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怀，于春滨

价值观，一直是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近年来更是受到重视。价值观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从价值观研究被提出后，包括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在内的学科都在这一领域进行不同角度的探索。其中，哲学主要关注价值观反映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注]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 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苏]图加林诺夫《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齐 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秀玲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玉梁《价值哲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人类学主要关注价值观反映的文化特征；[注]靳志华：《人类学视野下物的文化意义表达》，《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心理学主要关注价值观的心理结构、过程、功能及测量；[注]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金盛华，辛志勇，史清敏：《当代中国人价值取向与精神健康》，《小康社会：创新与发展——2002·学术前沿论坛文集》2002年。社会学主要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对价值观的影响；[注]许欣欣：《社会、市场、价值观:整体变迁的征兆——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伦理学主要关注价值观对于人的行为的规范性；[注]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 群，戴扬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李建会，王小伟《道德的规范性证明——从康德到格沃思》，《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第2期。教育学主要关注影响价值观形成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和教育干预；[注]肖诗来：《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关注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经济学主要关注人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原因和类别。[注]参见[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马 兴，于新生《理性的困惑:金融决策中的人类行为分析——兼“行为金融学”简述》，《世界经济文汇》1998年第6期。此类观点，杨宜音在《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注]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中也有所表述。由此可见，价值观研究是一项多学科交叉性研究，仅以一个学科维度进行探索，难以穷尽其内容。

近年来，已有不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涉足价值观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探讨，有的是文化研究的偏证，有的是微观层面的调查，有的是心理维度的分析，然而针对价值观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价值观研究的意义、内涵阐释还不系统。同时从既有文献和成果看，价值观研究较为分散，多出现在道德、宗教、文化、心理等相关研究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论基础。进入新时代，进一步丰富价值观研究的意义和内涵，探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成为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一、新时代价值观研究意义凸显

价值观对人类的意义重大，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从价值观对于人的个体意义、群体意义和社会意义3个方面进行分析。

价值观对人的个体意义，主要表现在对个体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和社会化等方面的影响。首先，价值观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价值观的成熟是个体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价值观对个体具有定向、激励、权衡、选择等作用，个体的思想观念，大到理想、信念、信仰，中到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小到对日常事物的看法和态度，都受价值观的影响。人类文化内在结构的最高层次是价值观。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其次，价值观对人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面临着许多不同的选择。选择是成功的钥匙，适宜的选择对人至关重要。而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一定价值观影响下进行的。价值观成为人们选择行为的指南，成为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选择的最佳状态是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把握，而对必然的把握的前提是价值观的成熟；第三，价值观对人的社会化具有重大影响。作为现实的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其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人要成其为人，需要社会化的过程。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价值观。人要社会化，必须形成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个体的价值观如果与所在社会的价值观不一致，个体成不了社会的人。

价值观的群体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群体的愿景和效能的影响。首先，一个群体要生存发展，必须有统一的愿景。群体组织一般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即共同愿景。如果没有统一的愿景，就会像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群体成员就会各怀其志，各行其是，不能共同完成群体肩负的任务。管理心理学研究证明，在没有统一愿景的群体中，成员的智商越高，摩擦成本越高，工作效率越低。因此，拥有共同愿景对于群体非常重要。而共同愿景能否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成员的价值观状况。因此，我们常说要统一思想，就是对价值观进行干预性引导，使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与群体的发展目标趋于一致，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协力实现群体目标；其次，群体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效能、提高效率。要提高效率，必须调动成员的积极性。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追求。因此，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从引导人的需要和干预人的价值追求着手，让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相结合，个体价值追求与群体价值目标相一致，这样，群体成员才会自觉自愿地为群体的生存发展奋斗。

价值观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影响上。首先，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一方面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同时又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作用，正确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价值观能维护社会存在，错误的价值观会腐蚀社会存在；其次，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要正常运行，前提是社会成员必须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追求。从多民族国家看，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要实现国家认同，必须在国民中培育共同的价值观；第三，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一个充满生机、蓬勃发展的社会，其主流价值观一定是积极向上、富有变革创新精神的。而一个没落的社会，必然充斥着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重视国民的价值观问题。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根据各自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需要，在国民中倡导共同的价值观，并努力通过教化影响让国民遵循这些价值观。在我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国民价值观建设，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国家倡导的价值观。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更加强调国民价值观建设。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需求，成为当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新时代，价值观研究的意义更加凸显。

