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水英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明代以前的贵州文学萧条，出现过的少数作家作品也因未能及时保存而散佚。明代建省之后，贵州教育有了较大的起色，诗歌创作逐渐繁荣，出现了《联芳类稿》《思南十咏》两部诗歌总集。《联芳类稿》为宋昂、宋昱兄弟的诗稿合集；《思南十咏集》则为安康所作《思南十咏》与他人和诗集合而成。明代黔诗总集还仅限于对某几个诗人诗作的收集整理，清代学人对于明代黔诗则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整理，傅玉书首将明代黔诗收录视野扩大到整个贵州，辑成专录贵州明代诗歌的总集《黔风旧闻录》，郑珍辑《播雅》则以遵义明代黔诗为收录范围，而明代黔诗收录的集大成者当属《黔诗纪略》，该总集收录贵州明代诗人(包括一些由明入清的诗人)的诗歌2 498首。

今存《黔诗纪略》卷首署题“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伯庸采诗、独山莫友芝子偲传证”，实际《黔诗纪略》审例、采诗和传证基本上是独山布依族学者莫友芝一人所为。《黔诗纪略》原计划收集明清黔诗，莫绳孙云：“咸丰癸丑，遵义唐威恪公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以国朝人属之黎先生伯容，因乱，稿尽亡失。先君任辑明代。”[1]卷首题记黎兆勋所采清诗因战乱而散佚，唐树义又于咸丰四年兵败自尽，莫友芝失去有力支持，遂决定只编纂明代黔诗。《黔诗纪略·杨文骢传》云:“甲寅(1854)春夏，于遵义湘川讲舍编完明代。”[1]819可知咸丰四年初夏之交《黔诗纪略》初稿完成。其后几年莫友芝继续整理《黔诗纪略》增至三十三卷。同治十年辛未，莫友芝审定完《黔诗纪略》第三至二十一卷，其他卷未毕而逝。莫友芝去世后，其子莫绳孙继续整理《黔诗纪略》，对原稿并未进行删改，“唯第二十二卷《何忠诚公传》以甲寅(1854)之乱阙佚不完，今检先君行筐，所录忠诚遗事，请之江宁汪梅岑先生为补撰焉”[1]卷首题记。《黔诗纪略》文献丰赡，为学人所重，莫祥芝称《黔诗纪略》“实为黔中一大掌故”[2]1116，黎庶昌认为《黔诗纪略》使“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2]1114，陈田称“《黔诗纪略》号为博综”[3]，通过考察《黔诗纪略》的采诗途径，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情况。

一、《黔诗纪略》的采诗途径

清代贵州长期战乱，造成大量文献散佚，莫友芝曾感叹：“吾黔自军兴，十余年以来，……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1]2在此情况下编纂《黔诗纪略》，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尽可能采集诗歌文献，莫友芝除了自己倾力之外，还嘱托家人、亲朋好友、乡人、门生等四处收集黔诗。其弟莫庭芝，子莫彝孙、莫绳孙，侄莫远遒，友李芋仙、黄彭年，黔人潘文炳、艾嗣宗、傅雨亭、赵邑，门生胡长新等人都协助搜集过黔诗。可以说《黔诗纪略》的编纂实际上是莫友芝等人对明代黔诗进行的一次较全面的整理工作。总体而言，《黔诗纪略》采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穷力搜集文集，从中选录诗歌

