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江坤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在1877年包括严复在内的三十名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被派往欧洲各国学习西方军事，他们也成为最早一批接触到西方先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中国人。此后严复译著的《原富》、《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多部西方名著更是备受推崇，影响深远，奠定了严复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的地位。同时同，严复也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归国后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并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任教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他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任教经验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思想，相比较传统中国教育只重视智育、德育，忽略体育的情况，严复“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对此后中国的教育发展亦有深远影响。除此之外，严复的家教理念亦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其一生共育有五子四女，大多成就斐然，“梁氏子女个个成才，留下“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而严氏子女也有非凡成就，足与梁氏子女不分伯仲。”[1]33-41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严复的家教与其众多子女都能成才有密切关系。在子女们日渐长大之后，严复不能常伴其左右，只能通过家书联系。《严复全集》收录有严复写与子女(包括侄子、侄女)的160封家书是研究严复家教理念最真实直接的材料，通过解读和分析其中的内容，可以大致还原严复家教理念的基本观点。从他留下的160封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父亲，他是如何为儿女的读书而呕心沥血，竭精尽虑的。[2]257

一、秉持“先中学后西学”的家教理念

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其父严振先对严复的教育极其重视，8岁时将其送入福州名儒黄少岩的门下学习，研习“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直到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整整6年的儒学教育是未来严复发展成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的基础，也对严复家教观中“幼年重国文儒学”的思想形成有关键性作用。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严复认为幼年时期的国文教育极其重要，有人认为幼童难以理解晦涩难懂的儒学经典而学之无用，严复反驳此种观点，“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是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3]370小学生不能理解“辞奥义深”的古文，却需要“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的学习方法和态度是严复认为幼时读书不求甚解，不是不去求解，而是一个在反复诵读记忆的过程中，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学识的增加，终会有得解的时候。从幼年到成年的学习是一以贯之的，幼年看似“不能解置之”的问题，成年之后得以解开，两者是存在着承前启后的联系。

“幼年重国文儒学”的思想又进一步促使严复形成“幼教重私塾轻学校”的思想，这是严复认为教育幼童要遵循其成长规律，“夫童子之心灵，其萌达有定期而随人为少，异非教者之能察，其不犯凌节躐等之机寡矣。”[4]在寄与好友熊纯如的信中，严复表达了他的家教规划，“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3]305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初步发展，不足之处甚多是让严复觉得学校“难信”原因之一。严复对于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怨言甚多，严复自己却是中国学校教育的最早受益者，少年时代在福州船政学堂求学并最终留学英国是严复以后功成名就的关键。可是没能通过主流的科举考试得到进士的功名却成为严复挥之不去的心结，他前后四次参加乡试，最后却都名落孙山，直到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改革进士授予制度，1908年严复才而被授予进士出身,还是因为西学上的贡献，“能读西书又通汉沽凡所译著博大精深使学者知新理之无穷而益觉旧学之可贵，洵属博通中外无愧儒修仰邀。”[5]童年的求学经历和在科举考试上的失败，让严复愈发坚信幼年时国文儒学教育的重要性,“自七八龄至十四五，约计七年，使子弟而系中材，前此功程，无难勉企，其次即未成学，亦可粗就。”[6]341在与四子严睿的家书中甚至直言，“总之，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6]72

严复认为幼童需要学习儒家国文经典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德育的角度考量，“若夫德育之事则不然。德育修身诸要道，故未尝无其所以然，第其为言也深，取其义也远，非成童者之所能喻也。”[6]532严复认为对于中国人最好的德育教科书自然就是传承了千百年的儒家经典，随着严复子女增多，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儒学教育，严复不惜重金聘请晚清儒学大家金子善作为私塾老师，专心教育其子女，“仅 1913 年上半年，总计支付给金先生330元。”[3]728-730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普通工人一月的薪资如有五元已经算不差，可见严复为子女家庭教育是何其重视。在实现幼年中学“粗就”之后，严复深知“西学”为未来中国发展之必须，亦必须勤学，他认为大约在十二岁之后，“则课以地理诸书，先中国后外邦。”[6]530但是在，“十六岁之前，这类西学范畴的科目不易占用太多的学习时间，十分之一即可，随着年龄增长可以继续增加西学的比重。”[6]204-205严复“先中后西”的教育观，分阶段地对子女进行中西方的教育，一方面是清晰看到了中西学的主次和优劣之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安身立命之本，西方科学技术是立身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两者不可偏废一端。另一方面是看到在幼年是进行德育的最佳时期，“高等之学校不必有而自中学以下至于小学则又不可无。”[7]

