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文系，武汉 430000）

金枝芒到底是谁？

王德威在一篇题为《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1］的论文中，列举分析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朱西宁《八二三注》、张爱玲《赤地之恋》、潘垒《静静的红河》、司马桑敦《野马传》、柏杨《异域》、金枝芒《饥饿》七部文学作品，由此探究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历史表达以及文学书写中的战争叙事的经验。

王氏列举的这七部华文小说，系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具有经典价值的作品，是最能表现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精髓的代表性小说。其中六部是中国作家写的，只有一部是海外华人作家所写。无论是大陆的杜鹏程，台湾的朱西宁、潘垒、司马桑敦、柏杨，还是香港的张爱玲，不是耳熟能详就是在有关词典中，均能找到详细的记载。可这金枝芒，对读者乃至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甚为陌生的名字。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金枝芒到底是谁？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常熟县，在原籍常熟接受过师范教育，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日军攻占上海，这些事件激发了陈树英的爱国热情，作为中学生的他，积极参与常熟地区的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中国青年学生爆发了“一二·九”反日侵略运动后，为了宣传抗日，陈树英毅然偕同妻子周文琴一起南来。1936年，陈树英夫妇应聘在马来亚吡叻州的“同汉华文小学” 任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马来亚迎来的却是英国政府的再殖民。他们的统治地区不仅有马来亚，还包括新加坡这片肥沃的土地。英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 1948年6月20日宣布全面实施紧急法令，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当局由此禁止左翼政治运动的开展，严格管控民间结社与出版书刊，在全马实行大逮捕、大封禁、大镇压和大烧杀，反抗者被迫进入荒山野林实行游击战，金枝芒也跟随反抗者中央机关部队转战到吡叻、彭亨密密的丛林中。由于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投入武装斗争，对当地社会生活和斗争实践十分熟悉，故在20世纪50年代，陈树英就写出了关于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发展来龙去脉的论文。

在艰苦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展开的背景下，金枝芒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的身份参加《战斗报》《团结报》和内部刊物《火线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时在吉隆坡的金枝芒，从亊教育宣传工作十多年，他以本地人民的抗战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牺牲者的治疗》，并在《北马时报》《怡保日报》《战友报》，以及《民声报》的副刊《新风》担任编辑，发表了不少号召马来亚人民起来争取独立的文章。

其时正值40年代末华人社会文学的一项论争走向公开化，论争的焦点在于是否确立本地作家应该反映“此时此地”社会现实，为努力改革社会，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金枝芒认为这应是马华文艺的主导方向，这个论点获得文化界的广泛认同。随后，文化界展开了“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金枝芒以周容为笔名发表数篇论文，强调“侨民文艺”不应该是马华文艺的主旋律，指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在形式上当然不能排除中国特色，但内容却必须是马来亚的。不熟悉马华社会现实的中国南来作家，是无法创作出具有独特性的马华文艺的。金枝芒强调马华作家不能老是停留在“身居海外，心切中原”上，而应时刻关怀“本邦”人民的利益；必须深入社会底层，抛弃作客异乡的态度，才能写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1958年，也就是紧急法令实施后的十周年，在部队中负责宣传任务的金枝芒，将战士们在革命斗争中体现的英雄事迹整理记录后，油印为小册子，在边区的战友们中传阅，以鼓舞斗志。他创作的《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甘榜勿隆》等中篇，记录的就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第十二支队从吡叻、彭亨、吉兰丹到马泰边界的小长征历史。小说所写的森林中不仅有华族，还有阿沙族和马来族，在英殖民者发动的战争中遭受凌辱、苦难乃至镇压。值得重视的是，作品还描写了他们如何奋起抵抗和壮烈牺牲。作品所反映的事情已超过半个世纪，但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得流泪。这三部作品后来收集出版为《抗英战争小说选》。

