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 518172）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东西方必将产生大的文化冲突，而开展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是消除国家之间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1]。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审慎的态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通过对话跨越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之间的障碍，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为此，东西方之间必须在文化上互通有无，加强文化沟通和交流。而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经典的译介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和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理念为儒家经典的对外译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

一、儒家经典翻译中的文化自觉理念的缺失

儒家经典的翻译始于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迄今已逾400年。梳理这数百年的典籍翻译史，我们发现由于缺乏文化自觉理念，儒家经典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西化现象，译文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文化的跑马场。这种文化自觉理念的缺失在语言和文化传译、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均有体现。

首先，在语言转换方面，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知观来解读儒家经典中的语言意蕴，即把语言的表意功能看作精确的“一元”现象，忽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儒家经典文化中的哲学术语、伦理和美学概念用西方语言中现成的对等语料进行翻译。其次，在文化传译方面，西方译者凭借其经济强势地位，以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自居，采用单向度的话语方式和居高临下的话语态势来诠释儒家思想。而中国译者也不假思索地追随西方的思想潮流，自觉地认同西方的话语霸权，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翻译理念，在“神似”和“化境”的认知思辨模式下执行和西方译者相似的翻译观，即把儒家经典的伦理思想纳入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以“一元”的西方中心思想模式和方法论来剪裁、硬译儒家经典的核心思想；再次，在翻译策略方面，以“归化”法把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体现于译文之中，即用西方哲学现有的语料“格义”①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学说的一种方法。传统的格义是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术语。儒家典籍中的核心术语，在译文中“反向格义”②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可从两个方面来讲。从广义角度讲，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涉及面比较广，相当于“以西释中”；狭义的角度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西化”儒家伦理思想，导致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陌生感的思辨领域。如老子《道德经》中核心概念“道”被对译为“the way/the law”；孔子《论语》中的核心思想“仁”译为“benevolence/goodness/virtue”；《孟子》中的“天”译为“Heaven”，反映儒家人生价值观的“义”译为“righteousness”等，以至于西方人读到中国儒家经典时有似曾相识之感，误以为“中国典籍的思想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们在过去2 500多年中的研究工作的中国化表述”而已[2]129。这种肢解、曲解儒家经典的翻译思想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面对儒家典籍的翻译现状，树立文化自觉理念，对儒家典籍外译中的障碍和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厘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推动儒家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儒家经典翻译应树立文化自觉理念

（一）文化自觉的意蕴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3]190。随后，国内学界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三点共识：一是对“我者”文化做到自知，要提炼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有重要精神价值的内容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二是对“他者”文明做到自明，注重理解和诠释他者文化的经验和方法，根据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他者文化中的精华，在多元文化中自觉交流、吸收和整合，增强文化力量，构建人类和谐的文化理念；三是正确处理“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关系，坚持“和而不同”的翻译原则，整合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通过分析、比较、鉴别和吸收的方法实现文化创新，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4]。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文化自觉的理念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对翻译活动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外译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参考价值。

（二）儒家经典翻译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翻译理念

儒家经典历经数千年的厚重积淀，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传统国学的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等方面的思想和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对其外译传播，我们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

首先，对儒家经典要有自知之明，即对儒家经典的界定、核心思想和价值观、诗学特色要有深入的了解。传统的儒家经典主要指“四书五经”，其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仁学观以心灵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为目的，倡导立德做人的道德特性、社会标准和行为准则，其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体系包括以“仁”学为中心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强调“天地之间人为贵”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儒家经典的诗学特色而言，儒家典籍用文言文写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社会、文化积淀，体现出高度的抽象思辨、人文体悟和凝练的“诗性化”学理特征。其具体的言语表达模式是“立象以尽意”，强调模糊与统一，反映了汉民族的感性思维和整体思维方式，因此儒家的核心思想术语都体现出“语义过载”的特征，即既体现文言文表义成分的语法功能又表现出语义寓整体性与具体意义一体的现象。例如，《孟子》中“道”多达148处，从本义向引申义、抽象义发展，有“路”“真理”“宇宙之道”“天道”等意蕴，含义丰富、寓意广泛。“道”的每一次出现，在承载着所有意义的同时又有所侧重。这种诗性的语言对翻译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只有深刻理解儒家经典的哲学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诗学特色，才能在翻译中较好地传输其文化因子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掌握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次，对“他者”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这里的“他者”是指西方世界文化环境，要对其进行历史文化的分析，包括英语世界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在宗教信仰方面，西方世界普遍信仰基督教，主张博爱，相信人类有“原罪”，需要上帝的救赎；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张扬个性主义。在语言文化传统方面，英语语言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通行于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注重科学实验，强调形式论证，表现在语言上即强调形式的外露及形式的完整，构成分析型的语言特征。在思维方式方面，西方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是因果性思维，注重逻辑分析，这与汉民族崇尚整体和综合的关联性思维有本质的不同。

