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也是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和重建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底气。本文分析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讨论的背景和内容，简要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特征、内容特征、形式特征，说明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就是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和重建中国文论自信的努力。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文论自信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1-0078-08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对文化自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期待和发掘，包括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民族自信也将越来越强烈。党圣元先生说：“在经济全球化、文化跨国资本化的语境中，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面临着来自于西方学术话语和现代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传统文论、美学精神的支持。传统文论、美学资源有效地参与当代中国文论思想、话语体系建构，关键点在于如何发现和重视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之当代价值。”党圣元：《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美学自信的重建》，《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秋之卷。基于此，笔者检讨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探讨形成热点的背景以及具体内容，进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再进行分析。认为要“发现和重视传统文论与美学精神之当代价值”，首先还得回过头去好好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目的就是要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和中国文论的自信。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创建和发展，一方面来自于学术发展自身的需求与中国新式大学发展对学科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除了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努力寻找中国的文化资源。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专题研究，都要有此种目的。

学界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开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937年第4期。朱光潜先生在《诗论》“前言”中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則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朱光潜：《诗论》，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1页。

钱先生仅指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点，而朱先生关于中国诗学缺点的评价则成为多年来诟病和否定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证据。

明确把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作为集中讨论的对象，新时期有两次小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三、四、五次年会（（1983、1985、1987年）都围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进行了集中讨论。参见蒋述卓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第五章第一节有关综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143页。1986年，《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刊发了杨明照、牟世金、王文生、罗宗强、张少康等先生的文章，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进行了分析。其实此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讨论，但没有形成高潮，如杨振铎《漫谈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孙耀煜《兼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蒋树勇《论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初探》、黄保真《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等。这四篇文章依次见《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1983年第4期，《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这三次年会之后，卓支中、董国尧、高国兴、阳晓儒、陈伯海、黄霖、曹旭、王志耕、王先霈、张少康等先生继续有讨论。卓支中：《〈乐记〉美学思想浅探——兼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点》，《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董国尧、高国兴：《试论先秦文艺思想中的主体意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民族特征解析之一》，《固原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阳晓儒：《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4期；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 《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引发，前后长达20年。在这场大讨论中，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进行了认真反思，如曹顺庆先生《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李建中对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分析等。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2年；李思屈：《中国诗学话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蒋述卓、闫月珍总结道：“在20世纪中国文论对现代性的追求历程的探讨中，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中，古今关系问题、民族特色问题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强调有机汲取古代文论的内容建设当代文艺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蒋述卓、闫月珍：《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分析当代两次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讨论，可以看出其背后的推动因素。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门打开，西方各种主义、学说蜂拥而进，在西方学说、思想的对照之下，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到了现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感到必须重视中国自身的文论建设。受西方影响，比较文学迅速兴起并兴盛，新方法被大量引进，这些都为中国观察、认识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与中国文论的建设定性和方向有关。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着眼于建立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如孙耀煜先生认为要“创造性地建立、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杨明照先生说是为了“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孙耀煜：《简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杨明照：《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直接着眼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中国文论的重建，背后仍然是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第三，文化自信的重建是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最重要的原因。曹顺庆先生说：“中国文论‘失语症其实是和我们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的全面摒弃紧密相联的，同时，文化‘断根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和迷落心境下，面对西方文论这饕餮盛宴时的饥不择食，也是造成当今中国文论‘失语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实也充分表明了当传统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传统，还有我们那颗曾经的豪情自信的心灵，我们的文化自信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他者文化所吞噬，这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极为不利的。”曹顺庆等：《中国文化的“失根”和文化自信力的缺失——以中国文学领域的表现为例》，《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0期。这说明，重建中国文论、重新阐释中国文论的价值，首先必须恢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论的自信。

总结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讨论，可以看到，不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背后都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这不仅仅是爱国热情和学术研究的进取之需，还包含着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发扬和承继的民族自信在其中。如果说直接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讨论是正面肯定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那么，文论“失语症”的讨论则是因其未能发生现实的作用而产生的焦虑与失落，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问题的讨论等则是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积极态度；如果说此前关于重建中国文论的讨论还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行为，那么，当下的讨论则不仅仅是学术界自身的事情，还是关乎民族复兴大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3日。又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上述论说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导向，应该是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有的立场和出发点。因此，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不单具有学术求真之本来目的，还有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重拾民族自信的目的在。

