乜 琪

一、引言

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其中，社会组织培育问题在官方文件中已经被多次提及，从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再到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均提出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但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具有较高的含混性特征，”缺乏政策实施细则，“引发了实践中政府部门普遍的‘灵活治理’。”①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6）。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各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方式和策略多样，有学者根据培育主体的不同，总结出“政府主导培育模式” “官民合作培育模式” “社会组织主导模式”三种培育模式。②许小玲、马贵侠：《社会组织培育：动因、困境与前瞻》，《理论与改革》，2013（5）。其中，政府主导培育模式下政府对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质量、进程以及组织的发展方向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调控力，降低了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提供服务的难度，因此这一模式被多个地区采用。但是，不论何种培育模式，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情境下社会组织与政府存在鲜明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并存在保持还是打破这种关系的争议。③苗红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重构——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