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炜， 金怀梅

(1.皖南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新华学院，合肥 230088)

一、后殖民批评话语飞散和“夹缝人”拉尔夫·埃里森

飞散(diaspora)源于古希腊动词，意“播种”(to sow)，前缀dia意“越过”[1](over)，并渐衍生族群迁徙、移居之意。而后与犹太人散居各地的历史结合，有了专有名词“Diaspora”，蕴涵了该民族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和身份认同，家园重建的执着追求。国外自20世纪中期后，渐用小写的“diaspora”指称被迫或主动离开家园生活于异地的族裔群体。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diaspora”更成为经常化、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涉及历史、社会、文学、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如罗宾·科恩(Robin Cohen)、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等对“diaspora”现象都有精辟论述。

在国内学界，对“diaspora”这一术语认可较多的译法有王宁教授的“流散”及赵毅衡教授和王德威教授的“离散”。本文采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童明教授的译法——飞散，因在汉语语境下，流散、离散多“流亡离散”之意，相较之下，飞散更能表现其“种族繁衍、生生不息”的希腊本意。在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话语飞散超越了种族移居的范畴，具备了跨越历史、民族、国界的新视角，着眼于种族延续、文化传承的未来，涵盖了各种族间多元、复杂的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移植、采借和融合，更可彰显这个时代包容、开放、对话、发展和前瞻的特点。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是美国非裔文学发展史上继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后一位承上启下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位文学家，也是美国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作品中，埃里森从政治、历史、社会、宗教、艺术等方面犀利解剖美国文化，传达自身的政治、文化、文学主张。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欧洲爱尔兰文艺复兴影响下，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40年代以赖特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抗议文学”在非裔文学界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学界却莫衷一是。1953年，埃里森出版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Man)，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社会悲剧性种族暴力事件不断发生。1954年小石城事件，1965年X.马尔科姆(X.Malcolm)和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分别被刺杀，黑人民权运动从此陷入低谷。此时，作为被美国白人政界和主流文学界最为认可的黑人作家和黑人文学界领袖人物埃里森，亦是蓄奴制度的受害者，他生活在种族歧视难以根除、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的教育并沉溺其中，又饱受优越性霸权文化的排挤；他身处抗议文学盛行的时代，深受文学导师赖特的影响，却认为“意识形态对美国黑人文学朝更高层次的艺术美学发展产生了制约”[2]39。

埃里森将位于政治、文化和文学多重“夹缝”之中的生存困境投射在文学创作之上，有了《看不见的人》出版。他的第二部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耗费40多年心血，几易其稿仍未能付梓。如谭惠娟所言，埃里森艺术美学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出于美黑人作家的使命感对宿命的感叹和困惑，以及文学思想未能改良社会的挫败感，共同导致了《六月庆典》成为遗作，然而这一憾事又何尝不是埃里森“夹缝”人生的文学写照！

综观其作品可见，埃里森主张独立的文学创作“融合思想”，认为影响这个领域的不限于某位作家，也不限于某个种族[3]。埃里森的笔下不再仅仅局限于渲染黑人与白人的对立以及控诉种族歧视、冲突的罪行和恶果，而是带着族裔作家的使命感探求新形势下黑人身份、处境的变化，重塑黑人人性，赞颂为谋求种族生存和民族发展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而展望后殖民时代中的民族出路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民族定位。埃里森的创作思想与后殖民语境下飞散文化批评话语的主张无疑是一致的。

二、埃里森对黑白二元对立的解构

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论文《白色的神话》中将哲学置于一个和文学隐喻同等的地位，亦批驳源于印欧语系的西方文化是白色的神话。“白人把他们自己的逻各斯，他们自己的用语，当作他们称之为‘理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形式。”[4]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白色是与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联系在一起的无形的意识形态，是“在场”的转义(a trope of presence)。白色就等同于美国，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标准也就是美国的标准[5]。与之对立的“黑色”则是愚昧和低劣的象征，是“缺场”的转义，象征着被藐视和排斥的民族。西方文化中白色和黑色的对立，实质上就是主与次、是与非、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诸多非裔美国作家如理查·德赖特和詹姆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笔下，白色是给黑人带来无尽苦难的无形魔咒。在埃里森的作品中，黑与白在矛盾斗争的主旋律之外，更有无法回避的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如《看不见的人》中主人公“我”姜黄的肤色暗示了他的混血身份，而《六月庆典》中主人公白人参议员桑瑞德的真实身份是在黑人社区长大的一个白皮肤混血儿，是由黑人牧师希克曼抚养大的白人女人和黑人情人的孩子。

