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焦雨楠

内容提要 职业代表制蕴含着民主制度探索的诉求，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这个宏大主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切入而审视近代中国民主化探索是颇具新意的研究取向。柳镛泰的新著《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对此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著着眼于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以点带面勾连起与职业代表制的相关内容，贯通社会史与政治史视角，于党政和团体、国家和社会、民主和民族的互动中精详地剖析近代中国的民主化历程；在社会分工、制度变迁、社团与政党的复杂关系中，揭示了民主建设的多重面相，堪称职业代表制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关键词 职业代表制 民主化 职业团体 政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105-07

民主也许并非人类社会最佳的组织形态，但“民主最可能产生从长远来说是明智的政策。”[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页。近代以来，对于民主的制度性探索和追求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民国肇兴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职业分工愈加专业化、普遍化，职业团体的利益诉求遂提上历史议程。“职业代表制本来和革命政党的一党制在原理上是相互冲突的关系，但是因为实际需要也被相互结合”。[韩]柳镛泰：《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选举民主下的职业代表制和区域代表制更多地走入制度选择的视野。与晚清之际绅士包揽“民权”相比，作为选举民主的职业代表制的出现已是一大进步，毕竟“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开端，是宪政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熊秋良：《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此外，职业代表制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既构成中国民主体制建构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为当代中国民主制度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认知。

韩国学者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一书柳镛泰为韩国首尔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新近出版的《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是其多年研究近代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以下简称柳著）是关于职业团体和职业代表制的系统性研究。柳著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系统地梳理了近代职业代表制的萌生与兴起，并结合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探讨其发展变化特点，最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落脚点，考察职业团体在新政协的人员构成与作用，认为近代以来追求职业代表制模式的惯例至此发展到一个光明的节点。在扎实精详的史料基础上，柳著对此论题做出了相当系统深入的探究，在研究视野、理论解析和学术洞见方面多有新意。

一、聚焦职业团体 审视近代民主建制

民国政治史研究起步甚早，久盛不衰，且成果颇丰。但其研究内容多侧重于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党建设、派系纷争和党国互动）、国共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政治博弈等方面，诚如柳著所言“中华民国的政治史呈现出主张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势力与主张一党执政的党治制的势力对决的局面。”④[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4页。在研究对象上，较长时间内或以统治阶级及地方统治势力为主，或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斗争为主，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在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新时期以来民国政治史研究活跃且呈现出新局面。近年来在原有派系斗争、党政体制以及党、政、国互动等讨论基础上不断深化，在“民初政制、央地关系、抗战与建国、人际网络诸方面均有新论”。王建朗：《201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随着民国政治核心人物日记与档案的开放，以政治人物与事件为重心的传统政治史重新焕发青春；同时，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跨学科成果不断涌现。”王建朗：《2009-201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职业代表制的研究，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这一新的学术取向。

集民意、制法律、建政府是民国政治民主化的三个具体表现。原则上国民会议是实现政治商讨的实体机构，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一直是追求政治民主建设的强声隆音。以往学界从“统一战线论”或“民国建设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上海市民会议、湖南省民会议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是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和统合国民的办法，而南京国民会议以及国民参政会、地方参议会、政治协商会议为国民党训政独裁的工具、或是政党协商的方式。事实上，各个不同级别国民会议的复杂状况实难从一个政党（或政团）视角窥其全景，而这种“一刀切”的定性分析方法也不能推进对历史全貌的认知。“职业代表制”论题的提出，旨在改变以往“忽视了民众对职业代表制这一民主模式的渴望及实践”④的欠缺，无疑为民国政治史或近代民主化历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点。