一是理论意义。理论是对事物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具有逻辑性、深刻性、全面性、系统性等特点。对于价值观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以便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运用。建立科学的价值观理论体系，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目标。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对价值观问题进行过理论上的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但价值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要从理论上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价值观所具有的主体性、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动性、同一性、差异性、发展性等特点，使人很难把握其本质和生成发展运行的内在规律，价值观理论研究往往见解纷呈，多说并存。或许正是这种未确定性增加了对学者的吸引力，引发众多学者对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追问。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价值观研究一定会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国学界对价值观的研究看，尽管已取得一定成绩并在不断丰富，但总的说来，我国学界对价值观的研究尚处于上升阶段，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加深入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时代的实践活动也会不断给价值观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课题，价值观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是实践意义。理论的重要作用是指导实践。价值观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实践中的价值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古今中外关于价值观问题的思考与研究，都是源于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也是实践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推进，这些对国民形成具有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价值观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一些现实问题给国民价值观建设带来了挑战。如：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要害就是有些人信仰缺失、信念动摇、价值取向混乱，这必然对国民的价值观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信息化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飞跃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大受其益，但由新媒体、新介质产生的海量信息中的不良部分，也会对国民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也对国民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市场经济固有的逐利思想和等价交换原则等也会影响国民的价值观；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交汇、兼容、交叉、重叠等特点，价值观的震荡和冲突更为明显。如此等等，给我国国民价值观建设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价值观研究者必须对这些实践中产生的价值观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论回应。价值观研究的实践意义，就是要运用价值观理论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新时代国民价值观建设规律，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二、价值观研究的多维度与多视角

价值观研究是对价值观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建立相关理论和指导社会实践，其内涵丰富、领域宽广、学科交叉、见解纷呈，是一个博大的学术系统。按照规范的划分方法，价值观研究应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从已有成果看，人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众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价值观进行研究。价值观研究，是多学科研究。人们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对于价值观的现象及规律进行探索，形成了不同的见解甚至是系统的理论。比如，伦理学是对价值观关注较早的学科，它认为，道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不同的伦理学家给价值观下了不同的定义，但总的说来，伦理学把价值观看成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文化学把价值观看作是文化内在结构的最高层次和核心内容。[注]参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张建忠《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32期。教育学把价值观看成是教育理念的核心、人的基本素养和施教的首要内容。[注]王汉江，付光槐：《论我国核心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0期。心理学把价值观看成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和意志品格。[注]参见娜 拉《民族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回顾与创新：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成立30年纪念暨2011年年会论文集》2011年。政治学关注政治价值观、经济学关注经济价值观、美学关注审美价值观、社会学关注社会价值观、民族学关注民族价值观、生态学关注生态价值观。传统哲学也关注价值观问题。因此可以说，“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寻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间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达成文明与文化对话的基础。”[注]秦行音：《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观教育:政治学的视角》，《教育学报》2010年第6期。张岱年先生曾讲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注]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但是，笔者认为，对于价值观研究产生里程碑式影响的，当属价值哲学的产生。价值哲学是研究一般价值问题的哲学分支学科。许多研究者认为，价值哲学的产生，肇始于英国哲学家休谟在1739年至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该书对“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之后，康德把知识区分为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德国哲学家洛采提出，把世界划分为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和价值的领域。再之后，经过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人物的努力，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使价值哲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注]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6页。在价值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对此作出过贡献。我国学者对价值哲学的研究，肇始于张东荪在1934年出版的《价值哲学》一书，之后很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研究，并形成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客观地说，价值哲学至今也还不是在理论上完全成熟的学科，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是价值哲学的产生，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开启了又一道智慧之门。它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更加完整。价值哲学的产生使哲学把世界是什么和世界有什么价值都作为自己关注的范畴。价值观念和价值观是价值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价值哲学的帮助，使价值观的研究更具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总之，由于众多学科的参与，构成了价值观研究的庞大系统，为价值观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为全面认识价值观创造了条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工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价值观研究，是把准研究方向和催生中国特色价值观研究成果的保证。

