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摘 要]1961年春，毛泽东秘书兼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进行了为期100天的农村调查。此间，中央调查组完成了一份4万余字的书面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期留下来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党的文献，具有代表性、全面性、真实性、叙议性、科学性、指导性等特点。当年，该调查报告起到了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传递地方信息、反映实际问题、协助中央决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1961年；中央调查组；和合调查报告；特点；作用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44-04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值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这场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刮起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五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加之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种困难的严重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1]为了解全国农村形势，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第二天，毛泽东指派秘书田家英担任组长，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前往浙江省搞调查研究。从1月23日至5月3日，中央调查组在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一個“最差”的和合生产队蹲点调查100天。其间，写出了4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这次浙江农村调查后形成的书面调查报告非常有特点，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期留下来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党的文献，值得仔细研究。

一、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中央调查组虽然在和合前后经过3个多月，但是调查时间并不长：从1月25日至2月2日，经过7天半的调查，就“基本上掌握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2]。随后，调查组一面撰写调查报告，一面参与整社等工作，到3月最后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前后也就1个多月。

该调查报告题为《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3]，其主体结构（主要内容）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生产队“概况”，简要介绍了和合生产队的生产小队构成、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历史地理、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1956年到1960年生产发展简述”，介绍了1956年以来的5年和合生产队生产发展波动及减产情况；第三部分，“落后面貌”，叙述了生产队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收入倒挂（即透支）现象；第四部分，“五风”，梳理分析了“五风”在当地的具体表现及长时间得不到纠正的原因；第五部分，“经营管理”，叙述了生产队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状态，如“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制度，劳动与财务管理混乱等；第六部分，“粮食问题”，说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第七部分，“组织状况和干部作风”，指出干部作风不良，以权谋私现象“相当普遍”；第八部分，“恢复生产的关键”，提出了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除以上内容外，还有生产队《社员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6个农民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两个附录以及反映该生产队基本情况、生产资料变化情况、收入情况、粮食征购情况、被平调物资情况、劳动生产率情况、生产成本情况等的7张统计图表。

二、报告的特点

（一）调查报告的对象具有代表性。1960年底，从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生产队发展情况看，大致分为好的、坏的、中等的三种类型。[4]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农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此，毛泽东的建议是抓住两头，即只对“最好”和“最坏”两类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中央调查组会同中共浙江省委研究以后，决定把调查差队对象选定在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这个安排，是颇具有典型意义的。

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系原来的一个高级社，下分11个生产小队，共有327户，1236人，耕地3757亩，平均每人3亩多。生产队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东部水网密布地区。这里土质肥沃，灌溉便利，自古以来是著名的粮食产区，群众的生活水平较高，素称“鱼米之乡”。解放以后，这个地区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仅嘉兴一个县，1956年以来，“每年征购的粮食都在3亿斤以上”。但是，1957年—1960年，和合生产队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很不稳定，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可以代表嘉兴地区的很大一部分落后队的情况”[5]。抓住这个落后典型，重点剖析研究其存在问题，便可举一反三找出解决类似落后队问题的办法。

（二）调查报告的视角具有全面性。调查报告在简要介绍和合生产队概况基础上，重点对生产队从1956年到1960年生产发展过程做了全面系统性梳理；对生产队落后面貌，比如生产力遭严重破坏、社员生活困难、集体经济受到削弱的主要表现做了详细描述；并对造成和合生产队落后局面的主要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原因包括“五风”大刮，并且长期得不到纠正；经营管理混乱，包括“三包一奖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制度”“劳动管理混乱，生产无人负责”“财务管理混乱，生产及管理费用大大增加”；粮食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主要是社员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干部作风和组织工作存在严重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系统调查，还有下列专项调查：第一，对社员的收入状况，包括总收入、人均年收入、社员实际到手收入等的调查；第二，社员消费情况包括吃的食物、居住条件、穿着条件、日用消费品、文化教育、医疗情况的调查；第三，社员自留地及家庭副业情况的调查；第四，农民各阶层经济水平变化情况和舆情反映的调查；第五，对生产队第4小队（生产落后）和第8小队（生产较好）贫农王老五与陈光顺、中农何欢喜、俞金生、陶阿法、鲁长富等6个不同层次典型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第六，对第10小队劳动生产率情况的抽样调查等。正因为调查工作做到了纵向调查与横向调查相结合、全面调查与专项调查相结合，所以避免了调查工作的简单化与片面性。