二、重视培养子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严复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对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科学的作用有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之论，严复对此呲之以鼻，认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俱亡。”[8]558-559在严复看来，中学和西学的“体用”是独立的体系，“中体西用”之说断不可行。但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决定，中国要发展求富强，非学“西学”不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等价值观的传入导致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不可避免，迄至今日，抵制西方错误的价值观对于年轻人的腐蚀，保持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精华依旧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百年前的严复已经意识到保持和继承传统中国文化和优良价值观的重要性，所以严复在教育子女时采取“幼年重国文儒学，成年重西方科学”的策略，除了自身因为较为薄弱的国学基础，导致无法考取进士而仕途不顺的人生遭遇，希望儿女们不要重蹈覆辙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儿女通过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塑造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成年后接受西学教育时能够保持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的认同。

但是在儿女长大外出求学接受西学教育之后，缺少了严复的督促教导，年少的子女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变化，最终还是在家庭成员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一起事件当属严复晚年，长子严璩写信向严复抱怨其四弟和五弟不肯在亡母死忌之日帮忙祭拜引起的兄弟之间的矛盾。严复收到严璩家书后忧愤交加，在1921年8月6日拖着重病的身体连书三页长信与严璿、严珑、严顼、严玷等四子，一改往日家书中宽厚的慈父形象，对诸子严厉斥责，先是严厉地点名批评四子严璿，“璿年尚稚，现在科学学校，学些算数形学之类，以为天下事理，除却耳目可接，理数可通之外，余皆迷信无稽，此真大错，到长大读书多见事多时当自知之耳。”[3]543正在学校学习西方科学和知识的严璿对于大哥祭拜亡母的反对最为强烈，认为其为与科学相违背的迷信之物，面对四子偏执浅薄的认知，严复对他未来的发展深表担忧，“璿之为人，本是笃实而钝根亦深，以此入世，吾不知以后当碰多少钉子，方知后悔，可怜。”[3]543严复还对诸子说了自己对迷信的态度，“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总着一边，不知世间无论何种问题，皆有两面，公说婆说，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争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齿到位，又学问阅历成熟，方解作平衡判断Balanced Judgment。”[3]543

严复反对诸子将科学与迷信对立起来的观点，但也没有明确地否定儿子们反对所谓迷信的认知，而是从手足亲情角度劝诫诸子，“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遂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3]543在严复看来所谓迷信与科学之争只是小事而已，为了坚持所谓的科学反对迷信，而导致手足亲情受损才是大事。此次诸子忤逆兄长，以迷信为由拒绝祭拜亡导致严复震怒非常，甚至长子严璩应该果断惩戒幼弟的不当行为，”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3]543在严复观念中学习西方科学和知识是立身发展的基础，但是中国传统的父子、兄弟间的伦理价值观更是重要，不能逾越废弃。

三、践行循序善诱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严复一生共生育九个子女，每一个的天赋和秉性亦不尽相同，如何才能将每一个子女教养成才，除了让每一个子女幼年都在家读书写字，少年出门入校学习的学习规划之外。当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如何针对问题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也同样重要。严复在洞悉各个子女的性格能力的前提下，教育子女践行循序善诱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渔，师又安能事事而教之，即使教者至勤而学者又极强识。然而就传数年，尽其师之能事，而去师之日，计其只能，亦有限已。”[7]严复深知作为教师在学识上亦有局限性，不能事事而教之，根据学生具体能力条件的不同，引导学生如何学习，掌握良好的学习技巧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譬如严复的三子严琥生性较为焦躁，学习上总是好高骛远，令严复十分头疼。曾写信与严复欲在七年之内将二十四史和世界史通读，严复对三子的读书计划在赞赏之余亦表现出担忧，“欲将此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3]524毕竟是如此浩繁的书目，以严复之学识深知读史之不易，掌握一书已甚难，更不必说贯通了，严复此时是担心三儿的求学之心太过浮躁。在含蓄批评之时，严复笔锋一转还是支持肯定严琥的好学心,“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图，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儿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3]525在肯定严琥不应该畏惧艰难，努力学习，终有成功之日，特别是趁着年少之时更应奋力求学，但终究还是深感严琥的计划有点不切实际，转而建议，“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而范，由班而马，此固虎头所谓倒啖蔗也。吾儿以为何如？[3]525”其实严复对严琥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极其不满的，在写与长女、次女的信中甚至直言，“三哥心浮，不肯用心作文章，读书不好，汝们女孩不要同他一样。”[3]515严复在面对严琥在读书上浮躁的表现和出现的诸多学习问题，并没有直言批评，而是采取先扬后抑，含蓄批评建议的方式，既保留了严琥的颜面，又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引导他自我反思，求得进步，不可不谓家教的大智慧。

