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启蒙印记，具体表现为呼吁废除以八股试帖为主的旧式教育，借鉴、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向各国派遣留学生，造就足以担当疗愚救贫重任的新型人才。出于这一动机，康有为对教育问题高度关注，在戊戌维新期间更是大声疾呼教育改良。由于康有为把教育看作是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最有效的途径，教育改革成为他变法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康有为的教育改良思想不仅可以了解他在“百日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而且有助于全面把握他的启蒙思想以及有别于同时代人的鲜明特色。

一、废除八股，改良科举

康有为的救亡之路从审视中国的教育体制入手。在此过程中，他将质疑的目光投向了科举取士，抨击八股制度是中国的“千年之弊俗”［1］315。矛头直指八股。在他看来，八股取士使学被士人所垄断，在缩小受教育者范围的同时，从根本上堵死了农、工、商皆为有用之才的通道。这是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区别，也是中国人才匮乏、国家贫弱的根源。对此，康有为分析说：“泰西人民自童至冠，精力至充之时，皆教之图算、古今万国历史、天文、地理及化、光、电、重、格致、法律、政治、公法之学；其农工、商贾，亦皆有专门之学。故人人有学，人人有才，即其兵亦皆由学出，识字、绘图、测量、阅表略通，天文、地理、格致、医学始能充当。而我自童时至壮年，困之以八股之文。”［1］295基于这一分析，他将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战败以及割地赔款归咎于八股取士和科举制度。对此，康有为写道：“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79这就是说，八股取士以及科举制度的危害在于使中国无人才，而中国近代最急缺的就是人才。鉴于这种情况，他将变科举（“改科举”）视为变法维新的突破口，将废八股（“废弃八股”）奉为变法维新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上奏皇帝曰：“臣窃唯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1］78

为了“废弃八股”，康有为揭露、罗列八股取士的种种危害，还针对八股的弊端进行教育改良，提出了新的教育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建议：

我乃鞭一国之民，以从事于八股枯困搭截之题，斵人才而绝之，故以万里之大国，四万万之人民，而才不足立国也。［1］316

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古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以中国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间耳。［1］79

总的说来，康有为教育改革的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以《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为代表，请求光绪帝发诏废弃八股，并将乡会童试改试策论。第二，以《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为代表，奏请光绪帝颁布诏书罢去以楷法试帖试士，严戒考官，勿尚楷法。第三，以《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请开学校折》为代表，向皇帝建言开办大、中、小各级学校，教以科学，普及教育；并且在广开各级学校之后，徐废科举。值得一提的是，与严复、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的方式有别，康有为呼吁废除八股、改革科举的主要途径是上书光绪帝，奏请皇帝颁布诏书，进行教育改革。特殊的渠道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康有为的许多主张和建议都在“百日维新”期间得以实现。

二、兴办学校，普及教育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是中国沿袭了千余年的教育制度，并且衍生出一套相应的教育方法和模式。废除了八股、科举等原有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究竟应该向何处去遂成为一个现实课题。这意味着中国近代的教育改良不仅要除旧，而且要布新。康有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他之所以呼吁废八股、变科举，目的就是为了引进新式教育，采纳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此，康有为一面把废弃八股、徐变科举作为除旧的手段，一面把广开学校、引进新型教育制度作为布新的措施。无论除旧还是布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开发民智，培养人才。在这方面，康有为通过对世界各国教育的考察和借鉴，结合德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案。

首先，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西方国家强盛，主要不是依赖“炮械军兵”，而是依赖教育。由于投入巨额的教育经费，各级学校一应俱全，学校设施齐全、藏书充足。他举例子说，在英国，即使郡县藏书也有百余万册，极大地促进了开民智。教育的普及和完备的设施使西方各国人人都能入学读书，明了科学文化之理。与此同时，教育的投入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人人都成为有用之才，而且每年著书逾万。康有为进而指出，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状况相形见绌、令人担忧。他写道：“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经费，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20%，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2］42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中国对教育不够重视，教育经费少于军饷数十倍。这使中国的教育普及率低，识字之人仅占20%，读书人通达古今中外者亦郡县无一人。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强国教育状况的比较分析，康有为得出结论，国民的才智与国家的强弱密切相关。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2］42既然国家之强弱兴衰与国民之才智如影随形，那么，中国若救亡图存，就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才智水平。

其次，康有为对欧美等国普及教育的做法深表赞同，对此，他不无艳羡地写道：“泰西各国，尤重乡学，其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学校以数十万，生徒数百万。举国男女，无非知书识字、解图绘、通算学、知历史、粗知天文地理之人；中学以上，咸有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公法律例、农商工矿、各国语言文字、师范之学。故非独其为士者知学也，其农、工、商皆有专门之学。即其被选为兵者，亦皆童幼出自学堂，咸粗知天文、地理、图算、格致。妇女亦皆有学，近多为医师、律师及为师范蒙师者。盖有一民，即得一民之用。”［1］317借助这段设想，康有为既道出了西方教育的令人羡慕之处，又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教育普及的具体设想。

