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阵营，在这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打出改革旗号的据说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他大搞企业自治，想走出一条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尔后是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他在个人权力的鼎盛时期笃信党是领导一切的，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而异想天开地将苏联共产党分割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并由此埋下了党内组织分裂的历史祸根。和南斯拉夫、苏联比，中国于1978年才拉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因此从起步时间方面说我们并不占优势。

但40年后，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早已解体，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集体滑向了资本主义。世界上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或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且经济发展水平又是如此的参差不齐，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方面，早已是一骑绝尘，不仅让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艳羡不已，就连一些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重要经济体也不敢小觑。

中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155美元到2017年的8800美元，40年增长达近57倍。毫无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神话。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这个神话的诞生过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万事开头难”这句老话，中国的改革最值得庆幸的则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容易”非常“简明”非常顺畅的开头——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什么顶层设计，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也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经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理论先声，而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签订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生死状则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运动。

改革为什么始自农村，农村的改革为什么又发端于安徽省的一个穷困村庄，这一看似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有着一种历史必然性。

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7.9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82%，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我1968年插队下乡在农村当过两年知青，当时曾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吃不饱穿不暖是普遍现象，人民公社这种号称有“一大二公”优越性的农村组织形式对生产力的破坏已一目了然。我下乡的前郭县八郎公社地处松嫩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人民公社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下，人们出工不出力，粮食亩产非常低，在全国还有许多自然条件不如我下乡公社的乡村，那里农民的生活则更苦。我1976年到安徽省怀宁县去接兵，对十个潜水新兵的大部分家庭进行走访，当年淮北农村还有血吸虫病流行，家家户户都没有门，里屋门外屋门的隔断只是门框上挂着半截破布，吃饭时没有饭桌，男男女女每人端着饭碗饭上面放几块咸菜然后聚在某处边吃边聊天，这着实让我惊奇。我当年下乡，干了两个半月活，挣了3.65元，每天挣10个工分的整劳力，日收入只有8分钱，这已经算是很穷的了，但看看安徽怀宁农村，似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远不如我插队的八郎公社两家子村。1976年时我已当兵三年多，已经读过许多本马列著作，看到农村这些景象时，我想，农村的贫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造成的吗？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当初满腹的改革冲动没有谁会想到什么祖国富强民族复兴这些宏大目标，人们铤而走险为改革甚至愿意先订生死状，充其量就是解决想吃饱饭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治穷这个最低改革纲领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7亿多农民的改革参与热情。这也应了毛泽东说过的“穷则思变”那句话。改革从最穷处开始，而且自下而上，纯属自发。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农民的改革首创为什么会出现在安徽？

资料显示，早在1961年，安徽省的包产到户率就已高达80%，而同期全国农村的包产到户率只有20%。安徽省在包产到户方面并不是开先河者，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最早可追溯到四川江津地区和浙江永嘉县的燎原高级社，其中，永嘉燎原社的做法全国影响最大，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经验并且在1957年的反右中，力推包产到户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改造。1958年，在人民公社如火如荼发展起来时，劳动集中管理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比之高级社时期犹有过之，在中央提出对人民公社一些做法进行调整整顿时，一些地方在各自找寻农村经济的自救之路。当时甘肃的农民提出“包产单位越小越好”；河南的新乡和洛阳都大量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湖南一些地方实行“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办法效果相当不错。但所有这些看似简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被当成“右倾”成为了政治打击对象。1960年天灾人祸出现后，由于全国饥饿严重蔓延，中央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开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包产到户被当成了危机自救的有效手段。正是在中央的认可下，安徽省才在全省较全面地展开了包产到户工作。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安徽省包产到户情况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安徽做法，当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两次派人调研考察安徽的包产到户工作，1962年4月邓子恢又到广西龙胜进行调研，更加认可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从1962年5月31日到7月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等中直机关做了六场报告，明确肯定包产到户。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和讲话，首次提出：当前的经济困难不仅天灾还有人祸，即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也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田家英原来是不赞成安徽等地包产到户做法的，但在1962年三四月間到农村进行了两个多月深入调查后也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积极支持者；田家英的调察汇报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称赞却遭到毛泽东的明确反对，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是单干，是集体经济信念的丧失。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为什么陡然转变？这些在尔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可以找到答案。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前，中央曾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为彭德怀翻案）和“黑暗风”（指对经济困难的充分估计）。至此，毛泽东作为具有崇高威信的党主席亮出了自己对农村包产到户的终极表态，党的左倾路线倾向已明显抬头。

直到毛泽东逝世，中共党内发生了主导权实质变化，左倾路线终结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到中央高层支持并最终在全国范围推行。这使得那个获得教科书式赞誉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农业生产效率从此年年大幅提升。从农业生产要素说，我们并没有增加新的投入只是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及相应的分配形式，农村财富就从地底下大量涌冒出来。我1960年有过刻骨铭心的挨饿体验，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粮票、布票及各种票证记忆深刻脑海，直到1985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研究生时也时不时去农贸市场拿全国粮票换鸡蛋。但到了1990年代初期，我突然发现粮票已变得可有可无了。这意味，只是经过了十多年时间，中国就通过成功的农村改革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粮食限量供应问题，这件事的巨大意义，只有我们这些有过1960年代挨饿经历的人才能充分理解。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符合先易后难规律，我们的决策层在改革初期只是作为群众创举的支持者和政策松绑者，农民在改革初期得到的是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剩余产品所有权（所谓“缴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骤然提升，在家庭自主支配下，全国农田亩产水平大幅提高。农业基础的稳定、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几亿人口的陸续脱贫，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具备了良好顺利的开局。

按照高标准要求，似乎中国的农村改革最终目标是用大农业大生产的方式让农业人口比例降至最低例如20%或10%以下，农业产值也应该在GDP中占比最低，例如5%以下，因为农业人口越少农业产值占比越低说明一国的经济越现代越发达。但中国农村改革之路的选择权一直在农民自己手里，家庭联产承包作为改革初期的举措从历史角度看就是从中国农村国情出发的最优选择，因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农民从1956年、1958年、1961年起就已经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