（三）调查报告的内容具有真实性。首先，中央调查组把了解真实情况作为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此，驻点调查工作一开始，田家英就要求魏塘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在汇报工作时一定要“丢开一切思想顾虑，真实地汇报公社情况”[6]。事后，田家英对该公社副社长孙海和解释说：调查组之所以要求“真实”汇报，是因为“我们要的材料，都应该是第一手的，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就不真实了”[7]。田家英在与嘉兴地委常委、副专员路凤翔交谈时又强调说：“正确的决策，必须来源于群众中真实的情况。”[8]其次，调查报告陈述的事实都是调查组成员耳闻目睹并亲手笔录的情况。田家英本人就走访过多位农户。其中，在专访典型户贫农王老五时，与其促膝交谈生产生活情况长达3个多小时。田家英调查记录的内容在调查报告中被列入6户典型之首，记载达2800字。最后，调查报告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当精确。对每亩粮田平均产值、种子、肥料、农药、管理等生产成本的分类统计数字，大多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9]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报告的全部内容都是调查组成员开展广泛调查以后，经过集体讨论、分析、整理、核实各方面材料，最终才形成书面报告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调查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调查报告的真实可信。

（四）调查报告的表述具有叙议性。《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事实，但是其中也有大量分析评论。谈到高级社第一年为什么减产，报告分析了高级社规模太大（“大得看不到边”）、分配平均主义（没有适当地照顾原来初级社之间生产水平差别）以及在实行生产资料折价入社和租用中侵犯中农利益等具体原因[10]；报告在叙述生产队“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以后，分析了出现这种严重局面的若干原因，如“五风”大刮、经营管理混乱、粮食工作中存在缺点、干部作风不正和组织不纯问题等[11]；报告对于生产队“五风”迟迟得不到纠正的原因也做了剖析，包括：第一，“五风”很多是从县以上领导机关刮起来的，下面根本就顶不住；第二，公社和生产队基层干部存在对领导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问题；第三，干部对很多问题思想界线认识不清，宁“左”勿“右”；第四，县委和公社党委包办生产行政工作，放松思想政治领导，变成行政事务机关。基层干部自己不学习党的政策，也不检查政策执行情况。[12]总之，调查报告夹叙夹议的表述方法起到了归纳、总结、深化调查内容的作用。

（五）调查报告的结论具有科学性。在中央调查组到和合生产队蹲点之前几个月，即1960年5月至8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组曾经到该队做过3个月改造落后队的工作。当时，它把生产队落后原因归结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13]那么，和合生产队生产落后、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是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呢？中央调查组调查认为，当地在土地改革时期，有过“和平土改”的偏向，群众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锻炼，所以也没有在土地改革中真正培养出一批有阶级觉悟的干部。这种情况，对于造成和合生产队落后有一定影响，但绝不构成主要影响。和合生产队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五风”为害。从1958年下半年起到1960年，“五风”就一直在刮，并且越刮越大，越刮越厉害，刮得下面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和工作。“五风”吹掉了过去合作社时期一些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加剧了粮食紧张，并且使得“由于生产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平均主义等等”问题更加突出。[14]这是田家英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说出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心里话”[15]。

（六）调查报告的建议具有指导性。中央调查组并没有满足于发现问题以及查找其产生原因，而是在发现真问题及其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难题的具体措施。调查报告在最后部分，即第八部分“恢复生产的关键”一节指出：和合生产队要恢复到1956年的生产水平，还需要二三年的时间。但是，“只要把以下几个问题切实解决，生产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会是很快的”[16]。亟待切实解决的问题有：第一，把生产指挥权切实交给小队。这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键所在，也是社员最迫切的要求。第二，要正确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在粮食问题上，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安排社员、集体和国家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这也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中心环节。第三，国家要在经济上给予生产队必要的支援，重点帮助生产队解决灌溉动力、供应或者修理各种（式）农具、适当地增加化肥、继续提供资金等。第四，改善生产队经营管理，实现少扣多分，增加社员的收入。第五，迫切需要从群众中真正选拔一批好干部，同时将现有的干部队伍加以整顿和提高，使干部真正能够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7]这些问题，都是针对性很强的、切中肯綮的建议与意见，对于县、社、队三级领导干部开展后续整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调查报告的作用

