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苏籍译家群的生发及地域文化缘由

2018-03-19张芳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关键词：研究

张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210013)

一、引言

“翻译是积极的文化建构，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1]1中国翻译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历史悠久，译著丰富，对人类文化交流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晚清民初时期的西学翻译活动是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之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译书面广量多，“从1811年到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政府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至少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 293种”[2]12。翻译的书籍内容主要涉及西方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诸方面，其翻译的规模、影响的层面及深度都是前两个阶段无法比拟的。

借助于翻译，晚清民初时期的中国翻译家不仅开创了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汇的局面，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和语言等方面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体制、知识阶层和社会风貌。尤其是苏籍译家艰苦卓绝、鞠躬尽瘁，不仅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铸就了光辉的业绩，也为民族自强、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至今未见学界对苏籍译家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地域人文传统的视角，基于史料爬梳，总结晚清民初时期苏籍译家的翻译活动及其对翻译事业的贡献，进一步深究其本质，窥探苏籍译家群生发的深层缘由，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翻译家群体及苏籍翻译家群的研究现状

学界有意识地对翻译家进行系统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地域文化研究“成为我国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3]。90年代之后，出现了对翻译家群体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翻译家个案和群体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探究译家群体与地域间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的研究增添了华彩。方梦之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和人文资源各不相同，翻译事业的兴起、演变和发展各地区很不平衡，且各有特点。为了充分了解一方译家的共同的社会境遇和时代背景，了解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在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集中研究某一地区翻译家的翻译行为和译事贡献是必要的。”[4]

近十余年，以译家群体及地域特色为专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著作如林本椿编《福建翻译家研究》(2004)、陈秀主编《浙江省译家研究》(2007)、温中兰等编著《浙江翻译家研究》(2010)、李同良著《嘉兴翻译家研究》(2013)，论文如陈爱钗等的《闽籍翻译家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2007)、贺爱军等的《浙籍译家群的生发及其缘由索隐》(2012)、张瑞娥的《赞助翻译救亡图存，传播西学广启民智——皖籍人士百年翻译出版活动探微》(2014)、周领顺等的《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思路——主体以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研究为例》(2014)、蒋林等的《“五四”以来中国皖籍翻译家管窥》(2016)、周领顺等的《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性——以苏籍译者群及其吴语运用为个案》(2016)。这些研究视角新颖，主题集中，总体而言：研究内容上注重梳理翻译家的生平、译述活动、翻译理论、翻译风格、翻译思想、主要译著、翻译出版活动；研究方法上充分运用译介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比较文学理论中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及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家地域分布上涉及闽籍、浙籍、皖籍和苏籍。

纵观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江苏一地堪称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在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所收录的翻译家中，苏籍翻译家有 165 位[5]。从晚清至民初近80年间，文脉一贯，苏籍译家灿若群星，他们具有家国天下的胸怀，把民族兴衰成败的使命感灌注在翻译事业中。如晚清冯桂芬“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徐寿、华蘅芳以精格致和善制器闻名遐迩，并以翻译家之名流芳于世；赵元益终生热爱科学翻译事业，自学医术，翻译医书，著译颇丰；马建忠开创中西比较语言学先河，不仅是一名识见全面的翻译家，更是一名杰出的翻译理论家；刘半农在文学翻译方面颇有造诣等，他们各自为我国译论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值得铭记的贡献。

正因为这一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译家群体的翻译活动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及其译著的翻译影响和贡献值得研究者思考和探讨。就目前苏籍翻译家的研究现状而言，仅见于汪顺来、周领顺、陈建辉等屈指可数的论著中。汪顺来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概述和评析常州籍翻译家的译学思想，梳理他们的翻译理论，论述了他们在翻译文学理论上的突出成就[6]；周领顺等讨论了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思路和开展群体研究对于翻译效果、翻译批评和翻译地理等方面的意义[7]；陈建辉结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翻译方法、翻译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对苏籍女性翻译家群体展开了研究[8]；周领顺对苏籍译者群的方言在其译文中的运用展开了地缘关系分析[9]等。这些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尤其是周领顺教授的研究成果颇丰，成绩斐然，为学界了解苏籍翻译家和翻译史提供了丰富史料。

上述研究还无法令人窥一斑而知苏籍译家群体的翻译全貌，却为全方位开展有关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苏籍译家群体研究和以地域特色为专题的翻译研究的空白，为此专题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一部翻译史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是一部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近百年来翻译史的研究主要以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翻译为核心。晚清至民国时期，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文化蓬勃等密切相关的苏籍翻译家的生平事迹，翻译思想，翻译活动，翻译实践及翻译影响，在翻译史书中的概要介绍难以全面系统，有些译家甚至被忽略。相关介绍难免给人浮泛零散之感，既难与史实相符，也无法突出近代江苏翻译才俊引介欧美文化、领风气之先的蔚然盛况。

