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平

碑刻是挺拔的书籍，是站立的讲述者。古碑是前人的代言人，不分昼夜，不论寒暑，向后人无声讲述着昨日故事。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那些在山麓水畔、庙前祠后、圖一缅甸古碑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书（宋笠摄）草丛林间的石碑，就是点缀于山水之间的文献，散落在大地上的史料。

日本奈良时代的石碑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有些只是书本上留下来的碑文，而那些碑文又是哪里来的呢？很可能最早便是由当时人们在石碑前抄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写本环节。当我们在纸面上而不是在石碑前阅读它们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碑铭与写本文字的特点。

从中国碑到日本碑

从现存文献来看，日本古代的金石文源头是在中国，至少深受汉唐碑铭文化的影响。弘仁本《文馆词林》卷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五、四五七、四五九计五卷，共收入将军与都督碑铭十五首，其中多提及立碑纪功之举，在于将亡人的形象与品质永传后世。如卷四五二北齐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说道系于人，名凭于迹，“伐石悬镜之山，传响鸣鹄之地”。同卷隋薛道衡《后周大将军杨绍碑铭》说立碑的目的就是“垂芳猷与懿范，共穹壤而俱弊”。卷四五三褚亮《隋右骁骑将军上官政碑铭》说“刊石宣风，永贻相质”，“相”就是形象，“质”就是品质，“永贻相质”，就是刻碑立传传递贤臣良将的风范，永垂不朽。日本奈良时代的《大安寺碑文》说：“夫前贤前哲有功，必刻铭于钟鼎，又勒碑于宗庙，世虽远而业逾显，人虽古而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