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玢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母亲原型是古今中外无数艺术家们不断延宕书写、智慧诠释的文化意象。“这一原型的影响贯穿着全部历史，因为我们能够证明它在原始人的仪式、神话和象征中，以及在我们现代健康人和病患者的梦境、幻想和创造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1］3。但在不同的社会场域，由于意识形态或显或隐的介入干预、文化观念的流动缠绕以及个体精神的纠葛共生，使得母亲原型产生变异，“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字结构，并在含义中显示出不同的强调”，弗莱称这些变异为“模式”，并指出：“每一种文字结构都可能将其重心定位在某一个模式中，尽管它还包括或隐含着其它各种模式的一些方面”［2］3。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亲书写，考察其不同的变异模式及其变异根源，可以捕捉到时代的文化面影，挖掘出母亲内涵的人学意义。

一、亲情化书写

所谓亲情化书写模式就是立足于自我的血缘亲情立场，以湿漉漉、热腾腾的生命印记来展示母亲“无条件的爱”的精神品质，更具有母亲原型的“原初性”意义。打开20世纪中国散文的“母亲档案”，我们可以阅读到胡适、茅盾、老舍、邹韬奋、丰子恺、黄药眠、汪曾祺、郭沫若、石评梅、黎烈文、徐懋庸、鲁彦、季羡林、张中行、萧乾、宗璞、孙犁、钱理群、从维熙、张洁、刘心武、叶广芩、许文郁、肖复兴、林非、秦牧、赵鑫珊、赵丽宏、陈建功、梁晓声、韩石山、高建群、阿成、叶文玲、张承志、琦君、彭学明、毕淑敏、王充闾、阿贝尔、刘庆邦、贾平凹、彭云程等关于母亲的深情书写，这些亲情化书写以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语言符号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在母爱力量制导下的真实灵动的情感世界。

首先，亲情化书写模式在20世纪中国散文、诗歌中表现比较突出，尤其是一些回忆性散文。对此，王富仁解释说：人与母亲的关系是“他一生唯一一种完全和谐的关系，这种完全和谐的关系将永久地留存在他一生的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他与母亲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子女的成长则意味着二者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子女的成长过程，但也是一个逐渐失去二者和谐关系的痛苦过程”，“在整个世界上自己是孤立无依的，童年的母爱永远成了过去的回忆，但也成了自我最美好的回忆。在这时候，母亲的形象才在自我的意识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高度，才成了自我的最高理想，世界上对于他什么最宝贵？母亲与母亲的爱！”［3］此观点令人信服！由此，我们体味到了老舍唯恐失去母爱的恐惧之心：“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我的母亲》）、郭沫若漂泊念母的酸楚之情：“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芭蕉花》）、季羡林撕心裂肺的丧母之痛：“我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到她儿子的时候不知道流过多少泪，现在却轮到我枕着这枕头流泪了”（《母与子》）以及从维熙醉心于母亲鼾歌的柔情之美：“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母亲的鼾歌》）等等。

其次，亲情化书写模式常常于苦难叙事中诠释和解析母爱的伟大。百年中国有着丰足而鲜活的苦难叙事资源，战争侵扰、贫穷困扰、家族欺压、病痛折磨及父权制度的逼迫等等考验着母爱的强度，“积淀着贫贱之中贫而不贱，卑微之中微而不卑的母亲意象”［4］，铸就了与多舛命运抗争、不屈不挠、爱意恒定的母亲群体。胡适《我的母亲》以相当疼惜的笔墨描绘了“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的母亲的艰难处境，于细微之处勾勒出母亲既温和忍耐，又颇有刚气的精神气质。萧乾《我是妈的命根子》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场景：面对堂兄的欺压，孤儿寡母无力反抗，“妈妈把我紧紧搂到怀里，呜咽着哀求说：‘我就剩下这么一块肉！’”这是母爱本能释放的极致，不禁令人清泪潸然！叶文玲《未圆之梦》为芳华易逝、劳绩永存的母亲画了一幅看似“矛盾”、却别出心裁的肖像：“素衣如故，神态毕肖；白发斑斑，笑容可掬，而捧绣花绷的那双手却很年轻，纤纤十指白皙秀长，恰如青春少女飞针走线的模样”。一双平凡的手因为倾注了生命的爱便可以超越岁月的无情磨砺，成为永远青春的雕塑！而彭学明在其长篇散文《娘》中则借助“无脚鸟”对“娘”粗砺、苦难、真实之人生进行诗意的解读：“娘，就是那只飞了一辈子都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娘穿过一生的风雨和辛劳，把儿女带到风平浪静的港湾后，精疲力竭，戛然而逝了”。