再次，要树立文化自信的意识。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当然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对“我者”和“他者”文化理性分析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译者要理性对待中西文化。一方面，译者要认识到儒家经典思想是先贤哲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结果，是历代圣贤治国平天下之真知灼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儒家倡导的“仁治”“礼治”“中庸”“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在今天的世界多元文化中依然光芒四射，对建立和谐世界文化秩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应自信地让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超越时代，一路西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译者也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从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觉理念观照下儒家经典翻译的对策

（一）提倡中西合作的翻译主体模式

在儒家经典的翻译主体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儒家经典应该由中国译者为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儒家经典文化博大精深，文言表述微言大义，即使是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汉学家也很难掌握，指望西方汉学家去完成这一使命，恐怕不太现实[5]。中国译者在理解上有母语文化背景优势，比外国译者能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儒家伦理的误解和歪曲，在自发的文化自觉理念的指导下，展示儒家思想的精髓，使英语世界的受众能真正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灿烂的文化。另一种意见是儒家经典应该由外国人来承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人译外文给外国人看，往往吃力不讨好，慎勿越俎代庖”[6]，主张对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给予高度信任。英国的汉学家格雷厄姆（A.G.Graham）认为：“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7]那么，儒家经典的译介应该以谁为主体？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之处。从儒家经典的翻译实践来看，中外都有高素质的译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刘殿爵等，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译介为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的理念启示我们，在儒家经典外译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也要有国际合作的眼光和视野。建议儒家典籍翻译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即由中国译者翻译初稿，再由外国译者根据受众的需求修订润色，完善表达，共同协商定稿，确保译文的忠实性和可读性，使儒家经典文化更顺利地融入英语世界的学术和文化市场，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

（二）倡导平等对话“和而不同”的文化翻译原则

“和而不同”被孔子视为君子风尚，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而不同”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对不同事物持宽容的心态，互相尊重，是为“和”；二是承认多样和差别，是为“不同”。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接触的中介，翻译的使命之一是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而理解的目的不是去证明文化的相同，而是去理解并尊重这种差异，促进不同文化的互补与发展。交往行为理论大师哈贝马斯曾说：“翻译不是要把本来就异于‘我’的东西化解掉，并使之转化为‘我’，因为那实质上既背离了人的本质要求，又破坏了翻译的（跨）文化目的；既然是‘同’，何必要‘译’?”[8]坚持和而不同的翻译原则，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差异、承认差异，从而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切磋，互补互济，和谐相处，加强不同文化的沟通和理解。如果一味依循西方的哲学、神学文化体系来解读儒家经典，将其中的核心概念裁剪成符合西方人的思辨和价值观的语符，那就会使儒家思想成为失去灵魂、无根基的生物性存在，这显然是缺乏文化自觉理念的表现。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译者应将“和而不同”作为儒家经典翻译的基本原则，自觉地译介儒家传统文化，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合理地“去西方化”，避免儒家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延伸，使儒家经典的翻译承担起与西方文明双向交流的使命。