二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讨论，前此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整体特征的分析，二是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一突出特征。概论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有张少康、孙耀煜、黄保真、王文生、曹顺庆、黄曼君、王先霈等先生；侧重从某部（篇）著述出发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整体或某一方面特征，有杨明照、牟世金、罗宗强、卓之中、杨星映等先生。

先说第一个方面。张少康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一文认为，要认识清楚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必须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实际，并且关注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具体内容。除了谈到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文论的显著特点外，他还从言意关系、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三个方面讨论了老庄和佛教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内部规律的认识。《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传统》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主要有五个方面：文艺和实用、功利的结合和发愤著书的精神；“无声之乐”的创作理想和审美境界；“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原则；“无法之法”的艺术表现方法；“味外之味”的艺术鉴赏的标准。张少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传统》，《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孙耀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有四：重视文学创作规律的内容探讨；将理论和批评、鉴赏实践紧密结合；概念、范畴有蕴含的深刻性和内在的连贯性，形成了多层次的理论；具有技巧性和实用性。笔者认为，其中关于概念、范畴有深刻性和连贯性，形成了多层次的理论，似乎很难说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因为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就是由概念、范畴等构成，而概念、范畴本身就有蕴含的深刻性，只有概念和范畴具有内在的连贯性，才能形成一个理论的体系。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系统，不止中国古代文论如是，西方文论同样如此。黄宝真先生认为：漫长的“古代”历史、单一的社会本质、民族的思维形式、不断发展的杂文学理论，这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黄保真：《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笔者认为，前二者应该是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后二者才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即思维形式和文学观念特征。王文生先生采用中西比较方法，从宇宙与作者、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读者与宇宙等四个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以我观物”和西方“以物观物”的宇宙观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文学的不同，进而具体表现在创作理论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创作实践的差异和具体文体的差异；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来看，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文艺美感与道德教育、政治作用的结合，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审美感官中味觉的作用；从文艺功能论角度，中国古代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即文艺应该成为政治、道德教育的工具。王文生：《比较研究发现自我——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點》，《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曹顺庆先生从中西思维、语言特征角度比较分析了中西文论的特色。曹顺庆：《中西思维、语言特征与中西文论特色》，《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程惠民先生认为，“中和”美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贯穿始终的红线，对形成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民族的审美特征、民族的思维形式，尤其在概念上具有思维形式的民族特点，如概念的多义性、直接性、序列性等。程惠民：《试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民族特色》，《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阳晓儒认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抒情言志重在神似、文以载道兴观群怨、点点滴滴生动形象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阳晓儒：《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广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徐中玉先生认为，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描述的简要性，便是中国古代文论带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点。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篇》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王先霈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点，规定和制约了中国文学思想的性质和特点，具体特点有三：宗法制度下以伦理为社会意识的核心，文学思想注重教化；以抒情文学为正宗，轻视模仿艺术，叙事理论发展滞后；独体、表意和文字带来的对文学形式美的特殊追求。王先霈：《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几个特点》，《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黄曼君先生说：“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伦理观，美与善相统一的审美观，以主情重情为核心的文艺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黄曼君：《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转换》，《长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与前面诸位先生使用“民族特色”“特征”等不同，王志耕和李春青用“传统”来指称文论特征。王志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魏晋时期的典型语境中生成人格与人品的贯通、求体悟少分析的特点。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李春青说：“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李春青：《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王志耕从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时期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李春青侧重从话语系统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虽然中国文论“传统”与中国古代文论“特征”有所不同，但这两位学者仍谈及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

