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珂静

摘 要：《城堡》是卡夫卡的长篇代表作之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为研究者们所称道。卡夫卡对《圣经》的研读使得他的创作深受其影响，本文借助神话原型批评下的替罪羊理论，分析《城堡》中阿玛丽亚一家以及主人公K的悲剧形象，强调其徒劳的努力都是“替罪羊”这一特定身份造成的，揭示了“替罪羊”实质上是一种集体迫害机制。卡夫卡通过其塑造的替罪羊形象展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苦难和困境。

关键词：《城堡》 替罪羊 阿玛丽亚 生存困境

弗兰茨·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的思想对诸如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长篇小说《城堡》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布洛德甚至称之为“卡夫卡的浮士德”。目前，研究者们关于《城堡》的研究多集中在现象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意识、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小说蕴含的潜能和多种可能性。

在《城堡》中，主人公K和阿玛丽亚一家的境遇一直牵引着读者的内心，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堡中，却不能得到乡邻的正常对待，成为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力求改变现状却不得其果。本文试运用神话原型批评下的替罪羊理论，对主人公K和阿玛丽亚一家的形象进行分析，揭示他们虽然个人遭遇不同却最终都无法避免替罪羊命运。

一、“替罪羊”与卡夫卡的创作

替罪羊的故事最初源于《圣经·旧约》，主要是讲上帝耶和华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祭给上帝。当把献祭仪式准备好，亚伯拉罕正伸手拿刀杀其子的时候，上帝明白了亚伯拉罕对神的敬畏，派使者阻止了他。恰好亚伯拉罕看到树丛中有一只公羊，就取公羊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于是那只公羊就成为他儿子的替罪羊。

弗雷泽也曾研究过“替罪羊”原型，他在《金枝》中指出，在远古时期四处流行着类似杀死“替罪羊”的仪式。“在原始人看来，民族的安危甚至世界的命运都与有神性的人或化身为人的神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当人神的能力衰退直至死亡都会给世界带来可怕的灾难。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人们不让人神老死或病死，而是将他处死，让一个有旺盛精力的人来继承他的灵魂。这样不仅“保证了人神衰弱不会影响人类和国家，而且消除了所有可能的灾难”。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西门豹治邺》的“河伯娶妻”也蕴含着替罪羊的原型，巫祝和女巫为了牟取利益，在百姓中散布谣言“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洪水泛滥，淹死百姓”，于是每年女巫就会选百姓家的女儿送给河伯以保一方平安，这些牺牲的年轻女子就成为保障整个村落得以生存的替罪羊。随着社会的发展，“替罪羊”的内涵在现在得到了延伸，喻指那些承担了不该承担，或者承担了大于应该承担的责任的人，实质上是一种迫害机制。

卡夫卡经常阅读《圣经》且深受替罪羊思想的影响，在给好友布洛德的一封信中，他曾把作家称为人类的替罪羊，坦言作家身上承担着人类的罪过。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替罪羊的影子。例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之后遭到全家人的嫌弃和鄙视，被全家宣判了死刑，他的死解放了全家，展现了光明的未来，带来了全新的世界。《审判》中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因被父亲指责背叛了他和童年的朋友而被宣判死刑，他急于服从并且执行了父亲的判决，自愿通过死亡来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过。《诉讼》中的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的清晨莫名其妙地被捕，他自知自己是无罪的，想方设法为自己洗刷罪名，但他最后认识到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于是默认了法庭的判决。卡夫卡所塑造出的一系列独特的替罪羊形象，都书写了特定时代的普通人面对残酷现实时无能为力的处境。

二、《城堡》中的替罪羊范式

勒内·吉拉尔认为替罪羊是一种集体迫害机制，他梳理出迫害文本的四种范式：社会和文化危机的出现，一种普遍的混乱；指控捣乱者的罪行；作为选择受害者标准的特殊标记；集体处死受害者的暴力场面。这种受害文本同样也适用于考察《城堡》中的替罪羊原型。

