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明

编者按：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不但导致金融风险与日俱增，也使得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产业空心化”挑战。本文着重探讨了导致制造业“脱实向虚”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也随之迈进中高速增长通道。但是，当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却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挑战，即大量的社会资金涌入房地产、股市等投机领域，企业家对制造业的投资意愿明显下降，民间资本“加速外逃”，導致国内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停滞和不断萎缩，而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相关产业则是迅速发展膨胀。“脱实向虚”趋势若不加以遏制，短期内会不断增加金融风险，影响金融业的发展与稳定，长期来看则会动摇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根基，导致“产业空心化”，进而对当前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形成带来巨大负面冲击，严重阻碍供给侧改革等重大战略任务的推进与实施。

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报告还进一步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重要举措。上述重要会议和报告关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相关阐述，彰显出中央政府对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高度重视，也表明解决当前制造业“脱实向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当前制造业“脱实向虚” 问题日益严重

工业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稳增长” 目标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工业民间投资呈现持续性下滑态势，据统计， 2012～2016年，工业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26.6%、21%、16.4%、9.3%和3.4%，呈现出明显的断崖式下滑态势，特别是2016 年8月，民间投资增速一度下滑到2.2%， 创下历史新低。此外，从民间投资对全部投资的贡献率来看，2005年以来，月度民间投资的贡献率大体保持在50%以上， 2016年则大幅下降到了25%。尽管2017年1～2月，工业民间投资增速累计增长了6.7%，有回升迹象，但是从各个地方刺激投资的政策和民间资金的投资方向来看， 2017年民间投资增速极有可能出现反复和波动，甚至进一步走低，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态势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我国工业经济“稳增长”任务还将面临巨大挑战。

众多制造业领域内的上市公司涉足房地产行业。与工业民间投资持续下滑趋势相反，由于受到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相关领域高额利润的影响，包括制造业企业在内的大量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纷纷投资进入房地产领域。据WIND统计，到2016 年6月底，国内A股中共有1305家上市公司涉足房地产领域，总计投资规模约5951 亿元，占沪深两市全部2947家上市公司的44%。其中，有12家上市公司投资房地产金额超过了100亿元。2016年1～10月，总计有60宗上市公司投资千万元购买土地或房产的方案被披露出来，合计金额达到了93亿元。大量服装、家电等制造领域的上市企业争先恐后地投资房地产业，如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雅戈尔，目前已放弃制造主业，专攻房地产投资。2015年该公司房地产营业收入达980652万元，是传统服装业务收入的2.2倍。格力、海信、海尔、美的等家电行业龙头企业更是分别在1991 年、1995年、2002年、2004年就成立了房地产公司。

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增速慢于金融资产，投资效率显著下降。近年来，我国金融资产总体规模快速增长，而实体经济则增长缓慢，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据统计， 截至2015年底，我国证券、保险和银行业等金融部门资产总额高达218万亿元， 较2007年提高了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9%。特别是近年来余额宝、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发展得如火如荼，发展规模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底，P2P贷款余额已达1.2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115.9%， 创历史新高，余额宝规模也达到8082.94 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30.22%。与金融资产规模快速发展相反，2016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6.7%，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仅为6.0%。更为明显的是投资效率大幅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自2007年以来明显上升，每单位GDP需要投入的资本由2007年的3.69快速上升为2016年的8.99。上述数据表明，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脱节问题愈发严重。

制造业“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分析

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表现为企业的人工成本、社保税费、资金成本等不断上升。据统计，人工成本方面，从2003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名义增速高达13.1%。税费方面，中国的总体宏观税负率1995年为16.5%，2015年增长为36.9%，而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不到10%，因此被称为“死亡税率”。融资成本方面，国内企业融资成本一般要参照基准利率上浮20%～30%，通过信托产品融资更是要上浮100%，企业融资的非利息支出占比高达50%左右。此外，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2006年我国制造业权益资本投资回报率（ROE）为6.7%，到2015年下降为5.4%。与此相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却持续上升，2006 年上市房地产企业的ROE为8.2%，2013 年上升为13.6%，2015年金融业中证券行业的ROE更是高达19.6%。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导致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家投资制造业意愿不断降低，再加上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高收益，是引发制造业“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

