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2018-03-21张琪

青年时代 2018年4期
关键词:女性形象郭沫若

张琪

摘 要: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初期留日作家的代表之一,其留日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分明的女性形象。本文对郭沫若留日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旨在解读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人物特点,结合郭沫若本人经历探讨其创作倾向。

关键词:郭沫若;女性形象;留日学生

郭沫若的留日小说是指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创作的小说,以及他回国后写成的回忆日本生活、记录国内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以男女恋爱、家庭生活为主要题材,代表作有《喀尔美萝姑娘姑娘》《叶罗提之墓》《残春》《漂流三部曲》,等等。郭沫若受当时兴盛的日本私小说影响很深,其小说将作者本人作为其着重描写的内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取材于郭沫若的身边人。因而研究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对于解读郭沫若及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特殊心态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郭沫若留日小说中主要出现的女性分为贤妻良母、欲望情人、反叛女子和丑恶女性四类,探讨每种类型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符号。

一、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是郭沫若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形象,主要以“爱牟夫人”“晓芙”等身份出现,是以郭沫若妻子安娜为原型创作的。“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好容易等他毕了业,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这类人物的总特征是:对丈夫忠贞、温顺、体贴,对孩子耐心、温柔,对家庭无私奉献,哪怕生活艰辛也始终乐观相待。

因为有这样的妻子,为生计奔波的丈夫有了宽慰,生活即使艰难也不乏简单的幸福。如《红瓜》中“我”为了生计躲在古汤写作,妻子晓芙在家照料三个孩子,一家人难得团聚一次,“我”给妻儿带回糖食,晓芙赞扬“我”的工作,最后一家人又将“我”依依不舍地送走,文中蕴含浓郁的暖意,展现了一个阳光健康、洋溢爱意的贫贱家庭。

这类妻子还肩负起丈夫的母亲的角色。《万引》中,穷作家松野偷了一本书,他的妻子知道后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之后又向他道歉,甚至将结婚戒指交给他当掉以购书,松野感动地赞美她的优秀品德,将她比作带领但丁走向天堂的“贝亚特丽采”,这里的妻子更像是引导孩子走正道的母亲;《喀尔美萝姑娘》中“我”的妻子瑞华,知道了丈夫的婚外情,却抛下嫉妒和怨恨,主动放弃名分甘心成全丈夫的爱情,她的隐忍与大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妻子,如慈爱的母亲容忍她任性的孩子一样容忍丈夫出轨,无怪乎“我”挣扎在愧疚与情欲中,多次称她为“圣母玛利亚”。

对于文中这类温婉、贤淑的传统东方女子,作者是礼赞和讴歌的。当时正值中国爆发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们纷纷向既存秩序挑战,将传统女性中好的坏的一并摒除,作者笔下的贤妻良母形象,也是对中国传统女性身上优美品德寄予了某种回想与期望。

二、欲望情人

《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和《叶罗提之墓》中出现了一类欲望女性的形象,她们是作为上述母性妻子的补充——性欲对象而出现的。郭沫若在写这类形象时多写到“梦境”,主人公在梦境中实现现实中为道德所不允许的欲望,以弥补贤妻无法给予的激情,但这仅仅属于“精神出轨”的范畴。

郭沫若在评论《批判与梦》中承认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有尝试潜意识的书写。弗洛伊德将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与无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包含人的本能冲动,以及出生后被压抑的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因为社会行为规范不允许满足,而被压抑到内心深处,意识不能将其唤起。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见到女子姣好的面容和美好的身体,心中暗自起了连他自己也没有发现的欲望,是处在潜意识中的欲望。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梦是人的无意识欲望的满足,梦的内容在于欲望的达成。睡眠时,前意识放松警惕,无意识的本能欲望能改头换面绕过前意识的审查,进入意识层面,从而以梦的形式显现出来。

在上述的几篇小说中,梦境的书写寄托了主人公潜意识里对女性的渴求。在梦里,“我”为脱了衣服的S姑娘诊察,欣赏她美妙的胴体;叶罗提与嫂嫂缠绵,“他们都在战栗,在感着热的交流,在暖蒸蒸地发些微汗,在发出无可奈何的喘息的声音”;《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暗恋卖糖饼的少女,白天偷看她,夜里两人在梦中互表爱意。在睡梦的放松状态下,白天有悖伦理道德的罪恶欲念开始蔓延开去,再无所谓伦理道德,只有男女之间最原始的本能。

这类欲望女性是香艳、多情、妩媚的,充满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与主人公圣母一般的妻子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类形象却并非真实存在的,她们的现实原型是中规中矩的少女、少妇,她们并不知道主人公对她们的苦恋和意淫,也并未主動引诱任何人。因而“欲望情人”的女性形象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们是主人公自我想象后加工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个体。