总体来说，亲情化书写模式中的苦难叙事更多的是张扬母爱力量的强大，凸显母爱的超常坚韧与超常牺牲，体现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性。毋庸置疑，这种超常的精神和意志，是人类得以繁衍、进步、纯洁的原动力。但不可讳言的是，苦难整体上被弱化为一种母爱书写的固定表达，并未达到哲学层面的言说。作家匮乏自觉而深刻的苦难意识，对苦难的追问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和人性反思。

最后，采用亲情化书写模式的回忆性散文并未回避冲突与斗争，而是在经历一系列的生命冲撞、灵魂交战后最终由儿女们的醒悟、歉疚、忏悔、哀痛重新廓清自我存在的方向，并直达自在、永恒的和谐。彭学明的《娘》是其对母亲的“忏悔录”。当从自己奶头上吮吸精血的儿子因为所谓的面子而抱怨、质疑，甚至讥讽、厌恶之际，一把利剑无情地刺向“娘”的心口，她的精神天空坍塌了，她只有选择死亡。此时，面对“娘”的未遂的死亡之举，儿子骤然醒悟：“我把娘弄丢了。我无家可归了。”泣血之泪恣意流淌。“把娘弄丢了”也因此成为一种精神失落、道德滑坡的当代文化寓言：“我们这个时代成了没有‘娘’的时代。过去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前途多么渺茫，思绪多么混乱，有‘娘’在身边，她唠叨，但包含着关爱；她迷茫，但从未停止前进；她是孩子心中的一棵大树，能够遮风挡雨。现在，我们把‘娘’弄丢了。行为失范，道德失准，思想迷茫，情感虚无。面对这一切如何是好？”［4］

应该说，亲情化书写模式是借助被风霜雪雨、五谷杂粮以及嘶叫恸哭蒸煮、浸染过的岁月记忆，以个体生命直观的方式演绎母爱本能的伟大，从而“找回了文学里的真实、真切和真诚”，“找回了文学里的温暖、感动和力量，更找回了文学里的艺术、生命、生活、思想和精神”，此种意义在“文学缺失生活与真情，没有温暖与感动，缺乏艺术与美感，鲜有思想与力量”［4］的当下无疑是显见的。但毋庸讳言，总体来说，亲情化书写模式对于母爱主题的呈现还比较单一，挖掘很不充分，“很难把这一主题的无限深厚的内涵充分展开，还不可能在人性的全部复杂性上展示母爱的伟大的力量”；“母爱的最深厚的根源不是在其理性中，而是在其本能中，中国现代散文处理这个题材的方式还过于理性化，这显然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巨大制约”。［3］

二、政治化书写

此处的“政治”特指的是特定国家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政党政治，并非汉娜·阿伦特所指的以公共性与多元性为精神品质的“政治”，即“一种自主性的流域，或空间，它的展开端赖我们行动的创造，我们基于公共的关怀而离开安稳的居所，共同涉入充满风险的公共事务，共同讨论、争辩、议论为我们所关切的公共议题，经由这种‘公共论坛’中的理性言说与论辩，我们审议分歧的意见，从其中寻找某种共同的观点，或者也可能无法达成这种‘公共性’的共识”［5］10，而按此内涵，前者恰是公共性与多元性极度萎缩后的替代品。故所谓政治化书写模式就是在政党政治的强力诉求之下，逐步消解母亲原型的“原初性”内涵，即“无条件的爱”的本能释放，而成功地将其变形置换为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此种模式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

