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洁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等，号石斋等，漳州漳浦铜山（今东山县）人，自幼爱好文学，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谓黄道周“七岁读父书，过目成诵也”，“八岁即能为比偶文”，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十岁作古文词，若有神授也”。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举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踏上仕途。时值明代最腐败黑暗之际，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风雨飘摇。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20多年宦海生涯几经浮沉，隆武朝，自请募师北上江西抗击清军，兵败婺源，不屈而死。黄道周文学作品，不论文、赋、诗歌，都糅合了其坎坷经历，托物寄情。

一、黄道周骚赋作品创作背景

黄道周擅写骚赋与他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和文学背景有关。一是宋代以来国家内忧外患，在理学思想推动下，屈原虽遭谗见黜仍然眷顾楚国、心系怀王的忠君爱国形象，其廉洁人格和忠君大义与封建统治阶层所倡导的人臣形象、民族大义相吻合。统治阶层对其骚赋作品的接受和大力宣扬，点燃了学者对楚辞继承创作的文化热情。二是明代中期以来文坛复古之风日趋活跃，表现之一即为大量骚体作品出现，很多熟知作家，如李梦阳、王守仁、杨慎、夏完淳、王夫之等都热衷于写作骚体作品。三是受黄伯思、朱熹等影响，闽地楚辞学研究兴盛。黄伯思，北宋晚期学者，所著《校定楚辞》十一卷从地域文化角度认识楚辞，认为楚辞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顿挫悲壮”的楚文化特色，《翼骚》一卷则开创了宋代评论类楚辞的先河。朱熹是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忠君、注重民族气节、身体力行等思想和实践对闽学者影响深远。朱熹楚辞学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其《楚辞集注》八卷，从传统研究章句之学转而研究文章大义和作家性情，具有开创意义。朱熹也爱好写作骚体赋，主要作品有《感春赋》《招隐赋》《空同赋》等。其后，闽学者形成了一波研究楚辞热潮，产生了一批研究楚辞专著，如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陈第《屈宋古音考》等，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黄道周更是写作大量拟骚作品，在诗作中注入对国家对人生的现实关注和思考。四是黄道周本身对楚辞骚赋的喜爱。屈原为后世文人推崇，除忠君之外，更是在自身不幸遭际中体现的人格魅力，“绝世而独立”是文人面对自身困境时的一种榜样和慰藉。黄道周拟骚之作大多在内容上与屈原相涉相仿，原因正在于此。黄道周一生境遇，不论是少时的秉赋、志向，还是忠而被谤的仕途，遭逢末世的时代悲剧，以及反抗侵略的命运抉择，皆与屈原有共通之处，而骚赋又长于抒情发怨，因此黄道周亲身实践并创作不少骚赋。

黄道周骚赋作品见《黄漳浦集》卷三十六“骚赋”。共收有九篇六十二章：《謇骚》（九章）、《续招魂》（三章）、《续离骚》（二章）、《九绎》（十一章）、《九戾》（十一章）、《九诉》（九章）、《刘招》《续天问》《丛骚》（十五章），及《闻雷赋》《梁山锋山赋》《洞庭赋》《平一赋》四篇。卷二十八“杂文颂赞箴铭约揭题词”有《榕颂》一文。既有以屈原作品为范式模仿骚体的拟骚之作，也有创新之作如晚年所作《謇骚》，但最具诗歌艺术价值和代表性的当属拟骚之作，如 《续离骚》《续招魂》《续天问》《九绎》《九戾》《九诉》等。本文以黄道周《九诉》（九章）为例，与屈原《九歌》（十一章）比较，一窥黄道周拟骚作品特色。