近代职业团体迅速发展，催生了普遍而广泛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这有其特定的内在因素。就必要性而言，近代职业团体的产生与壮大脱胎于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生活，行业内部的规范调节各种竞争与合作，“对于经济生活的这种规范，国家无力干预，因为双方具体的关系纷繁复杂，取决于很多特定的要素，只有熟悉這些环境的人才能掌握这些信息。能够担负起这一任务的，只能是社会团体。”⑥张翼飞：《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个社会思想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27～278页。究其可能性而言，职业团体中“人们拥有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利益，彼此持续地互动，人与人之间同质性很强。一件事情能够激起强烈的共同情感，形成强烈的道德氛围。”⑥他们结成的团体与政治、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抒发宏伟、广阔的政治理想，宗教团体致力于终极人文关怀，两者似乎均颇为渺远。而职业团体真真切切地遭遇着社会问题，寻求着生活出路，更有一种改变社会现状的欲望，这些追求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彻底脱离干系，当大工业将他们从地域的限制中解救出来后，蕴含明确政治参与意图的广泛联合、层级隶属就此应运而生。endprint

与政党和政党政治一样，职业团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与政党政治的研究相比，当代民国政治史研究对职业团体的关注显得尤为不足。社会团体研究（职业团体）的兴起伴随社会史勃兴而出现，其研究方法多借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故而未过多考察其政治参与也可以理解。首先，关于社会团体研究多集中于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商会史研究最初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最初是作为资产阶级研究的一个相关领域被提起。其研究与革命和反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以及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相衔接，相对应的分析落脚点在于探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现代企业逐渐成熟和政治的民主性，从市民社会分析路径对商会进行实证研究。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行会史在1949年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八九十年代随着行会和商会研究深入才开展其研究，研究内容集中于同业公会的产生、发展及其会馆、公所、商会和政府的关系，还涉及行业工会的性质、特点、管理与社会功能。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以上诸研究多把其看做“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态”，很少关注他们与选举制度的联系，没有注意到他们试图建立“民意机关”的努力，更没有看到制度层面上的职业代表制。

其次，就国会谈国会，即使联系选举制度也很少关注职业代表制，学界的探讨往往多未脱离对权力与权谋的关注。熊秋良先生对民初国会选举制度进行系统性研究、反思，从选举观念延伸到选举运作（选举法文本解析与选举文本实施），侧重于政党与选举的互动关系，并将其置于金钱与权利争夺的范畴内分析选举的颓变过程。熊秋良：《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南京国民会议为例，大多学者认为其是蒋介石独裁正当化的措施。魏文享考察1931年南京国民会议后，在肯定职业代表制所享有的政治空间基础上认为“原本作为民主政治改革方案的职业代表制，就这样成为蒋介石排除反对势力的制度工具”。魏文享：《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对于南京国民会议的看法，柳著则“把国民会议召集当做革命运动遗产、各界职业团体与国民政府互相牵制、合作、妥协的产物”。[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张文秀承认国民会议以职业代表制为选举原则，得出“此次选举完全在国民政府的操纵之中”，“实际是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服务的”的结论。张文秀：《论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产生》，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第26～27页。对于1938-1948年国民参政会，以往多把其定位于国共及其他小党党派会议机关、国民党反共的道具或战时国会，多为立足于党派自身立场的解释。基于此种现状柳镛泰提出重新考察的必要，从《抗战建国纲领》出发重点考察参议员构成，发现以往的解释并不足以全面解释国民参政会的内涵。以上所论显然未脱离权力与权谋的解释语境。