文集历来都是总集编纂的重要来源，《黔诗纪略》总共收录诗歌2 498首，利用到13种别集和14种总集，从这些文集中收录了1 970首诗。这些文集的获得实属不易，有的是托人相寄，如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的获得是“麻哈艾嗣宗据其祖侍讲茂所录《学孔精舍诗稿》九百篇录副相寄”[1]184；谢三秀《远条堂小集》是靠友人寻得，“道光甲辰，遵义郑子尹教谕，乃于贵阳傅雨亭孝廉许得先生《远条堂稿》二卷，留余影山”[1]547；有的是在废墟尘堆中幸存，如杨文骢《山水移》是“历千百劫，存于尘堆鼠窟中而今出之”[1]735；有的战乱散佚，靠后人整理而得，如潘润民《味淡轩诗集》“毁于安贼之乱。其子驯掇所记忆，合以被兵后作，才九十余首”[1]471；郑逢元《谷口集》是“其裔孙必楷乃于旧家败簏中搜得”[1]960；有的是借阅而得，如陈允衡《诗慰》，莫友芝《〈雪鸿堂搜逸〉题识》云：“同治癸亥冬，寓皖，借李芋仙所藏陈伯玑(允衡)《诗慰》以校此刻，约可增四十余首。函命彝儿录出，并李本宁一序装入卷中，以待重编。”[2]788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在安徽借得《诗慰》，其所录谢三秀诗大多是《雪鸿堂诗搜逸》未录的，莫友芝诗作编辑入《黔诗纪略》，题名为《雪鸿堂诗搜逸补》；有的是购买收藏，如夏四云《崇祯八大家诗》是“壬戌(1862)客皖所收”[1]819，《崇祯八大家诗》收录杨文骢诗214篇，夏四云称据《山水移》收录，但有178篇未见于《山水移》中，莫友芝将这178首诗编为一卷，录入《黔诗纪略》。

(二)遍阅史乘方志，从中辑出诗歌

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传证部分屡屡提及诗歌出处，其中明确从方志中辑出的诗歌有122首，如黄绂“平生所著奏议、诗文，悉焚不留，唯见《方志》载《平越卫学》一记、《飞泉》《月山》等五诗而已”[1]55；周瑛“著有《草亭存稿》若干卷，已亡逸，仅见《方志》载诗十余首”[1]63；杨遵“《方志》失其事迹，仅从《旧卫志》得诗一首”[1]76，蒋宗鲁“著述访求不得，唯见《滇志》一疏、《黔志》一诗而已”[1]204；周仕国“《省志》失其事迹，从《云南志》得一诗”[1]448；等等。还有些未明确来源的诗歌与地方志所录相同，如《黔诗纪略》所录王训诗歌数量与(道光)《贵阳府志·文征》所录王训诗同；所录孙顺诗与(道光)《思南府续志·艺文门》收录同；徐以暹诗，《黔诗纪略》按五律、七律、七绝的诗体顺序收录，与(道光)《铜仁府志》收录一致，说明《黔诗纪略》所录的这些诗歌极有可能源于地方志。《黔诗纪略》所利用到的史志有近40种，以贵州地方志为主。

(三)从石刻和木刻文献中搜寻诗歌

《黔诗纪略》从石刻和木刻文献中辑出诗歌总共有12首，其中从石刻文献中辑录10首，木刻文献中辑录2首。

(四)其他文献辑录诗歌

除文集、史乘方志和石刻文献外，莫友芝还从族谱、单篇文章、画帧或他人口传、抄录保存的文献辑录诗歌编入《黔诗纪略》。

二、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

黔地偏于西南一隅，建省时间晚，战乱频繁，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与黔诗相关的文献散佚各处，需要编纂者花费更大的精力搜寻整理。莫绳孙称莫友芝为了编纂《黔诗纪略》是“有足征文考献者，罔不穷力蒐访”[1]卷首题记。正因为如此，《黔诗纪略》有“博综”之誉，其多样、广泛的采诗途径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

(一)传播主体以个人层面为主，地方志局参与

文学传播分为原创文学和已存文学的传播者两大类。明代黔诗属于已存文学，从《黔诗纪略》的采诗途径中可以看出最主要存在于别集、总集中。《黔诗纪略》采诗涉及的别集主要有别集作者的后人、乡人、门人以及其他黔中有识之士编辑整理和传播的。就其主要的别集整理传播者列举于下。

1.龚诩《野古集》，后裔整理刊刻，《四库》收录传播。《四库全书总目》云：“是集乃崇祯乙亥其八世从孙挺所刻。”[4]

2.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黔人整理传播。咸丰癸丑年(1853)，莫友芝连襟麻哈艾嗣宗抄录其祖艾茂所录《学孔精舍诗稿》寄给莫友芝，莫友芝才有机会获得孙应鳌较完整的诗稿。