在马共组织内部，人们最熟悉陈树英的另一名字：周力。1961年，周力受组织调遣离开马泰边区途经越南前往中国，执行组织交给他的文宣任务。1969年，“马来亚革命之声”在中国湖南益阳以马、泰、华、英语广播。周力除任华语组编委外，还负责指导“播音组”的播音技术。他既写稿，又编稿、审稿，是电台“华文组”骨干。《革命之声》电台于1981年关闭后，他仍担任马共中央海外代表团秘书。1988年1月，周力即金枝芒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在马华文坛，不少人既是作家，同时也加入“马共”，是参与反殖斗争的革命战士。在马华文学史上，“马共书写”这个说法曾流行一时。这里讲的“马共”，系指在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卫马战争中，它是一支战斗力特强的部队，是他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抵御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入侵。尽管英国政府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不愿意放弃马来亚，但他们大势已去，马来半岛在1957年8月终于宣布独立，新加坡也在稍后获得自治权。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英殖民主义者幕后策划下，开展了一场“剿共战争”。直到30多年之后，在泰国有关当局见证和调解下，马共、吉隆坡政府和泰国政府举行三方会谈，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这场历时近40年的苦难。战争留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金枝芒写的长篇小说《饥饿》，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金枝芒为什么会在华文文学史中失踪?

作家的文学定位，除时间筛选外，另有文学史家独具慧眼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定位。一位作家有无资格进入文学史，入史后篇幅占多少，是设专章或设专节论述，均包含着对这位作家的“盖棺定论”，当然也有健在的作家未盖棺先定论的。如果一位作家进入文学史（当下一些作家明确地说“为进入文学史而写作”），表示这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得到学术界乃至文艺界的广泛肯定。至于文学史家是正面评价还是反面着笔，又与这位作家到底是正能量代表还是负能量代表的评价有关。

长期以来，金枝芒是华文文学史上不够“大师”称号，甚至连“大家”或“著名作家”的赞誉都少有的作者。尽管金枝芒壮怀激烈，但他的光芒度毕竟不够，故中国出版的下列最具权威性的华文文学史或教材，金枝芒均缺席，成了地道的华文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

庄钟庆主编：《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其中，“陈贤茂本”是中国唯一的也是最详细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分两章叙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给云里风、吴岸等多位作家设专节，可唯独没有金枝芒的专节，在“其他散文、小说作家”这一节中，也不见对金枝芒作品的论述。不是“中国唯一的也是最详细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前有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花城出版社，1991年）和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也没有金枝芒的记载。2007年出版的“庄钟庆本”，同样没有金枝芒的专门论述，只在“结语”中提到一笔“乳婴的《新衣服》”。这本书专门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其学术背景是1995年1月初厦门大学成立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这理应比成立于1984年2月的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华文文学史，在金枝芒的论述上更上一层楼，可“后来”并没有“居上”。

这一不足，在厦门大学“个体户”郭惠芬2015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东南亚卷》得到了弥补：

殷枝阳（1912-1988），原名陈树英，江苏常熟人。约于1935年南下新加坡。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以金枝芒、乳婴、殷枝阳、周容等笔名在《晨星》、《狮声》、《世纪风》、《南洋周刊》、《文艺长城》 《新流》、《星火》、《文艺》、《忠言半月刊》、《赤道文阵》等副刊或期刊上发表作品，尤擅长小说与散文创作，为战前活跃的优秀小说作者。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曾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捍卫马来亚。战后因发表《谈马华文艺》一文而引发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其论争意义十分重大。后回返中国。1988年在北京辞世。其短篇小说《逃难途中》、《小根是怎么死的》、《八九百个》等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牺牲者的治疗》收入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华文文学的史书中对金枝芒的生平最完整的记录。字数虽然不多，但对金枝芒创作和生平叙述得比较完整和准确。特别是指出了金枝芒的马共身份，并肯定其投笔从戎的传奇经历。不足之处是未能提到金枝芒的代表作《饥饿》，也未能对金枝芒的作品进行解读。当然，该书不是一般的文学史，而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但适当的作品分析，应有助于“交流史”的具体化和生动性。

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人员尽管集中在粤闽两地，但也有个别地区的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如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黄万华独著有《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国别华文文学文体史。它以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产生、发展的近百年历史进程，由此呈现出二十世纪华人生根于南洋土地的曲折过程，其中有关金枝芒的有两处：16页在论及中国南来作家时，提到殷枝阳即金枝芒；48页对殷枝阳的生平作了介绍，对其作品作了分析。该书提到的有三部小说《八九百个》《琅工》《小根是怎样死的》。前两部小说分析得比较详细，黄万华认为《八九百个》属“抗战小说”，且写得笔墨最为酣畅，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对《琅工》的剖析也到位。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掌握到殷枝阳的生年和出生地，以及晚年返回中国大陆的情况，并同样遗漏了殷枝阳的代表作《饥饿》。