第一，正如西方“尤重乡学”一样，康有为注重中学、小学等初级教育。这是教育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是否可以达到全民“无非知书识字”之人的教育普及。

第二，正因为是基础性的教育，中小学教育是强制性的。不论男女，一视同仁。这表明，女子与男子一样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受教育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并且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尤其是女子，在接受教育之后便有了谋生、独立的能力，可以成为医生、律师，甚至成为教育工作者——中小学教师。因此，女子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对于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的康有为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第三，全民教育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素质，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阶级构成。与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不同，西方不惟士“知学”，农、工、商各界皆有学。士、农、工、商皆有学不仅使全民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大为提高，而且带动了各种专门之学的兴起和普及。

第四，全民教育与专门之学造就了人人皆有专业之学，皆为有用之才的局面——不仅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使人人都可以发挥各自的优长，成为专门人才。对此，康有为总结说，教育的普及是平等的体现，也是文明的象征。因此，中国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而教育改革则必须从教育普及抓起。

进而言之，重视教育、关注国民教育是近代哲学家的共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教育的普及寄托在广开学校上。以戊戌启蒙四大家的教育主张为例，一方面，他们都主张废八股、变科举，建立新式学堂，并且注重国民教育和教育普及。另一方面，每个人的重点和方式却大不相同：严复、梁启超主张广开议院，以此伸民权，行自由；谭嗣同建议广开学会，因为学会有议院之实，既有助于通上情，又可以伸民权。康有为则将目光聚焦在广开学校上，与严复、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观点相比，更具有基础性、强制性和普及性。康有为提出此种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废除八股和私塾之后，建立新式学堂成为当务之急。这用康有为本人的话说便是：“其鼓荡国民，振厉维新，精神至大，岂止区区科举一事已哉……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1］315

康有为关于广开学校的设想，目的之一是普及教育，主要办法则是废除私塾，建立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制度。这套思路贯穿着两个主旨：第一，学校是国家统一开办的，有别于私塾；学校教育是国家教育，不是面对少数人的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普及教育。为了凸显这一点，康有为将这种面向全体国民的普及教育称为“国民学”。也正是这个原因，接受教育是全体国民共同享有的权利，当然，也是全体国民应尽的义务——甚至从根本上说，接受教育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康有为指出，儿童如果六、七岁不入学，父母则受罚，甚至提出了相互监督的连坐制度。由此，康有为对教育普及的忧心如焚可见一斑。第二，在康有为的规划和设想中，教育的普及不仅表现为人人皆有学，而且表现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之间统一布局，成龙配套。

三、教授专门之学，造就专业人才

学校的广开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办学条件和物质基础，小、中、大各级学校的分级设立则奠定了国民教育和教育普及规范化、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基础。在康有为看来，为了达到全民教育必须真正实现教育的普及，然而，仅停留在教育普及的层面上尚且不够，还必须使中国人人皆为有用之才。出于这一初衷，在上光绪帝的奏折中，他不仅大声疾呼广开学校，而且对于如何广开学校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康有为写道：“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1］316据此可知，他设想的学校分为小、中、大三个等级，覆盖乡、县、府、省。其中，乡邑立小学，州县立中学，省府立大学和专门之学。届时，小、中、大各级学校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学校网，从而达到人人皆可入学接受教育的局面。

不仅如此，康有为借鉴各国经验，将国民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不同阶段，并且规定各个阶段的不同学制和学习内容。

第一，小学阶段，学制8年，学习的内容是文史、算数、舆地、物理和歌乐。小学阶段是教育的第一阶段，康有为对这一阶段尤其重视，提议对小学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对于具体的入学时间，他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令儿童7岁入学。几天之后，他又专门上折将儿童入学年龄改为6岁。这一改动将康有为对小学教育的心急如焚、殚精竭虑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中学阶段，学制4年，分为初等科和高等科。其中，初等科2年，高等科2年。中学的入学年龄是14岁，所学主要是加深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

第三，大学阶段，分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四科。由此可见，小学、中学与大学既学制不同、内容有别，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小学、中学奠定了无论男女、人人皆“无非知书识字、解图绘、通算学、知历史、粗知天文地理之人”的基础，既保障了包括女子在内的全体国民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提高了国民素质，使兵亦有学；又打破了中国古代学为士级阶层所独有的局面，使学为士、农、工、商共享。大学是专门之学，在小学、中学确保人人皆学的教育普及的基础上培养专业人才。这样做既是为了使学与就业、实用密切结合，又是为了在确保人人皆为“有用之才”的基础上，提升学之境界。如果说小学和中学是普通学的话，那么，大学则是高等之学、专业之学；如果说小学、中学的学习主要是为了个人谋生的话，那么，大学之研读则是为了教导国民。一言以蔽之，小学、中学为用而学，大学则为学而学。对此，康有为解释说：“夫学至于专门止矣。其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等学多数为之。大聚下之书图仪器，以博其见闻；广延各国鸿博硕学专门名家，以得其指导。而群一国之学者，优游渐渍，讲求激厉，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备此者，皆可谓为大学，非徒在国都而已。总而言之，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其条理至详，科学至繁。”［1］315