我们知道，左翼文学发现并挖掘人的阶级属性，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书写视点，展示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场域。激进的政治意识成为包括母爱书写在内的左翼文学的核心叙事理念。叶紫的《星》《向导》、丁玲的《母亲》、臧克家的《当炉女》、殷夫的《给母亲》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带着时代风姿和政治意味浓厚的革命母亲的形象，借此“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6］220左翼文学中的母亲书写虽然具有浓浓的政治色彩，但是就像某位学者在评价叶紫的《星》所言：“既非口号式也非概念化，而是以浓郁悲愤的艺术氛围来展现政治革命的主题，……政治理念和革命吁求也借助于艺术的想象空间而变得合情合理，实现了文学的战斗的社会功能，既展现了左翼文学作家运用文学手段追求政治理想的理性要求，也表明了左翼文学在艺术创造上具有达到精湛高度的广阔空间。”［7］但是很快，书写空间相对比较自由的左翼文学在流转至延安之际，就因革命的实际需要，被迫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与重构，最终使文学彻底政治化。从“五四”文学延续下来的拥有启蒙意识与人文情怀的左翼文学整体上完全陷入了革命化、政治化的漩涡之中。而经历了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再次强化以及“文革”的极端化，政治化也因而终于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唯一的书写模式。

在如此的社会秩序中，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感情和最神圣的爱，母爱或被指仅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子女所具有的一种私爱”，是一种超阶级的概念，“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8］；或被认为，“母爱和其他爱一样，决不是（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承认“母爱是一种超阶级的概念”正是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9］的表现。而抹煞“母爱”固有的阶级性，虚伪地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母爱”，目的是企图掩盖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欺蒙劳动人民，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宣扬这种超阶级的“母爱”，“起着模糊教育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10］。因此，在文学世界里我们看不到那来自于母亲“为爱孩子而爱孩子”的本能释放的纯粹的人性爱，而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①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围绕“母爱教育”的讨论综述作出权威性的定论：“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的生命情感完全被抽空的阶级爱，即“无产阶级的爱”②齐明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爱》（《人民教育》196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爱的提法是形形色色的，但从本质上来分析，却只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爱：“一种是阶级爱，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爱”；“另一种是人性爱，也就是包括母爱、兼爱、博爱、恻隐之心等在内的所谓超阶级的爱”。所谓“阶级爱”，就是“指我们党和毛主席所一贯提倡的阶级友爱。它和人性爱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把儿童当作自然人、抽象人或一株植物，而是把儿童看作一个社会的人、阶级的人。”而“人性爱”也就是所谓的“母爱”“同类爱”“人类爱”，或“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爱，“这些爱都是所谓超阶级的爱”。。

综观致力于政治化书写模式的文学作品，母亲往往会被变异置换为两种身份。一是在阶级情感与伦理亲情的冲突中，母亲与孩子的生命脐带被无情斩断，革命开始用阶级观念置换其中的本能成分，母亲从普通家庭的传统主妇蜕变为革命大家庭的积极革命者，母爱被自然地转换为阶级爱。如此的母亲形象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俯拾即是：为了使千百万的孩子免于残杀，目睹鬼子惨无人道地折磨自己的最小女儿，仍誓死保卫“杀鬼子的本钱”——兵工厂的冯大娘（冯德英的《苦菜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以跳楼身亡来激励儿子顽强抗争的杨晓东妈妈（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像爱着自己的儿子一样爱着解放军的老米涛（即傣语，老妈妈。季康的《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责骂瘦弱的孩子偷食视为党费的咸菜，并为保护红军侦查员而牺牲的母亲黄新（王愿坚的《党费》）；以冷峻的目光关注女儿的革命成长，锻炼孩子的革命意志的母亲刘云（萧平的《三月雪》）；借思想进步的丈夫的莫名死亡来指引女儿对爱情与革命的抉择的江玫母亲（宗璞的《红豆》）等等，这些形象已然不具备纯粹血缘亲情范畴的本能母爱，而于革命意义的链条上获得了革命母亲的神圣称谓。