再说第二个方面，即具体从某部（篇）文论经典著作出发，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或者某一特征。杨明照先生和牟世金先生都以《文心雕龙》为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杨明照先生说：“在博览精研基础上的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是古代文论家的优良传统，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杨明照：《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14页。牟世金先生说：“我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是用体貌的方式，从实际出发进行综合论述的结构；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以‘诗言志为中心，以文质论为主干构成的理论体系；用一套传统的术语、概念和论题而进行一系列评论。”牟世金：《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上下篇），《学术研究》1983年第4～5期。杨先生仅就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牟先生谈的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卓支中先生以《乐记》为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他认为，以感物为本的源泉论、侧重表现的形象论、崇尚中和的审美理想、强调教化的功能论，是《乐记》中比较系统论述而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卓之中：《〈乐记〉美学思想浅谈——兼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点》，《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罗宗强先生以“象外之象”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征，认为“借助于情感和图像的思维”与“以义理抽绎类比”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是“我国古代诗论在思维形式上的两大特点”。罗宗强：《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说的一种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党圣元先生非就某一论著出发进行研究，但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传统诗文评理论与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经验相互融通的特点。党圣元：《传统文论理论与批评和创作实践相互融通特点说略》，《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此外，还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话语特征进行讨论的成果。如杨星映、卢开运认为，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主要是表述方式灵活多样、篇章结构精巧多变、语言形象生动优美，而形成此种形态的主要成因是受哲学和传统文学的影响、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杨星映、卢开运：《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李建中说：“文学理论的诗性化，是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所在。……诗性铸成了中国文论的内质与外观，一句话：诗性成就了中国文论。”李建中、董玲：《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剖析》，《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当然，李建中先生的分析并不仅就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特征而言，而是认为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皆具有诗性特质。

可以看出，新时期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时，各家的关注点不一致，有的就某一部（篇）经典文论著作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全部特征或某一特征，有的就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总体特征的分析。自然，上述讨论的范围有宽有窄，程度有深有浅，结论有同有异，但不管是以点带面的分析，还是综合概括的探讨，都说明中国古代文论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的确确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文论的重要资源和内在力量，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的自信所在。

三

所谓特征或特点，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与外在的总和。所谓理论，是对自然、社会以及其他事物或对象进行抽象分析而形成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的具体构成就是概念、范畴和原理。因此，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必须明确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活动或者扩大点说是对艺术活动的抽象、系统的认识。而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是中国古人对文学进行认识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既然如此，那么，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时首先要追问的是：哪些因素导致、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原理的产生？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原理主要有哪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原理是怎样表达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原理自身有哪些特性？尽管前此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探讨已有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尚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1.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特征——思想特征和思维特征

这是从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哲学为其他学科的认识提供指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古代文论首先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产生出来的，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制约和影响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主要由儒道佛三家构成。魏晋之前，中国古代文论主要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魏晋之后，逐渐加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论的影響。下面即分别从儒道佛三个方面来略加分析。

由关注现实人生、强调礼义道德、重视人伦教化出发，儒家对文艺提出了实用性要求，无论是强调文艺对人格养成和人性完善的道德教化，还是对君王讽谏和政治干预，儒家都把现实功能放在首位，由此提出了儒家的系列文艺主张。孔子的文艺观较为全面系统，他提出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文艺功能论、以“尽善尽美”为最高标准的批评论、以“文质彬彬”为理想文本的作品论、以中正和谐为风格追求的审美理想等。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审美理想，提出了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文学接受论。荀子从人性本恶、“化性起伪”角度出发，提出原道、征圣、宗经，倡导文艺对人性改良的作用。至汉代，《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四始六义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扬雄提出了雕虫篆刻说、劝百讽一说、“丽则丽淫”说以及原道、宗经之说等等。可以说，从“诗言志”到“诗教”到“载道”一线贯串的儒家文论，显示了浓厚的功利色彩，更多从文学与世界、社会、人生等角度来认识、理解、要求文艺，这也无怪乎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文论所谈论和涉及的更多是文学的外部规律。虽然儒家文论更多关注文学与外部的关系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没有对文艺本身、文艺本体的认识，没有关于审美的认识，不重视文艺自身的特性等。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更集中于文學与社会、政治、人生等不同的是，道家和佛教给予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和制约更多集中于文学的创作思维、创作心理、文本的审美构成、文学的审美特征等等，如老子提出了“涤除玄览”的审美心胸论、虚实相生的意境生成论、美丑依存转化的辩证关系论，庄子提出了“自然素朴”、心斋坐忘、物化、得意忘言、道技关系诸说。儒家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学理论赋予了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现实色彩和亲切的人文关怀，道家以“天”为中心展开对“道”的追问则赋予了中国古代文论更多的形上思考和自身发掘。统观儒道二家，“人”“天”呼应、外内结合、形下形上、有无实虚，对立而结合，殊途而同归，尽管致思方式有别，关注焦点不一，但结合二者就能圆满地回答中国古代文论的全部。因此，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不仅要看到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差异以及由此带给中国古代文论的差异，还需要将儒家和道家、佛教结合与融通才能完整见出中国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全部。佛教的空无观与中国道家思想具有一致性，因此，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更多依托道家思想在中国扎根。某种程度上讲，佛教的中国化首先是与道家结合而实现的。受佛教思想影响而提出的“圆照”观、声律论、味论、意境论、水月镜花、理一分殊等增添和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大体上说，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儒道二家；魏晋之后，尤其经过唐代三教并立到宋朝的三教合一的发展，佛教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

