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中心，重庆北碚 400715）

重庆是三国政治、文化重镇之一，不仅在于东汉末年刘备取道夔峡入川，首先占领巴郡首府江州，溯涪江北上入蜀取成都，而且在三国鼎立天下大势中，江州是蜀汉政权“东联吴会”的重要纽带。蜀汉立国，以江州为兵援后方基地。刘备夷陵之败后，在国命攸关之际，于鱼复（今重庆奉节）永安宫遗嘱托付诸葛亮、李严辅佐太子刘禅，使动荡不安的政局得以稳定。至于张飞占领江州义释严颜、李严修筑江州大城、邓芝涪陵平叛等，都是发生在江州的历史大事。江州又是蜀汉西遏南中、东下荆楚，保证长江水道运输的重要城市。江州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地，在三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历史地位。三国历史文化积淀丰富，成为三国文化地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板块。但与国内其他三国重镇的三国文化研究状况相比，重庆的三国文化研究仍然较为落后，主要是对巴郡江州在三国时期政治、军事地位缺乏充分的定位，对重庆三国文化资源尚无充分而确切的把握，研究队伍弱小且后继乏人，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三国时期巴郡战略地位的再认识

汉末三国时巴郡政区包括今重庆市全部及川东北南充、阆中、达州大部分。东汉巴郡辖江州、宕渠、朐忍、阆中、鱼复、临江、枳、涪陵、垫江、安汉、平都、充国、汉昌等 14州县，治安汉。东汉末析置变动较大，据《晋书·地理志》，兴平元年（194），益州牧刘璋将巴郡析为三郡，垫江（今合川）以上为巴郡，治安汉；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至临江（今重庆忠县）以下为永宁郡；朐忍（今重庆云阳）至鱼复（今重庆奉节）为固宁郡。建安六年（201），因鱼复令蹇允讼巴名，刘璋复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巴郡为巴西郡，而巴郡移治江州，标志着巴郡的政治重心由川北转移至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今渝中半岛一带。

三国时战争大多发生于黄河流域及汉水、秦岭南北一线，长江流域虽然也有著名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但总体而言大规模的三国战争为数不多，这决定了三国历史文化遗迹的分布重心之所在，也决定了重庆在三国文化格局中似乎只是扮演配角。重庆虽非三国主战场，但对三国历史、三国文化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离开重庆这块热土，三国历史将失去许多精彩，完整的三国故事也无从谈起，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首先是刘备入江州与蜀汉立国。重庆对古代立国于西南者而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清人顾祖禹论重庆府政治地理区位特点说：“（重庆）府会川蜀之众水，控瞿塘之上游，临驭蛮剪，地形险要。春秋时，巴人据此，常与强楚争衡。秦得其地，而谋楚之道愈多矣。公孙述之据蜀也，遣将以攻下江州，东据捍关。光武使岑彭讨述，自江州而进。先主初入蜀，亦自江州而北。盖由江州道涪江，自合州上绵州者，谓之内水；由江州道大江，自庐戎上蜀郡者，谓之外水。内、外二水，府扼其冲，从来由江道伐蜀者，未尝不急图江州。江州，咽喉重地也。”[1]卷六十九《四川四·重庆府》3271对重庆历史军事地位的评论可谓精辟，重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中国古代一以贯之，每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汉末三国初期天下大乱、群雄角逐、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之际，巴郡江州一带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战略地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实力弱小的刘备蜀汉集团来说，建安十六年（211）由荆州西上入川，一举抢占巴郡江州，是其入川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为蜀汉后来打下西南半壁江山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刘备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在创建政治基业中可谓历尽艰难困苦而矢志不渝，但入川前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地盘，先后依附袁绍、刘表、吕布、曹操等实权派人物以屈求伸，甚至常常为求生存东奔西走，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借助孙刘联盟的赤壁之战以口头契约方式暂时拥有了荆州，但实质上是“借”而非“得”，随时都有被孙吴索回甚至武力夺回的危险。因此从长远战略计，建安十六年采用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①诸葛亮《隆中对》对西进巴蜀的战略意义作如下分析：“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2-913页。，利用刘璋割据西蜀却治蜀“黯弱”无能之机，率军入川，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南益、梁、巴一带。刘备西进攻占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巴郡政治中心江州。《三国志》载：“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2]卷三十一《刘二牧传》868纪事虽然简略，但入川时间、路线却十分清楚，明言是从江州北上入蜀。根据重庆自然地理的水系分布，刘备入川、北上涪城，应是从江州至垫江（今合川），循嘉陵江支流涪江北上涪城（今四川绵阳涪城区），先是进军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虚张声势，造成进攻汉中张鲁的假象，进而挥师西进，围困雒城（今四川广汉）、成都，迫降刘璋，奠定西南霸业基础，故《读史方舆纪要》特别点出“先主入蜀，亦自江州而北”，江州遂成为刘备的龙兴之地。蜀汉建国后设官立制，划分州县，江州又成为蜀汉腹地和战略大后方。巴郡太守一般兼任江州都督，先后有蜀之重臣张飞、辅匡、费观、李严李福父子、廖立、张裔等持节镇守，另有邓芝、庞宏等驻防涪陵。江州与蜀汉北方重镇汉中遥相呼应，是蜀汉北伐曹魏的后方基地，汉中每有重大军事行动，必以江州驻军为后援[2]卷四十《李严传》999。同时，江州可顺江下夔峡，出三峡与孙吴交会，是诸葛亮“东连吴会”的重要通道。刘备经江州出兵东吴实际有二次，一次是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2]卷三十二《先主传》883，暂时缓解与东吴的矛盾，确保东线军事形势的安定。另一次是建安二十五年（221）关羽为吴将吕蒙袭杀，荆州失陷。章武二年（222），刘备为给关羽复仇，倾师出动，率蜀军主力伐吴，由江州东下，兵出夔峡，与吴决战。不幸遭吴军火攻惨败，退兵鱼复白帝，于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李严，含恨以殁。蜀汉后期，尽管政治、军事江河日下，巴郡内部也曾发生民族叛乱，但江州防线却一直稳固，对蜀汉虎视眈眈的孙吴始终未能真正突破三峡防线，直到蜀汉亡国，才并入曹魏司马氏版图。