二是追溯历史上的价值观思想。价值观的产生，与人类文明同步。历史上，有影响的价值观思想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商朝的“尊神”“尚鬼”，周朝的“敬德”“保民”“尊礼”，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荀子的“群”，杨朱的“贵己”“重生”，老子的“自然”“无为”，管子的“民为本”，韩非的“法”，《礼记》的“小康”“大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精忠报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等，都是价值观问题。有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在多个朝代都被倡导。有的价值观之争，如“义利之辨”则持续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善生”和“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元德”，亚里士多德的“至善”，伊壁鸠鲁的“最高的善”，托马斯·阿奎那的“天堂的幸福”，犬儒学派的“自足”，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托马斯·霍布斯的“人的本性是追名逐利求安”，彼特拉克的“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霍尔巴赫的“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康德的“人是目的”，黑格尔的“自我实现”“人格平等”，威廉·詹姆士的“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等等，都与价值观问题有关。还有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人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也是价值观问题。中西方历史上的这些价值观思想，涉及价值观的方方面面。如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生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宗教价值观等等。这些价值观思想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是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人们的社会存在、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的反映，是时代的思想之果，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理论要素和实证资源。对历史上价值观思想的追溯和分析，有利于探寻价值观生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服务于当今的价值观研究和实践。

三是研究价值观基础理论。建立全面系统的价值观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价值观研究的重大任务和学术目标。研究价值观基础理论，是建立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基础工程。没有扎实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就不可能建立起成熟的价值观理论体系。为此，许多价值观研究者都曾致力于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由于价值观研究是跨学科研究，因而其基础理论研究也具有学科多样性的特点。但是，学者们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大致还是相同的。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何为价值、何为价值观、何为价值观研究，价值的涵义、本质，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价值与认识、价值与事实、价值与真理、价值与价值观，价值观的定义、本质、范畴、功能、类型、结构、特征、生成和发展变化规律，价值观冲突、价值观认同、价值观教育、价值观评价，价值观与世界观、真理观、实践观、历史观、人生观、利益观、功利观、自由观、人权观、平等观、公正观、荣辱观、审美观、自然观、国族观、群体观、经济观、政治观、宗教观、文化观等的关系，价值观与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导向、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等等。还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价值观与理想、信念、信仰等问题。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内涵丰富，对价值观基础理论的研究，既充满争议也富有魅力，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加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就是在相同的学科中也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百家争鸣式的研究，在价值哲学那里显得更加突出。比如，价值哲学围绕何为价值，对价值的元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为人们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价值和价值观打开了思路。其他相关学科对价值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各有特点。但总的说来，我们对价值观基础理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从建立价值观学的角度看，甚至连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都还没有正式搭建起来，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还有繁重的任务。相信经过长期坚持，最终一定会构建起比较成熟完备的、具有国情特点并可让世界分享的价值观理论体系，建立价值观学。

