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林毅夫构建的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体现了从比较优势到产业政策再到有为政府较为严谨的逻辑体系，在实践上则基于对世界各国实践和案例的系统总结而提炼出了GIFF框架，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方式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尽管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的学说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如不同时空下有为政府的角色如何？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等等。尤其是，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往往具有特异性，这就限制了GIFF框架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应用性。很大程度上，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应用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极有助益的方法论启示，而不是提供一个普遍的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原则。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新结构经济学 比较优势 方法论 林毅夫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28-11

一、前言

林毅夫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遭到了不少经济学人的否定和批判，他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否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至于反对产业政策的原因，林毅夫从经验事实角度归咎为两大重要因素：（1）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产业政策，但经济发展绩效很差；（2）在成功的国家中也有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同时，除了上述两大原因之外，也与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存在着理论逻辑上的缺陷以及面临着理论应用上的挑战有关，这使得很多经济学人都对它的现实可操作性或应用价值提出疑义。确实，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上并不具有直接可操作性，但能否由此否定它对产业政策制定的引导和启迪意义呢？面对产业政策的诘难，林毅夫坚定地表示，“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是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成功跟失败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为什么大部分的产业政策失败，从政府研究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找出一些可以依据的准则，让政府在做产业政策的时候，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①进一步地，新结构经济学以及GIFF框架的真正价值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有鉴于此，本文集中就林毅夫制定GIFF框架的内在逻辑以及依旧存在的应用问题作一深层的逻辑透视，进而集中剖析这一分析框架对应用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二、如何确定目标产业：林毅夫的GIFF框架

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中，张维迎强烈否定由政府规划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转而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而将经济增长动力归功于企业家精神。在这里，张维迎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从两方面来阐述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1）通过发现市场的不均衡来套利，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2）通过创新打破原来均衡，推动生产可行性边界的外溢。张维迎尤其强调，两个方面都依赖一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朱富强：《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这意味着，政府应该处于经济活动之外。但是，林毅夫通过大量的历史经验观察却指出，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不试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同时，林毅夫还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起飞所能运用的资源非常有限，这就要求政府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进行甄别，通过产业政策来集中有限资源以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按照林毅夫所说，他和张维迎都主张回归到斯密来讨论政府的作用，但两人回到斯密的维度或视角却存在不同。其中，张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观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林毅夫则主张回归到斯密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進行研究的方法，并以此方法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林毅夫所持的理由是：（1）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的流行观点并没有完整而全面地总结斯密思想，因为斯密还强调政府的责任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因为这类事务可以给社会带来很大利益，而个人或少数人所得利润却不能偿其所费；（2）斯密思想也具有时代局限性，因为斯密思想源自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从而需要引入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试图从斯密或其他经济大师的以往著作中寻求直接答案往往只能是缘木求鱼。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http：//business.sohu.com/20160925/n469141074.shtml.

事实上，按照斯密的研究思路，财富创造根本上要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着手。相应地，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遵循的两个基本途径：（1）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2）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进而林毅夫强调，这两者的实现都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其中，有效市场的功能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从而为整个经济发展创造出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有为政府的功能则在于：（1）为风险-收益不对称的早期创新提供支持，或者为早期创新者在创新过程中的外溢信息提供补偿，从而鼓励企业家勇于承担创新的风险；（2）提供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这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必须但又不是单个企业能够独立提供的。

问题在于，如何在“有效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其实，历史实践所表明的，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但真正取得明显成效的并不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还导向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有鉴于此，林毅夫主张要进行三层次的研究：（1）为何需要产业政策？（2）产业政策为何会成功或失败？（3）遵循何种原则才能使得产业政策的成功机会提高和失败概率降低？endprint

针对第一点，林毅夫指出需要产业政策的两大直接原因：（1）不同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同的，而一国在特定时期受资源限制而不能同时促进所有产业的均衡发展，因而必然会将有效的资源用于对经济持续发展作用最大的产业；（2）新型产业的发展往往面临着外部性带来的搭便车行为，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也具有公共品性质，因而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仅需要企业家的个人努力，而且也需要政府来解决需要企业家群体协调才能解决的问题。针对第二点，林毅夫认为，除了执行能力存在不足外，更重要是产业政策本身存在方向性错误：政府基于赶超目的而支持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致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相应地，林毅夫强调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扶持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是指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有优势，但同时又因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没有竞争力。因此，有为政府需要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从而使这种潜在比较优势转换为现实竞争优势。