江末三国的巴郡江州史事尚可再列举，但上述已足以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与邺城、汉中、洛阳、许昌、赤壁、建康等三国重镇相比，江州史事少之又少，特别是三国后期更加沉寂，政治上也乏善可陈，因此在三国文化研究中成果稀少，从中国知网查阅“三国江州”主题的论著，仅《蜀汉江州都督考》[3]《论蜀汉江州都督》[4]二篇，出自同一作者，且有较大重复。即使重庆本土的三国研究，相关论著也为数寥寥，至今没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在全国卓有影响的三国学者也寥寥无几。这固然与江州三国史事稀少先天不足相关，但也与学者未能充分挖掘重庆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并大力弘扬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重庆在全国三国文化中的地位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刘备入川路线与占领江州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影响及其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之内在关系；二是重庆境内三国文化资源的分布范围、资源构成及其地域特色；三是整合力量进一步提升和加强重庆三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与影响。这三方面的问题既属于学术上需要深入探讨，也是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需要宏观运筹策划、组织协作并落实到工作实践上的事情，当然更关涉我市三国文化今后的命运与走向。

二、重庆三国文化资源的分布、特点及其价值

重庆非三国主战场，发生的政治、军事大事十分有限，三国资源数量虽然不多，但级别高、有特色，有的属于三国文化中的精品甚至绝品。如“托孤”文化、八阵图文化、张飞文化、忠义文化等，都直接源于重庆。从地理空间上考察，三国史事及三国古迹文化资源在重庆主要分布于奉节至重庆渝中区一线，即长江三峡渝宜段，另在涪陵、酉阳乌江及酉水流域也有一定的遗存。今长江三峡奉节向西至渝中区、江津一线由东向西分别遗留有刘备托孤的奉节白帝城永安宫、甘夫人墓、诸葛亮推演八阵图遗迹、云阳张飞庙、忠县严颜庙、渝中区鹅岭嘉陵江一侧之三国遗迹“江山一览台”。近年来重庆境内还有零星三国考古文物发现，如2012年9月彭水县汉葭镇发现的疑似庞统之子、涪陵太守庞宏之墓。此外，三国初江州都护李严曾在江州筑城（后习称“大城”）①李严所筑江州城，史称“大城”，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次筑城。据考古工作者推论，其方位南线大致相当于今朝天门以南起沿江至南纪门，北线约在今新华路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面积大约2平方千米左右。，为重庆历史上四次筑城之一。2015年重庆市文化遗产院在对朝天门古城墙、太平门古城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大城”痕迹。