当然也有重点关注近代中国职业代表制的学者，但持消极立场者为多。“若是我们抛弃职业代表制而实行地域代表制，让政党来公开竞选，也许连民国二十年那种平稳的经过都没有。”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年第2期。这虽只是侧面评价，但足以彰显陈之迈的褒奖态度。孙宏云则认为：“从根本上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看不出其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向递进的变量关系”。孙宏云：《“职业代表制”与民国政治史述论——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此外，孙宏云《平民政权与职业代表制——邓演达关于中国革命与政权的构想》（《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着重从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出发，考察其职业代表制的理论观点。孙宏云《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考察孙中山民权思想中的职业代表制内涵和角色。此论断彻底否定了职业代表制促进民主化的历史意义。刘斌在考察1924年广州市长选举述论时关注到了职业代表制，看到了其维护选举不受地方传统势力控制的努力，也看到了从初选丑闻频出到矛盾激化的现实，由此得出“广州市长选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民主选举”的结论。刘斌：《1924年广州市长选举述论》，《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纵然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颇丰，但在关注对象上注重政党政治，忽视社团政治，仅有的社团政治研究也显得过于碎片化；民国选举制度的研究中或忽视职业代表制，或有所关注但持消极态度；研究视角上呈现单一化与二元对立化取向。由此观之，学界尚缺乏关于职业代表制形成的理论渊源、社会背景及其确立演变和发展的系统研究；仅有的一些局部研究也被淹没在党政纠葛和党争的话语中。“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代表制则有助于实现这一参与。”[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1页。事实上，“在市民社会中需要被‘代表的不是地理区域，而是职能性的单位。”[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页。柳著论题聚焦于此，其求新求变的学术努力值得推崇。

二、以问题为核心 保持整体视野

紧扣职业代表制这个核心问题，以1928年为界划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柳著通过历史性梳理和思考后，将职业代表制分为三种模式：排除政党的纯粹职业代表制，职业团体与革命政党合作的职业代表制，职业团体、革命政党和议会政党三方合作的职业代表制。除去绪论和结论外，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十个章节。

第一部分立足于从各界联合到走向职业代表制的历史过程，详述职业主义的兴起（对职业的认识、职业主义的形成因素与逻辑）和确立；各界联合局面的形成（从商会、农会、教育会的自身全国联合到各界的全国联合），国民会议召集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团体的初步实践。endprint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国民会议运动以1923年国民会议召集的首次登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20-1922年为第一期国民会议运动，此期间国民大会与国民会议混用；1923-1928年为第二期国民会议运动，此时的国民大会倾向于孙中山宪政方略中的区域代表制组织形式，国民会议倾向于以职业代表制为组织形式。以五卅运动为契机，国民外交运动、关税自主运动相继爆发，社会普遍要求成立代表民意的机关，集结民意的国民会议就被要求建立，基于国共合作、社会各界力量与北洋军阀势力的斡旋、相对妥协均以失败告终，遂有北伐之兴举。

随着北伐胜利挺进，军阀势力重挫；国民党由南而北不断扩张，社会团体乘势扩充相应的发展空间。但国民党试图独享主导优势，逐步与社会团体利益和诉求形成分歧，其右翼势力实施“清党”和改造社会团体，最终实现国民党与上层职业团体的联合；与此同时，共产党与下层职业团体展开合作。国民会议运动走向了两极——国共两党各自联合一部分职业团体开展活动。在对此历史演进的梳理中，围绕民意聚集的主题，柳著提出第二期国民会议运动具有革命性的特征。⑤[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6、279页。

第二部分立足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继而施行训政的社会事实，同时观照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及其获胜对国内外政治氛围的影响。在此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国共两党、职业团体力量的合作、竞争与妥协，对职业代表制的民主慣例产生相应影响。从1928年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是国民党漫长的训政时期和短暂的宪政时期。从职业代表制的两面性来观察国民党训政政治的基本结构，是该著用力之处。柳著认为，虽然社会团体从训政初期就受到国民党的管制，南京国民会议也与孙中山早年设想的国民会议相去甚远，但从中可见开展各种级别的国民会议运动以期集结民意已成为惯例。