二是母亲成为女人性征的角色转移者。政治化的社会要取消的就是个性，自我，而“自我首先是一个肉体的自我，它不仅在外表是一个实在物，而且它还是自身外表的设计者”①［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本能》，转引自大卫·M·列文《倾听者的自我》，程志民等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因此，作为自我自然属性和生命本能的性欲因与道德劝教、权威崇拜背道而驰而遭到最严酷的压制，“如何才能避免性欲呢？答案是，必须自然地去掉女人的性征（desexualize），所有女人必须成为‘母亲’”。［11］145这非常典型地表现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以及俞林的《我和我的妻子》。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多多少少摒弃了当时流行的革命语汇，通过叙述新中国成立后有着性格迥异的夫妻进入城市后所引发的矛盾冲突，来展示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的精神需求的嬗变历程的“成长小说”。无疑，“城市”被预设为一个欲望横流、滋生阴暗心理的资产阶级场域。在这个场域，即使是极度矜持和羞涩的夫妻情调也不允许存在。一旦萌发，政治律令必然进行强制干扰，以被抽掉了具有性欲化的女性性征的母亲身份发出严重的警告：“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我们夫妇之间》），“吓醒孩子，放开我，放开我”（《我和我的妻子》），无情斩断了性满足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两部作品还是因为描写了一些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琐事而使作家陷入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他（指萧也牧）到了近年还写了像《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包含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吧。但这事情正好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是长期的，一个忘记了警惕自己的人，在特别复杂的城市的环境下，便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情感的抬头，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2］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警醒地指出，“时代精神是一种宗教，或者说得好一点，是一种信念，它同理智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却被拿来当做衡量一切真理的绝对尺度，并被认为始终符合于常识”，“时代精神不可能纳入人类理智的范畴。它更多地是一种偏见，一种情绪倾向。它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力，经由无意识，作用于那些柔弱的心灵，使它们随波逐流。”［13］3在政治化记叙的文本中，一个以崇尚政治权威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力”，经由全民的集体无意识，使得曾经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中国母亲一方面无时不在地聆听或渴望权威的指引，另一方面又竭尽所能地压制着来自于本能的母爱情感，从而不仅造成了女性意识的集体性消亡，而且促使了母性性格的整体性瓦解。这使得母亲的形象表面上达到了神话原型中的“完美无瑕”“神圣伟大”，但事实上是被极度异化的政治玩偶。

三、世俗化书写

世俗化书写是一种袪魅化书写。此处的“袪魅”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袪魅”，即对世界一体化的宗教性统治的解体，而是对由政党政治强制性建构的崇高性母爱与由传统伦理道德前设性想象的神圣性母爱进行怀疑、悬置，直至解构、颠覆，把作为“神”的母亲拉回到日常生活，呈现出作为“人”的母亲的生存真相和精神状态，从而呈现出世俗化的审美特质。

袁昌英于1929年创作的话剧《孔雀东南飞》是最早对母爱进行世俗化书写的文本，作品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精勾细描了一个被显性的母爱与潜意识的性爱反复纠缠、多次拼搏的“寡母心理图式”。最终，儿子媳妇双双殉情，焦母自己亦在男权专制文化的漫天阴霾中走向了灭亡。此剧“开始突破‘五四’以来母爱的歌颂与忏悔方式，写出了历史和生活本相中母性身份的欲望与尴尬。这种丑陋母亲对崇高母爱的改写，也使得自‘五四’开启的母爱主题的内涵更加丰富，母亲形象也更人性化、更贴近现实，并有着更高的文化价值”［14］。此后，将这种颠覆进行集狂欢化、系统化、深刻化演绎于一体的是张爱玲，她曾说：“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大多的滥调文章。……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15］76。张爱玲还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15］76张爱玲敏锐地发现，长时期以来，由于男权社会秩序中集体性“阴谋”的合力，作为“本能的仁爱”或曰“兽性的善”，母爱被无限地“戏剧化”——虚构化、神话化，以致于仅剩下“戏剧”——没有了肉身感、欲望感，虚妄、不真实的母爱神话，而这正是男权制文化对母性存在的合法性规定。于是，她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从男权文化序列内部反戈一击，在其“传奇”系列小说中刻画了一幅幅自私麻木、吝啬冷淡、阴毒刻薄、变态残忍的悍母图、恶母像。张爱玲似乎很沉醉于这样的文字游戏之中：带着一丝得意，暗藏些许哀怨，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沿着对于普通人而言最世俗、最要紧的“人生安稳的一面”［15］313，残忍而细致地拨开母爱光环下的层层帷幕，使母之恶骤然赤裸，让我们在母性祭坛轰然坍塌的巨响中惊呆于善恶交锋之下惊心动魄的心理撞击和人性挣扎。

无疑，张爱玲在其生存的时代是一个个案，但她在某种意义上却开启了一个母爱世俗化书写逐渐演变为作家的集体性行为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的到来已然在其近四十年之后。学者樊星在《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一文中分析了共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种思路，即以鲁迅为代表的设想以刚健不挠的精神去“改造国民性”，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干脆面对现实，提倡“发财主义”，前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后者则表达了“中国普通百姓的世俗要求”。并且指出：“世俗化的思潮在战争年代和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当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直至20世纪末，“饱尝了激进主义之苦的中国人才以空前的热情和规模进入了现代化——世俗化的跑道。这样，世俗化便成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制约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的时代主导精神，并或隐或显地贯穿于80至90年代文学思潮的流变过程之中。”［16］具体到母爱主题的文学书写方面，前有张爱玲的颠覆示范，后有世俗文学思潮的强力渗透，如此，世俗化逐渐成为一种母爱书写的审美风尚。