三、反叛女子

《牧羊哀话》中的朝鲜贵族少女闵佩荑、《落叶》里的日本少女菊子,都属于反叛女子。贵族小姐闵佩荑不顾门第、阶级,与仆人的儿子尹英儿相爱,后来英儿为救闵家父女而牺牲,闵佩荑选择坚守爱情的忠贞,放下身份独自牧羊,唱着哀婉的牧歌默默怀念自己的爱人,是个突破封建礼教、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

菊子姑娘痴情于中国留学生洪师武,为了写下饱含深情的四十一封信,为了爱情甘愿抛弃祖国、无视孝道、不顾世俗的眼光,宁愿忍受艰苦的生活只为与爱人厮守,在爱意被拒绝后伤心地漂泊南洋。这正像安娜为了跟郭沫若在一起与家人决裂,哪怕婚后生活艰难、受人歧视,也从未后悔。

郭沫若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不顾传统孝道、社会舆论的压迫娶了日本妻子,比谁都能体会反叛过程中的痛苦。这类角色的命运都是悲剧的,但仍不懈追求、永不屈服,也涵盖了作者自己的精神。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封建思想,破除包办婚姻,提倡人人平等、自由恋爱,这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娜拉式反叛女性,她们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的囚牢,去追求真正的爱情。无论是闵佩荑还是菊子,她们都具有反叛精神,代表的是新时期的进步女性,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丑恶女性

小说中,内心凶恶歹毒的女性构成了中国留学生悲惨命运的一环。《曼陀罗华》中哈君的妻子是最典型的代表。她内心狠毒,因疏忽害死了亲生儿子,竟想着用儿子的死骗哈君家中的钱。文中不断暴露她的险恶和虚伪,她虚荣心极强,病态般地爱美,年年称自己二十岁,连看儿子解剖都要特意装饰华丽;《人力之上》中的S君夫人虽不至于凶险残暴,却也是个虚荣的恶妻,最终使S君在劳累中得病致死。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对中国加紧侵略,中日矛盾日益加剧。日本国内,日本人瞧不起“支那人”,中国留学生受尽屈辱。《行路难》里的房东妇人,蔑视前来退租的爱牟,“两只眼睛在冰冷之中燃着怒火”,贫穷外加仇国人的身份使留学生们被歧视,房东妇人是千万日本平民的代表,爱牟的悲惨遭遇也是许多留日的中国人共有的。

丑恶的日本女性为中国留日学生原本悲凉的处境雪上加霜,通过这类形象的书写,展现了留学生们经济拮据、举步维艰的生活状况,也反映他们漂泊他乡的孤独、抑郁心境。作者在文中愤怒地指责丑恶女性的茹毛饮血,亦是在社会深层次挖掘主人公所遭受苦难的根源,表达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愤怒,以及对国人处境的无限同情。

五、结语

郭沫若留日小说书写的女性形象主要来源于日本女性,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化了的日本形象。郭沫若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怀着学习日本先进科学文化的心态漂洋过海,在日本收获爱情,有了妻子和孩子,日本曾给了他家庭的温暖,也是见证了他创作生涯的初始,他在《立春前夜话撒豆》中写道:“我的青春的一半是在日本度过的,我对于日本有第二故乡的感觉”。因此他笔下美好的日本女人,也蕴含着他对日本的深厚情感。

但另一方面,郭沫若留日期间饱受漂泊之苦,也因中国人的身份受尽屈辱,他对日本又是心怀怨恨的,如他在《行路难》中抗议道:“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他不仅为日本侵华而愤怒,也因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视而悲愤。郭沫若对于日本的矛盾心理,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对日本女性形象的双重判断。

参考文献:

[1]刘光华.郭沫若早期自我小说中的日本女性形象[J].郭沫若学刊,1988(03):26-31,78.

[2]武继平.论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叙事策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05):140-148.

[3]吴佩謙.郭沫若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3):10-11,15.

[4]王晓琴.永远之女性,领导我们走——论郭沫若小说中的女性崇拜意识[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58-61.

[5]张振会.《落叶》中的菊子姑娘形象浅析[J].现代企业教育,2012(04):124-126.

[6]郭沫若.漂流三部曲[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郭沫若.叶罗提之墓[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猜你喜欢

女性形象郭沫若
郭沫若书法作品分享(二)
郭沫若书法作品分享(一)
郭沫若致郁文的信
郭沫若佚诗一首
“看”与“凝视”中的美
西方女性摄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恐慌与愤怒,焦虑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