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明，任梦雨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54）

一、引言

在中国古诗英译方面，“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先生在自己长期的翻译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即诗歌翻译的“三美论”。拥有“意美”、“音美”和“形美”的诗歌是最精致的文学形式，达到了美学的极致，“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在翻译过程中，译诗也应力求达到原诗的美感，“要和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的心，即意美；要和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即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如长短，对仗等），即形美”［2］85。由此可见，“三美论”对于诗歌翻译的美感再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直以来，许渊冲的“三美论”都是翻译研究的热点。笔者对知网数据库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从2005年至今，国内学者从“三美论”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数量达到1400余篇，其中期刊类770余篇，硕博论文类270余篇。从“三美论”视角分析和研究《诗经》翻译的数量为10余篇，而从“三美论”视角赏析《关雎》的仅有1篇。从2013年到2017年，“三美论”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发表论文共466篇。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势下，对诗歌翻译的经典理论“三美论”应用实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雎》英译中的“三美”再现

《关雎》可谓中华文化经典的肇始，“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3］。《关雎》结构整饬，内容质朴，因其翻译涉及语言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很值得基于“三美论”视角进行研究。本文选取辜正坤、Arthur Waley以及Witter Bynner的译文，以“三美论”作为理论指导，对《关雎》英译过程中的美感再现进行研究。

在谈到诗歌的翻译时，许渊冲说，“译诗只传达原诗的意美是不够的，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4］73。“意美”是最重要的，“音美”次之，最后才是“形美”，但仍要“努力做到‘三美’齐备”［5］39。

（一）意美

“意美”指的是原诗的内容，用许渊冲的话就是“‘内容’就是要传达原诗的‘意美’”［5］9，换言之，译诗需要和原诗在内容上保持一致。

“意美”的再现主要是通过意境的再现而实现的。意境是诗歌的灵魂，“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6］。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7］。以下通过译例来探讨辜正坤、Arthur Waley以及Witter Bynner三位译者对《关雎》“意美”的再现方式。

首先来看辜正坤的翻译。辜正坤采取直译的方式将题目译为“OSPREYS”，这种忠实的翻译保持了原诗“比兴”的修辞手法，再现了中国诗歌借景言情的思维形式。在第一行中，“关关雎鸠”被译为“Hark!The ospreys merrily call”，其中“Hark”具有召唤功能，读者仿佛也能听到如原诗中一样的鸟的欢唱，强化了原诗那种静谧祥和的意境。第三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译为“The girl is lovely and slenderly tall/Whom the gentleman would adore”，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生气勃勃的画面：姑娘体态纤细姣好，形象可爱美好。第十二行“辗转反侧”被译成“He tosses，unable to sleep at night”，说明男子夜不能寐，即使躺在床上，也在心心念念那位姑娘，这种译法将原诗因想念而翻来覆去无以入眠的情形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分别采用了“sought”“caught”“stored”，译者精准地把握了原诗，一幅姑娘采摘荇菜的画面跃然纸上，读者仿佛可以看到姑娘的一举一动。辜先生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译为“He’ll befriend with zither and zeal”“With bells and drums/he wins her after all”，意思为弹琴鼓瑟来亲近她，敲钟奏乐来使她欢乐，一场盛大的婚礼现场俨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似乎“君子”与“淑女”正走向幸福美满的婚姻殿堂。总体来讲，原诗的“意美”在辜正坤笔下得到了充分再现。

