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春

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近日，某画院一位副院长，提出了一个“超当代艺术”的概念，并请方方面面的专家为其站台，似乎“超当代艺术”就是中国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声称：“新的当代艺术，虽然很难准确描述，但一定包含了对文化多元性和差异性的遵循。……在文化母体里面找寻重构的资源和力量，经成为了一种大趋势（句子有点不通，原文照抄）。这种趋势从‘后殖民’艺术时期的生存策略，已转变为一种信仰和价值抉择。当代艺术正面临着概念、秩序、价值观乃至形态的全面超越、更新与重塑。这也是我提出‘超当代’的一份希冀。”

洋洋洒洒，俨然“超当代艺术”就是当今时代艺术的先锋，其实，“当代艺术”与当今这个时代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用了“当代”这个名号，使人们误判成了“当代艺术”就是这个时代的艺术。众所周知“当代艺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艺术新理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观念为先，有了观念，再寻找表达观念的方式方法，而这个方式方法是不受传统艺术的范畴规范的。于是便出现了以装置、行为，甚至以摧残自己的身体等过激的方式来创作艺术。这样的一种艺术理念，我们现在去“超越”，不知会超成一个什么怪胎。

[明]沈周 渔隐图 纸本墨笔 吴湖帆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

这样的现象太多了，什么“解构主义”“结构主义”“集主义”，什么“当代性”“当代语境”“当代表达”，什么“前现代”“后现代”“超现代”，什么“反判”“关照”“反思”“重构”等等等等，把西方的艺术理论拿来套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活生生地去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用西方的艺术尺度裁量我们东方的艺术创作，混乱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标准，弱化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美学表达。把中国艺术界当成了西方艺术理论的跑马场，任由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不相一致的西方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大行其道，在中国艺术界信马由缰，使人们弄不懂，分不清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艺术作品，没有起到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要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首先要在文化上、理论上强起来。我们必须看到，西方艺术理论也有优秀的部分，一个自信的文化体系是不排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的，但是这种吸收是营养的吸收，就如一棵艺术大树，根深深地扎在中国大地上，树枝可以伸到欧洲、伸到美洲、伸到非洲，去汲取那里优秀的艺术理论的“阳光”，但绝不是把中国艺术大树，裁在西方艺术理论的土壤中。

新的时代吹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号角，每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都应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结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指导文艺创作的实践，评判文艺作品的好坏，鉴别文艺作品的美丑。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推出反映生活之美、人民之美、劳动之美、自然之美的文艺佳作。在此基础上，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艺术理论的艺术话语体系，形成无愧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艺术理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把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避免中国艺术界成为西方理论驰骋纵横的跑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