民主惯例的形成并不代表民意机关真正的建立。鉴于1938年至1948年国民参政会并行职业代表制和区域代表制，柳著承认它对民主惯例的继承，但否认其作为民意机关的存在。“国民参政会是为战时条件下成立的民意机关，在战争结束之后仍起到促进正式民意机关产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抗战建国纲领》它的期望，尽管国民党党员的比重一直在增加，但是同时也保持了超党派的民主连带，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重庆谈判时双方重点谈判、讨论的内容也多是关于和平建国这种宏观的问题，以及受降、进兵以及处置伪军等当时紧要的问题，地方政权、政治会议及自由民主等尚且属于一般问题，政治民主化的实际关注度相比前二者自然是大打折扣。在民意机关方面，当时国民党与会者提出“国民大会可暂缓召集，代表可重新研究或重新改选，增加中共及各党派和无党派名额，但其总和不能超过本党。”《邹志奋关于毛泽东来渝之研究》（1945年8月25日）、《潘公展呈蒋总裁关于毛泽东来渝后我方对中共问题商谈方针与策略之我见》（1945年8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45、50847号。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8页。由国民党要员之见不难看出国民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化建立在国民党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所谓国民大会自然也不能称作真正的民意机关。

1945年10月下旬的华北已处于全面开战状态，国民党代表依旧与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沟通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事项，以便国民大会可以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而中共中央认为“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发动了全国规模大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中央致重庆政府电》（1945年10月29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8页。继而，随着国民党一意孤行打内战，强行召开制宪会议和行宪会议，最后仅有的人心丧失殆尽。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民主化探求至此而柳暗花明。在近代民主建设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必须承认“国民会议、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是职业代表制的延续与变化”，⑤但近代中国不曾有真正的民意机关。

与单纯的社团研究论著不同的是，柳著在紧紧围绕核心问题时保持强烈的整体史视野。这一方面是指它在社会环境变动下、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合作与对峙中触及区域代表制；另一方面是指它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持续性。

其一，详细考察职业团体与选举制度的联系，重点发掘了职业代表制在近代中国民主化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意义，彰显其相对区域代表制的优势。区域代表制以一定地域为单位选举代表，但是不能很好地反映该区域内各群体、各职业阶层的声音；以职业为单位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首先，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形成各异的职业区分，他们首先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自然烙印上该区域的整体诉求，而区域代表制在政治上的体现更多的是区域特定集团的利益；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人又会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化特征，职业划分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表现形式；同一职业的人会产生类似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诉求，会遇到相似的困惑、困难甚至不满。

政治民主化道路荆棘丛生。鉴于一定意义上职业代表制可以弥补区域选举代表制的不足，因而得到社会部分力量的不懈追求。由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满足社会团体对聚集民意的要求，民主浪潮也不能容许其长久占据历史舞台，继而才有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职业代表制兼具职能型社会观和多元性国家观，既可以统筹地域整体要求，亦可以从相对微观而具体的层面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诉求，最终鉴于自身优势与社会条件的成熟，职业代表制作为民主的遗产得到继承。

其二，关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现在由过去延伸而来，又将朝未来发展而去。每个特定的环节都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历史效果是第一位的。刘泽华：《关于历史是非认识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区域代表制是孙中山民权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这与其最初追求地方自治的思想密切相关。孙中山于1924年北上倡导召集国民会议时，接受了职业代表制。从其遗嘱来看，他不认为两者是悖离的。柳著在梳理细节基础上展现连续的民主探索发展脉络，呈现出了多种历史面相。职业代表制的产生首先伴随着社会职业分化出现，在民初议会政治挫折不断的现实情势下，职业分化而来的社会团体便更有维护自身利益、要求参政的诉求；感受到社会发展需求和动向的这些人产生了类似的参政理念，因而提出按职业选举代表、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条规而维权的理论便落地生根，并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endprint

纵观民国职业代表制支持者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著者深度探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多方力量在议会选举上的各种博弈；宏观关系链条梳理中彰显出希望与挫折、不懈追求与无奈妥协，以及追求职业代表制惯例的最终坐实。无疑，柳著为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展现了新局面。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之新意

人的民主概念本来就有多种释义，在其与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结合中又会有不同的取向和侧重。谁来代表人民？以哪种方法代表人民？根据怎样的原理和方式形成民意机关？不同的解读和实践孕生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如多数制模式、合议制模式）。对此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成果甚丰。“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一是理论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将“职业代表制”凝练为学术论题，既突破了以往社会群体研究中单向度的阶层选择，也超越了民主制度中区域代表制的单一取向，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角。