又如严复之四子严璿自幼聪慧好学，在十五岁左右完成家塾教育后考入唐山路矿学校学习，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严复对其获得好成绩没有一味地夸奖，而是引导其正确看待成绩的优劣，“堂课得佳评，固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至于自己用功，则但肯看书，时至自成通品，无庸虑也。”[3]532一方面是严复希望严璿能戒骄戒躁，继续潜心学习，一方面是其深谙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特别是在国文教育上更是如此，他告诫严璿，“汝堂课分数极佳，可慰，至于国文，教员所为，乃一时风气所成，与昔贤规矩，及儿在书房者，大不相侔。我们既入学校，而国文分数，又有升班关系，自不得不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至于真讲文字，固又是一宗事，后来从汝所好为之，不关今日之事也。”[3]533在严复看来学好学校的国文课程是“自不得不勉强从俗”以求升学的权宜之计而已，并不因严璿的考试分数高就一味赞扬，而是引导他理性看待学业分数的优劣。同时严复还不忘劝诫严璿应树立持之以恒的乐学勤学态度，“总之，为学须有优游自得之趣，用力既久，自然成熟，一时高低毁誉，不足关怀也。前得儿书，知在唐校用功，勤而有恒，大慰大慰!学问之道，水到渠成，但不间断，时至自见，虽英文未精，不必着急也。”[3]535严复在教育严璿这个聪慧的儿子时，关键在于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帮助其戒骄戒躁以求得长足之进步。

不同于严复其他几个儿女自小比较勤学自律，最小的儿子严玷自幼顽劣且不服从家中长辈管教，以致严复感慨，“(严玷)家中无人猥琐忌惮，甚虑学成下流脾气，奈何[3]447”！在1921年6月16日身患重病的严复在寄给长子严璩的家书中，信中最后一句仍是对严玷的担忧，“小五荒废，令人放心不下，”[3]447牵挂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读之动容！面对顽劣成性且屡教不改的小儿，严复仍然是在想法设法教育好严玷，在一次多时未收到严玷家书之后，严复意味深长地在家书中对严玷说，“儿多时不作信与我，想是与笔墨相骂了耶? 长日不读书，闻但一味顽劣，顽劣犹可，千万不要暴戾，残忍暴戾，足以闯祸，残忍尤其不可。何谓残忍? 即以他人他物之苦为汝之乐是也。现世之伟人军人，便是如此，此皆绝子害孙千古骂名之人，吾儿岂可学之? 大大在山养病，极念吾儿，吾儿切要听话学好，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3]539在信中，严复依旧是苦口婆心地对小儿劝诫，言辞中不难发现严复对小儿品性和德行养成不佳的担忧，此时严复对严玷玩世不恭的诸多行为应颇为不满了，但是仍是通过恳切的说理，引导严玷自我反省以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一位循序善诱，因材施教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四、总结

上述对严复家教理念的阐述只能说是浮光掠影的浅析而已，对于严复家教理念更细致深刻的内涵还有待研究发掘。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严复家书中一个个让他牵肠挂肚，或年少轻狂，或顽劣成性，或乖巧懂事的小儿如今也早已成为历史。但从严复的子女们几乎个个都成为国家的栋梁或社会贤达可知严复的家教是非常成功的。

长子严璩一生官运通达，早在三十五岁时已获得二品顶戴的清廷重臣，在清亡前夕更被任命为主管福建财政的高官，可谓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民国建立后，严璩更因精通财政和洋务的特长，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及盐务稽核总所总办等政府要职。抗战爆发后，汪伪政府唆使他出任伪财政部长，严璩此时年近七十，在贫病交加中艰难度日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严词拒绝了伪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三子严琥早年先后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清华大学学习，抗战全面爆发后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当选民盟福建省委常委，最后官至福州市副市长。四子严璿继承乃父遗愿前往美国留学攻读建筑设计学，毕业后定居美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设计师。最令严复最担忧的“生性顽劣”的幼子严玷，在高中结业后选择留学比利时攻读土木工程专业，曾因学业优秀而得到比利时皇家奖学金，毕业后又赴荷兰攻读水利工程硕士，最后定居荷兰，任职荷兰政府水利部，亦是功成名就。严玷成年后的表现也正应验了严复，“但须知小孩顽劣，长大则自不同”[3]536，实是卓有远见之识。

严复子女们的成功，离不开严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悉心教导。严复不厌其烦地在与子女分隔两地的情况下仍以家书联系，关心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教导子女为人处世的道理，最终子女们都学有所成和功成名就，离不开严复家教理念的指导，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1] 黄令坦.论严复家教之道[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7(2).

[2] 福州市严复诞辰140周年活动筹备组.严复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专辑[M].福州：福州巿纪念严复诞辰140周年活动筹备组，1994.

[3] 严复.严复全集(卷八)[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4] 严复.教育：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審定[J].东方杂志，1906(6).

[5] 端方.奏議：江督端奏請賞給選用道嚴復進士出身摺[J].四川官报,1908(18).

[6] 严复.严复全集(卷七)[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7] 严复.丙编科学丛录：教育文编类一集：审定小学教科书论[J].北洋学报，1906(36).

[8] 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