在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为了解决资料缺失问题，九十年代掀起了辞典热，先后出版了陈辽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张超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景山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这三部辞典均没有金枝芒的记载，可谓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秦牧、饶芃子、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花城出版社，1998年），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在篇幅上，都超过前三部辞典。它代表着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文文学辞典编纂的最新水平，这新水平表现为它在辞书中首次收入了金枝芒的生平：

殷枝阳，笔名乳婴、枝阳、金枝芒。“七·七”事变后南来，随即崛起于马华文坛。擅长短篇小说，也写散文和报告文学，刊于各大华文报文艺副刊。战后以殷枝阳笔名发表作品。其中篇力作《琅工》甚获好评，被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小说二集。苗秀在该集《导论》中给予较高评价。

遗憾的是缺金枝芒的生卒年、原名和籍贯，其代表作《饥饿》亦被遗漏。至于2015年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编印的三大册《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2］，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没有金枝芒的作品。

中国大陆出版的华文文学史、教材、辞书和作品选，之所以会“遗漏”金枝芒，其原因如下：

1.2.3 宣传教育 药学部联合质控科、感控科等多科室展开内容丰富的有关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知识，向我院各级医护人员进行抗菌药物有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抗菌药物应用作为新员工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

一是大陆华文文学研究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靠研究对象提供资料，而金枝芒生死不明，自然不可能由他提供资料。就算金枝芒后来知道有人要研究他，他有无保留剪报，会不会提供，也是一个未知数。

二是大陆研究的华文文学作家，多为土生土长者，重点不在从中国到南洋侨居一时的作家。

三是金枝芒的研究资料如《饥饿》虽然在马来西亚吉槟州北星社1960年10月油印出版过，但流传不广，中国学者根本不可能看到。就是马来西亚本土评论家马仑在1984年出版的《新马作家群像》，也仅列“乳婴、枝阳、周容、金枝芒是同一个人的笔名”，不仅没有照片，也无金枝芒及其过去所从事的职业、籍贯等的记载。

四是《饥饿——抗英民族解放战争长篇小说（上、下）》2008年6月由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整理再版后，即使大陆研究华文文学的学者看到了，可由于作品是马共武装斗争的缩影，也有可能将其搁置。因为马共是个敏感话题。众所周知，马共与中共在政治斗争策略上有不同看法，比如中共要求华人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共却认为华人应首先解决“国内”问题，中国大陆的问题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五是对与马共有关的人物和故事，一些持慎重其实是拘谨的大陆学者，不敢或不便于写进华文文学史。须知，大陆出版社全部是公营，对敏感问题尤其是牵涉到两国关系和兄弟党之间的是非，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六是金枝芒作品写的是新马本土矿工的血泪生涯及阿沙部落原住民的文化，还有饿盐的故事，这既不现代又不后现代，对当今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均缺乏吸引力。当然，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不是社会上的青年，但大陆出版的华文文学史，多为集体编撰，而执笔者许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对海外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兴趣不大。

七是大陆改革开放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以左翼作家为主。1988年上海学者陈思和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后，对左翼作家的评价普遍降低，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大陆的华文文学史编写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

金枝芒在华文文学史上如何定位？

重新“出土”的金枝芒作品，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他在华文文学史上应如何定位？

首先，金枝芒是马华文坛从“侨民文艺”转型为“马华文艺”的标杆性人物。

金枝芒不仅是杰出作家，同时还是优秀的理论家。他在1947年12月26日吉隆坡出版的《战友报》“新风”副刊发表的《谈马华文艺》，次年1月17-24日在同一报刊上发表的《也论侨民文艺》，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谈马华文艺》一文不足5000千字，可并不亚于一篇万字论文，其效果有如在文坛投下一颗震撼弹。“马华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和斗争”，这里体现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特立独行的金枝芒不怕别人议论和反对，大声疾呼移民们不应把马来亚视为第二故乡。他认为作家既然在马来亚落脚：吃的是马来米，吸的是马来亚空气，喝的又不是长江水，那就不应把马来亚视为“他者”，不应有什么“双重国籍”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幻想。“马华文艺”既然姓“马”，就要把笔墨对准“此时此地”。金枝芒高度重视作家的现实性诉求，尤其主张及时性和积极参与性。他所做的一切，均是配合当地形势的需要展开的。以下且引金枝芒《谈马华文艺》的话：