（一）“托孤文化”

从地域特色看，重庆三国文化的第一品牌应是“永安托孤”，也是三国历史与重庆本土交集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原型文化，后演化为源远流长的“托孤文化”。章武二年（222）刘备在夷陵遭孙吴火攻，损失惨重，兵退鱼复白帝城，忧郁成疾，次年春病重，临终前于永安宫托付后事，遗嘱诸葛亮、李严二人辅佐太子刘禅。《三国志》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918刘备驾崩，诸葛亮等护送刘备灵柩至成都安葬，真正拥有“独处军政”大权，蜀汉历史进入轰轰烈烈的诸葛亮时代。这庄严肃穆的“托孤”发生在三峡荒凉偏远的鱼复白帝小城，此即不断被演绎且赋予多重政治文化内涵的“白帝托孤”原型。刘备托孤的故事原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定典型性与代表性，“托孤”实际上就是先帝对身后皇权传承大事的重大托付，即幼小皇帝在贤能大臣的辅佐下完成帝统继承问题。在一直强调以宗法血缘纯正帝统继承“家天下”的中国古代，帝位的继承、政权交替及幼帝的辅佐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家社稷是否长治久安、血脉正统的大事，同时“托孤”也是对受命辅佐之顾命大臣“忠君”的一大信任与考验。“永安托孤”开创了历史上皇帝临终受命托孤、臣子临危受命、君臣生死诚信的典型范例，特别是诸葛亮不辜负先帝刘备遗嘱、忠心耿耿辅佐刘禅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产生了长远影响。这一故事的发生地白帝城，自然成为国人追思先贤、抚今追昔的三国名地，引发历代诗人绵延不断的题咏，仅唐代就有杜甫《夔州歌十绝》《秋兴八首》《前苦寒行二首》、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等名篇，苏轼吟诵诸葛亮的名句“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5]卷四《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354，也是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

（二）鱼复八阵图及古代战阵文化

八阵图是重庆三国文化的重要遗产，与诸葛亮的改进密不可分。《三国志》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927但诸葛亮在何处“推演”八阵图，《三国志》无明确记载。后世传说的八阵图有三，一在重庆奉节白帝城，一在成都新繁弥牟镇，一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明人章潢说：“八阵图有三，一在沔阳，一在广都，一在瞿塘。而沔阳、广都者世莫睹，独瞿唐者在白帝城西鱼复平沙之上。每四月末至十月中，则江涨所没，不可得见。冬春复出如故，信哉！杜诗有云：‘江流石不转’，非虚诞也。”[6]卷一一八《古阵法叙》可见三地遗址中，以奉节八阵图最接近真实。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三国八阵图遗址在白帝城下长江畔，应该是刘备驾崩后，蜀军新帅诸葛亮为防止东吴出峡突袭而设置的军事防御性堡垒，系按照一定兵法布阵规则垒石而成。八阵图历史渊源很早，先秦时已见诸史乘，经诸葛亮改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著名战阵。东晋桓温西征伐蜀，出三峡途经鱼复时曾见过诸葛亮遗留的八阵图遗迹，对此赞赏不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率众伐蜀。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7]卷三九一《习兵法》4416“常山之蛇”典出《孙子·九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传本作“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后以“常山之蛇”比喻首尾相顾的阵势。这种战阵在对付敌人进攻特别是骑兵冲锋时，防御一方能首尾互相救应，避免被分头击破，或许正是诸葛亮吸取了刘备夷陵兵败的教训，结合古兵法“推演”出来的一种新战阵，也符合诸葛亮谨慎用兵、以守为攻的性格特征。桓温伐蜀在346年春，去蜀汉灭国尚未及百年时间，其时八阵图遗迹保存还相当完整，所见绝非虚构。诸葛亮之后，八阵图得到进一步推广，《晋书》记西晋时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发生胡族叛乱，骑兵进攻十分凶悍，武威太守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9]卷五十七《马隆传》1555。这是三国结束不久八阵图在战争实践中又一次成功运用，只是马隆根据河西走廊地形作了灵活的调整，改石材为防御性箱车，形成“鹿角车营”。后来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王猛、慕容恪等也曾将八阵图运用于战阵，出奇制胜。魏晋以后，八阵图声名日隆，也逐渐神化，与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成为诸葛亮军事武功的标志，同时也使“鱼复”这一地名声名远播，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更使鱼复八阵图闻名海内外。明清以降，经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神秘化描绘及民间传说的穿凿附会，八阵图被演绎得扑朔迷离，反而失去了早期科学的军事学价值。如今鱼复八阵图遗迹已沉没三峡水下，但作为重庆奉节一个典型的三国遗址，依然是重庆三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2015年9月在奉节举办的重庆三国文化研究年会即以八阵图为研讨主题，国内外相关三国及军史学者纷至沓来，在白帝城下进行学术讨论、交流，实为学界一大盛事。只是八阵图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一种古老的阵法，在三国以后多次用于军事之中，其真正的渊源、布阵形式、军事功能、军事遗产价值，包括与古代奇门遁甲类神秘文化的关系，仍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重庆的三国学者在这方面更是应借地利优势，加强研究。