3.郑逢元《谷口集》,后人及其他黔人传播。郑逢元作品因兵乱散佚，雍正中，其裔孙郑必楷在旧宅搜得《谷口集》一帙，玉屏县令东阳杜兆丰及邑子田榕序刊得以流传。

4.潘润民《味淡轩集》，其子整理。《味淡轩集》毁于安邦彦之乱，其子潘驯凭其所忆整理，加上兵祸之后的诗作，共辑90余首。

5.谢三秀《远条堂小集》，门人整理，其他黔人收集刊刻。铜仁徐楘所辑《黔诗萃》记载谢三秀《雪鸿堂诗集》四卷，门人天台高存恕、林承轩校刻。道光年间集子已经很难找到，郑珍从贵阳人傅雨亭处得到《远条堂诗草》上下卷。山阴王个峰捐资刊刻，莫友芝把零星收集的谢三秀诗编辑为一卷，刊刻定名《雪鸿堂诗搜逸》，于咸丰元年(1851)刊刻。

6.吴中蕃《敝帚集》，黔人传播。《敝帚集》康熙年间刊刻，其抄本由黔人唐御九带至京城，孔尚任看后对《蔽帚集》评价颇高。

7.杨文骢《山水移集》，黔人收集、抄录。莫友芝《山水集跋》云：“咸丰壬子(1852)，柏容从定番张氏假得相示，亟录副，待好事传之。”[1]735黎兆勋从定番州张氏处借得《山水移》给莫友芝，莫友芝录副本，希冀能流传。

8.越其杰《屡非》，亲人及故友后人整理传播。《黔诗纪略》本传云：“其诗将及万首。《屡非》为最后定之本，其甥杨文骢龙友曾为选刊，今未见。其故人子吴中蕃滋大，别有选本十卷，未刊行者，副本仅存”[1]612，可知越其杰外甥杨文骢及故友之子吴中蕃都参与了越其杰诗集的整理工作。

《黔诗纪略》采诗中涉及到的总集14部，除《桃川集》编纂者不得而知外，其余13部总集的编纂者为：江东之，安徽歙县人，万历五年进士；礼汀禅师，清乾隆时凌云寺僧；陈允衡，江西南昌人，约清顺治末前后在世，杜门穷巷，以诗歌自娱；傅玉书，贵州瓮安人，清代乾嘉时期学者；姚佺，原籍嘉兴，寓居苏州，入清为遗民，以选评诗歌为业；潘元炜，贵州贵阳人；郑珍，贵州遵义人，晚清学者，道光丁酉举人，官荔波教谕，特用知县；朱彝尊，清代词人、学者，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夏四云，湖北石首人；邓显鹤，湖南新化人，晚清著名诗人、文献家，整理刊刻《船山遗书》；周京，江苏南京人，生于明末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初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后，工诗文，喜交友；陈以刚，安徽天长县人；冒襄，江苏如皋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上述这些总集的编纂者均为南方人，除江东之外，其余均为清人，他们编辑的诗歌总集收录的明代黔诗有多有少，其中傅玉书为收集明代黔诗第一人，其编纂的《黔风旧闻录》极大促进了以贵州省为地域范围的明代诗人诗歌的传播；郑珍所纂《播雅》着力于遵义明代黔诗的传播，潘元炜将潘氏八代诗歌辑成《潘氏八世集》，对于“贵州第一世家”黔中潘氏诗人诗歌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陈允衡《诗慰》收录谢三秀诗歌74首，夏四云《崇祯八大家诗》收录杨文骢诗歌214首，这些编纂工作对于谢、杨二人诗歌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黔诗纪略》所利用的文集都是私修书籍，除《古野集》《瑞阳阿集》《明诗综》《同人集》等少数文集被《四库全书》收录外，其余基本上散落于民间，主要依靠个人传播，这是明代黔诗最主要的传播主体。

明代黔诗的另一传播主体是地方志局。《黔诗纪略》采诗利用到的史志近40种，如《贵州通志》《滇志》《大定志》《思南府续志》《黎五志》等。这些史志主要是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卫志等官修史志。贵州建省之后，修志之风日炽，清代贵州方志的修纂更为兴盛。据张新民统计，贵州方志“明代七十四部,清代一百八十二部”[5]。方志修撰的机构——地方志局首先成为方志传播主体，在方志传播的过程中，方志有可能从志局流出，散落到民间。在编纂《黔诗纪略》的过程中，莫友芝曾请莫庭芝等人协助搜集史志，咸丰二年他给莫庭芝信云：“又各府志书尚缺兴义、铜仁、镇远、石阡、都匀及平越州(柏容曾假得平越旧《府志》，太略，亦有所资)，有可借处，并当留意。”*信据贵州省博物馆所藏莫友芝家书。当时莫庭芝在贵州平坝县，莫友芝托他留意兴义、铜仁、镇远、石阡、都匀、平越州等地府志，说明这些府志已不限藏于各地志局，极有可能被个人收藏。在这种情况下，史志传播的主体实际上由地方志局和个人构成，惜文献有限，个人层面对地方志的传播不甚明了。