在《看不见的人》中还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我”在布道过程中听到黑人奈莉老大娘唱悲歌，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奈莉是为死去的白人哭泣，她回答：“孩子，我满心爱戴我的主人，……他给了我几个儿子，我爱这帮儿子，所以虽然我恨他，可我总得爱儿子的爹。”[6]10埃里森以此影射了美国国父之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与黑奴情妇萨莉·郝明斯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故事[7]。这段对话真实刻画了黑人女性对白人主子既爱又恨的无奈心理，一语道破美国社会黑白二元对立的荒谬，解构了白人血统纯净的神话。

埃里森关于“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的主题，在《看不见的人》第十章以高度象征的手法得到表现。这家为政府主要油漆供应商的工厂生产自由牌油漆，公司的商标是一只鹰(无疑让人想起美国国徽上的国鸟——白头鹫)，以生产全国最纯净的白色油漆“光学白”而著称，其广告词是“使用自由牌油漆，可保持美国洁净”。这样的油漆无疑是美国白色神话的象征，然而这么白的油漆的生产秘密却是将10滴黑色滴剂滴入白色的油漆中混合而成。至此，美国种族和文化白色纯净性的现代神话轰然倒下。正如埃里森在《六月庆典》中所言，做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多多少少也是黑人”，因为连一个美国参议员一出生就沐浴在非洲——美国醇厚民风和滋润之水中，所有美国人概莫能外[2]127。

在情节上，埃里森的作品亦与早期的废奴小说和抗议小说相反，没有恪守刻板的肤色分界线。在肤色界限的一边，有着用布鲁斯向主人公看不见的人传达母性关怀的玛丽·兰博大娘和种族亲情的废品旧货商；有着金日酒家的神经外科医生，他警告主人公“白人总是对的，这是教给奴隶和实用主义者的至理名言，实际上是弥天大谎”[6]96；亦有白人任命的黑人代言人和南方的教育家布莱索博士，表面上他是在白人至高无上的神话中自我发展的成功典范、主人公的楷模，实际上他正是主人公悲剧的直接推手，是“务必使这个小黑鬼不断奔波”[6]34阴谋的缔造者，是一个无耻地牺牲种族同胞利益为自己谋取权利的民族叛徒；更有未接受教育的黑人老锅炉工卢修斯·布罗克韦，他害怕受过大学教育的主人公是抢自己饭碗的工会会员，在一次事故中骗主人公靠近一台超压的锅炉，锅炉爆炸险令其丧命。在肤色界限的另一方，既有美国清教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诺顿，被奉为伟大的白人父亲，其实只是对“黑人灵魂施行私刑的恶魔”[6]93。同样作为白人的小爱默生先生，尽管在他父亲眼中可能是“一个坏不堪言的哈克贝利”[6]186，出于义愤和同情，让主人公得悉布莱索的阴谋并为他提供了油漆厂的工作。《六月庆典》中亦是如此，黑人牧师希克曼因人性使然，放下仇恨，接受了白人女人送来的混血孩子，将其抚养长大并培养为传教天才，即便这个名为布里斯的混血白人背叛了抚养自己的黑人社区，成为利用种族偏见谋取自己政治前程的恶魔——参议员桑瑞德时，希克曼和他的黑人社区仍回报以博爱。而参议员桑瑞德在政治演讲上以“莫名其妙的讥笑口吻提及黑人时，亦有几个白人抽身离去，另有几个听了愤怒地摇头”[8]31。

在埃里森看来，黑人之于白人，正如希克曼之于布里斯，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牵扯岂是黑与白的二元划分可以概括？埃里森对黑白二元对立的解构和希克曼新黑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其黑人发展的主张。