四是研究实践中的价值观。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价值观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实践问题。存在决定意识，价值观产生于实践、根植于实践、作用于实践、发展变化于实践。实践中的需要、利益、意识、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心理机制和客体属性等是价值观生成的基础。离开了实践，价值观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价值观研究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注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价值观研究最广阔的天地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为现实服务。中外学者在研究实践中的价值观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21世纪初，我国先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国内学者纷纷结合学科特点和社会实际对价值观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价值观与人的全面发展、价值观与行为选择、价值观与社会生活、价值观与理想信念、政治文明与价值观、物质文明与价值观、精神文明与价值观、社会文明与价值观、生态文明与价值观、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市场经济与价值观、社会转型与价值观、现代化与价值观、城镇化与价值观、新媒体与价值观、依法治国与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文化发展与价值观、民族认同与价值观、社会稳定与价值观、家风家教与价值观，以及我国公民价值观现状与演变、不同群体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等等。价值观实践研究在中国成了热点，既取得了诸多的学术成果，又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这些研究充分证明了价值观与实践的密切关系和价值观研究对社会实践的促进作用，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方法。当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学者在研究实践中的价值观问题时，仅满足于就事论事或简单直线推断，缺乏深度的理性思考和辩证推论，出现肤浅化的现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价值观研究一定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为价值观既是根于实践的，又是高度理性的，价值观研究既应体现实在性，也应注意思辨性，这样，研究成果才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五是对不同国家的价值观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在价值观思想和价值观研究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或者在同一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这些观点、特点和风格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各国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借鉴，共享研究成果，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思路，提升研究水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第一，对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同的社会生活实践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思想，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中发现价值观演进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找到价值观生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第二，对不同国家的价值观研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多年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立场等，使不同国家形成的理论成果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上都存在差异或截然不同的见解。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各国在价值观研究理论上进行相互比较和借鉴，完善各自的理论系统，并用各自的研究成果共同构筑全面系统开放多元的价值观研究理论体系。第三，对价值观研究的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不同的国家在价值观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范式。对这些范式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全面了解世界各国价值观研究的特点，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风格，有利于相互学习和借鉴。比如，德国范式突出思辨，美国范式强调实用，法国范式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中国范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等等。这些不同的范式各有所长，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完善各自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平。

六是对价值观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目标。价值观研究作为多学科的研究，作为一门尚未定型的交叉学科，对其发展走向的预测，既是学者的兴趣所在，更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如前所述，价值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存在而存在，发展着的实践将不断向人们提出价值观方面的新问题，价值观研究是一项永无止境的活动。因此，价值观研究者既要搞清价值观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状况，还应该对价值观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搞清价值观研究的走向，预测今后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准确把握价值观研究的方向，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研究，逐步形成完备的价值观研究体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对理论研究走向的研判。要完善价值观研究的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搞清其未来的理论走向和发展目标，有方向、有目的、按规律地展开理论研究。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价值观理论研究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对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的走向进行研判，是价值观研究者的重要任务。第二，对应用研究走向的研判。研究价值观的目的，主要是为实践中的价值观建设提供指导。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这给价值观研究不断带来新的课题。因此，未来的价值观应用研究领域将十分宽广。比如，进入新时代，现实中的价值观如何以变应变增强适应性；我国正在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民的价值观如何与这些建设相适应；针对现实中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关注社会转型、现代化、国际化、城镇化以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如何进行相应的价值观建设，以保证事业顺利发展和国家和谐稳定。第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走向的研判。核心价值观是对认识主体的价值尺度、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追求产生最深刻最重要影响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今后我国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新时代价值观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进入新时代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将继续进行并不断深化。

三、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解析

价值观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需要相关学科深厚的理论基础，还需要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罗国杰提出：“任何一门科学，要想在研究中获得进展，必须要有方法上的突破”。[注]罗国杰：《伦理学》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我国的价值观研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唯物主义辩证法、逻辑方法、历史方法、实践方法等。价值观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自然会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文献法、实证法、比较法等。价值观研究还涉及到哲学、伦理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等学科，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价值观理论进行阐述，也分别运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研究成果的获得提供了充分的手段。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

1.辩证方法

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方法，它为价值观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指导。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价值观研究的具体指导有：首先，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价值观的形成问题。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特征。其次，指导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价值观问题。许多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各个方面的价值观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定的演变趋势，这反映了辩证法中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最后，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价值观研究中的若干辩证关系。比如，袁贵仁提出“在研究价值观问题时还要正确处理和把握好价值观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价值观的可比与不可比、价值观的绝对与相对、价值观的有与无、价值观的先与后等一系列辩证关系”。[注]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又比如关于价值与价值观、价值观与价值观念、多元价值观和主导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2.逻辑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逻辑构架，这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逻辑方法的使用，在价值观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许多学者都使用了逻辑方法。如从伦理学的角度，王海明提出运用价值推导法发现和证明道德价值。“我们可以将它用一个公式表述出来而名之为‘价值推导法’、‘善的推导法’、‘应该的推导法’：前提1：客体事实如何；前提2：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如何；两前提的关系：事实符合(或不符合)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结论：客体应该如何(应该、善、正价值或不应该、恶、负价值)”，[注]王海明：《新伦理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5～96页。朱贻庭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谈到应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来研究各种伦理思想，把握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从哲学的角度，李德顺概括哲学基本分支为存在论、意识论和价值论“三大分支”，并认为“它们是这本价值论研究的书所依据的概念框架和逻辑前提。我在阐述自己研究价值问题的体会时，感到如此理解和把握价值论的学科定位，不仅有助于开阔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加强逻辑的清晰度和思维的彻底性”。[注]李德须：《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历史方法

