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

摘 要：刘震云在其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对千百年来中国人特有的孤独体验作了深入挖掘。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他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说得着”成为决定他们关系发展的关键，也是他们消解孤独的特有方式。吴摩西是孤独众生中的一个代表，他三次改名与出走延津的人生经历是中国式孤独生活的一个缩影，其他的孤独者或多或少都带有吴摩西的影子，或者说每个孤独者的名字都可以叫“吴摩西”。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吴摩西 孤独

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将笔触深入到以吴摩西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由他们百年来的平凡生活发掘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孤独体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1}。吴摩西“出延津记”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孤独生活的一个缩影，将中国农民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信仰等问题串联成一幅幅琐碎的画面，以此来展现孤独与消解孤独的特有方式，展现孤独者的群像。

一、“说得着”与“说不着”

小说里的人物都在寻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刘震云曾经说道：“在一个人人社会里，你如果有忏悔、痛苦、忧愁的话，你得在人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神是随时随地都在的，但是在人中找一个朋友是非常难的。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2}

一开始吴摩西还叫杨百顺的时候，有个说得着的朋友李占奇，他们俩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都喜欢看罗长礼喊丧，有了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就有了共同话题，也就说得着。之后遇到剃头的老裴，他们有患难之交，虽能说得着，但也只见过两次，遇事还是说不着。离开杨家庄后他一直没遇到能说得着的人，直到“嫁”给吴香香改名吴摩西后，他才遇到了唯一的、也是真正能说得着的人——巧玲。巧玲是个不谙世事、单纯善良的孩子，吴摩西与巧玲说得着，是因为巧玲尚未被世俗礼仪和传统教条所约束，从妻子那里得不到关爱的吴摩西与从母亲那里得不到关爱的巧玲很自然地能够说到一起。吴摩西一路走来，生活困顿，遭遇复杂多变而又无力左右，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无处诉说，此时巧玲便成为吴摩西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但巧玲的丢失又让他再次陷入了“说不着”的境地，在苦苦寻找而不得后，吴摩西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再次陷入了孤独中。

从杨百顺到吴摩西，他遇到的几乎都是说不着的人。还在杨家庄时，他跟自己的家人就说不着。他的父亲老杨最关心的是豆腐，送哪个儿子上“延津新学”也是考虑谁能留在家做豆腐。而杨百顺打心底就看不上老杨，也不喜欢做豆腐，所以他跟老杨说不着。杨百顺与他兄弟的关系也不亲密，在他因丢了羊被老杨用皮带抽打时，即使发着烧也没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哥哥杨百业和弟弟杨百利还都偷偷捂着嘴笑，所以他跟兩个兄弟也说不着。来到延津县城，说是跟牧师老詹信主，但老詹对他的传教，他一点也没听进去，他与老詹的对话就不是一个意思，也是说不着。入赘后，与妻子吴香香也是没有话说，吴香香看中他是因为他在县政府的工作可以给孤儿寡母撑起门户。他自认为能说得着的朋友老高，竟背着他与吴香香偷情，连婚姻也是老高为了方便偷情而想出的障眼法。小说里父子如同仇人，兄弟没有手足之情，妻子与朋友背叛，人际关系紧张，相互都说不着而形成了精神孤独的现状。

“说得着”还是“说不着”，看似就是说话那么简单，却经常在人们的交际中出现各种问题。“对某一问题，能否对得上话，能否说到一块，是个体间能否取得信任和共鸣的逻辑起点，决定着人们交往的基础和根本。”{3}中国平民的孤独就是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说话和沟通的机会，它“承担了‘拯救人们摆脱孤独的大任”{4}。消解这种孤独的方式就是不断寻找，寻找“说得着”的人成了吴摩西这类人的毕生追求。

二、三次改名与“出延津”

吴摩西走出延津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了延津，而是有一个递进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孤独的情绪越积越深，由来到延津到不得不出延津。杨百顺到杨摩西、杨摩西到吴摩西、吴摩西再到罗长礼，三次改名字的历程可以说是对应着“出延津”的三个阶段：初到延津、定居延津、离开延津。