1895年，美黑人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在亚特兰大棉花博览会演讲中主张放弃黑人民权，通过工业教育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成为白人工业巨头和慈善家的宠儿。在《看不见的人》中，州立黑人学院是华盛顿教育理念的实践，在这里，黑人青年被灌输逆来顺受、用自己的努力和一技之长在社会中出人头地的思想。最终，主人公追求教育梦想的破灭和在白人社会中处处碰壁，尖锐地揭示出华盛顿教育理念的欺骗性。相反，中产阶级黑人的代言人W.E.杜波伊斯(W.E.B.Du Bois)则主张黑人中“有才能的十分之一”应接受高等教育，成为自尊、无畏、决心维护自身权利的新黑人领袖。希克曼即是这一新黑人的典型。他带着战胜社会环境压迫和适应新大陆种种严苛日益成熟的老练，依赖传统民族文化增强的忍耐意志力，以一种既包容又俯视的双重意识去面对布里斯的背信弃义，仍不放弃为美好未来的执着努力。

三、埃里森对黑人人性的重塑

在始于18世纪的美国蓄奴制度下，黑人被看作是白人的私人动产，没有人身自由和权利，可由奴隶主任意处置，包括拆散黑人家庭的买卖和处以私刑。为这一惨无人道行径提供依托的是白人的“黑人人性缺失”论断。欧洲哲学家们对黑人愚昧无知的描写，如英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黑人“妻儿换烈酒”的言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读写能力是展现人性的重要途径，白人一直不遗余力地维持黑人文盲无知的状况，从法律上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19世纪初，美国南部各州没有招收黑人孩子的免费学校，1834年康涅狄格州立法规定为黑人提供免费教育为非法。

在早期非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展现黑人的人性。如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小说《并非没有笑声》(NotWithoutLaughter)描写了黑人寡妇黑格大妈向家人传达爱和牺牲的意义，是基督教之爱和仁慈的象征。理查德·赖特《土生子》(NativeSon)中别克的“恶”则是源于对白人控制他生活的恐惧和憎恨，他用暴力来证明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尊严和存在感。无论是休斯对黑人人性“善”所作的道义宣传，还是赖特对白人践踏黑人人性行径“恶”的控诉，都无法改变白人对黑人人性的否认，亦未能展现现实中完整的黑人人性。

与之前的黑人作家不同的是，拉尔夫·埃里森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黑人人性的展现途径不是单纯通过逆来顺受的忍耐来换取白人的仁爱之心，也不是通过和白人做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斗争来获得，而是要抱着面对现实的冷静态度，以牢记历史却又着眼未来的宽广胸襟，“在陷于生活污秽和困惑之中，仍为理想而奋斗”[8]270。

埃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采用颠覆性的故事情节，揭示了白人的非人性，巧妙地反衬了黑人的人性。布鲁斯歌手特鲁布拉德(Trueblood，意纯血统的黑人)是位勤劳、顾家的佃农，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一家人仍居住在奴隶制时期的小木屋中，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两代人包括成年的女儿挤在一张床上，导致了梦境中乱伦悲剧的发生。消息传开，由于他使种族蒙羞，受到了整个黑人社区的不齿和排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白人校董诺顿、司法官巴勃等人却“让我把我和我姑娘的事谈了好多遍，他们给我吃、给我喝，还给了我烟草。这事我觉得挺怪。我本来心里很害怕，哪敢指望他们这样待我”[6]54。显然，白人的这些言行是对黑人家庭中的悲剧事件采取了理所当然、听之任之，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背后的目的无非是鼓励黑人乱伦，剥夺黑人人性。白人的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伦理和道德法律，这才是人性真正的丧失。而特鲁布拉德这位摒弃了道义的面具并承认人本能欲望的现代版俄狄浦斯，使人认清残酷现实和现存的秩序，并以自己的选择和意志来与道德中心做抗争[9]，忍辱负重，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在忧伤的布鲁斯传统中抒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特鲁布拉德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心，他的自控力和面对现实的勇气无不体现了最真实的黑人人性。