由于语言的巨大差异，Waley的译诗与原诗出入较大。首先看题目的翻译，Waley使用意译的手法将题目译为“Song”，与原诗以此物比彼物、“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手法迥异，丧失了原诗以物言情的艺术效果。但在第一行中他用“Fair，fair”来呈现雎鸠的叫声，较好地营造出了原诗神秘幽静的氛围。在第三、四行，Waley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译为，“Lively is this noble lady/Fit bride for our lord”，从“意美”的范畴来考量出入较大。《关雎》中描写的是中国古代的劳动女性，在他笔下变成了“lady”，犹如端庄、高贵、典雅的英国贵族，“君子”也译作了“lord”，并且他将“君子好逑”译为“Fit bride for our lord”，与中国文化中男子求爱时矜持含蓄的形象相去甚远，因而此处这两句未能很好地再现原诗的“意美”。第八行“Day and night he sought her（寤寐求之）”中的“sought”一词用得更欠妥当，原诗中指日夜思念姑娘，而Waley译文的意思却是“这位贵族姑娘很羞涩，男子不分昼夜地追逐着她”，丧失了原诗朦胧、羞涩、美好的意境。由于“在译作当中，遣词造句的不同便会彰显出不同的形象”［8］，据此观之，Waley的译文不太符合“意美”的精髓。但是，“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及“左右芼之”中的动词分别被译成“seek”“gather”和“choose”，演绎了姑娘在挑选配偶时谨慎的情形，在这点上Waley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再来看看Bynner的翻译。Bynner将题目译为“The Pure-hearted Girl”，这样，“窈窕淑女（the pure-hearted girl）便成为他整个译诗的焦点。而《关雎》描写的是男子爱恋女子、最后琴瑟和鸣的场景，故Bynner的译法太过直白，将原诗借物言情的内涵丧失殆尽。但是，在第一行中，他将“关关”译为“echoing”，动词的进行时使鸟鸣的意象变得栩栩如生。然而，Bynner并没有保留原诗的语序，因而就“意美”的传递而言是有欠缺的。不过，将“女”译作“girl”，符合劳动女子的年龄，也“更合民歌风味 ”［9］。 但是，“窈窕淑女”被译作“the pure-hearted girl”，原诗是指身材姣好，译文则变成了纯洁可爱、令人心动。第六行的“左右流之”被译为“Leaning with the current”，词汇“leaning”的选择生动形象，充分再现了荇菜随水流来回飘荡的画面。Bynner将第十六行“琴瑟友之”和第二十行“钟鼓乐之”，分别译为“with lutes and with harps”和“with bells and with drums”，再现了原诗的对称结构，描绘了君子赢得淑女芳心之后的喜悦心情，也通过“意美”的完美再现创造了一种意境美。最后，“求之不得”中的“不得”指的是无法追求到，并不是“找不到”（not found her），Bynner的译法俨然男子一直在不停地东奔西走去寻找他心仪的女子，而非原诗所表达的惶惑不安的“意美”意境，此译文从“意美”再现上无疑是有瑕疵的。

诗歌是最美的文学形式，译者为了再现原诗的“意美”，在译诗的过程中只有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才能更好地反映原诗的内涵及意境之美。

（二）音美

“音美”是诗歌的另一主要特征，可以说，“诗是音乐性的语言”［10］。音律，或曰“节奏”［11］8，是诗歌重要的音乐性表征，它“起源于情感的自然需要”［11］87，是“诗的命脉”［11］8。音律是诗歌中一个重要的音美因素，“音律最大的价值是它的音乐性”［11］93。

在诗歌翻译中，“音美”无疑也赢得一席之地。许渊冲（2006）是这样强调“音美”的重要性的：虽有意美而无音美的译诗，也无法使读者领略到读原诗的趣味。所以，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传达原诗的音美（包括压韵）［4］247。

辜正坤的翻译兼顾了中英两种语言的韵律特征，以较为齐整的结构再现了原诗的“音美”。汉英诗歌在韵律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根据吴伟雄（2013）的观点，汉诗节奏的形成是按平仄互协的规律以及字的各个声调在特定的诗句中有节拍地交错出现；英语诗歌节奏的形成则按重轻互协的规律［12］。《关雎》所使用的平仄规律是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形成了精巧多变、错落有致的风格。辜正坤通过巧妙构思和匠心再造，以独特的押韵方式再现了《关雎》的节奏和音乐美感。在辜译中，全诗押ABABCCAADDCCCCAACCAA 韵 ，韵 脚 有“call”“tall”“recall”“shore”“adore”和“bay”“day”等，这种轻重音相间显得节律明快，读起来抑扬顿挫，具有很强的音乐美感。在前四行译诗中，“call”与“tall”及“shore”与“adore”形成了隔行押韵，之后的全部诗行改变押韵，采用两行转韵的方式，为活泼明快的诗歌增加了多样化，使其更加富有韵律感，完美再现了原诗音韵美的魅力。在第三行中，“lovely”“slenderly”行内押尾韵/i/，读起来典雅和谐，使原诗给予读者的听觉美感延伸成为视觉美感。只是“关关”被译成“Hark”，虽然营造了静谧旷野中鸟儿欢鸣的意境，但却在韵律齐整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突兀感。

