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广州510500）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化保护的重要措施。2010年，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自2007年文化部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保护区以来，至今已相继设立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深入，在“整体性保护”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工作思路和实践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厘清。2017年，项兆伦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保护区建设要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并强调了“见人见物见生活”［1］的保护理念，体现出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的不断探索与深化。本文以广东省国家级和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工作为例，分析和探讨保护区工作的经验及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向。

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现状

广东省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从文化形态和族群聚居角度，主要分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和少数民族文化，总体而言呈现出开放、务实、兼容、创新的文化特色。广东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目前，广东有省级以上非遗项目608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47项，粤剧、古琴艺术（岭南派）、剪纸（广东剪纸）、皮影戏（陆丰皮影戏）4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省级以上传承人729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84人。此外，省内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8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家、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5家、省级传承基地143家、省级非遗研究基地24家。

广东省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始于2010年，文化部在广东省设立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其后，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逐步申报和设立，截至2018年1月，广东省在省内设立了雷州文化、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瑶族文化（乳源、连南）、潮汕文化（湘桥、潮阳）和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并陆续完成了初步规划。广东省内9大文化生态保护区基本涵盖了岭南文化核心区域。

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贯彻整体保护理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目标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这与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意味着这一保护举措需要考虑该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关联性，需要对区域内的综合文化形态以及与之关联的因素有整体性的认知。

以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位于粤北的梅州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是宋明以来融合中原汉族文化与畲族、瑶族、疍家等本土文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色鲜明的区域族群文化。该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拥有自然保护区51个，森林公园65个。大量传统村落和客家民居分布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提出了以下措施：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原则，兼顾自然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转变为文化形态的整体性保护；从政府为主转变为全社会参与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转变为文化生态多样性保护；从文化空间、重点区域保护转向空间分区管控与社会经济协调的系统保护。2.空间设置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密集的区域设置为核心区域，占文化生态保护区总面积的48%，并将文化生态空间分为非遗专项保护区、非遗重点保护村镇、文化走廊、区域环境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形态则有相应的工作重点。如非遗专项保护区的设置，不仅明确列出保护和传承内容，对于责任主体和监管机构都有明确设置。3.考虑到保护区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规划。如对传统舞蹈、音乐、曲艺的合理应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相连的客家文化的适度开发等。尽管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问题，学界仍在讨论，但是对于深处粤北山区的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而言，提升其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及传承动力，实现该区域的全面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工作重心。

三、直面商业化、城镇化，增加文化可见度

高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同质性、商业化以及流动人口的频繁迁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而言无疑是深刻的挑战［2］，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与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本身也是因探索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和适应社会变迁而起［3］。因此，讨论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生态保护，具备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广东省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既有小城镇地区，如中山市小榄镇，也有直接处于区域经济核心地位的中心城区，如广州市越秀区，因而这一议题的广东案例值得探讨。

以广东省广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该区域从秦朝设立南海郡治起，各时期均为广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内自然风貌以“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著称，山水格局完整，拥有不可移动文物共204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含9大类别共计25个项目，其中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14个，所占比例较大，民俗活动辐射区域广阔，影响力较大，如迎春花市等岭南地区的重要习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特点是与民间日常和岁时节庆的商贸活动密切相关，区域内民众认可度极高。

针对以上特点，广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区提出了以下保护理念及措施：1.重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空间，立足于解决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如何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凸显历史文化特色，从而提高文化可见度，增进民众的保护意识和自觉传承。区域内的北京路是“千年商都”的标志性区域，也是广府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区域。与一些地区凭空“打造”复古商贸一条街的思路不同，该保护区积极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设立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窗、依托民俗活动建立非遗创意集市及非遗创意大赛作品展区等。2.政府大力支持区域内民俗活动，区政府积极牵头联动不同部门，为文化品牌的建立提供有力保障。以迎春花市为例，这个明清时期由花农、花贩自摆自卖而形成花市交易习俗，现在仍然是广州市民每逢春节自发组织和参与的盛大节俗，越秀区政府则从场地筹备、安全管理、交通管制等方面最大限度的提供保障和支持，使花市的影响力逐年扩大，交易体量和民众参与度逐年上升，据统计，2017年春节，广州市的花市总交易量超亿元，参与人数达535万人次，作为人流量最密集、最主要的花市［4］，越秀区传统迎春花市成为广东著名的文化品牌。3.鼓励企业力量的参与，支持生产性保护。因区域内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众多，且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保护区筹备启动广州老字号一条街项目二期建设，鼓励老字号企业设置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微型博物馆、展览馆、传统工艺体验馆，展示传统技艺并切实提高知名度和交易量，使企业乐于参与，积极传承。

四、重视社会动员，增强文化氛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富有活力的传承人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基础。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普通人，对其文化有深刻的自我认同，对区域内的文化活动有积极的参与意识。

广东地区众多文化事项具备悠久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广府文化（中山小榄）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小榄镇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面积71平方公里，人口32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菊花种植［5］。明清时期，小榄艺菊风盛，形成了该地区每六十年举办一次菊花大会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小榄菊花会成为小榄镇每年一届的文化盛会，并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菊花会成为了承载本地居民追忆先祖之情、加强自我认同，弘扬地方形象的大型民间习俗活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对小榄镇经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当地极为重视掌握菊花会历史情况及相关文化事项的传承人。对传承谱系的发掘及考证谨慎而细致，梳理出菊会习仪、艺菊谱系、会景谱系三大相关传承谱系。并对这些传承人的技艺、特色及所掌握资料和信息情况做了详尽记录。2003年，民间成立了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85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间专业传承和保护机构的成立保障了菊花会的传承与发展。其次，充分理解和尊重民众的生活方式，重视并充分利用民众对社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遍情感，加强文化认同。刘魁立在讨论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存在的问题时指出，需要警惕“‘文化’放佛是几滴油珠，漂浮在民众生活的水面上，仅仅为的是展现给外人看”［6］，脱离日常生活，把文化当作表演的发展模式很难实现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小榄地区悠久而深厚的菊花会传统衍生出了一系列以菊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如小榄民间传统刺绣、小榄菊花传统饮食习俗、小榄花灯制作技艺、小榄赛龙艇、水上漂色、咏菊为主题的书画、社戏曲艺、舞龙舞狮、小榄荼蘼花制品加工技艺等［7］。这些与小榄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活动构成了活力四射的文化生态体系，菊花会的举办有固定的时限，而民众的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与菊文化发生着深刻的联系，这是该文化生态保护区特色明确，氛围浓厚的主要原因。再次，文化与经济的互相促进为小榄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持久驱动力。项兆伦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以唐卡为例提到：“如果只是为了情感，为了情怀而做唐卡，与民众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唐卡艺术是繁荣不起来的。”［1］1994年小榄镇举办菊花会时，曾为小榄吸引了众多侨胞、企业家回乡投资建设，为小榄镇带来了近15亿元的投资合同［8］。随着菊花会及其相关丰富的文化活动的传播，小榄“菊城”的城市名片形成，这一文化品牌每年为小榄镇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为“菊花经济”［9］。

五、结语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我国首创的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工作，经过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化，其保护理念和具体实践得到了更清晰、明确的研究、讨论和验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仍然面临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度层面，缺乏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有效的执行机构与人员，一些地区的联席制度形同虚设，工作难以落实；法律层面，目前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规划中均提到稳步出台保护区内的管理法规，然而还并未落实，难成体系；财政层面，相应的管理办法、各级标准等也需要尽快设立；此外，合理的评估、监测、自查制度；有效的社会动员及民众参与渠道等都是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