政党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政党需要了解其支持阶级的政治、经济等诉求从而调整党纲宗旨和施政措施。而在社团政治中，它们自己代表自己，更直接地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清末以来中国政治史中的社团政治（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职业代表制），将职业团体批判议会政治、追求各界聯合以聚集民意视为观察近代中国追求民主道路的一条线索。

剖析问题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与视野。首先，柳著试图超越单一化与二元对立化取向，将国家与社会、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国际条件与国内条件、政党与社会团体的相互作用这四组关系作为分析职业代表制的线索，既涉及每组内两两关系，又涉及四组相互关系。社会团体得到官方的认可获得合法性身份，在民族主义危机下提出了民主主义制度的诉求，经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演变与发展，革命政党与社会团体竞争、合作以追求国家独立和民主自由。其间职业团体通过集会、示威和各种代表会议达到集中民意的效果，并且对职业团体的自律性提出要求。作者条分缕析中始终贯穿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个惯例是怎样形成、又如何正当化的，它到底对近代中国法制产生了何种影响？

其次，融合社会史和政治史视角来审视各界联合为建立民意机关所做的努力，超越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局限，以合群救国论的立场来看待一党制政党和多元化职业团体的合作。人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统一体，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这样社会与政治环境复杂交织的场景中，任何中国人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家安危和民族前途之外。政治事件常常在民众的生活中激起涟漪或者掀起波涛，社会运动也会以多样的方式影响政治局势的演进和未来走向，甚至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界限胶着难分。以五四运动为例，它包含着学界、工商界、政界等多个领域的参与，其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于政权运行和政局的深刻影响，既超越了政治运动的范围也突破了社会运动的局限。它是关于民族的，也是关于民主的；是针对国内政府的，又是针对国际局势的；是社会情感的迸发，又是国族意识的觉醒。

多数情况下社会制度的演进循序递进，呈现为一个量变中缓慢累积的过程；细枝末节之变不易为人察觉，直到能量蓄势勃发时才会形成震撼世人的历史转变。而这一历史节点的发现至关重要，它是历史事变孕育的情势和事变最终结局的必然性链条中的转换钮结。柳著突出了这一历史节点。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国民党一跃而为合法执政党。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从“友好合作”到逆转为“清党”武装镇压，对各社会政团和职业团体实施强行改造等，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的合作、民意的表达和社会团体的独立性和自律性。从而，政权建构的社会基础及其社会认同必然遭致毁损。在这种视角和理念下，柳著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提出许多颇有新意的识见。在国民会议召集到底是由谁提出的学术争论上，作者认为“不是任何一方开创的，而是两党接受了第一期国民会议运动中形成的各界舆论与民意集结惯例的结果”。②③[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8～109、9、12页。跳出党派之争与情感立场，在比勘史料和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柳著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此外，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如各界联合与国民会议如何关联，职业联合与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联合与职业团体联合的不同之处，国民党基于何种考虑接纳职业代表制、改动孙中山的建国纲领等），柳著都有自己的新发现。

四、值得反思之处和新的期待

以职业代表制的新视角对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展开研究，柳著的学术贡献自不待言。但认真考究的话，柳著中不免也稍有缺憾，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如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前后存在差异：一方面认为“在市民社会中需要被‘代表的不是地理区域，而是职能（和职业相比，这个概念更具有扩张性，如青年、学生等，虽然不是职业，但担当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性的单位。”②另一方面又以“在没有宪法与民意机关的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讨论市民社会论的实践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③为总结论断；且认为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社会团体之间复杂的关系远非市民社会论二分法（市民社会二分法论持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力量此消彼长观点）所能涵盖。黑格尔之前的洛克、孟德斯鸠以及亚当·斯密都察觉到市场经济下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和分离趋势，很长时间内市民社会观念的一个体现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状，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以往国家和社会二分法论下对人类生存活动有意识的割裂。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学界争议既久至今未有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具体研究中概念界定的困惑和矛盾，可见概念界定难度虽大，但着实必要而迫切，仍旧需要学者多方讨论。