Waley的译诗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的创造性，创造出了不同于原诗的音乐美。其中第五、十三、十七诗行押/əu/韵，第三、七、十五、十九诗行押/i/韵，第二、八、九、十六、二十诗行押/ə/韵。从具体诗行来看，Waley将“关关”译作“fair，fair”，既创造性地再现了雎鸠优美动听的叫声，又蕴含了“a fair maiden”之意，凸显了诗歌的主题。第八、九行的“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译作“Day and night he sought her.Sought her and could not get her”，同原诗一样，Waley也采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原诗的音乐美通过词汇的重复得到绝妙再现。第十一行的“悠哉悠哉”被译为“Long thoughts，oh，long unhappy thoughts”，其中由“Long thoughts”之反复所形成的韵律贴切地再现了原诗的音乐美。第十二行“辗转反侧”被译为“Now on his back，now tossing on to his side”，其中“tossing”一词的元音/ɔ/音韵短促，形象地体现了因心绪不宁而“辗转反侧”的忐忑节奏，而“now”在两个小句中的重复使用，读来朗朗上口，形成了与原诗如出一辙的音乐美。总体而言，Waley的译诗虽与原诗在韵律、节奏上有差异，但倒也符合英诗的音韵规律，能使读者感受到与原诗异曲同工的“音美”效果。

Bynner的译诗更自由，几乎完全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叙述式风格。首先，第五行的“参差荇菜”被译作“Long lotus，short lotus”，其中“lotus”分别和“long”和“short”形成了重复搭配，通过声音的反复出现所形成的强化效果，完美再现了荇菜在水中的参差状，让人仿佛能看到姑娘采摘时随着高低不齐的荇菜而左右转动的动态美。其次，第十一行的“寤寐思服”被译为“Asleep，he has dreamed of her”，其中“asleep”和“dreamed”押元音韵/i：/，这种音乐性再现了“寤”和“寐”这两个对照词的关联性，也生动描绘了君子对淑女日夜思念的情景。这里诗歌的主题是通过押元音韵来实现的，因为“元音韵不仅有利于创造文学文本的音乐特性，也有助于其意义的产生”（assonance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musical quality of a literary text，but also to its meaning.）［13］。总体来讲，除了以上这几处可圈可点的音乐性特征，译诗的押韵并不明朗，尽管其中第九、十、十一行都有“her”的韵脚，但与原诗那种工整押韵的音乐性还是相去甚远。虽然Bynner的译诗读起来流畅自然，押韵处理有匠心独运之处，但比起原诗来说“诗味”丧失殆尽，倒像是娓娓道来的爱情故事。

《关雎》体现了中国格律诗严谨工整的韵律，在译诗过程中，只有注重韵律才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只有“以诗译诗”才能体现原诗的韵律风格和美感。

（三）形美

“形美”是诗歌最为突出的特征，因为诗歌是“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最好的词语”（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罗伯特·弗罗斯特语）。诗歌“形美”的特性对翻译提出了要求，“从通过外在形式来‘传神’的角度来看，只有以诗歌的形式来译诗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14］。正如许渊冲（2003）所言，主要在句子长短方面和对仗工整方面，尽量做到形似，便达到了形美［2］81。

由于诗歌形式上的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也要将重点放在形式的再现之上，“不能得‘意’忘‘形’”［15］。刘宓庆（2012）将文学作品形式再现的过程分为不同层级，他指出，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为“观→品→悟→译”［16］。在这个审美系统中，“‘观’指的就是要注重诗歌的形式，即许渊冲的形美”［17］。