第三点是确保有为政府做正确事的关键，林毅夫倡导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相结合的政府行为，并提出一个指导产业政策制定的两步六法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GIFF）。其中，两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又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步，林毅夫在此提出了“增长甄别”六个步骤。林毅夫和塞莱斯汀·孟加：《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197页。

可见，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框架具有整体性，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整体上审视和把握其产业发展的方向，有助于各国政府更好地认识其在不同产业中的角色和功能，也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探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机制和途径。当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主张也遭受不少经济学人的质疑。例如，各国的产业发展因其独特国境以及国际环境的多变并不存在一个稳定轨迹，又如何存在确定产业政策的一般程序和方法？政府作为一个官僚机构本身就存在信息不足、反应迟钝以及权力寻租等问题，又如何保证它可以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并有效地贯彻它？不可否认，很多诘难和争论都从不同角度或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以及GIFF框架所存在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能否由此否定它的总体价值呢？显然不能，这充分体现在众多经济学大家的赞同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表达出的高度兴趣。

三、何以需要有为政府：经济转型的角色审视

基于GIFF框架，林毅夫倡导积极有为政府说。事实上，“二战”后持续25年以上以7%以上年增长率发展的13个经济体具有这样5个共同特征：（1）开放经济；（2）宏观环境稳定；（3）持续高投资；（4）有效的市场；（5）积极有为的政府。《产业政策思辨会——林毅夫对张维迎》，http：//www.yicai.com/news/5155368.html.这些特征也可得到理论支持：（1）就开放经济而言，这是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所反映的，只有在开放系统中才能由无序产生有序的自组织现象，才能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2）就宏观环境稳定而言，这是预期理论所要求的，只有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对市场行为做出预测并采取合理行动，才可以制定行动计划；（3）就高投资而言，这是经济发展投资推动论指出的，只有持续的资本积累和投资才能促进劳动分工和产业分工的深化，才能促进技术改造和生产率提升；（4）就有效市场而言，这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决定的，只有在有效市场引导的下市场主体才得以采取合理的行为方式，才会有合理的市场竞争；（5）就有为政府而言，这是市场失灵的存在所要求的，只有在有为政府承担起应尽职能才能保障一个有效的市场，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强调，新结构经济学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它“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序言第8～9页。显然，这个框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有为政府在不同时空下的功能和角色。同时，正如林毅夫指出有为政府在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能不同一样，有为政府在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但不管如何，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为了更好地论证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里以经济转型为例作一剖析，这也是林毅夫重点阐述的。

1.“休克疗法”造成的困境

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和拉美诸国的进口替代战略相继陷入困境，这促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接着，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以及拉美诸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其结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者在这些国家着手推行一整套的经济改造政策，这就是Williamson后来提炼为“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然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转型指标却显示，前苏东国家很多实际上陷入了“卡住于转型”（stuck in transition）：一方面，价格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以及贸易外汇市场的开放等大多数目标已在20世纪90年代末完成；另一方面，治理、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却明显放缓，大大低于其他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标准。④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同时，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激进改革的国家，无论是原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拉美诸国似乎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是经历了长期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迄今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与保留强政府作用并采用渐进改革的中国更是不可相提并论。endprint

至于东欧转型国家中经济表现不错的匈牙利、波兰等国，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政策。事实上，匈牙利很早就开始实行渐进的市场化改革了，这包括1956年开始以合同交售制取代集体农庄实行多年的强制性交售制，1964年开始由利别尔曼主导的利用市场信息指导企业决策的改革，以及1979年、1980年和1992年进行的一系列价格改革。[美]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李铁海、金彩红和田国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57～163页。同样，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全方位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被私有化。科勒德克就强调，“尤其不能把一些成功的现象（包括表现最突出的波兰）与所谓的‘休克疗法联系起来。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休克而去疗法的所谓‘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换句话说，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波兰]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那么，两种改革路向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大反差呢？林毅夫的看法是，“任何给定时间内的最优产业结构都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的，一个试图取得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国家必须首先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但是，“华盛顿共识改革（却）未能认识到转型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由于所在的产业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他们的生存有赖于来自于政府各种干预和扭曲手段所形成的保护和补贴。”④进而，林毅夫指出，为了提升微观企业的自生能力，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就应该采用增量和双轨的方式以避免经济的剧烈震荡。究其原因，即使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随着政府保护和补贴的取消而破产了，但只要这些企业的破产是逐步的，并在此过程中另一轨道上更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企业的不断产生和成长，那么，这些企业破产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也是有限的和可控的。相反，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激进改革希望通过理顺经济转型国家的宏观环境，从而促使基于比较优势的新企业或产业的兴起；但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就会迅速倒闭和解体，在此过程中也必然会造成阵痛。