（三）重庆三国文化中的“忠义文化”

忠与义是三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与思想内涵特征[10]，而重庆三国文化资源中与“忠义文化”的原发地有密切关系。地处川东南的重庆地区古代属于巴族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巴人的性格特征是耿直刚烈，尚武崇义，宁折不弯，忠贞不二。早在战国时期，巴国就出现过著名的断头将军巴蔓子，而巴蔓子正是巴国临江（今重庆忠县）人，曾以城池许诺请楚国帮助平定内乱，事后无力割让本国城池，在忠信不能两全之时，壮烈自刎，赢得后世千年慨叹，成为重庆“忠义”文化的先驱。三国时期，忠州同样出现一位城破被俘、宁死不屈的忠义将军严颜。《三国志》载：“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张）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2]卷三十六《张飞传》943张飞义释严颜，或许是英雄惺惺相惜，但更多的是被严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义精神所震撼。《三国志》的这段记载不仅使严颜这位忠州本土英雄的英名名垂史册，也使鲁莽将军张飞博得了“惜才”的美名，相得益彰，传为佳话。这个故事背后折射的是巴文化中的“忠义”特质，严颜不畏威胁、宁死不降而终被收编的故事也成为发生在江州的三国历史佳话①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刘备集团西进入川实际上是兵分两路，而且有先后之分，刘备先率军自涪江北上至西川进攻刘璋，而张飞、诸葛亮另外挥师西上攻占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久为传颂。唐朝贞观年间之所以改南北朝以来的临江郡、临州为“忠州”，正是为纪念巴蔓子、严颜两位忠义英雄而命名。北宋《太平寰宇记》对忠州释名时说：“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以地边巴徼、意怀忠信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南宾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11]卷一四九《《山南东道八·忠州》2888张飞也是三国忠义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三国演义》将他刻画成一个“鲁莽英雄”形象，实际上张飞作为刘备麾下一员猛将，也作为《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三大主要人物之一戎马倥偬一生，始终坚定地追随刘备，最终为蜀汉政权尽忠而死，其“忠义”比起关羽来说并无二致。云阳张飞庙是长江三峡地区最为雄伟的古代建筑，也是峡江一带最大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三国神灵之所在。学术界对三国蜀汉人物研究中，对张飞及其民间信仰的研究相对稀少冷落，这一现象也需要引起三国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三、重庆三国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重庆境内到底存在多少三国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意义上的三国文化遗迹，考古挖掘新发现的三国墓葬、器物、三国古战场、三国交通道路遗迹，目前尚未完全搞清楚，也无一个较精确的清单。另外作为非物质文化意义上的三国历史传说、人物故事、典故、成语等，也很少有学者专门的整理与研究。段庸生先生推断，因鱼复（今重庆奉节）与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先后作过蜀汉的政治中心，因此在现渝中区、江北区、九龙坡区乃至璧山、万州、酉阳等区县，应该都留下过各种痕迹，而李严、赵云、严颜、甘宁等三国名人，都明确记载在现重庆区域活动过，也应该相应留下有关历史遗迹[12]，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推测，符合历史真实和可能性，只是需要期待考古发现的验证。另外，流传于重庆境内的三国民间故事、口述传说，名胜古迹等也是三国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如北碚嘉陵江东畔东阳镇至合川草街民间世代流传的“张飞小道”遗迹至今犹在，今已人迹罕至，为荒草杂树所覆盖，经实地考察，发现道路残存基面大约一米五左右，符合古代五尺道宽的标准。除了近年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以及重庆民间热爱历史地理人士偶去考察外，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传说的背景当与三国初期张飞所部由江州沿嘉陵江北上葭萌，应援刘备相关。但真实情况如何，应该结合历史文献的原始记载与实地田野考察相结合，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其次是三国研究队伍的培养。如上所述，重庆的三国文化本身有较丰厚的文化底蕴并具有特色，但目前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学术与社会影响范围却相对弱小，究其原因，首先就是研究力量薄弱，而且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除了奉节拥有一定的老中青结合的三国研究队伍外，目前重庆的三国研究学者十分零散，且大多为中老年学者，专门从事三国研究且有一定国内知名度的学者甚少，青年学者对此有兴趣并有志研究者更是寥若晨星，正在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况，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这方面重庆远远不如四川成都及其他三国文化城市。成都除了四川大学有方北辰、杨耀坤等知名三国学者外，武侯祠博物馆就拥有一批不同年龄梯次的三国研究学者，老一代如谭良啸、李兆成、罗开玉，年富力强的有谢辉、梅铮铮、贺游等，长期研究三国历史文化，且成果丰硕，近年来他们还面向成都市民社会举办三国文化公益讲座，梅铮铮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宣讲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社会反响很好。陕西汉中及湖北襄阳、河南许昌等地级城市的高校与地方文博部门也都拥有一批老中青结合的三国研究队伍，在国内三国文化研究界有一定影响。重庆高校开设三国文化课程的只有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一门“三国历史与文化”，虽然选修的学生十分踊跃，毕竟独木难支，且时断时续，培养学生有限。据笔者了解，重庆其他几所综合性大学基本上已经没有三国研究的人才团队，开设三国文化课程者更是无从谈起。研究队伍老化与弱化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直接影响着重庆的三国研究是否能够有可持续发展，亟待引起重视。