历史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价值观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它能帮助我们把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在价值观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运用了历史的方法。如朱贻庭认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就应按照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具体地运用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注]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宋希仁也提出“对待历史上的东西，一定要从历史上去看待。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一种伦理思想体系或伦理学说，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因而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注]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罗国杰把历史的方法看作道德研究的重要方法，他提到“历史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道德现象时，绝对不能孤立、静止地进行”。[注]罗国杰：《伦理学》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页。可见，历史的方法在价值观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

4.实践方法

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实践，价值观研究必须密切结合社会实际来进行。当前，人们在价值观方面遇到了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为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寻找到方法和途径呢？只有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才能完成这一使命。没有理论，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看问题，抓住其实质，探求解决办法，不结合实践，脱离实际，更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认为，价值观研究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价值观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探讨。比如，李德顺提出“价值与真理及其关系问题，是人类实践和理论上始终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注]李德顺：《价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页。价值观研究只有运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突破。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价值观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涉及到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探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实证法、比较法等，对社会学科的发展和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文献法

文献法顾名思义即是搜集及分析和研究各种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并根据自己需要从中筛选信息，来实现某种研究目的的方法。它是一种古老却充满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价值观研究首先要在搜集前人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和思辨，才能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从而深入研究。只有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才能把握研究动态，锁定研究目标，深挖研究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成果都运用了文献法。如张东荪的《价值哲学》、李连科的《价值哲学引论》、李德顺的《新价值论》、王玉樑的《当代中国价值哲学》、袁贵仁的《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罗国杰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陈章龙、周莉的《价值观研究》、赵馥洁的《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等等。杨焕章对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样评价道：“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析都既是具有独创性的，又是依据以往伦理学优秀思想成果的。”[注]王海明：《新伦理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页。文献法已成为价值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实证法

实证法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是从当前社会或学科实际出发，通过揭示客观现象及内在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精确、实在、有用知识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主要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以便研究者清晰地认识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思考对策。价值观研究中如果只运用文献法，则无法触及现实社会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价值观状况和变化，还需要运用实证法，才能全面、整体地发现当前社会价值观现状及伴随社会变化的演变趋势和出现的新特点。因此，实证法在价值观研究中较为流行。宣兆凯认为“只有以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才能真实、准确、系统、全面地把握社会价值观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注]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页，第1页。并从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这6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法的运用能够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使探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达到统一，特别是在发现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有优势。

3.比较法

比较法也称为类比分析法，它是一种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对比，经过分析从而得出事物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研究方法。比较法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价值观研究中运用比较法的例子比比皆是，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如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运用比较法，从纵向来说可以是不同时期某一学派思想的比较，从横向来说，通常是指中西比较。宋希仁认为“应该通过对各种争论的分歧、比较和引申，进一步得到对自己和对社会生活更深刻的认识，以至把握一种更高级、更科学的现代伦理精神和道德观”。[注]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袁桂林将西方道德教育内容与我国道德教育内容进行比较时谈到“西方道德教育内容和我国学校德育中的道德教育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礼貌待人、诚实、正义、谦逊(谦卑)、尊重劳动、具有责任感、遵守学校规则……因此，他们的道德教育过程、途径、方法、手段、策略等也并非毫无借鉴意义”。[注]袁桂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页。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菊与刀》中运用比较法，对日本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研究，展示了民族差异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由于事例太多，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看出，比较法在价值观研究中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对拓宽价值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如前所述，价值观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为现实服务。新时代为价值观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现实背景，同时也为价值观研究带来新的命题和理论诉求。我们必须也理应在价值观研究的内涵、意义以及适应现实发展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进行再审视，补充和创新其中的理论依据，为价值观研究理论体系建设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也为有志于此的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