问题是，上述逻辑尽管很好地解释了激进改革为何带来阵痛，却没有进一步解释现实结果为何不仅是阵痛，而是长期剧痛。如，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为何迄今大多还没有走出衰退的漩涡？事实上，休克疗法推行者如萨克斯等人也都清楚地预料到激进改革将带来强有力的冲击，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巨大震荡；但同时又认为，激进转型国家在经受一段时间的阵痛后就会开启经济起飞之路，从而会出现一条“J曲线的增长路径”。当然，实现增长反弹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在不同国家并不相同，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不过，休克疗法推行者早期大多乐观地认为，这个转型过程会很短，甚至在下六个月或一年内就会出现增长，尤其是随着宏观设施改革的到位，实行激进改革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很快就会超过实行渐进改革的国家。更为乐观者甚至认为，短暂的阵痛也不是剧烈的，因为“最初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蓬勃发展，这些产业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所带来的利益可能超过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带来的损失。因此，经济可以在实施休克疗法后很快实现充满活力的增长，最多也只有最初的一小部分损失。”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然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显然完全不同于休克療法倡导者的预期。

面对激进式改革造成的严峻现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经济转型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激进式改革最终还是会赶上渐进式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日趋悲观，根本不敢确定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何时能够走出泥潭，并转而承认渐进改革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从而出现了大量阐述渐进改革机理的文章和著作。这就带来了问题：激进改革带来的负效应为何不止步于短暂的阵痛，反而将整体经济引向了越陷越深的泥潭呢？究其原因，根本上就在于休克疗法下的政府缺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扭曲性市场结构。

2.有“休克”无“疗法”的原因

休克疗法带来的严重衰退为什么没有转化成未来反弹性经济增长的潜能呢？按照K·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休克疗法想当然地以为市场经济是脱离社会关系而自律的，乃至抛弃了来自政府的保护而变得不受控制，进而造成了灾难。为理解这一点，这里从有为政府缺位、市场结构扭曲以及制度的不配套三方面加以剖析。

首先，就有为政府的缺失而言。企业自发地从毁灭中重新创立、崛起和壮大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包括技术获取、熟练劳动、管理者能力、市场开拓以及治理机制等都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走上正轨；市场规则根本上也不是由法律外加的，包括企业文化、成员间关系、企业间的信息交流、隐性契约等都是在无数次互动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尤其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互动还衍生出一系列的外部性，企业之间的合作分工则需要一整套的基础设施，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完成的。但是，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却将这些东西都推给市场或企业个体，似乎只要宏观经济环境理顺了，就自然会衍生出有效市场，进而会激发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从而很快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殊不知，有效市场根本不仅依赖于少数显性的正式规则或法律制度，更依赖于大量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包括市场伦理等。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更不要说，它们可以并且也确实是依靠政府力量开拓当时还是处女地的海外市场。与此不同，当前经济转型国家已经不再面临着一个不断能够扩大的国际市场，即使国内市场也在没有保护下已经迅速被跨国公司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要能够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壮大，显然就需要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endprint

