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宇婷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一、引言

威廉·燕卜荪(Willism Empson)在专著《复义七型》中，把文字意义的丰富性称作“含混”，也称“复义”。“复义”即“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反应”[1](P 140)。简言之，即语义的多种理解。借此概念来分析杨联芬笔下的“浪漫”是因为在阅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它的非单一、不确定的指向。“浪漫”一词本身具有意义的含混性(ambiguity of meaning)，即含有截然相反、多样的语义。如果借用以塞亚·伯林 (Isaiah Berlin)搜集的特征化描述可以体会到这一单词在词义上的丰富的对立。“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美丽的无情女子，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详，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2](P 23)这样的描述长达三页，可以看出作为概念的浪漫主义包含诸多对立的特征和抵牾的叙述，作者最后说“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由此可见，作为这一描述的词根——浪漫——也难以给出一个精确定义。这样的引入，只是想要说明，“浪漫”本身的多义性使得我们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它所置身语境的观照上。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以下简称《浪漫的中国》)一书，通过运用性别视角介入近现代革命的中国，讨论的核心对象不是启蒙精英阶层的“女界先进”[3](P 172)，而是成长于新式学校、受五四新文化熏陶、崇尚新道德的“觉悟的女子”，即书中所说的“新女性”，背后关注的核心是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