由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直觉性、类比性、诗性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也极具特点。从整体上看，儒家由人出发，以人性完善和道德养成的君子人格为目标，由此关注文学的现实性、功能性，强调文学的政治讽谏、道德教化，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求文学善美结合，提倡文学中正典雅等等，是把人（特别是君王等统治者）与社会、人的道德纯驳与社会盛衰、文艺与政教关系等纳入一个整体考虑和讨论的，鲜明显示出儒家思维的整体性特点。至于道家文论“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萧统编，李善注：《昭明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4页。的宏阔眼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 117页。的衍化模式，都可见出道家文论的整体性思维。无论是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中生有”、虚实相生，还是《易传》“弥纶天地”、阴阳转化、刚柔相推等，都极为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人思维的辩证特色。至于类比思维，儒家文论体现明显，无论是“君子比德”，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631页。子贡、子夏由《诗》悟理，还是如《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3页。的循环，都可见出类比类推思维的运用。诗性智慧或者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性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生成中也很突出，鉴于论者已夥，兹从略。总之，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具象思维）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原理所具有的特征，这与西方文论的逻辑演绎、抽象概括、直线推进、绝对化等相比，的确很能见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2.中国古代文论内容特征——核心内容、构成要素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特征可以有多个分析维度，如核心内容、价值取向、构成要素等，特别是构成要素之概念、范畴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内容，儒家文论与道家、佛教文论有所区别。为了分析方便，笔者借用文学活动四要素来分析每家的文论构成内容。从文学活动四要素来看，儒家更看重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儒家肯定文学与现实社会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文学是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和社会风俗的反映；一方面是文学对社会有巨大的反作用。无论是“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②⑥《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1527、1536页。还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②抑或刘勰所总结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刘勰著，范文澜校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5页。都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这既是对文学的来源、功能的认识，也是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就文学与作者的关系而言，儒家强调作家道德修养与创作的联系。孟子提出知言养气说，知言，即是对文学接受主体的要求，但后世从创作的角度来理解养气，也就要求作家要有充实的仁义道德，这是作家写作成功的关键要素。唐代韩愈“气盛言宜”之说就是明证。元代郝经反对苏辙关于通过山川游历来增加为文之气的说法，认为养气无需外求，而在于人的内心。参见郝经：《陵川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养气即养德，几乎成为养气说的一致内涵。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0页。《礼记·乐记》中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⑥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文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74页。如此等等，都是强调做人与作文的关系。自然，我们知道，为文与为人之间不完全一致，金代元好问对“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看法即是。之所以如此，是认为文须有助于读者，有益于天下。《古文尚书·舜典》中说：“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简而无傲，刚而无虐。”《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用艺术教育贵族子弟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上述种种美德或人格的问题。关于文学作品，儒家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要求作品应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中正典雅”。汉代扬雄讲文章应该“绷中彪外”、扬雄：《法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辞赋应该“丽则”，王充说“内外表里，自相副称”，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3页。刘勰讲情经辞纬等等，都可视为是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看法。