其次，就转型后的市场结构而言。无论是原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拉美诸国，这些国家原来都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工业基础，尤其是能源和原料等已经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只是没有市场化运行的意识和经验，从而在激进的改革下因为不适应新形势而很快倒闭。但是，这些工业基础、生产能力、能源原料以及资本等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大量原企业的破产而迅速集中在一起；在没有政府或法律的有效制约下，它们往往为少数人所占据而形成金融寡头和工商业巨头。正因如此，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而是寡头垄断，市场体制的“恶”得到充分的逞现。要知道，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起飞的早期几乎全是小规模的企业，而在企业规模壮大后又开始受到各种法规的限制；这样，欧美企业间就可以展开相当充分的自由竞争，从而可以实现经济标准上的优胜劣汰。与此不同，休克疗法下的市场结构却是垄断的，资源集中度甚至比原有的国有企业还要高。同时，由于其他企业的纷纷倒闭以及宏观经济的全面衰退，国家对这些大型私人垄断企业的依赖性反而更强，乃至会采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措施去保护和扶持它们。所以，林毅夫说，“即使将企业私有化了，软预算约束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因为私人所有者有更大的动机去游说补贴和保护，对无自生能力企业的补贴甚至可能会增加。”林毅夫：《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50&page=ContentPage&contentid=475.更不要说，这些私人垄断者与政府之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因为他们很多都曾是位居要职的党政精英，正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瓜分了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原材料等国家最有价值的财产而成为富有的企业家、银行家、商人乃至寡头政治家。这也意味着，如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有为政府的缺位，往往也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有效市场。

最后，就制度的不配套而言。任何改革都应该关注制度间的相容和配套问题，而宏观制度的“三化”改革与微观企业的治理机制之间并不配套。究其原因，尽管宏观经济制度在强有力的国家作用下做了变更，但微观企业制度的改革却没有这样的强力推动；尤其是，微观组织的制度和治理本身就人性、心理意识、文化传统、社会关系和其他众多非正式制度，而这些非正式制度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和保守性。这样，当宏观经济制度改革先行而微观组织改革滞后，就会出现制度脱序，这是激进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其实，激进的“休克疗法”主张实行快速的私有化政策，但根本上，资源有效配置以及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不在私有化速度，而在于是否具有竞争性政策及法人治理结构；否则，私有化所带来就只是逐利者和扭曲的资本主义，却产生不了真正的企业家。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行了70年，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只实行了20多年；因此，苏联只能使用休克疗法，而中国则可以更好地推行渐进式改革。这显然与上面分析存在不一致：任何有效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形成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之间的相容，而宏观制度改革凭借政府的强力推动往往比微观制度要容易得多，这就可能出现脱节；而且，旧制度被推行的时间越长，由此衍生出的各种共生就越是盘根错节，甚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激进式改革带来的制度脱节也越严重。进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林毅夫的论点：“计划经济推行的历史越长，扭曲越深，越需要的是一种渐进的改革，而非休克疗法的改革。这就像病人病得越沉，身体越虚弱，越需要温和渐进的方法来治疗，而不是休克疗法。”林毅夫：《我对张维迎的17个回应》，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2/15003591_0.shtml.很大程度上，苏联之所以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主要原因在于：（1）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不得法；（2）经济改革已经为政治运动所取代。

总之，无论是在产业发展还是经济转型中都需要有为政府的积极参与，否则就难以实现产业顺利升级，更难以形成一个有效市场，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针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后的情形，科勒德克就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转轨期的衰退程度会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会如此之长？是人们当初所抱的期望过于乐观，还是所实施的战略和政策有错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产出下降时间持续达8年之久，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一半以上？甚至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更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采用合适的发展战略来恢复生产并保持高增长？”进而可以思考，“当初是否可能恢复更早、增长更快一些呢？”“刚走出转轨衰退谷底的那些国家还有机会取得显著的进步吗？”科勒德克的回答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政策的设计。高质量的增长必定基于高质量的战略和政策之上”，一般地，“健全的发展战略，加上国家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经济成功处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波兰]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导言第5～6页。进而，科勒德克还得出结论说，“任何改革成功必须至少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社会必须有改革的一员并愿意承担因此带来的损失。第二，政治当局必须有将改革推向前进的坚定承诺和决定。第三，必须有为新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所必要的知识准备。第四，改革必须有必不可少的资源以支持所进行的变革。”[波兰]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7页。很大程度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构建的GIFF框架正是为制定合理产业政策和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提供这种的知识储备，而新结构经济学对有为政府的倡导也是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当然，不同国家在具体实践中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林毅夫倡导的GIFF框架，与其说它为不同环境下的具体实践确立了一个普遍的指导规则，甚至为政府工作制定出了详尽内容，不如说它倡导了一种理念或思路，由此来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共生性。因此，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需要结合具体条件来探索有为政府的功能。譬如，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两种情境中，市场失灵的类型、范围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针对市场缺陷和失灵而言，有为政府在功能承担和具体行为上也应有明显不同。一般地，在产业升级中，有为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在于信息传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供创业资金等方面；在经济转型中，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则更广泛地包括价格信号建设、市场机制培育以及资源再配置等方面。同时，在分析不同国家的转型路径选择时，往往也要考虑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显然，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西欧发达国家在文化上具有较强的相通性，如都属于基督教文化，都崇尚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也更容易接受“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政策主张，进而接受激进的休克疗法。相反，东亚以及中国社会都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具有強烈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这与崇尚个人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完全否弃政府作用的“华盛顿共识”本身就会引起质疑，在改革中也更倾向于推行渐进方式。endprint