《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调查研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主要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调查报告传递了大量地方信息。第一，和合队生产下降反映了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地方领导在执行政策上和领导生产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人民公社，由小规模的集体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在这个变革当中，如果在执行政策上不谨慎，不注意，必然要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引起农业生产的大减产。第二，1958年以后，和合生产队社员劳动“工分一年比一年做得多”，但是“鈔票一年比一年分得少”[18]，地方经济之凋敝，由此可见一斑。第三，人民公社化以来，生产队不但没有给社员带来多大好处，相反“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所以社员都讲不出公社的优越性”[19]。第四，群众对于领导干部搞瞎指挥，作风不民主，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等等现象，意见很大。第五，社员希望上级将权力下放，许多社员如是说，“只要生产由我们作主，上面不再乱指挥，就等于增产20%的粮食”[20]。第六，报告认为：“绝大多数群众对党和政府还是信任的拥护的。抱敌对态度的，只是个别的。”[21]因此，只要“我们坚决地端正政策，彻底地转变作风，把集体经济搞好，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落后局面一定能够很快扭转过来”[22]。

（二）调查报告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也是造成和合生产队落后局面的一个最为尖锐的问题。据报告称：生产队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丰收年，征购任务勉强能够完成；歉收年，不但征购任务完不成，社员基本口粮都无法保证。加之1959年粮食减产、干部虚报浮夸，导致国家征购任务不断加码，使得粮食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出现1959—1961年连续三年春天社员“断粮”五六天甚至十几天的现象，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23]因此，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解决粮食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成为和合生产队干部和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之一，这是关系到能不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关键。其二，是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民公社化以后，上面（县以上）一些领导布置生产任务不作调查研究，不相信人民群众，不承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动辄对下面（级）扣帽子、打棍子，把“整风”作为压服下面的手段，生产队干部群众没有生产自主权；第二，一部分基层干部（公社、生产队干部）为了对上面领导拍脑袋决定的生产指标负责，不看条件硬往下压任务，有的还层层加码，出坏主意；第三，一部分干部抱着“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态度，不敢说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和坚持正确意见；第四，一些干部吹牛拍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甚至草菅人命。[24]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使得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贯彻执行。[25]

（三）调查报告协助了中共中央决策。在中央调查组调查过程中，田家英曾于2月5日专程到杭州向在杭州指导调研的毛泽东汇报了和合生产队粮食产量、减产原因、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等调查情况，并且建议中央搞一个纠正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工作条例。此建议很快被毛泽东采纳。2月21日—3月22日，田家英奉命前往广州全程参与了毛泽东在那里主持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工作。田家英是该文件仅有的两个执笔人之一。中央“农业六十条”中的许多条文，都是针对像和合生产队那样的、全国各地生产队存在的共性问题而制订的。比如，其一，报告里曾提出和合生产队规模过大难以管理以及采取拉平统一分配问题。“农业六十条”第一章规定：“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差距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其二，针对和合生产队干部产生“单纯地由上级指定”问题，“农业六十条”第二章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成员，都由各级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可由它们“随时罢免”。这样，就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形成了制约。其三，针对生产队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并且“一年不如一年”的问题，“农业六十条”第四章规定：“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大队收益分配，“必须实行少扣多分，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其四，針对生产队经营管理中“没有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制度”，导致生产小队之间、社员之间不能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问题，“农业六十条”第五章规定：“生产队必须实行严格的评工计分制度，避免社员与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综上所述，1961年1月—3月中央调查组完成的《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向党中央、毛泽东全面系统地汇报了和合生产队“落后的状况、落后的过程、落后的原因，以及扭转落后局面、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途径”[26]。其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如此，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田家英将该调查报告中的许多对策建议进一步提炼上升，有机整合到了“农业六十条”之中。这一中央文件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如果田家英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全体成员没有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敢于直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不可能写出这样负责任的调查报告的。当年全程参与和合生产队调查并随同田家英到广州草拟“农业六十条”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回忆说：“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曾到四川、湖南等地农村做过调查，最后形成文字留下来的只有浙江嘉善农村的调查报告。”由此可见，这一报告文本还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共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党史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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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调查组.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1961年3月定稿）原件[Z].浙江省嘉善县档案馆.

[4]毛泽东.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的批语（1960年12月23日）[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89.

作者系浙江省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