部分地方出现“去工业化”倾向，热衷于发展虚拟经济。当前，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于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及国家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出路， 将制造业等同于“夕阳产业”，并主张完全“去工业化”而“退出制造业”。此外，受到“稳增长”政绩考核的影响，由于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收益高、来钱快， 在快速拉动当地GDP增长、提高税收的同时，还非常有利于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任务。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部分地方政府往往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条件，盲目通过给予退税、土地优惠等手段竞相发展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相关产业。近年来，全国各地宣称要建设国内甚至国际金融中以及中西部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不计其数。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重虚轻实”“脱实向虚”倾向愈发严重。各地在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必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货币供给量增速过快，加剧制造业“脱实向虚”程度。长期以来，我国货币供给量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2009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增速上升明显，年均增速高达27.7%，远高于同期的CPI涨幅和GDP增速。截至2015年底，我国M2/GDP指标达到了203%，而同期美国仅为69%，韩国是144%，日本是185%。当前，一方面是货币超发而产生流动性过剩，而另一方面是以制造业代表的实体经济领域却始终被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所困扰，这说明大量的货币供给并未进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而仅仅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并且，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稳增长”的既定目标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M2和信贷的增速估计仍将维持在10%以上，即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仍将快于实体经济，货币超发所导致的制造业“脱实向虚”倾向有可能仍将延续。

对策与建议

降低制造业成本，提升实体经济赢利能力。长期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银行、土地、能源、运输等垄断行业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等原因，导致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税费居高不下，企业运行成本难以降低，赢利能力持续下降。为此，一是各级政府应着眼于未来，树立“放水养鱼”的思想，要认识到搞活实体经济才能广开财源。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要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如降低制造业的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企业的起征点，落实高新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增值税等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五险一金和社保费率，将我国总体宏观税负率控制在30%以下。二是强力推进运输、能源、土地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依法打击行业垄断行为， 切实降低制造业运行成本。

以创新发展为推动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 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上述问题导致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投资回报率低下，进而导致对投资者吸引力不足。为此，一是要深化制造业供给侧改革，鼓励制造业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革新和产品创新等吸引外部投资，同时自觉抵制房地产炒作、资本投机等诱惑，为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做出贡献。二是以结构优化为路径，大幅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按照比较优势及生产要素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鼓励多种形式的创新，为民间资本拓展投资渠道。三是响应新一轮技术革命等发展趋势，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重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实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利用虚拟经济发展壮大制造业。

推进金融业供给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实体经济收益率的持续下滑导致金融机构“脱实向虚”，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资金自我循环、拉长交易链条的结果是大幅抬高了资金成本。上述原因均加大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为此，一是推进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督促金融部门回归本源，树立服务制造業等实体经济意识， 扭转长期以来的“脱实向虚”局面。二是改革基础性金融业务与市场，鼓励各个商业银行在其存贷款业务领域，更多的为制造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三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以及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并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调节、监管规范等手段构建差异化竞争、特色化经营的商业银行体系。四是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遏制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相互买卖而导致的空转现象，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优化制造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提振民间投资意愿。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错位、市场发展环境的不完善以及社会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等恶化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降低了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为此，一是科学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增强实体经济和金融业活力以及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二是通过制度建设等加强产权保护，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宣传和树立契约精神与意识，提升民间主体对制造业的投资意愿。三是本着公开透明原则，积极推动金融领域以及铁路、民航、天然气、石油等领域的市场逐步对社会资本开放， 保障各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地、落实与完善，为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各领域扫除障碍。

（作者单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