四、GIFF框架有何意义：应用政策研究的方法

林毅夫的GIFF框架指出，有为政府要对特定目标产业进行选择，并提供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研发资金的支持。主要有两大原因：（1）任何国家的财政资源和执行力都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尤其是如此；（2）不同行业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政府必然对这些有限资源进行恰当配置，从而需要对优先发展的产业进行选择。既然如此，如何确定产业目标呢？在林毅夫提出的六大方法中，最为关键的是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

然而，尽管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GIFF框架在理论上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却会遇到很大的现实可行性问题：一国的比较优势本身就是动态演变的，甚至与产业政策所推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密切相关，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究竟该如何认识和把握它的比较优势呢？正是基于动态角度，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最优产业结构，因为“最优”本身只是一个静态概念。既然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是连续的，而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又是间断性的，那么，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间距。进而，这就带来了问题：差距多大才能说两者是相适应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是领先还是滞后于比较优势的变动？这些都是产业政策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也是很多学者的质疑之处。从社会发展看，我们不是寻找一个最优产业结构而是一个最适结构，这种最适结构是要体现本国比较优势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从长期看是最优的。由此，我们就要重新审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GIFF框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笔者看来，我们与其强调它直接可操作的应用价值，毋宁更应该关注它潜含的应用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各种争论往往停留在前一面，而后一方面被严重忽视了。

我们又如何理解林毅夫的GIFF框架中所嵌入的方法论呢？在目标产业的选择中，林毅夫运用社会实践中的辩证思维，对现实问题解决首先要抓重点，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譬如，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往往由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以及经济规模等多因素决定，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最快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以及企业的自生能力？显然，这根本上就要看受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封闭环境中的要素扭曲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不彰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致力于对要素禀赋结构的理顺。再如，一国有限资源如何使用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投入到合理的产业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呢？进而，在众多的现代产业中，一国究竟应该如何选择目标产业。显然，这种思维方法根本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基于抽象逻辑的推理和局部数据的计量：以形式逻辑推理来获得普遍性结论往往会导致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以局部数据分析来给出一般性断言则潜含了明显的工具主义谬误。其实，田国强反对GIFF框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分析逻辑缺乏严谨性，乃至犯了结论扩大化的错误。至于逻辑不严谨的根本体现，田国强归咎于林毅夫论断使用了横向比较：以他国经验来做对比，从而就忽略了各国初始敏感性条件差异带来的不同。相反，田国强认为，更合理的方法是通过控制实验法来剖析引起成败的差异因素，由此来突出和强调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田国强：《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第一财经》2016年11月22日。但田国强主张的分析方法依然存在严重问题：（1）任何实验都无法控制所有的现实因素，尤其那些重要但无法量化的因素；（2）以过去来预测未来。以过去趋势来预测和评价未来进而指导社会实践，依然会犯工具主义的错误。

有鉴于此，需要对流行的计量实证工具在经济政策严重中的应用作一审视，基于计量的回归分析仅仅反映了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经济现象往往由各种复杂因素千丝万缕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任何社会经济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不是孤立的，都必须考虑其他相关的问题。我们又如何基于局部的计量分析而给出现实的政策主张呢？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及兴趣偏好的学者从各自所选择的数据而展开有关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有的强调政治体制，有的强调法律条文；有的强调教育水平，有的强调资本投资；有的强调对外贸易，有的强调进口替代；有的强调低生育率，有的强调人口红利；有的强调地理因素，有的强调社会文化；有的强调官员流动，有的强调民主选举，等等。结果，每位学者都会宣称，自己所关注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而政府就应该增加这方面的资源投入。问题是，国家可动用的经济发展资金就那么多，究竟该投给谁呢？显然，局部的计量分析根本就没有也无法对所有这些因素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个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又如何。因此，面对诸多的计量研究报告，有关决策部门依然是束手无策，这导致绝大部分研究报告都被束之高阁。