二、《九诉》创作主旨

《九诉》是仿屈原《九歌》之作，《九歌》（自汉以来学者对《九歌》篇数说法不一，或说9章，或说11章，或说虚指）是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由屈原加工创制而成，具有浓郁祭祀特征。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里提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大意是指用事神之心，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屈原《九歌》接连赞颂了九位神祇，他们分别是《九歌》前9章的篇名：东皇太一（上皇）、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帝子）、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九诉》仿照此形制，也把神名作为主题，篇名分别是天帝、大司命、少司命、偓佺、山鬼、龙女、三尸、东华帝子、诺皋将军。其中相同的是《九诉》仿《九歌》诉说神祗是从天神到人间诸神，既有男性神灵也有女性神灵。与《九歌》不同之处在于出现了偓佺、龙女、三尸、诺皋将军等为道教、佛教所信奉的神灵。

《楚辞学通典》认为《九诉》的创作主旨是“全篇借幽会神明，求善洁而不得，以明自修求进之意”。黄道周《九诉》中《第一·帝无臣》即为全赋定下此基调。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记载：“弘光元年黄道周夜梦高皇帝凄然谓曰：‘卿竟舍我去耶？’先生对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怅，以是虽乞归，犹徘徊江渚，未忍遽去”。此处“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笔者认为是对“帝无臣”的最佳注释。《帝无臣》最后一句“哀余思兮涕潺潺”，欲借《九歌》之格制，以事神之心向诸神灵诉说自己“离君、思君、怨君”欲诉无门的不平之情。此后各篇多次呼应这一感情基调，如《第三·少司命》“揽九州兮烦若思，终别绝兮交无时，恩不故兮怨终至”，《第八·东华弟子》“予独处兮余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等。

三、《九诉》语言艺术特色

（一）《九诉》语言特色

《九诉》承接骚赋体式，篇幅精炼。《九诉》9章大致都在140字左右，字数最多是《第九·诺皋将军》180字，字数最少是《第三·少司命》112字。细读《九诉》，虽9章出现的意境、意象各不同，但是对于“君（天帝）”的爱慕、思念、被小人谗言中伤悲苦等情感却是贯穿一致的。如：《第二·大司命》“信存兮疑亡惘，徘徊兮飞安翔”；《第三·少司命》“与君游九嶷，君自尊兮予自卑”；“星摇摇兮日将出，草披披兮而在坠，与君兮结好，思所终兮捐其早，勉出涕兮为君道”；《第四·偓佺》“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欢相慕”，“言思君兮不得去，夙何时兮君中坚”；《第五·山鬼》“岁既暮兮风若其，君离余兮余不思”；《第六·龙女》“中不任兮上诉，逢帝子兮方含怒，君顾余兮为谁故”；《第七·三尸》“子不创兮祸所终，众莫知兮予所为”，“白云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将高驼兮为帝陈”；《第八·东华帝子》“独处兮余思离离，魂飘摇兮为君旗，日向昏兮中心悲”；《第九·诺皋将军》“东风离离余将行”。

句式上，《九诉》每句都用“兮”字，且句中用法较为自由。九歌句式有“○○兮○○”“○○○兮○○”和“○○○兮○○○”三种类型，《九诉》句式上主要采用“○○○兮○○○”为主的二分节奏：《第四·偓佺》“交不夙兮情不素，哀相去兮欢相慕，欢相慕兮惠然顾，相并兮为余误。”《第六·龙女》“江有澜兮天益高，君叫怒兮生洄□，日冥冥兮思君劳，君不来兮中膠膠。”当然也有少数句式，作者根据自己的意图于“兮”字前后增减字数，使之变得摇曳多姿。如“○○○兮○○”，“○○兮○○”。 如《第七·三尸》：“白云生兮蒸蒸，水流兮磷磷”。

语言上，大量采用叠音词，既描摹景物，渲染环境，又调和音韵，增强语言节奏美；运用对偶句式加强语言的音乐效果；《九诉》除仿制《九歌》篇章、主旨，也借用了《九歌》乃至《楚辞》中其他篇章的词汇。 如《九歌》中“扶桑”“洞庭”“玉佩”“九嶷”“九州”“美人”“霓裳”等意象，《九诉》（九章）亦有。借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中“漫漫”一词，化为《第四·偓佺》“天漫漫兮谁千载”。