是的，马来亚的文艺，或者我们单说马华文艺，一向很落后，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斗争；但是，落后也有落后的原因。举其大者，是文艺作家在口头上是比谁都进步，但在行动上却并非个个都比谁都进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与现实战斗有了距离，作家对于人民的斗争，对于人民的生活“不熟，不懂”，口头上愿和人民在一起，要替人民服务，心里却有另一个非人民的王国。

金枝芒在反对躲避现实的“侨民文艺”的同时，高扬马华文艺的主体性、独立性。金枝芒这类宣扬写当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文章，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为期一个半月的有关“侨民文艺”该不该合法存在的论争，连远在香港的郭沫若与夏衍也站出来表态［3-5］。这是马华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且颇具理论价值的论争，长期以来都是新马华文学界念念不忘的话题。也许考虑到马华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附庸，它是一个自足的文学体系这种观点争议性很大，文学史家方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没有将金枝芒措辞激烈的《谈马华文艺》收进他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中。

金枝芒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均有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投影，但也仅仅是“投影”。他写的抗英小说中以“同志”相称的民族解放军，以敢于流血、敢于牺牲为荣，以“为人民服务” 作为天职。金枝芒作品中对马来亚共产党充满感情，处处不忘歌颂“人民的子弟兵” 。这点与中国的小说非常相似，但仍有不同之处，像故事背景为热带雨林，还有“亚答”“芦萁芭”等词汇是中国小说没有的。《饥饿》出现不少不易懂的用语，当地读者一般可从上下文对照中读懂。为了照顾外地读者，少数特殊词语稍有注释①如“巴页”（bajak），指马来木犁；“朗外”（la-ngoi），阿沙（马来亚原住民）对解放军的称呼，意为好人、善良者；“弄迎”（ronggeng），指马来土风舞。。金枝芒主张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内涵，体现在其所反映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到独立建国的理想实践中。

研究二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马华文学，金枝芒的作品和理论无疑是一个标本。它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华文艺与中国文学的共相与殊相。这里讲的“殊相”尤为重要，因为它包含马来亚的现实社会、文化状况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侨民文艺”的马华文学的特殊性。这特殊性之一表现在马华文艺与抗英、抗殖民者“断炊绝粮”斗争有关。如果只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就不能了解马华左翼文艺的实质和金枝芒抗战作品的精髓。当然，马共阵营的作家不只有金枝芒，另有生于1935年、本名林金泉的贺巾，其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青春曲》《峥嵘岁月》。

其次，《饥饿》是马华文学的经典，同时是世界华文文学饥饿描写的经典。

作为战地力作的长篇小说《饥饿》，近35万字，是金枝芒在20世纪50年代抗英斗争的空隙中，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创作而成的。《饥饿》形象地描绘了某小分队14位斗士在饥饿线上坚持斗争的惨烈事迹。虽然最后只剩下5人，但他们在绝望中看到曙光，在声援无望的境地仍毫不动摇，作品从悲剧的一面反映出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勇往直前的战士们气壮山河的战斗事迹和高贵品质，如队长老刘在队伍最后突围时因弹尽粮绝而英勇就义。为反衬英雄人物，作品写了立场摇摆、革命意志衰退，最终逃跑投敌的明富。故事悲切壮烈之处，是那样动人心弦。英殖民当局为了消灭游击队，严厉控制和封锁粮食，使战士们长期处在饥饿线上，可这种压迫从反面强化了他们不屈的斗志。书后收录作者自撰简历，作为过去出版的《抗英战争小说选》作者生平介绍的补充。

还在南来早期，金枝芒就写过他所熟悉的中国抗战故事。在抗日战争高潮到来的时候，他转为描写新马人民的援华抗战。最值得重视的是金枝芒作品中有关战士们在浓荫蔽日的森林中受饥饿煎熬的细节描写，今天读来仍使人感到心惊肉跳。《饥饿》本是一部忠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小说。关于这一点，还可以补充作品中有关饿盐的叙述：

在这人迹不至的原始森林里，……当他们吃了三粒盐头，就像奇迹的出现一样：嘴里不再流出淡淡的口水了，不舒服的感觉即刻消失了，胸口也不像以前那样心翻作呕了。而这种“药到病除”的神效，甚至使得他们立觉眼睛也亮了些，耳朵也敏了些，头颈也硬了些，精神也爽了些了。