面对这种困境，必须基于整体和宏观的高度来把握，要考虑不同时空下的具体情况而不能简单地依凭极具片面性的单一理论。一般地，如果说纯理论强调的是基于特定假设的推理逻辑，那么，应用经济学就是致力问题解决的管理艺术。这有两个层次：（1）有待解决的目标确定，行动者往往只能从知识中获得手段，而目标所依靠的主要不是他的知识而是他的意志，这是韦伯很早就指出的；（2）目标解决的措施运用，根据目标的具体特性而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这是管理实践的关键特征。相应地，应用政策研究就对决策者提出了两大基本要求：（1）要有广博的理论知识，从而丰富政策决定时的对策选择集；（2）要对具体问题有清晰认知，从而合理地从对策选择集中选择相应对策。当然，在实践中，如何解决问题也依赖高超的处理艺术，这往往与个人的禀赋有关，这包括敏锐的观察力和天才的处理力，尽管敏锐的直觉往往也与长期的思辨训练以及知识素养有关。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三个分支，将应用政策经济学视为独立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艺术”，主要将从实证经济学中获得的认识与规范经济学决定的目标联系起来。一般地，应用政策经济学与理论是否适用有关，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无直接关系；相应地，应用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关注时事的发展，把握经济活动的动向，而不是追求理論逻辑上的不断完善。正因如此，应用经济学家提出的学说，尽管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但在理论逻辑上却很可能缺乏严谨性。endprint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它所遭受的质疑。首先，林毅夫力图构建“知成一体”的整套学说体系，这显然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成”体现出强烈的应用性，这需要根据经验和统计数据来抓主要矛盾，进而呈现出“艺术”特性；另一方面，“知”则体现了理论认知，这就需要全面考察各种因素以及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机理，进而满足“科学”特性。进而，理论层面的“知”与实践层面的“成”往往也会存在脱节，因为“成”往往依赖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不同的决策者和施行者往往会将同一政策导向不同结果。因此，基于“成”的考虑，往往就会选择地发展“知”；而为了逻辑化“知”，往往又会影响“成”。这样，“知”和“成”之间就可能出现逻辑断层。譬如，一国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提升国际竞争优势，而规模经济和技术在当前国际竞争中是两大关键性要素，但林毅夫为了构建一般理论却有意将这两者舍像掉了。其实，林毅夫也承认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升级上忽视了技术学习和规模经济，但认为这是“有意为之”。其理由是：任何一个新理论为能够突出理论贡献，通常都需要把其他理论强调的观点舍像掉；新结构经济学为了突出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从而把技术当作外生给定并可免费获得。同时，林毅夫还以其他理论来为之辩护，如克鲁格曼在提出专业分工、规模经济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时，把要素禀赋的差异舍像掉；赫克塞-奥林在提出要素禀赋结构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时，把李嘉图强调的各国技术差异舍像掉。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知”的纯粹理论，仅仅基于某一维度或特定因素进行分析是没问题的，因为它主要是给研究者或实践者以启发，提醒实践中要关注他们的发现，而不是要求直接依据该理论去实践；但是，如果要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那么必须要将更全面的因素纳入进来考虑。相反，如果与其他理论一样，都只是一种具有明显片面的理论，都仅仅反映一种特定维度的看法；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性也必然会遭到很大质疑，这也是目前经济学界质疑林毅夫理论的重要方面。

其次，作为一整套学说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像任何理论一样也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进而在应用到实践时必须重新再次考察具体的环境，从而也就缺乏直接应用性。譬如，针对GIFF框架，张维迎说他按照林毅夫“增长甄别法”中第一步所开列的标准列出了不同年份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一倍或两倍的国家名单，却根本找不到值得中国模仿的国家。进一步地，如果考虑“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这一条件，那么，找到完全满足条件的国家更是微乎其微。按照林毅夫本人给出的数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而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地，如果扣除石油因素，似乎就只有以色列、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了。很大程度上，林毅夫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建议也正是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中国并不相同，地域规模、综合国力以及人口数量等更是相差很大，甚至在人均收入上也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发展路径上也必然有所不同。有鉴于此，张维迎就认为，林毅夫的“六步骤增长甄别法”存在一个重要谬误：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在笔者看来，林毅夫“增长甄别法”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小国的适应，因为小国的经济结构更为单一，而且也容易找到值得效仿的类似国家。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大面积、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说，根本上是无法找到在诸多因素上都相类的并值得仿效的国家；同时，大国内部各地差别也非常之大，每个地区都可能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而无法以一国的整体比较优势来确定统一的产业政策。

