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译介的文化自觉理念缺失及应对策略
2018-03-28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 518172)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东西方必将产生大的文化冲突,而开展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是消除国家之间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1]。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审慎的态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通过对话跨越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之间的障碍,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为此,东西方之间必须在文化上互通有无,加强文化沟通和交流。而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经典的译介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和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念为儒家经典的对外译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
一、儒家经典翻译中的文化自觉理念的缺失
儒家经典的翻译始于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迄今已逾400年。梳理这数百年的典籍翻译史,我们发现由于缺乏文化自觉理念,儒家经典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西化现象,译文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文化的跑马场。这种文化自觉理念的缺失在语言和文化传译、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均有体现。
首先,在语言转换方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知观来解读儒家经典中的语言意蕴,即把语言的表意功能看作精确的“一元”现象,忽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儒家经典文化中的哲学术语、伦理和美学概念用西方语言中现成的对等语料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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