（一）作为替罪羊的阿玛丽亚及其一家

阿玛丽亚一家生活在城堡附近的村庄里，村民对城堡及其居住者的敬畏已然是社会的一种常态。然而城堡及其官员处于一种混乱不堪的局面：首先是作为权力象征的克拉姆，他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将一切洞察无余，保持着神一般的威严，但是他又总是一副“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的样子”；其次，官员的办公模式为夜审，因为“那帮老爷白天看了他们会受不了，夜里可以速战速决，在人工的光线下，有可能在审问后在睡梦中忘却他们的种种丑态”；再次，城堡里的奴仆俨然就是一伙专门袭击村民和妇女的强盗土匪。在这个村庄里，道德已经消失殆尽，官员们尽可以随性追逐喜欢的女性，而这些女人都要将官员对自己的召唤当作一种福气，甚至在官员看上她之前就要爱上官员。因此，村里的女人千方百计想要让官员看上自己，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加尔德纳只被克拉姆召唤了三次，就让她一生念念不忘，甚至在结婚后都时常提起，弗里达作为克拉姆的情婦更是受到大家的尊重和赞美，女招待培枇在弗丽达离开宾馆之后接任其位置，在自己的衣着上大下功夫，希望能够在酒吧间碰到克拉姆并得到他的青睐……而阿玛丽亚却公开拒绝索提尼的求欢，当属人群中的“异类”，毫无疑问地就成为被迫害的目标。这是迫害文本的第一类范式。

当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人们为了消除社会危机，就会选择牺牲“替罪羊”来获取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但是为了能使替罪羊的死看起来更合理，他们就会赋予替罪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其看起来是上天对罪人理所应当的惩罚。“指控的罪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很容易找出他们的统一性。首先是指控嫌疑分子用暴力侵犯他人，侵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人——国王，父亲”，阿玛丽亚显然对城堡的高级官员索提尼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指控纯粹是根据迫害者的好恶，可以给任何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同样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便。强加在阿玛丽亚身上的罪名并不是对索提尼求欢的拒绝，而是对索提尼的信的大不敬和对信使的侮辱两条事实。以至于后来阿玛丽亚的父亲请求宽恕，请求官方机构进行干预，却不知自己女儿所犯何罪。“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想要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呢？最多是他现在毫无目的地纠缠官府，这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这是第二类范式。

“事物的极端时时会遭到集体霹雳的打击，不仅是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而且是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能诱惑人和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强大同样成为众矢之的。”阿玛丽亚作为女性，其本身处于弱势地位，加之高傲的姿态，当人们对权势高捧追逐的时候，她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以高傲的姿态公然拒绝索提尼，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可以说她处于极端德行的一面。这是第三类范式。

第四种范式——集体处死受害者的暴力场面在文中并没有描述。通常作为受害者的替罪羊会被以不同的方式处死，例如耶稣为了拯救世人，承担人类所有的罪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金枝国王因年老体衰被新继任的国王杀死。在《城堡》中，阿玛丽亚虽然没有被杀死，但是自己及其一家人就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被隔离在黑暗的地狱之中，这种无休无止的折磨无法摆脱，比死亡更加可怕。

（二）作为替罪羊的主人公K

主人公K被聘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堡，满心希望能够任职，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可是來到城堡之后，一切都不是原来所期望的那般。村主任跟他说：“这个小国的边界已经标好了，而且已经正式记载下来了。我们这儿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用不着土地测量员。”从文本中看出其实本地人早知道这里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也可以及时通知土地测量员不用上任，但这里采取的是一种将错就错的办法，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的过错，没有人在意他命运的转变，人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鸡毛蒜皮的小事”：毕竟部门之间、人员之间联系复杂，何况这内层又属于权力范畴，将错就错可以省时省力。K的命运就这样被无视着，其荒谬可见一斑，最后成为渎职人员无辜的替罪羊，混乱的官僚体制下的牺牲品。

K作为受迫害者也有其标志性特征——外乡人。K因受聘而来到城堡，第一晚就因为拿不出伯爵的许可而险些被驱逐出境，表明了异乡人身份的尴尬境地。K作为外乡人就处于社会的边缘，属于特别易受迫害的种族。可以说，他偏离了这个小团体所谓的“正常”，因此受迫害的危险就相对更大一些。

与阿玛丽亚一家人的命运相似，K也处于一场痛苦的折磨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在城堡担任的角色，无法找回自己的身份，而当局又对他不闻不问。正如文中谈到“他们让K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当然只限于村子内，就这样纵容他，消耗他的精力，完全排除任何斗争，把他放到非官方的、完全不明不白的、异样的生活中去”。作为外乡人的他遭受村民的排斥，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让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他作为替罪羊所面临的窘境。