首先，外貌上不似于邹韬奋的立体而永恒的母亲形象：“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到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我的母亲》）；也不止于张爱玲的“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金锁记》）那种淡淡的甚至略带优雅的描绘，而是有种集体性、夸张化、赤裸裸的丑化：“灰发飘拂，面如锅底，满嘴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长牙”“积满污垢的肚脐眼”“泄了气的破气球一样的乳房”，俨然“变成了一具木乃伊，没有生命，没有感觉，没有一点点水份”［17］。

其次，世俗化的母爱书写立足于日常的世俗生活，以一种誓死颠覆阳刚谱系的书写历史的决绝与悲壮，放纵感觉，疯狂地呈现着母亲的性欲心理和行为，焦灼地追逐其巨大而鲜明的隐喻功能：“妇女们只有通过性的涅槃最高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性生活领域里的人格尊严，达到女性生命本体的最大限度的和谐和自由，才能提高自己的解放尺度”（王诽语）①参见李琳《刻板印象与性格平等形象——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这自然是其一大贡献。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地迷恋性的“激情”，在肉体搏斗的字里行间，在“美杜莎的浪笑”②著名的法国女性主义研究者伊莲娜·西克苏于1975年发表的《美杜莎的浪笑》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性主义檄文之一，它被女性主义者广泛应用，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声中，已经无法看清性背后隐喻的幽影。方方的《风景》中儿子如此评价母亲：“母亲跟男人说话老使出一股子风骚劲，她扭腰肢的时候屁股也一摆一摆的，像只想下蛋的母鸡”，“见男人就化了，巴不得上钩”。张宇的《疼痛与抚摸》中，水秀、水莲和水月三代女性竟有着一种“渴望强奸情结”，小说这样描绘水月被李洪恩强奸的场面：“接着他又启动，把她当成一团棉花放在轧花机里轧。又把她当成一只绵羊放在了刀案上杀，剥她的皮，剔她的骨头，一刀一刀杀她，杀得她痛快淋漓，激动到疯狂”，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力度，在经过类似言辞无情磨损后，最终消失殆尽，如此，性爱亦成为“爱的最能迷惑人的形式”［18］49。

最后，在母爱的世俗化书写中，与性相关的神圣的生育功能被丑化、戏耍、调侃。莫言《丰乳肥臀》虽然试图展示“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19］的创作理念，但全篇所充斥的关于“丰乳”“肥臀”甚至生殖器官的粗俗不堪的语言，以及母亲鲁氏不断借种生子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影响其创作意图呈现的合法性。与短篇小说《孕妇和牛》对生命孕育的希冀与快乐不同，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借助于“玫瑰门”的意象处处流露出对生殖繁衍的恐惧与厌恶，从而试图斩断“一份残酷与冰冷的女性历史的循环”［20］。而徐坤的《女娲》则在民国、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极为重要的中国历史时段，通过污秽不堪的血缘乱伦将女人的生殖意志以及母性中的原始性进行纯动物性的疯狂展示，人性在兽性的暴力下无奈遁逃。

可以说，对母爱的世俗化书写回到平庸琐碎的现实生活，使得母亲从传统的“灵”的囚笼中突围出来，具有肉身性，立体真实，这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但世俗化与鄙俗化只是一步之遥，文学反叛不是制造文化废墟，不是堵塞生命的希望通道，反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它们展现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新角度，并且不同程度地促进、激活文学创作的内在活力。“如果说，鄙俗化思潮在80年代末以后渐渐成了当代中国文坛的主流（这种倾向终于在1993年激起了评论界、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但这种讨论的影响也只能限于评论界和知识界），那么，这一文学现象除了表明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文学危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16］中国的母爱文学期待建立新的书写模式，中国文学亦是如此！