杨百顺有两次离家出走。第一次是知道上“延津新学”的抓阄内情后，他怨恨老杨和杨百利而离开了家，离开了他最烦的老杨和豆腐。经老裴介绍他跟了师傅老曾学杀猪，师傅续弦后他与师娘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与老曾闹翻，无地可去，无事可做，逼不得已只好又回到家跟老杨做豆腐，第一次离家出走也就没有成功。第二次离家出走也是因为怨恨，这次他怨恨的是赶大车的老马。没有老马出的抓阄主意，他就不会和杨百利的命运有天壤之别。在大哥杨百业的婚宴上，当了机务段司炉的杨百利坐在头一桌陪客，而杨百顺不仅没上酒桌，还要在茅房里给人垫土。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在老马，所以他起了杀心。虽然杀老马没成，但在他心里，已经将老马、老杨、杨百顺一并杀掉了，“杀人之地，是不能再回去了”。他这次是彻底地离开了家，走出了杨家庄。离家出走斩断了他与过去的关系，为他改名字与“出延津”做了铺垫。无家可归、无可投靠之后，他才会到老蒋的染坊做事，才会有后来的跟随牧师老詹信主。

杨百顺是在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了老詹，为了找个事由，为了生存，他才跟着老詹信主。老詹给他改名为“杨摩西”，是想借“摩西”这个名字将天主教在延津发扬光大，但杨百顺对主并没有信仰，他对“摩西”一名的认知只是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层面上，他没觉得这个名字哪里好，只知道改了名就有了事由，老詹就能帮他找到糊口的活计。“杨摩西”这个名字对应着他“出延津”的第一个阶段——初到延津，这个阶段是“出延津”的前提，只有先来到延津才能“出延津”。改了名跟着老詹，他才来到延津县城，才与之前的杨家庄、曾家庄、蒋家庄之类彻底告别。到了延津县城他以“杨摩西”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先是在老詹介绍的竹业社的老鲁那里破竹，与老詹分手后就在延津县城打零工，干着给货栈扛大包、给店铺挑水的活，直到机缘巧合下因舞社火被县长老史看上而到县政府种菜。延津县城的人都只知道他叫杨摩西，没人在乎他的过去，他也觉得没有把名字改回去的必要了。

第二次改名是入赘到延津县城西街馒头铺的吴香香家，改名为“吴摩西”。因在县政府种菜他渐渐被延津县城的人关注，也因为这个身份他才被吴香香看中。起初他对入赘和改姓都拿不定主意，还找到了老詹商量。老詹以他大爷的名义说“还是‘嫁了吧”，他就由“杨摩西”变成了“吴摩西”。从说媒到结亲只用了三天时间，他也没告知家里任何一个人，就开始了在延津县城的家庭生活。这对应着他“出延津”的第二个阶段——定居延津。虽是入赘改姓，但至少成了家；虽然因换了县长而丢了种菜的工作，但有馒头坊在也算是立了业。之前跟老詹信主、在竹业社破竹住的是破庙，打零工时住的是货栈，到县政府种菜又住在了县政府，都是临时落脚之地。但改名吴摩西后，他有了固定的居住之所，有了稳定的谋生方式。在这个阶段，他遇到了两个最重要的人：“说不着”的妻子吴香香和“说得着”的继女巧玲。吴香香和老高私奔，他才会带上巧玲出去假找；巧玲被拐走，他又变成了真找；真找的没找到，假找的找到了又无法面对，伤心之地不能久留也就导致了最后的“出延津”。