三、替罪羊的生存困境与徒劳奋斗

（一）痛苦的生存困境

替罪羊是用来燔祭的，通过人们把它杀死并且吃掉这一仪式，那些受害的人才能免于被迫害。《城堡》中虽然没有血腥的暴力，但作为“替罪羊”的阿玛丽亚一家和K生活在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之下。

“人群的成员总是潜在的迫害者，因为他们梦想在团体里清洗腐蚀团体的不纯分子，清洗破坏团体的变节分子。”在村民眼中，阿玛丽亚对权威的蔑视可以说是团体中的背叛者，为了避免自己受到连累，村民纷纷与阿玛丽亚一家划清界限：泽曼通知阿玛丽亚的父亲职务被解除，要求他归还证书；合伙人布隆斯维克向父亲辞职，表示自己想自己开业；顾客们纷纷跑到仓库翻找自己送来修理的皮靴，并且将欠账如数付清……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丝毫争执，人们只求迅速地同他们一家断绝关系。“人们拒绝对朋友的一切怜悯，既然一切怜悯都是危险的”可以说是旁观者的内心独白。于是，一家平素受人尊敬的人家就这样突然退出了社交活动，成为唯一与城堡和村子隔绝的一户人家。而K作为一名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起先身份的认可使他备受村民尊重，然而当村民真的发现城堡对于K的态度之后，K不仅被排除在城堡之外，更被排除在村庄之外。

（二）徒劳的努力奋斗

卡夫卡植入《城堡》中的替罪羊形象并非停留于人物受迫害的处境中，更进一步描述了人物在遭受迫害后毫无回天之力的奋斗上，使替罪羊的悲剧色彩更加凝重。

“一人受罪，全家受难”是阿玛丽亚一家真实的写照，当丰衣足食的生活已不复在，接下来就是无休无止的苦日子。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阿玛丽娅一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求情告饶。阿玛丽亚的父亲四处奔波，四处求人，然而受到的却是冷遇；想寻求宽恕，却并没有受到指控；想寻求官员的原谅，每日冒着严寒雨水等待不仅不能使事情有所进展，反而使自身的风湿病日益加重；奥尔加为了与城堡中的人取得联系，找到索提尼的信使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任那些野蛮的奴仆蹂躏，依旧一无所获；巴纳巴斯虽然成了城堡的信使，两年来却没有任何任务，反而是家庭的变故使他“过早地变得老成持重，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大人还要稳重和明智”；阿玛丽娅认识到局面，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只能一个人默不作声，独自承担家庭的所有责任而无怨言。

K拼命想改变自己目前的困境，也通过各种方式以求摆脱，然而一切也并不尽如人意。为了能够同克拉姆谈话，K勾引了他的情人弗丽达，赢得了她的爱情；企图通过老板娘和弗丽达的关系网求见克拉姆，多次奔波毫无结果之下只好先暂时接受村主任好心提供的学校勤杂工的工作；计划亲自去贵宾楼酒店访问克拉姆，试图亲近小汉斯，以求得他母亲的帮忙；将希望寄托在城堡的信使巴纳巴斯身上。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所做的每一次努力都是重复的无用功。即使他最后得以觐见比格尔，却又因身体的困倦睡过头而更加害苦了自己，宣告了自己全部努力的破产。在要求进入城堡的过程中，K表现得很有理性，他小心谨慎，细心盘算，睁大双眼，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在这场无休止的斗争中苦苦挣扎。

阿玛丽亚一家和K一方面沦为替罪羊，另一方面也在苦苦追寻着摆脱困境的方法，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正如曾艳兵所说的那样：“绝对的形而上追求产生于绝对的疼痛，即生命的存在的悲剧性状态，或者按照基督教所理解的那种‘罪性状态。”他们极力想摆脱自己的替罪羊身份，始终存在着希望，然而这希望也竟是绝望，这是替罪羊这一特殊的身份所赋予他们的命运。

综上所述，阿玛丽亚一家和K的经历以及所作所为，当时的背景和所发生的事件都成功地印证了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替罪羊”范式，卡夫卡更以深刻的笔触将其一切努力奋斗归为徒劳，将他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他们的遭遇深刻揭示了替罪羊机制的实质——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少数人实行的迫害，是一种反人道的行为。同时，卡夫卡也通过《城堡》中塑造出的替罪羊形象表现特定时代现代人的精神苦难和困境。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赵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2] 冯寿农.勒内·吉拉尔对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J].国外文学，2004（2）.

[3] 弗兰茨·卡夫卡.城堡[M].高年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 曾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