三、译馆内外的苏籍翻译家：晚清民初翻译事业的先驱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在抵抗外强侵略的过程中，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及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远比中国厉害，洋人的声光化电有切实可用之处，油然而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2]236。他们本着救亡图存的愿望，积极拓展译介活动，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翻译事业、民族和国家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西学东渐的历史，也是中国造就自己翻译人才的历史。”[2]555这批翻译人才中有很多人来自江苏各地。

(一)冯桂芬：晚清翻译事业的推动者

冯桂芬是晚清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期具有开拓精神且影响深远的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散文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很重视翻译工作，在上海“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尽管“没有卷帙浩繁的翻译著作，也缺乏系统深刻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理论，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筹备并建立了近代中国极富特色的译员培养学堂和翻译机构——上海广方言馆，并制定推行了与清末特殊的西学学习环境和条件相适应的一系列举措来推动清末翻译事业的发展”[10]。

清末时期的中国能通洋者仅为通事，“这些人很靠不住，时常误事”[2]266，而外国译员“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11]。冯桂芬认为不懂外国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他看来，“普遍民众可以不对外国语言作了解，但要想与外国人在通商与外交中不显被动，就必须有懂得外国语言的人，让他们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当翻译”[12]。冯桂芬在《采西学译》中论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性，把翻译工作视作“天下第一要政”。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3]，倡议建立翻译馆，以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广方言馆创办伊始，他拟定办学章程，对馆学规模、教习聘用、课程安排、学生条件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而且基本付诸实施。由冯桂芬等参与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对当时和后来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赵元益：过渡时代的中述译才

上海广方言馆1869年10月并入江南制造局，与同处一楼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关系非同一般，二者之教员相互兼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晚清众多的译书机构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出书最多、影响最大。馆中译员的籍贯集中在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1867年，徐寿携子徐建寅到江南制造局任职不久后便向曾国藩建议创办翻译馆。次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作为翻译馆台柱的徐寿和华衡芳在翻译馆的创办中出力尤多，他们“究察物理、推考格致”。工作的实践更使他们意识到翻译西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填补了许多科技领域的空白，在我国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译才，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赵元益等翻译西书的形式是外国传教士口译，他们笔述润饰。徐寿在西书翻译和传播西方科技的工作上可以说是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关于西书翻译，徐珂在《清稗类钞》的《徐雪村主译西书》中写道：“无锡徐雪村封翁寿……精理化学，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并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我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14]徐寿译述书数量众多，据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统计，徐寿译述31种[15]。

在徐寿的译书中有不少是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第一部译著，这些译著对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科学知识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不仅如此，他提出的新译法和“译名三项要事”对翻译的规范贡献很大。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载关于他与徐寿等人的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清”[16]1177。关于译名翻译，徐寿针对“华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和“作中西名目字汇”作了切实可行的规定。这三条原则当前仍被科技翻译工作者普遍采用。此外，徐寿对于翻译事业的贡献还体现在译才的培养计划及通过翻译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上。

作为晚清屈指可数的数学家之一，著名的科学翻译家和西学东渐的先驱者，华蘅芳在科学翻译、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华蘅芳虽不懂西文，但他懂得翻译西书的重要性，认为翻译“系制造之根本”。为此，他集聚了当时的格致诸书，包括《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和《重学》等，并在南京将这些书翻刻，重新印刷出版。作为翻译馆骨干译员，华蘅芳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学科遍涉数学、矿物学、地质学、兵学等。据统计，他一生译著11种61册，其中10种50册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包括数学方面5种，其他涉及地质学、气象学、兵学等5种。在这些译著中，很多都是首次译介引入的新的学科知识，为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译书多次再版，有些长期用作学堂教材，在国内广泛传播。就翻译质量而言，“译本文辞畅朗，论者谓足兼信、达、雅三者之长”[17]。

与徐寿、华蘅芳一样，徐建寅是晚清民初的科学先驱。他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年轻的中国翻译委员、第一本译书的翻译者，其著述甚丰，内容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他与西人合作的译著在近代科学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同为著名的中述译才，赵元益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译员中译书数量最多的一名。他全面介绍了西方医学知识，不少译著得到当时学人的好评，在国内传播甚广。他终生热爱科学翻译事业，为翻译科学书籍多次置仕途于不顾，晚年因繁忙的翻译工作积劳成疾而逝。他的翻译工作对我国近代医学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三)马建忠：学贯中西的西学通才