盐呀盐，走马灯似的，一直在他的头脑里转着，转着。饿盐，很痛苦，耳鸣眼花，颈软头重，不舒服的淡淡的口水，像婴儿一样日夜流。今天，不过吃了这么少少的三四回盐，肚子一饱，周身轻松舒服，饿盐的病象似乎一扫而光了。他摸着额角又摸着皮肤早上还是烧烧燥燥的，此刻却凉爽柔软了。他原是个读书人，知道盐是生命所不可缺少的营养。他想，只要有盐吃，衰弱的身体会好转，酸软的脚骨会硬朗，用不着走路再扶着倒霉的木棍，可以像同志们一样出发、工作了。

别的作家写饥饿时一般都没有写到饿盐，即使有人写到，也不像金枝芒写得那样淋漓尽致。此外，金枝芒的作品还渗透了很多南洋景物和店仔、板厂等特殊用语，增添了作品的南洋气质和风格。

只有真正读懂《饥饿》，才知道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之艰辛、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之壮烈。金枝芒亲历的游击战，就这样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感，使场景叙写与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书中所写内容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反帝反殖斗争故事启示我们：不要把历史简化成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左翼历史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在于它能提供革命传统教材，而且当先烈艰苦奋斗的历史转化为艺术素材，特别是通过小说形式传达时，还可给我们审美的享受。过去人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废墟意识的集合，这是不全面的。

当然，《饥饿》这种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左翼文学中已有写过，但在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马华文学史上，却甚为少见。不是农业大国的马来西亚，饥饿本是作家们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中外小说创作史上，关于饥饿的主题已写过无数遍，金枝芒的作品则将其推向新的境地。金枝芒对20世纪40年代马来地区的饥饿抛弃了常规化叙事，他从富于地方特色的景点入手，揭秘式地叙述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因没饭吃引发的野果中毒亊件：

第二天，脚浮浮的走了一天，路上没碰到可吃的野菜，饿着。次日天亮了又走，肚子饿得更难受，一面走一面想找东西吃。走着走着，石古在路旁突然看到一棵山薯苗，高兴得像发现了宝贝，一面拔出巴冷刀挖，一面对蛮仔说：

“山薯，山薯，母亲带我挖来吃过的，我还认得！”

蛮仔的脚拖得很重了，听到有东西吃，也帮着挖。挖了成尺深的泥土，果然挖到小小的扁圆的东西，黄黄的皮色看来和荷兰薯差不多。蛮仔拿了一个剖开来，白里带黄的肉水汪汪的，顺手放进嘴巴，想舔舔是什么味道。

“舔不得！”石古叫了起来。

可是太迟了。蛮仔只觉舌头一阵麻痹，马上红肿作痛起来。他把手里剖开的山薯一丢，说：

“吃不得，我头昏肚痛……”

话还没有说完，手里的汤匙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接着双手捧着肚子在水沟边打滚，口吐泡沫，眼睛翻白，转眼昏迷了过去。

石古叫他，不应；推他，不动；用冷水泼头，用指甲夹人中，也不醒；扳开嘴巴放下几粒六九三丸，也不会咽。“中了毒，我害死他了！”

在中外文学史上，饥饿均是小说家非常独特的资源。金枝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华文作家中善于描写饥饿的高手。不同于张爱玲，他写的不是农民而是游击战士对缺乏粮食的感受。他之所以能够将饥饿在作品中描写得令读者如临其境，完全是源于其在战胜数十倍于己的英殖民军警斗争中，对饥饿所承受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金枝芒作品中的“饥饿”书写之所以深刻动人，还因其带有生命体验色彩，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底层人民悲天悯人的生命意识。这里不妨再引一段：当作品写到殖民者用“断炊绝粮”的手段企图饿死抗英战士时，顽强的战士们只好以吃野果、柠檬代替吃饭。当野菜吃光后，又把毒虫烤来吃：

火炭发出嗤嗤的微响，升上一缕青烟，半截山蜞立即焦熟……不过炕熟的山蜞像条胶带，又小又韧，实在吃不得，快快吐掉了、蜈蚣有手拇指大，长长的，砍断了还在蠕动着……翻转赤黄色的背，是白里透黄的发亮的颜色，好像一段又肥又嫩的肉……炕着炕着，蜈蚣和山蜞竟而不同，有点焦香的肉味飘散开来……他拿上又放下，一连犹豫了好几次。最后，他终于对自己说：“不管它，吃少少试试，一口半口就毒得死人吗？”他用牙齿咬了一点，嚼着。炕酥了的蜈蚣肉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咽蜈蚣的肉就跟着口水滑下喉咙去。等了一会儿，他不只觉得嘴巴、肚子无妨，而且似乎舒服了些，又吃第二口。

