效性，它经过了千百年实践的检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从来引领潮流，不曾落伍。像古代的弘农杨氏，自从东汉出现了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以来，严谨持家，诗书耕读，代代出人物，绵延数百年，为世人敬重。近代如曾国藩、梁启超等家族，是我们能够亲眼见到的实例。曾家自曾国藩兄弟以下，190多年间，涌现240多位有名望的人才，没有纨绔子弟或者败家子。梁启超本人是近代承前启后开风气的大学者，九位儿女，有三位院士，另外几位也是著名的学者专家，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家庭。从古到今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家训家教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家训是从人生经验总结出来的智慧，把伦理道德化成日常的行为规矩和礼仪，培育文明而高雅之人，千百年来成效显著，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乃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价值与族群认同的凝聚力。在人类古文明中，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几千年的风霜雨雪，一脉相传绵延至今，实不多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成为这个民族的根，深入而坚韧，几经劫难，不绝如缕。再看世界历史，多少曾经称霸一时的民族或国家却早已烟消云散，不见踪影，究其原因同样在于文化。没有强大文化的民族，无论军事力、经济力如何强大，最终都衰败了。所有传承至今的民族，都是靠着文化的智慧而生生不息。生存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依靠的是智慧的导航。

中华文明延续到今日，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过许多次的改朝换代，甚至发生统治民族更替的情况。但是，朝廷崩溃了，中国文化却一直传承下来，堪称奇迹。为什么呢？就因为家庭这个社会基层细胞一直坚韧地维续着。在家族内部，恪守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家训家教，顽强地坚守住自己的根本，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不管外面的风云如何变幻，我们的内心跳动的依然是一颗中国心。只要家没有被摧毁，我们的文化就将薪火相传，家训家教扮演着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和平年代讲“仁义礼智信”，外敌入侵时讲“精忠报国”，为人一生，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正义》卷26《尽心上》，第905页。，清风明月，屹立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