（三）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儒家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其翻译要求实现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转换。在文化自觉理念的指导下，译者既要彰显民族文化差异性，也要兼顾他者文化的受众心理和期待视野。所以，儒家经典的翻译策略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具体而言，可以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1．归化异化并举法，促进儒家经典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不同文化作品时采取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两种方法的倡导者各执一端。归化论者认为归化的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惯，便于其理解。例如，西方的传教士和一些汉学家将儒家经典中的“天”译为“Heaven”或“heaven”，运用归化的策略将西方传统中Heaven（天堂）所具有的超自然和宗教意味内涵附加到“天”这个汉字中，从而把汉民族文化群体对宇宙的认知和思维纳入西方宗教的思维框架，以西方宗教思想来化解儒家哲学思想的差异。异化论者认为只有把原著的语言和文化如实地传达于目的语读者，才更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利文斯认为归化翻译掩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映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霸权行为，是一种愚弄译文读者的种族中心主义策略。”[9]美国的翻译家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保持原语文化的多样性，打破西方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抵制文化自恋，通过在霸权话语语境中将他者文化嵌入目标语言中，实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保留[10]。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归化翻译策略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儒家经典的术语的翻译，已经经历从地道流畅外表遮掩下的归化策略到以阻抗式异化策略的转变。如现代哲学家安乐哲主张用阻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即音译来翻译儒家术语，把儒家的核心概念“天”译为“tian”，凸显独特的中国哲学思辨特色，还原儒家思想原有的框架，以便使儒家经典的哲学思想逐渐被他者理解和接受。其实，单一的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各有其利弊。归化翻译策略可以减低他者理解术语的难度，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儒家术语被误解，导致机械错误地套用西方宗教哲学概念；音译的异化翻译策略虽然能促进儒家思想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但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的普通读者的会造成交流障碍。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可以通过融合的方法得到化解，从而保证术语丰富内涵的有效传递。即采用三位一体归化异化并举的复合翻译法，即“英语对应词+汉语拼音+汉字符号”，如将“义”翻译为appropriate conduct (yi义)，这种方法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另一个哲学和语言系统中，激发他们自觉地探索术语的真正意义，促进儒家经典的核心价值观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有效理解、接受和传播。

2．异化创化法，凸显儒家文化的异质特色

所谓异化创化法即在必要时创造新词来填补西方文化中缺损的哲学、伦理语料和表征形态。由于中西语言、历史、文化、思维等迥异的原因，在儒家经典翻译中往往存在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的现象。这正是中西话语本质差异的体现。对于儒家经典中那些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哲学词汇，在翻译中可以运用异化创化法，凸显其异质文化特色。例如“仁学”是儒家典籍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涵盖人的理想人格化以及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达到和谐的最高准则，是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精华体现。这种博大精深的思想在西方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对等的概念，目前西方的汉学家使用“benevolence, humanity, virtue”等词都是套用渗透西方宗教文化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儒学的思想，无法传达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核心价值观。因此，不如运用异化创化法，将“仁”译为“Renism”，将“道”创化译为“Daoism”。创化的新词可以提醒读者已经进入另一个与自己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使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主体性来理解这些新词的内涵。当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滥用。毕竟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互文性，使大量异质文化特质的重现必须依赖原语文化和语言的合作而理解。

3．音译+适时适度解释法，保证儒家经典文化交流的畅通

根据文化自觉的理念，儒家经典翻译在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同时，译者还必须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确保两种文化在交流上的畅通和对话。例如：儒家经典中涉及大量的人名、地名、官名、国名等。这些专有名词具有跨越历史的时代性，对于没有任何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尤其是普通的大众读者来说是相当困惑的。如果完全省略这些人名、地名或简单地找一个普通词汇来代替，这样处理的确可以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但又会造成大量的文化信息的缺失。所以，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文化信息，翻译时可以结合语境，采用音译+适时适度解释的方法对所译的人名、地名等进行补充说明，以利于读者的理解接受。试以《孟子》为例：

原文：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1]112（《滕文公章句上》）

译文：While he was still crown prince, Duke Wen of Teng visited Mencius in the State of Song when he was on his way to the State of Chu. Mencius talked to him about the theory that men are born good, always citing the sages Yao and Shunas good examples.[12]

原文中的宋、楚为古代国名，尧舜为人名。如果简单地进行音译，对于不很熟谙中国古代历史的西方读者，恐怕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但在上述译文中，译者通过补充“the state”“the sages”等词，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即便普通读者也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好地理解孟子言论中的人性善的思想内涵，实现儒家文化有效对外传播的目标。

总之，文化自觉要求我们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尊重传统文化，又找到为外国人所接受的翻译方式；既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又保持文化的异质性；既充分理解中西方文化价值理念，又找出彼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存在的差异[13]。但当涉及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内容时，我们要以阻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为主，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为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1] 修刚．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源[J]．外交评论，2006（2）：17-18.

[2] 安乐哲，等．《论语》的哲学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4] 李艳．文化自觉的三种释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0-233.

[5] 孙艺风．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中国翻译，2012（1）：16-23.

[6] 罗新璋，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J]．上海采风，2010（3）：16-29.

[7]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J]．中国翻译，2004（2）：96-101.

[8] 蔡新乐．翻译的对象——异质性[G]//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 张宝钧．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的异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105-109.

[10] 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11]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 孟子．孟子（汉英对照）[M]．杨伯峻，译．赵甄陶，张文庭，等，英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3] 郑北琼．文化思维的转换对翻译的影响[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6）：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