政治史研究需要涉及对各方政治力量与政治地位的认知，柳著对社会团体政治地位的权衡尚显薄弱和朦胧，些许具体性层面尚未被考虑，将来的研究中若能得到关注，研究或许可更完善。比如社会团体的政治地位如何？实体力量如何？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前后，职业团体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势力呈现出怎样的力量对比？政治势力的大小影响政治地位的高低，影响政治发言权，这直接决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与政党抗衡；政治势力的保障应该是经济实力的支撑与武装力量的捍卫。就社团而言，其在国家的允许和保护下可以看成促进民意的机关运动，若其得不到允许和保护又能否促成民意的表达？如果可以，将以何种方式表达？其表达力度又是怎样？合作，社会团体自律性问题凸显；不合作则遭到改造、排挤甚至武装镇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揭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社会团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endprint

历史研究中通常以特定年代作为界标，借以清晰地把握研究对象演进的历时性特征，并从中概括和揭示出它的共时性特质。作者特别关注1923年和1928年作为职业代表制发展历史上的两个年份，“实现职业代表制的条件从国民党党治体制确立的1928年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本书以1928年为界，分成第一部与第二部分来论述。”②[韩]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327页。继而还提及“作为代议活动主体——职业团体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尤为重要，把这点考虑进去之后就会发现近代中国对民意机关的探索过程可以以1923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②固然两个时间点都有重要含义，既然政党和职业团体的关系不得不考虑，而1928年党国体制确立之际国民党右派勢力“清党”和对职业团体的改造、分化对职业代表制的影响似乎从属于职业团体与政党关系的，这样一来以1923年为界似乎更加符合五种关系统筹的考量。显然，在对“以1928年为界将全书分为两部分”和“以1923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的论证上，作者的立意和表述并不十分清晰，至少给读者的理解形成了一定障碍。

最后，柳著对职业代表制的考察（尤其是1928年后）重点突出了国民党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而对中国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却相对简略化。柳著在研究国民会议召集理论的形成与分歧时，以国民党与社会团体为关注的双方，一定程度上展现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状况。固然很长时间内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而存在，可中国共产党作为冉冉升起的一股政治力量同样是不可忽略的——无论是其积极寻求与社会团体力量的争取、合作，还是与国民党的合作、斗争、妥协。共产党在倡导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完善职业代表制的理论和实践上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不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可能在其大力推动下顺利召开。显然，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共产党对职业代表制理论的历史继承、前后探索、努力和挫折的探讨，进一步关注共产党与社会团体、国民党之间在政治民主化道路各种复杂关系。

综观全书突破甚多，以职业代表制为点带动起近代中国民主进程这个宏大的局面，将史学历时性的一面展现出来；从研究对象的选取到相关领域的延伸，从研究视角的多元、统筹到研究层次的细致、深入，无不体现出著者在恪守历史真实原则上的学理考量。其贡献不仅在于首次对职业代表制进行系统考察，还在于超越以往民国政治史研究视角的局限，探究了近代中国民主化探索的初始开拓、习惯性继承与逐渐稳定的历史进程。

这一研究对于学术研究的取向和深入开拓有着更远一层的启示。某种意义上说，近代职业以及由职业而生成的社会力量的兴废变动，完全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伴随着近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性变革，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大致发生了五次革命：现代科学诞生（含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气机与机械革命、电力与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目前，第五次科技革命已接近尾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见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引言》，《科学与现代化》2017年第1期。也是新旧职业的更替代谢和由此形成的新旧职业力量的兴衰起落的历史进程。在百年来的社会巨变中，职业变迁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它蕴含着极为厚重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制度-道路的多层内容和意义。聚焦于职业团体及其社会力量的学术研究，显然不仅仅是学者个人兴趣的追求所致，它和合着时代脉动的节律不期而然地表达了史学研究追求中的时代取向。我们相信，基于职业代表制的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会有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