第三次改名是吴摩西在西去的火车上在被人问及姓名时，竟有些茫然，不知从何说起。“但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他自己就把名字改成了“罗长礼”，对应最后一个阶段——离开延津，这次是真的“出”了延津。他像当年的老汪一样一路西行，到了咸阳以“罗长礼”的名字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三次改名所对应的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前一个阶段都是后一个阶段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杨百顺的每次改名都代表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可惜的是他的新生活只是让他与亲情、友情、爱情渐渐疏远，和父亲、兄弟决裂，妻子吴香香出轨，朋友老高背叛，继女巧玲失踪。每次更改姓名看似是要融入新生活，实际是不僅没能让他脱离孤独，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为了消解孤独，他只有不停地走，不停地去寻找。“找寻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是在找寻过程中消解孤独私语的痛苦，不断寻找便是消解中国式孤独的意义。”{5}

三、孤独者都是“吴摩西”

米勒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条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6}《一句顶一万句》的情节就有很多重复之处。结构安排上，“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上下两部讲述了祖孙两代人出走和回归的故事。吴摩西和牛爱国二人的命运极为相似，他们都和妻子说不着，妻子与别人私奔后，他们被迫出去假找，由假找妻子变成真找他人，最后都没找到而越走越远。虽然一个是“出”，一个是“回”，但本质上他们都是“出”。他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孤独，一直走在试图消解孤独的路上。牛爱国的经历几乎就是吴摩西成长故事的翻版，是吴摩西命运的轮回。所以小说看似有吴摩西和牛爱国两个主人公，其实也可以说只有吴摩西一个人，正如陈晓明所言：“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就是吴摩西。牛爱国其实一直活在他姥爷吴摩西那个看不见的身影里。”{7}

小说中还有一个隐含情节的重复。教书匠老汪四处流落七八年，最后在镇上东家老范那设了个私塾，全家安顿下来。老汪一生都没有遇到能说得着的人，他讲解《论语》会因孔子得不到知音而落泪，他的孤独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分子的孤独。他每月两次的四处乱走，还记得走过的步数，以此来排解心中的孤独，却还是走不出孔子以来的孤独感。老汪的小女儿灯盏死后，他起初并没有特别伤心，后来睹物思人，对女儿的思念越来越深，彻底伤了心。他只能依靠梦中女儿的指引，一直向西，离开延津这个伤心地，远走他乡。老汪是“出延津”的先驱，之后的吴摩西找不到继女巧玲，也乘火车离开了这片伤心地，他走的就是老汪走过的路，他重复着老汪的孤独。“这种‘重复不仅很好地展现了现实的荒诞虚无，表达了小说‘孤独的内涵，并且成功地将小说的叙事时空范围拓展，使这部作品颇具厚重感和沧桑感。”{8}吴摩西重复着老汪，老汪其实也是吴摩西。

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他们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倾心于其他事情来填补内心的“空”。几任县长各有所好，老胡喜欢做木工活；老史喜欢与男旦苏小宝“手谈”；罗长礼对喊丧的技巧与喜爱度远超于酿醋；杨百利无论在铁冶场看大门还是在火车上当司炉一心只想着“喷空”；老鲁破竹时在脑子里走戏；算命的瞎老贾弹三弦，传教的老詹听三弦。他们做这些不为生计，只是以嗜好来填补精神生活上的不足，弥补内心的空虚与孤独。他们跟吴摩西一样处在孤独的世界中，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消解孤独的方式。他们也一直重复着吴摩西的孤独，“重复着细节，也重复着主题：失落的人心，无语的交际”{9}。芸芸众生，你我皆是孤独者，你我皆是吴摩西。

{1} 雷达：《〈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文汇报》2009年6月12日。

{2} 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李敬泽、安波舜、陈晓明：《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第96页。

{3} 胡宏亮：《对话、苦难与回归——解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5页。

{4} 张东旭：《孤独的存在 坚韧的找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评析》，《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3期，第84页。

{5} 李忠超：《“中国式”的孤独与寻找——评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3页。

{6} 〔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7} 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8} 刘妍：《论刘震云小说情节和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45页。

{9} 孙晓光：《浅析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错位与重复》，《文化学刊》2016年第11期，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