四、神性化书写

母爱的神性化书写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模式。此处的神性化更趋同于海德格尔开显出来的文艺的“神性维度”：“是指蕴涵于文艺作品中的那个超越于尘俗世界之上、指示着终极期待与救渡意蕴的维度。它以‘解蔽-遮蔽之圆舞’的诗性显现方式，引领人们自觉地从兽性向着灵性、从有限向着无限努力挣扎并向着超越的神圣者皈依，从而为期待中的上帝或诸神的‘重返’所需的‘栖留之所’以及人类对待‘神圣者’的态度和方式的自觉‘转变’做好‘期备’”。［21］中国基督教文学对于母爱的书写就是这种模式。

首先，开创了母爱的神性化书写模式的无疑是冰心。关于其母爱书写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且已达成初步的共识，即其母爱并非仅指血缘情感，而是上升为上帝之爱。也就是说，母亲与上帝是同位的。但是对于这种写作模式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如有的学者站在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认为：“冰心是个离五四传统稍远的作家。……当她的‘母爱’与传统‘妇德’达成同构与一致时，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的一种退步。”［22］而有的学者则从女性主义神学视点出发，分析冰心独到的妇女解放理念：“母亲和女儿结成了强有力的母女情谊以对抗父权制文化”，“冰心和女性主义神学家一样，充分肯定母亲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这个母亲祛除了父权制社会制造的顺服、无知的特征，张扬了仁慈、善良、坚强、佑护一切的大母精神，进而展现了一个女人的性别意识。”［23］笔者赞同后者，因为阐释冰心，必要综合考量其三重身份：一是虔诚的基督徒①冰心曾创作了大量的圣诗，如《傍晚》（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黄昏》（《约伯记》第十五章第八节）、《夜半》（《诗篇》第十六章第七节）、《黎明》（《诗篇》第五十七篇，第七至第八节）、《清晨》（《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第九节）、《他是谁》（《以塞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客西马尼花园》（《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骷髅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使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生命》（《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四十七节）、《孩子》（《启示录》第廿一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我＋基督＝？》、《沉寂》（《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三节）、《何忍？》、《天婴》等等，很遗憾学术界一直没有予以关注。；二是新文学家；三是有较深古典文学修养的女性作家。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母爱神性书写达到一种高潮，出现了诸如林鹿的散文集《母爱星空雨》、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我的地坛》、张晓风的散文《母亲的羽衣》、王鼎钧的散文《碎玻璃》《一方阳光》《惟爱为大》、宁子的散文《在安息里》《爱的真谛》、小山的散文《天香·圣经中的女人》、胡燕青的散文《成秋之雨——给母亲》、华姿的散文《大风中的盼望与平安》《她觉得什么都不缺》、立言的散文《放鹰出巢》、李捷的散文《告诉女儿》、鲁西西的诗歌《母亲》《母亲树》《欢乐颂》《诞生》《献给母亲的哀歌》、海啸的诗歌《灯》《祈祷词》、吴美筠的诗歌《公园拼图》、施玮的诗歌《迦南的婚宴》、齐宏伟的诗歌《中国的村落》、姜庆乙的诗歌《减数》《妈妈和丁丁》、李建春的诗歌《给孩子的嘱托》、萧潇的传记文学《爱的成就——圣母玛利亚传》、陈韵琳的短篇小说《双面亚当》、廖琪的长篇小说《东方玛利亚》、白洛的长篇小说《迷惘的钟声》等等文学作品，这不仅表明作为一种母爱的神性书写模式的渐趋成熟，也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逐渐被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重要表征。