第三是加强与国内特别是周边川陕甘鄂滇等地三国研究机构的联系与协作。1983年，最早由四川成都、湖北襄樊（今襄阳）、陕西汉中有关文博、考古高校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诸葛亮研究联会，后来山东临沂、甘肃天水、河南南阳、许昌、浙江兰溪、云南保山等地也相继加入，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相关城市召开了23届，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提高了知名度。而在作为三国文化重镇的重庆，仅仅在奉节承办过一次这样的全国联会，与其他三国故地相关研究团体的联系十分稀疏，研究成果较少，使重庆在全国的三国研究中相对沉寂与落寞，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努力提高重庆三国研究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三国研究组织和团体加强联系，交流学术，协作互进。一方面可以打破封闭，走出重庆，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扩大重庆三国研究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宣传重庆的三国文化资源。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以上三个问题，至于组织力量进行重庆境内三国文化资源摸底调查，与影视机构联合拍摄类似《重庆三国文化》这样的电视片，在大中小学国学教育中如何渗透三国文化教育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挖掘、研究、开发、保护重庆三国文化遗迹等，有的已经有学人多次呼吁，有的需要加强论证、周密组织，当另文详述。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刘华，周维学．蜀汉江州都督考[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51-55．

[4] 刘华．论蜀汉江州都督[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12）：39-40．

[5]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6] 章潢．图书编[M]．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 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8] 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9]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马强．论三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及现代嬗变[J]．成都大学学报，2004（2）：37-41．

[11]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重庆三国文化有哪些？赵子龙曾在磁器口一带办公[N]．重庆时报，2015-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