《六月庆典》中埃里森对黑人牧师希克曼形象的塑造更是体现了其对完美的黑人人性的全部设想。早在1959年埃里森就承认，希克曼也许是他创作得最成功的人物[8]8。一位白人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黑人情人，诬陷希克曼唯一的弟弟巴布，说他是腹中孩子的父亲。巴布被施以绞刑，而他年迈的母亲在丧子之痛的打击下悲愤离世。后来，那位心怀愧疚的白人妇女将生下的肤色白皙的混血孩子留给了希克曼抚养。希克曼克服了仇恨和悲痛，用爱心和牺牲精神抚养这个孩子，如他所言：“如果连对孩子最初的那份爱都是错的，那么什么才是对的？……那么世界的基石在哪里？那维系着人类感情的纽带在哪里？”[8]161他为孩子取名布里斯(Bliss，意“极乐、至福”)，全心全意抚养他，希望他长大后能像林肯那样消除种族仇恨，成为民族权益的代言人。然而不幸的是，“白人孩子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如何拒绝黑人保姆的”[8]161。布里斯最终离去，并改名为桑瑞德(Sunraider，意“冲向太阳的人”)，隐瞒自己的混血身份，当上了参议员，成为利用种族偏见来谋取政治前程的民族罪人。

面对最痛心的背叛，希克曼仍一片赤诚，想方设法获得布里斯的消息，竭尽所能使其免遭危险。就算桑瑞德最后倒在自己儿子的枪口之下(那是他与一位黑、白、红混血姑娘刻苦铭心短暂热恋的结果)，希克曼亦第一时间赶到参议员的身边，以布鲁斯般的回忆拨动了奄奄一息的参议员的心路历程，去直面因其自身的傲慢背弃了黑人人性所导致的悲剧。

在庆祝解放的黑人传统仪式六月庆典上，希克曼向同胞布道：“我们来自非洲……他们用锁链将我们带到这个国家……把我们看作没有人性的巨大动物……可我们融入了这泥土……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新生，我们现在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唱一首全新的歌来充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8]109-132在埃里森看来，希克曼的慈悲、坚忍、乐观以及被生活逼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努力等，无不是黑人所应具备的完美人性的体现，这样的黑人人性不仅是民族的希望，也是美国和全人类的希望。

四、结语

杜波伊斯曾这样描述“夹缝人”的心境：“美国黑人……渴望把他的双重自我融入更好更真的自我。在这种融合之中，……他不想使美国非洲化，因为美国要教给世界和非洲的太多了。在白色崇美主义的洪水中，他也不想去漂白他的黑人魂，因为他知道，黑人的血对世界有启示意义。”[10]在后殖民文化批评话语飞散的新视角下，埃里森的“夹缝人”书写已逐渐将非裔美国文学中由来已久的双重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凭借杂交性而定义的差异共存的身份观念。这是一种在领土重叠、历史交织的新时代背景下，着眼于在全球多元文化空间中追寻民族身份和美学定位的身份观念，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认同的存在感，一种应被承认的差异政治。正如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所言：“我想要做个黑人，了解黑人，尽情享受在任何具体的时刻我会称之为黑人性的一切——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从另一面出现，以感受一种既不是不分肤色又不是简化成仅有肤色的人性。”[11]

参考文献：

[1] 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7.

[2] 谭惠娟.创新·融合·超越:拉尔夫·埃里森文学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

[3] 姚本标,黄纤茜.埃里森《看不见的人》的城市景观[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1-45.

[4] YOUNG R J C. 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M].London Routledge,2004:38.

[5] 张立新.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白色”的象征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2002(1):114-120.

[6] 艾里森.看不见的人[M].任绍曾,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7] 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刘捷,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54.

[8] 埃里森.六月庆典[M].谭惠娟,余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9] 许炜,徐天戍.从飞散视角解读《看不见的人》之语言混杂性[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4-97.

[10] BOIS D W E B.The souls of black souls[D].New York:Penguin US,2012:9.

[11] 盖茨.有色人民[M].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