道家对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更多关注文学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视天地自然为文学之本。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虽讲人、地、天、道的关系时“人”处于最底端，但人应效法天地道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人对天地道的效法应该顺应而非人为。对文学创作，道家更多强调的是作家创作心理和意象的创造，如“涤除玄览”“虚静”“解衣槃礡”等强调作家创作之前之中的心理状态，“凝神”“物化”强调作家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合二为一。道家本意否定技术层面，但认为还是要由“技”入“道”。与儒家文论对文本关注较少不同的是，道家文论很重视文本的问题，特别是言意关系，庄子讨论尤多。受佛教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增添了思维方式上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创作上的声律论、审美上的味论和意境论等。整体上，佛教文论或禅宗文论比较关注于作家和文本，而较少关注于文学的外部。

总的说来，在核心内容的构成上，中国古代文论既有重视文学与世界、社会与作者、作品与读者、读者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外部关系的讨论，也重视对文学创作、文本构成、审美特征等内部因素的讨论。如果将儒道佛三家文学理论综合起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十分全面丰富，涉及到了文学的本质论、作家论、创作论、发生发展论、文本构成论、读者论等各个方面，完整系统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论体系。

从中国古代文论构成因素的概念、范畴、原理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极具特点。此点，学者多有论列。汪涌豪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是一种“具象的抽象”，“外延的广阔与内涵的丰富并行不悖”，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具有整体性、直接性、模糊性、多义性；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96页。涂光社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不舍象言道”；涂光社：《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程惠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具有多义性、直接性、序列性特征。此外，从文论话语角度理解中国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特点，如李建中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具有诗性特征等。从构成要素之概念、范畴、原理等角度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特征，涉及太广，故从略。

价值取向本身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指的是主体基于自己的價值观在面对或处理事务时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及其具体表现。价值取向具有实践性品格，决定、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有重大影响。如果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特征显示出文论家对文学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和具体表现。儒家对社会、人生等坚持现实的态度，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具体表现为强调文学的言志为本、教化为先、内容为重，做人为首，一句话，基于儒家对人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要求，文学之本质、创作之原则、文本之构成、语言之地位、风格之倡导、接受之目的等等，都必须围着这五种价值进行，也只有具备培养和养成人的上述五德的文学才有存在的价值。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3页。“不关风化体，纵好亦枉然”，高明：《琵琶记》，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诸如此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比比皆是。道家反对人为，倡导无为，要求顺应自然、效法天地道。其价值取向是采取超然或超越的人生态度，强调文学自身之美，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天籁”等；创作者具有虚静的审美心胸，即所谓心斋、坐忘；创作者与表达对象之间的融合无间、合二为一，即所谓“物化”；强调言外之意，要求“得意忘言”。

3.中国古代文论的形式特征

按照杨星映、卢开运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主要是表述方式灵活多样、篇章结构精巧多变、语言形象生动优美。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形式特征，图书分类、文体、著述形式、表达方式也是重要的方面。从图书分类看，不止集部的诗文评直接涉及文学理论，经史子三部中也有大量的文学理论；从文体看，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达文体，既有较为典型的散文形式，更多是文学文体的表达方式，如诗歌、赋、骈文等文体。即使散文，除了议论文，还有书信、序跋、笔记等。总之，文学性文体、应用性文体都可成为文论的表达文体。从著述体例看，不仅有独立完整的文本，还有大量片言只语，如诸子的论说、笔记、话体（诗话、词话、文话、赋话），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经典注释，如儒家十三经、《道德经》《庄子》等的注释。至于表达方式上的诗性特征，学界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很多学者都喜欢用“话语”一词指称古代文论的表述。用话语特征来指称中国古代文论的形式特征，其实并不恰当。因为今天我们所借用的“话语”一词，并不仅仅是指语言的运用，或者说是语言学上所谓的言语，还包含了更为复杂的意思。话语当然是言语，但更重要的是指言语的意义生成、意义背后表达的权利、话语意义规则等等。因此，话语分析不等于文论形式特征分析，而是关于整个文论的分析，但文论话语的分析与中国古代文论形式特征的分析无疑是有密切关系的。限于篇幅和问题的复杂性，也从略。

总之，通过对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或特征，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形成讨论热点的背景和涉及的内容的讨论，一方面，我们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分析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到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内在动力，这就是恢复文化大国的民族自信。笔者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征进行粗略分析，也正基于此，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论建设中可以发挥作用，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可以融入世界之中为他国所用而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精神财产，因此不仅应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遗产进行继承，还应该让它成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