康有为指出，这套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是德国与日本教育体制的结合：“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316其中，他对德国的教育模式尤为青睐。例如，他宣称：“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养，亦倡于德。”［1］316康有为对世界各国学校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欧美之作其国民为人才也，当吾明世，乃始立学……普之先王大非特力……而创国民学……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增教诸科尤深，兼各国文，务为应用之学。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学必应卒业者也。自是而入专门学者听之。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凡中学、专门学卒业者皆可入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1］315此外，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他的许多设想都带有德国教育的影响，之所以“近采日本”，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地理上交通方便，语言上容易沟通——总之，“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1］316，“近采日本”是为了方便起见。康有为对于德国之教育，则可谓是心悦诚服。

值得提及的是，在普及教育、造就人才的同时，康有为渴望借助大学创出新学，以此推出新艺、新器。康有为大声疾呼广开学校、兴办教育，与其说是热衷于教育，毋宁说是迫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刻不容缓而热衷于民智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在他那里，小学的普及和强制是必须的，大学的专门之学更是必要的。康有为相信，只有学才能创造财富；西方之所以富强，是由于一切皆出于学以及由此带动的人才辈出和新学迭出。对此，他一再强调，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1］316意大利文学复兴后，新教出而旧教殕，于是培根、笛卡儿创新学，讲物质，自是新艺、新器大出矣。［1］311

由此可见，由新学、新教而新艺、新器是康有为对世界先进国家的总结，也是他重视教育、广开学校的真正动力。

四、翻译、输入西学与派遣留学生

在康有为看来，广开学校，由小学、中学和大学逐层累积培养人才对于深陷迫在眉睫的救亡运动中的中国来说固然必要，却显得太慢了，最有效、最简便的办法是直接输入西学。他指出，输入西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翻译西学，一是派遣留学生。康有为认为，为了培养中国亟须的人才，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尚且不够，还要借助翻译，大量输入西学。当然，就他的翻译实践来说，主要是通过日文从日本转译西学。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成于1897年春的《日本书目志》，也带动了梁启超等人习日文、译西学的方向。由此，康有为、梁启超开创了日记西学之路，与严复直接以西文译西学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康有为建议向各国派遣留学生，直接到这些国家习其文、译其学。依据他的说法，派遣留学生效果显著：第一，通过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可以深入其国腹地直取其学，可谓便捷法。第二，便于学习各国语言，造就翻译人才，可谓速成法。

在康有为的教育改革中，引进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翻译西方学说尚且不够，除此之外，还要向各国派遣留学生，造就全新的西学人才。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讲授西学，他奏请皇帝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康有为不止一次地上书曰：

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亦亟变法，亟派游学……大译其书以善其治。［1］67

若派学生于诸欧，以德为宜。以德之国体同我，而文学最精也。若法民主，于欧东多变，覆车可鉴，吾国体不宜。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听人士负笈，自往游学，但优其奖导，东游自众，不必多烦官费。但师范及速成之学，今急于须才，则不得已，妙选成学之士，就学于东，则收新学之益，而无异说之害。［1］68

在这里，康有为对于留学生的派遣提出了四方面的思考和建议：第一，对于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康有为认为，列国竞争，拼的就是政治、工艺、文学和知识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实力。对于中国的自强和独立而言，舍此之外，别无他途。第二，对于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康有为明确指出是为了向欧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工艺、文学和知识，以此提高中国的竞争力。第三，对于派遣留学生的具体办法，他建议主要向欧美尤其是德国派遣，特意指出不宜派往法国；同时强调为了节省费用起见，可多向日本派遣。与节省国家经费相关，康有为乞求皇帝明确下诏鼓励自费留学。自费留学既可以扩大留学生的人数，又不必花国家官费，可谓一举两得。第四，对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康有为认为，师范及速成之学为最急；同时提议，对于这些亟须的学科和专业应本着就近就急的原则，多往日本选派留学生。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密不可分，无论废八股、变科举还是广开学校、引进西方新式人才培养模式都表明他的教育主张是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无论教育思想还是启蒙思想归根结底都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宗旨展开。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康有为对广开学校的执着和派遣留学生的呼吁与其他戊戌启蒙思想家呈现出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取决于康有为与他们的启蒙路径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除此之外，康有为对向日本、德国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呼吁格外引人瞩目，而身为留学生出身的严复却罕有这方面的建议。与严复相比，康有为的思想更加显得特立独行，甚至有些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