（二）《九诉》艺术特色

《九诉》学习屈原《离骚》《九歌》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把香草、美人、神仙、灵物荟萃笔端，形成虽浪漫芳香却风雨飘摇，前途茫然的意境和画面。文章显得含蓄蕴藉，言近旨远。如《第五·山鬼》“美人兮气若兰”“折柔桑兮杂碧草”，借山鬼意象表达对天帝的爱慕和景仰。《第四·偓佺》“约蕙芷兮同精，专握手兮交行”。《第八·东华弟子》描写帝君形象“明霞冠兮芙蓉佩，予驭云兮为君盖，霓裳兮紫衣，予骞虹兮为君带”。同时也用香草、风、山、石等意象投射自身所处现状。如《第三·少司命》“星摇摇兮日将出，草披披兮而在坠”。《第九·诺皋将军》“骞骞霓杂纕矫，予美好不得扬持”。

黄道周《九诉》每句采用“兮”字成句。“兮”作为骚体的重要特征词，兼有文法和音乐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一个语气词，便于幽愤、悲怨等情绪的抒发；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史家林庚先生也指出“‘兮’字似乎只是一个音符，它因此最有力量能构成诗的节奏”。“兮”字既能够有效调节诗歌节奏，又具有悠远深长的咏叹意味，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全诗定下忧愁忧思，哀怨感伤的基调，富含强烈的抒情意味，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采。至汉以来，骚体诗作在形式上皆有共同特点即“寻兮字成句”，大量使用“兮”字，使得句型参差错落，自由活泼，形成飘逸摇曳之美，极具艺术美感。《九诉》全诗也充盈着民歌式自由想象、浪漫氛围和悲剧情怀。

《九诉》关注现实，折射精神悲剧——怀才不遇，忧思难抑。萧统《昭明文选序》谈到“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这也是骚体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汉魏以后文人对骚体的形式与情感内涵存在双重认同，皆以骚体伤悼屈原作为情感触发点。而黄道周创作的情境与屈原心境相连，个人命运轨迹亦与屈原相通，在《九诉》作品中同样体现了其忧国忧君的爱国情怀，更凸显了其报国之志与现实窘境之间的矛盾。借用骚赋体式以及屈子语义，将个人遭遇与国事相糅合，真情流露，寄托了对政治命运的感叹，形成“古今同慨”的艺术感染力，借屈原的身世遭遇，抒发现实感慨，抒发强烈的悲愤忧郁之情。

四、结 语

《九诉》等拟骚之作是黄道周屈骚情怀的结果，与所处时代大环境、个人学识和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黄道周的拟骚作品很好地继承了屈原的语言风格、思想精神，并在模仿中有所创新，既很好地传承了骚赋这一艺术形式又赋予这种体式格制新的内容，又注入了鲜明的个性。当然，过犹不及，黄道周拟骚之作和诗文一样，由于写得过于曲折隐晦，甚至常常自撰新词，缺乏形象直观，妨碍了受众的理解和审美的畅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诗歌艺术感染力。

注释：

[1][10]（明）黄道周著：《黄漳浦文选》（附明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台湾文献丛刊》13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1962年，第363页,第407页。

[2]侯真平，娄曾泉：《黄道周年谱考评》，《文献》1997年第3期。

[3]陈良武：《黄道周骚体赋创作原因初探》，《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

[4]汤漳平：《闽学视野下闽地的楚辞研究与骚体文学创作》，《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7年,第118～119页。

[5]（明）黄道周著，（清）陈寿祺编:《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道光十年刊本。

[6][9]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3页，第132页。

[7]（汉）王逸：《楚辞章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8]郑晨寅：《论黄道周拟骚之作》，《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

[11]参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12]萧统编，于平注释：《昭明文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14]于浴贤：《论黄道周骚体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1页，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