辜正坤较为完满地再现了原诗的形式美。他所译版本突出了诗歌对仗工整的特点，并且以《关雎》为代表的《诗经》更是简洁工整的代表。在辜译中，“窈窕淑女”被译为“lovely and slenderly”，其中“lovely”和“slenderly”都以“ly”结尾，不仅形成了视觉对应，体现了“形美”，也赋予了“音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之/芼之。”被译为“The water plants are long and short/Here and there they can be sought（caught/stored）”，其中的押韵模式使得译文齐整雅致，创造性地保留和提升了原诗的形式之美，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给人一种整饬的美感。第十一行的“lingering”和“longing”形近、音近，且押头韵和视韵（eye rhyme），这种精致的用辞不仅给人一种工整典雅的感受，也再现了原诗那种怡然自得的美感。《关雎》本身的四字排列具有整齐划一的视觉冲击力，辜正坤通过较为工整的译诗风格，将其清丽有致的“形美”生动地再现了出来，使异域读者一方面能享受到视觉美感，另一方面也能领略到原诗读者所能体会到的格律形式上的特色。

Waley的翻译中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语言的内在差异会给诗歌翻译造成巨大的藩篱。在Waley的译诗中，第一诗节字符偏少，整体视觉呈梯形，给读者一种头重脚轻的视觉效应，与原诗工整对仗的形式美有很大的差异，这在翻译的“形美”再现中不得不说是一种明显的“不忠”。在第二、三、四、五诗节中，均为三个长诗行穿插了一个短诗行，趋于齐整的结构给人以错落有致的美感，整齐中带有变化，形成了自己工整的风格，从形式美的角度来看倒也差强人意。尤其是“Shy was this noble lady”一句被处理为倒装句，这种由倒装所形成的强调给人眼前一亮的美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被译为“Long thoughts，oh，long unhappy thoughts/Now on his back，now tossing on to his side.”其中“long thoughts”和“now”被重复使用，体现了男子因求之不得而产生的不安和渴望。总体而言，Waley的译诗大体上保持着一种自身的节奏感和平衡感，但从忠于原诗的“形美”角度来说，不得不说是有很大欠缺的。

囿于语言差异，Bynner的译诗与原诗在形式上迥异，可谓是一种翻译再创造。单从译诗本身来看还算齐整，但比起原诗的工整雅致来说，这种明显参差的建构似乎透露出译者翻译的力有不逮。在第一、二、四、五诗节中都是三个短诗行加一个长诗行，而第三诗节中这种特点又不很明显，这种貌似整齐中的变化不符合诗歌注重形式工整的特点，更无从谈起再现原诗“形美”的精神风貌。Bynner将原诗第三、四行的陈述句改为疑问句，从而将原诗中那种君子对淑女在心中的默默倾慕变成了直接大胆的求爱，不符合中国文化中彬彬君子温润含蓄的特征。“Awake，he has thought of her/Asleep，he has dreamed of her”以排比句式进行渲染，“诗味”很浓，不但形成了视觉上的对应，而且形成了听觉节奏与情绪节奏上的交相辉映，算是Bynner译诗的点睛之笔。译诗“And make ready with lutes and with harps/And be ready with bells and with rums”仿拟了原诗工整的结构和节奏，只是这两行字数明显多于其他诗行，在“形美”角度存在明显的突兀感。Bynner采用散文体译诗，译诗自由洒脱，与原诗相比自成风格，形成了不同的视觉美感，但不得不说比起原诗在“形美”上大为逊色。

“形美”是诗歌最标志性的特征，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给诗歌形式美的完美再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若处理不当，诗歌的“形美”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殆尽，译者只有遵循“三美论”原则，谨守形美之理念，才能充分再现原诗的形式美。

三、结语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诗经》记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人文信仰和智慧力量，赋予人们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给予读者情感、听觉、视觉全方位的审美体验。许渊冲的“三美论”为诗歌翻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三美”原则，尽量传递原诗所传达的情感内涵和艺术效果，力求达到“意美”、“音美”和“形美”。笔者基于“三美论”视角，通过对《关雎》翻译中“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再现进行研究，充分证明了“三美论”对诗歌翻译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