作者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渲染“蜈蚣肉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把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战士们还吃过蝎子等毒昆虫，他们与尝百草百毒的“神农氏”已相差无几了。他们被饥饿折磨着，被毒虫伤害着，可仍以这样虚弱的身躯和强敌进行殊死的搏斗，靠的就是争取民族解放这种信仰的精神力量。金枝芒充分展示了游击战士宁折不弯的崇高精神境界，使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深刻，为作品的艺术性增添了厚重的分量。此外，金枝芒小说在对历史隐秘的揭示中，深度诠释了人性的善恶美丑，这是小说的又一大亮点。

金枝芒用通俗易懂且富于魅力的语言，把一个个精彩的革命故事还原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把一代反帝反殖战士惊心动魄的人生历程，生动地呈现在当今受众面前。无论是金枝芒的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均可视为作者对争取民族独立革命战士的深情凝视和睿智的解读。关注现实，勇敢地探索战争文学写作的新路和华文文学的在地化，努力描写“本邦”的生活，使自己的作品富于地域色彩，这是金枝芒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走向。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反英和饥饿正是理解金枝芒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这两者有互文关系，即反英造成了饥饿，而饥饿又促使游击战士痛恨英帝国主义和强化了反殖力量。这两者当然不是半斤对八两，而是以写人性渴望温饱、渴望自由为主。反英属于精神，属于形而上，而由饥饿带来的渴望温饱是一种生理本能欲望。粮食归于物质，金枝芒小说的主旨，其实也是物质，是粮荒造成饥饿。反英，是觉醒的象征，而饥饿，是原始生命力的一种符号，同时也是促使反压迫、反饥饿和改造社会的一种巨大力量。

应该承认，《饥饿》这部小说吸收过苏联法捷耶夫《毁灭》的营养，但绝不是情节的模仿，更无佶屈聱牙的翻译腔，或像当下某些作家那样由此坠入西方似是而非的“后殖民意识”的泥潭。虽然同样是汉语写作，与中国丘东平、刘白羽的作品仍有明显的差异。《饥饿》没有金枝芒家乡的江苏色彩，一读就知道是南洋的，其语言是马来亚劳工华社常用的字词，连笔名“金枝芒”也是从南洋水果中来；又不是简单的广府话和客家话，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是“侨民文艺”所没有的一种成熟的马华文学特有的艺术语言，它不仅有华族的共性，还有“马来语素”。

不仅是金枝芒的中长篇小说，包括他的散文，读者均可看到作者对形而下之物贯穿着一种关注和对粮食问题不同寻常的焦虑。打游击必须有强壮的身体，因殖民者切断了粮食运输的通道，带病带伤的游击战士只好采野果、烤昆虫充饥。张爱玲的《秧歌》，还有莫言的《红高粱》的主人公对饥饿都有深刻的体验，唯独没有金枝芒写的有关饿盐的体会。无论是饿粮还是饿盐，均成为当年丛林中游击战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生存道路上最大的阻力和威胁。这种对粮食的焦虑与恐惧，成了金枝芒小说的重要题材。胡风曾提倡写人的精神创伤，金枝芒对此理论有进一步发展：不仅写精神创伤，还写“敌人的几粒子弹钻进了他的身体去，在一阵麻痹的朦胧中，他被敌人的叫嚣刺激着，不管鲜血的涌流和疼痛的折磨，索性爬上大石向冲来的敌人痛击”这种严重的肉体创伤。正是在把握时代脉搏这一点上，使金枝芒的《饥饿》给整个马新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范例，成为华文文学史上描写饥饿的经典。

这里讲的经典，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的经典文学作品如杜鹏程《保卫延安》，堪称不朽之作；柏杨《异域》、朱西宁《八二三注》、张爱玲《赤地之恋》、潘垒《静静的红河》、司马桑敦《野马传》等 ，也均为文学珍品。《饥饿》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汉语文学描写饥饿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 。也许读懂了金枝芒，才能读懂马华左翼文艺，才能读懂马华文艺为什么不是“侨民文艺”。的确，金枝芒的作品让我们在对游击队员的伟岸身影充满敬意的回望中，在对华族精神血脉的追寻中，激发和确认了对华族的自信以及为民族独立不倦斗争的勇气。如果香港《亚洲周刊》再来评20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金枝芒写战士们反复与饥饿较量的《饥饿》，很有可能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