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倩影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48)

一、引言:“共同性”的沉睡与唤醒

本世纪初，邓正来先生慷慨发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①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一时激起国内法学界热烈的“去向”之争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国知网”上就能查到百余篇专论或兼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问题的论文，足见这一问题的学术影响力。;面对全球化演变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情境，如何反思当代中国法律的历史与现状，进而建构中国法律的未来“理想图景”③同①。，遂成为中国法律学人无法绕开的世纪之问。

伴随这一问题的理路延伸，不单单是法理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理论争鸣，如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资源论、立法中心主义与法律多元主义、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等讨论④参见石伟:《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熊秉元:《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各个部门法学科也争相在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内探索理论创新之道，如宪法学上的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争，刑法学上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行政法学中兴起的统一公法学理论……⑤参见徐辰:《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劳东燕:《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袁曙宏、宋功德:《统一公法学原论: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