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实行了大量的供给侧改革，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提高了微观主体的活力，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开始凸显。传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措施作用日趋减弱，客观上要求我们创新思路和改变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当前的社会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时代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理论探讨

一、 前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新时代是指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时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期。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降成本提效率，解决我国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当前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在关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例如，2011年成立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2012年发表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和2013年成立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这些学术研究使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部分观点具有一定理解上的片面性和操作上的误导性。为此，本文梳理了一下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发展。目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来源、核心内涵、认识误区、理论逻辑、现实路径和政策选择等方面。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

贾康、苏京春（2014）认为当前“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发展呈现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两轮“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轨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扎根中国大地和立足中国实践，将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转轨经济学融汇贯通。苏剑（2016）认为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新供给经济学就是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理论，它在宏观调控中同时考虑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胡鞍钢、周绍杰、任皓（2016）认为供给学派的重要思想源泉是萨伊的经济学思想。方福前（2016）认为供给改革不等于奉行萨伊定律、供给改革的关键是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供给改革和需求管理是长短期关系两者不可偏废、我国供给改革的背景与美国里根时代不同。童行健（2016）认为供给学派并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虽然两者都是将重心转向供给端，即着力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政策措施在减税、推进市场化进程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供给学派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国以来的经济实践。刘元春（2016）提出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供给侧改革需要与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一是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二是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三是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张开、聂倩、贺璇、王声啸（2017）梳理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判断和政策主张并对国内外基于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对比和评价。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所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

贾康（2015）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我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动能转化，需要降成本提效率，需要深化制度改革，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自力（2015）认为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改革的目标是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更好的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冯志峰（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释放活力，提高供给的治理和效率。林毅夫（2016）认为供给侧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

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误区

刘元春（2016）指出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六大认识误区——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郭杰（2016）将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误区归纳为七点：将供给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基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结构；集中力量扩大供给作为主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主要手段；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供给管理；把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同于提升服务业比重；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作为我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就是供给侧改革。

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1. 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前提。陈彦斌（2016）认为理顺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在现实经济中政府与市场都存在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与市场互相取长补短协调配合才能解决失灵问题。微观领域以市场引导为主，宏观领域以政府调控管理为主。通过法治建设深化法治改革维护契约精神，通过市场正当竞争淘汰掉产能过剩行业解决资源错配问题。公共服务、民生等宏观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刘伟（2016）认为效率与公平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初次分配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再分配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注重公平。协调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才能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

2. 制度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冯志峰（2016）提出在制度、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制度层面进行财税、金融和产业领域改革，释放活力，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制层面要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成果人民共享；技术层面进行环境侧改革，鼓励创新。郭杰（2016）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认清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更能正确的认识供给侧改革。吴敬琏（2016）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建设来改善供给体系和结构，突破口在于创新。厉以宁（2016）认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改革。李佐军（2016）认为通过制度变革可以释放红利从而降成本提效率。

3. 要素市场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刘世锦（2016）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领域是加快我国城乡之间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要素资源获得比较优势，通过以市场或技术和模仿创新获得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后需求疲软、出口下降，我国原始创新不足的劣势凸显。未来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通过解放、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郭杰（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有人民币一体化、制造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简政放权、区域再平衡和财税改革等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着力点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有选择性的主动加杠杆、产业政策定位于市场失灵；政策要考虑效率与公平兼容。刘元春（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将“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何冬妮（2017）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四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离开外部环境变化来谈内部改革；不能离开需求侧的结构调整来谈供给侧改革；不能离开社会结构来谈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能离开政府有效监管来谈市场化改革。

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

李智、原锦凤（2015）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选择——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和降低流转成本、减少资源闲置浪费、促进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培养新的动力。林卫斌、苏剑（2016）认为实现供给侧改革，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策引导、公共服务和社会监管等方面完善职能解决政府缺位问题。供给管理在短期和长期宏观调控中均可使用，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包括促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调节要素成本、调节税收、鼓励产品创新等。李翀（2016）认为供给的关键因素有科技、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人才强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与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胡鞍钢、周绍杰、任皓（2016）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实施好“五大政策支柱”。“加法”——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减法”——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除法”——通过宏观调控规避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五大政策支柱”是指宏观政策、微观政策、产业政策、改革政策和社会政策。郭杰（2016）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措施。刘伟（2016）提出了从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构建社会秩序，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解决结构性失衡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給侧结构性改革

邱海平（2016）、谢地（2006）都认为我国当前的改革应该正本溯源，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逢锦聚（2016）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起来。张宇（2016）认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提效率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完善。何自力（2016）认为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加强供给侧宏观调控推动供给侧改革。

九、 总结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结构性问题。因为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矛盾发生转变。落后的生产力这一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实行非平衡发展战略，从而导致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何城乡差异等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是供需错配，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是创新能力不够强，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给侧改革的方针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要同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进入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期。因此我国要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消费、增加优质高效投资和加大原始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通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入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解决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秩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型国家。

我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因此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思想都不应该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我国的改革必须立足现实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的理论。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深层次的原因与机制，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新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从而更好的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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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毛亚男（1986-），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