(二)诗歌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

诗歌传播的载体是用于记录、传输、保存诗歌的实体，载体种类主要包括书写型载体、书写兼印刷型载体、刻铸型载体和语言型载体四类。书写型载体主要有竹简、缣帛、壁柱、树皮等；书写兼印刷型载体主要是纸；刻铸型载体包括金、木、石等；有些诗歌史料无文字记载，依靠语言传承下来，该语言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载体，可称之为语言型载体。从《黔诗纪略》采诗途径来看，明代黔诗有题于壁柱的、书写或印刷于纸上的、刻于木石的，也有口传的，可以说前面所提的四种载体兼而有之。从各种采诗途径收集的诗歌数量统计来看，《黔诗纪略》所提及的非纸质载体附载的诗歌仅有16首，纸质载体所附载的诗歌无疑是最多的。从载体的物质形态来说，既有以单篇形式(一首或者几首作品)零散传播的，也有以多篇作品汇聚的书集形式传播。单篇形式传播的明代黔诗主要是从金木石、族谱、文章、画帧等材料中辑出，或者是口传、他人抄录的零星诗歌，传播数量极少。绝大部分明代黔诗是以别集、总集及地方志为主的纸质书集形式传播。

莫友芝编纂《黔诗纪略》利用到的13部别集*杨文骢除《山水移集》外还有《洵美堂集》，《(道光)贵阳府志》有记载，《黔诗纪略》未利用到，大概是莫友芝未寻到，认为《洵美堂集》已成绝响。现存《洵美堂集》为民国25年刻本，藏于贵州图书馆。为：龚诩《野古集》、袁应福《渔矶诗草》、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谢三秀《远条堂小集》、潘润民《味淡轩集》、越其杰《屡非草选》、杨文骢《山水移》、郑逢元《谷口集》、吴中蕃《蔽帚集》《断砚草》、谈亮《卖闲愁集》残卷、傅尔元《居易堂诗集》残卷、语嵩《语嵩语录》；利用到的14部总集为：《桃川集》(作者不明)、江东之《瑞阳阿集》、礼汀禅师《凌云诗钞》、陈允衡《诗慰》、傅玉书《黔风旧闻录》、姚佺《诗源初集》、潘元炜《潘氏八世集》、郑珍《播雅》、朱彝尊《明诗综》、夏四云《崇祯八大家诗》、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周京《近代诗钞》、冒襄《同人集》、陈以刚《国朝诗品》。这些文集可以说是莫友芝竭力搜寻所得，因为文献罕见，莫友芝对这些文集最大限度利用，《黔诗纪略》所录2 498首诗歌中有1 970首源于上述别集和总集，占到《黔诗纪略》诗歌总数的71.7%。其中源于别集的诗歌有1 540首，从中选录诗歌较多的别集有：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选录457首)，吴中蕃《敝帚集》(选录351首)、《断砚草》(选录44首)，杨文骢《山水移》(选录126首)，越其杰《屡非草选》(选录226首)，谢三秀《远条堂小集》(选录112 首)。源于总集的诗歌有430首，从中选录诗歌较多的总集有：《黔风旧闻录》(选录78首)、《播雅》(选录63首)、《诗慰》(选录60首)、《崇祯八大家诗》(选录178首)。从莫友芝对这些别集和总集的利用情况可以看出，明代黔诗主要依赖别集和总集类的纸质书集传播得以流存。

此外，地方志对于明代黔诗的传播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地方志的《艺文志》常将诗歌全文收录，如(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就分五古、七古、排律、五律等八类体式选录诗歌，所录诗歌均为全诗完整录入。(嘉庆)《普安州志》、(嘉庆)《黄平州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普安州志》、(乾隆)《镇远府志》、(乾隆)《贵州通志》、(道光)《遵义府志》等方志的《艺文志》选录诗歌时也都是全诗录入。如果将这些地方志《艺文志》所录诗歌辑出，相当于是一部诗歌选集。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收集的诗歌基本上是本地域相关的诗歌，这为明代黔诗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瞿宣颖先生所言，“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6]。读者根据地方志《艺文志》中诗歌收录情况就可大致了解该地域的诗歌发展情况，而若要编纂《黔诗纪略》这样的地域性总集，也可以直接利用这些诗歌。