马建忠是一位善古文辞，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俄文等语言，且通晓科学知识的中西通才。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一部以拉丁语为框架，用文言文的例证写成的古代汉语语法著作。此书更是被奉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汉语语法专著，对后来的语言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白话文语法体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积极借助西方语言学来阐释汉语语法，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明确阐明了翻译对于中国反抗外敌欺凌并战胜外敌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了译书的迫切性，并就与译书事业相关的方面，如翻译书院宗旨、生源、师资、规章制度、印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这一基于西方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已经与现代翻译等值理论十分接近”[18]。尽管马建忠的译著卷帙不丰，但其价值熠熠生辉。马建忠“不仅是晚清时期我国一名全面的翻译家，也是一名杰出的翻译理论家”[19]。

(四)丁福保：“百科全书式”的日译人才

丁福保是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医学家和出版家，在医学、国学、佛学、古钱收藏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他一生译著等身，先后完成著作300多种，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高产的医学翻译家，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吴葆真评述丁氏译业“诚空前之巨著矣”[20]。丁福保青年时期先后师从数学家、翻译家华蘅芳和医学翻译名家赵元益，为编译数学教科书和医书书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丁福保非常重视并专门从事日本的西方医学书籍翻译，于1908年独资设立上海医学书局。“书局的成立实现了丁福保汇集有志于医学的同仁，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医书的编译活动。1910年印出25种，1911年印出23种，1912年印出7种，1913年印出8种，1914年印出11种。1914年前已出各类日文西医译作达85种之多。”[21]丁福保译编的日文医书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上乘，而且内容新颖，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其译著先后获得中国内务部、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罗马卫生赛会的奖励。1943 年，中国医学社为丁福保70岁寿辰撰文，称其“于西医学之输入中国，影响之大，厥功之伟，求之国人，迨无其匹，近数十年来，国人之能有西医知识，中医之有西医学说，先生介绍与有功焉”[22]。

四、苏籍译家群形成的地域文化缘由

(一)优越的地缘和人文环境

江苏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交通便利，万里长江横通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江苏尤其是上海成为联系南北的枢纽。鸦片战争后，江苏省松江府辖县上海县按照《南京条约》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南京、镇江相继开埠，由此江苏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江苏地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受西学影响较大，民众较早接触西方科技文化，思想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且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如徐寿、华蘅芳等无锡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写道：“所有人民，大都巧于工艺，且认真作事，志在必成，又有往来日本国者。而士人多以为诗书经史几若难果其腹，必将究察物理，推考格致，始觉惬心。如是者凡数人，而徐、华二君好之尤甚。”[16]1127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苏籍翻译家的成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发达的新式教育

良好的外语能力是从事翻译的基本条件。江苏自古以来是崇文重教的省份，发达的新式教育成就了大批翻译家。如曾国藩、李鸿章在《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中所言：“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23]晚清民初时期受洋务运动影响，新式教育在江苏地区率先应运而生。与传统教育迥然不同，新式教育是以新式学堂的建立为根基，如成立于1863年的上海广方言馆就是江苏第一所新式学堂。之后，江苏地区又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船炮学堂、上海电报学堂、金陵同文电气馆等。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西学的主要传播渠道，这些学堂打破了传统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内容和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创办新式学堂的潮流中，地方官员、进步人士积极融入，使得江苏教育蒸蒸日上，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

作为新式教育的必然发展阶段，留学教育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高级形式。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留学需求与留学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只有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大规模的留学需求才可能出现；只有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一定规模，留学事业才可能被社会所认可。作为中外交流前沿的江苏，是晚清“留学计划”的孵化器、实践基地和经费的主要来源地。1872—1875年赴美留学的120名留学生中有22名来自江苏地区，在各省留学人数中位居第二[24]。马建忠、张星烺、张桐生等都有过留洋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具备了良好的语言能力，为日后走上翻译道路提供了必要条件。

五、结语

晚清民国初期，苏籍译家群是一支强大的译者队伍，其中有些译家“具有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背景，有的翻译内容与其专业修为相映照，有些因翻译获新知，由翻译促研究，终成不同领域独树一帜的专家”[1]7。作为译介西方文化、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介绍新思想的主力军，他们不仅推动了这一时期翻译事业的发展，而且有裨于国家进步。他们的译著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先进思想，为后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苏籍译家群及其译著的影响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需要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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