其次，如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言，“爱是一门艺术”［18］1，爱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取爱？人怎样才拥有爱的能力？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母爱书写以母爱为灵魂支点，在追踪母爱的途中寻觅终极的绝对真理——神爱，虽然这种寻觅极有可能充满着艰辛，困惑，挫折，苦难，甚至死亡。因为它坚信“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应为我们对男性的认识所限制。对神的爱的理解当从女性和母爱的角度加以拓宽和深化”，“母爱的光辉启发我们去寻求对神的属性的更完备的认识”。［24］229，232这就是作家自许的“向这个世界尽责的方式”，即通过母爱书写，“把神爱的芬芳带到这个泛滥的物质世界里去，并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里，为上帝点一根蜡烛”。［25］177为了颂扬上帝的爱，宁子在《在安息里》用深情温柔的画笔描绘了一个生命中至为美丽、宁馨的安息境界：“她期待的是孩子呱呱坠地之后的分享：分享她亲手铺的松软的小棉被，分享小棉被上太阳的味道，分享枕边的呢喃，分享夜半的歌谣，分享温热的乳汁，分享含泪的凝视，分享她俯首的微笑。当婴儿安然地躺在母亲的怀里，小鼻翼轻轻地扇动，用一串甜甜的鼾声搅拌母亲的催眠曲的时候，母子就同在爱里安息了。在安息里，夜也变得水一般清澈，云一般轻柔。或许，因为做了母亲，我才更深地了悟，在上帝的爱里安息是一件多么值得做的事情。因为，在安息里，我们才能听到上帝的柔声细语，并且以轻轻的呢喃对他的爱作出最温柔的回应”。在作者的思想中，“安息”是生命的最高品味，如果“把安息从生命中挤掉，其实是对生命最大的亏欠，这无异于母亲抱大的孩子，在母亲温柔挽留的目光下凛然而去”，“若一个人从来不曾体会在上帝爱中的安息，那么，他就不会欣赏生命，他把生命当作轭，惜时如金地推碾着，直到把人生碾碎”［26］100-102。在从容与宁静中享受安息，感悟母爱般的上帝之爱，人的生命之花才会美丽绽放。

最后，以基督教文化为精神根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特别强调母亲对儿童精神成长之意义，诚如盲人基督徒诗人姜庆乙的一句诗句所赞曰：“从她脚步声中/安顿好我的方位/一盏灯/因墙壁而收拢/不再暗灭/但需轻一点推门”（《减数》），亦如马睿欣所称颂：母爱将“把岁月的乳汁喂给几株幼苗，一点一滴，会喂出一棵供认乘凉休憩的大树”，“用更多的祈祷和笑容来喂养孩子的灵魂”［27］159-160，更如沙光的笃定坚守：“母亲的慈心对她所无比热爱的女儿的教诲就是生命意义上的修辞，是充满神圣张力的生命诗学”［28］202。可以说，拥有“爱”与“幸福”的母亲才能给予儿童“爱”与“幸福”并使得儿童在爱中学会爱，在享受“幸福”中传递“幸福”，如此，儿童才能够成长为一个精神幸福、人格健全、心灵丰盈的完整个体。这里关涉到包括幸福、宽容、怜悯、慈爱、良知、感恩、感动、温暖、光明、诚实、赞美、渴盼、谦卑、洁净等等在内一切正面、健康的精神质素，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教育。

这种“爱”的教育并非说教式的教育，而是从真实而朴素的人生中体验感受“爱”与“幸福”，体验是生命丰盈成长的隐形翅膀。至此，《一方阳光》中那个朴实温馨的意境画面立刻会浮现在眼前，这应该说是这种“爱”的教育最契合、最诗意的审美表达：“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秆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猫咪，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用心翻盖针线筐里面的东西，玩弄古铜顶针的粉红色的剪纸。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在那一方阳光下，爱与幸福成了人之生命的最纯粹状态。让儿童能够体验“爱”与“幸福”并且学会、乐于传递“爱”与“幸福”，这是“爱”的教育终极目的。

总之，神性化的母亲书写融合基督教文化资源和中国文化资源，以母爱为视点，从日常的生命细节出发，展示了在儿童精神成长过程中“爱”与“幸福”的精神力量，具有直达人心的精神穿透力和审美震撼力，在中国母爱书写的文学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神性探索的足迹，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构意义非凡！

模式是一个结构性的术语，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丰富性、复杂性，但模式也意味着成熟，意味着深入解读的可能性，“对于普遍的叙事模式的确认……可以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心灵的本质与（或者）文化的普遍特点”［29］。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爱书写大致呈现出解构——回归——再解构——再回归的循环运动的特点，这种循环当然不是一种单调的重复，“循环本身可能象征力量的不断遭到挫折，用布莱克的话说便是‘又一个枯燥的回合’，也可能象征与之相反的情况，即到达螺旋顶端时力量已感到自给自足，不再有更进一步的适当象征了”。［2］340百年中国文学所呈现出的亲情化、政治化、世俗化以及神性化的四种书写模式不仅意味着母亲书写艺术的成熟，而且由于模式中所蕴含的价值秩序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其不同文化思想的流动历程，揭示“人们是如何感受到延续着的那些价值的脉搏，尤其是如何感受到源于这一延续的是什么压力和张力”［30］，因而具有重要的精神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