(三)诗歌传播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

古典诗歌传播大致分为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两大类，书面传播以书写刻印的文字形式对诗歌进行传播，有抄写、印刷、刻铸、题壁等。口头传播则是个人或者群体之间以口头方式进行诗歌传播，有唱、吟、诵、读等。《黔诗纪略》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到诗歌材料，在收集途径中，这些诗歌材料的传播也不出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两类，以书面传播为主。

明代黔诗的书面传播主要有抄写、印刷、石刻、木刻、题壁等方式，其中又以抄写和印刷为主，主要集中在书集形式传播的文集以及地方志上。如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傅尔元《居易堂诗集》残本、越其杰《屡非》、杨文骢《山水移集》等别集在清代咸同时期都是以抄本形式流传，郑逢元《谷口集》、吴中蕃《敝帚集》、谢三秀《远条堂小集》、江东之《瑞阳阿集》、陈允衡《诗慰》、冒襄《同人集》、朱彝尊《明诗综》、陈以刚《国朝诗品》以及诸多地方志均有刻本存世。明代黔诗中还有一些靠抄写传播的诗歌，如《黔诗纪略》所收录的邬昌期、许善所、莫天麒等人的诗歌属于零散抄写传播。明代黔诗以石刻、木刻、题壁等形式存在的书面传播数量极少，《黔诗纪略》所收集到的依靠这些方式传播的诗歌只有十余首。而靠口头传播的明代黔诗数量更是少之又少，《黔诗纪略》仅录刘安鼎、胡奉旌各一首诗。而莫友芝对这些口传诗歌的整理又使其由口头传播转变为书面传播。

此外，《黔诗纪略》所搜集的诗歌题材广泛，有山水、农事、战争、咏物、述怀、隐逸、悲悼、送别、行旅、谣谚等；诗歌形式古体、近体兼备。参与黔诗创作的作家阶层不一，有士大夫、处士、僧人、道人、女士、无名氏等，人物地理分布面广，遍及贵州各州府县。这反映出清代咸同时期传播的明代黔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

三、结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反映出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情况。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明代黔诗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作为机构组织的地方志局也参与其中，成为另一重要的传播主体；纸质书集形态是明代黔诗传播载体的主要形态；其传播方式以书面传播为主，传播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大。其一，明代黔诗留存较少，散佚严重。《黔诗纪略》收录诗歌2 498首，即使加上别集、总集和地方志，所存也不会超过万首。莫友芝能利用到的黔人别集仅13部，《黔诗纪略》中提到已经散佚的黔人文集就有49部，可见文献散佚之严重。其二，明代黔诗受关注度低。朱彝尊《明诗综》收录明代诗人3 400余人，诗作1万余首，是有清一代较有影响力的总集，清人张宗泰认为《明诗综》“洵一代总集之翘楚矣”[7]，李慈铭称《明诗综》“巍然为诗教指南”[8]。而在这部总集中仅收录了黔人宋昂、宋昱、杨彝诗各1首，孙应鳌诗1 首，谢三秀诗13 首，杨文骢诗歌6首，无名氏诗1首，杂歌谣2首。《四库全书》收录的黔人别集也仅有龚诩《野古集》。孔尚任在《敝帚集序》中称：“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 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兹果得《敝帚》一集, 杂体千余首。即中原名硕素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至未尝无人。”[9]孔尚任虽是高度评价了吴中蕃的诗歌，但其所言“黔阳全无”也代表了时人对黔地文化水平的基本认识。“诗歌文本是诗人与隐含读者进行交际与互动所形成的认知语境的慎重语言选择的生成物”[10]，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传播不广，与当时贵州整体经济文化水平低，文献整理传播意识不够，书籍刊刻困难，战争对文献的破坏等因素都有关。因篇幅所限，这些影响因素暂不展开论述。本文主要通过《黔诗纪略》的采诗途径对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情况做大体梳理，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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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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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肖春艳.语用顺应论:一个诗歌评析的新视角[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