为了印证产业政策的不可行，张维迎还举例说，在电风扇很火的20世纪80年代，机电部咨询大量专家进行政策论证我国未来电风扇的生产能力应该在1000万台，但在他们整个报告出来时电风扇实际产量已是预测的两倍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了5000万台；以致林毅夫当年买了四扇电风扇，却最后没用上，因为很快就出现了空调。《产业政策思辨会——林毅夫对张维迎》，http：//www.yicai.com/news/5155368.html.这个例子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在预测上所运用的方法和工具存在严重问题：流行的计量实证在预测上是不可信的。其原因在于：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往往建立在历史性的数据基础之上，却忽视了任何社会经济现象由众多极易变动的因素所合成，基于现状或过去的变化大势来预测未来发展就遇到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性分析将各种数据平均化而只能关注那些同质的数量间关系，却忽视了无法观察到或者无法量化的结构、机制和力量等特异性因素，将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和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就产生了工具主义悖论。朱富强：《打破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迷思》，《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关于这一点，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就此而言，在产业政策时，使用何种方法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前各地政府做产业规划的流行做法是：通过课题立项方式委托给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人员并主要是经济学者进行方向性和可行性研究。但是，这些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采用的流行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其实，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主要是针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发展中国家所瞄准的是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但国内还有很大差距的产业，它所要做的就是要考察这些产业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有什么条件是国内还不满足的，从而致力于通过产业政策来提供这些条件。显然，在整个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所运用的与其说是严格的计量分析方法，不如说更主要是历史制度比较分析法。

可见，面对林毅夫的GIFF框架，我们需要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它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很大程度上，它为各国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所提供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这样的启发：如果存在满足上述标准的效仿对象，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对其所依赖的条件详加研究，进而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加以满足；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到处适用而可以机械搬用的现成原理或规则，尤其不等于可以进行数量规划的产业计划。从这个角度看，张维迎将林毅夫的六步“增长甄别法”机械化了，没有关注它带来的启发意义，而极力反驳在不变通情况下的应用可能性。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也跟林毅夫对其学说应用性的宣传有关。熊彼特当年曾评论萨伊定律时说，“像所有时代的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他（萨伊）更加急于实际利用这个命题，而没有用心地表述它。”[奥]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楊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8页。在很大程度上，这也适用于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及其GIFF的评述，这个理论正如林毅夫所承认的还有待继续修正和完善。endprint

五、尾论：重审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从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案例中提炼出了一个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规划的GIFF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不同于传统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不过，这个分析框架还很不完善，甚至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如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具有特异性、保障有为政府的制度缺位、产业政策对企业家精神的现实挤出，等等。张曙光甚至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分析上存在应然和实然、实证和规范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林毅夫在论述有为政府的作用时，是作为应然问题讨论的，并采取了规范分析法；另一方面，在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经验总结时，是作为一个实然问题来讨论，并采取实证分析法。张曙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当然，对一个产业政策和制度变迁来说，规范分析和实然分析可以且应该是统一的，应然和实然都应该纳入统一的“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框架中。究其原因，经济学不是在探究一个不变的自然规律，而是致力于揭示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存在何种问题；为此，经济学研究不应局限在“是什么”上，而应深入探究“应该是什么”。显然，“实然”主要体现为对事物现状的分析，“应然”则体现为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范式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更全面的研究路线。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事实上，林毅夫就主张回归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标题中关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方法，要先了解问题或现象的本质，进而探究其原因，最后才能开出药方，而不能不问问题的本质，不弄清问题的原因，而直接拿一个流行药方去治百病。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更有力量》，《财经》2017年3月20日。因此，笔者认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主要不在同时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分析，而在于一些逻辑认知和现实考虑还有待深化和细化；究其原因，为了建立一个不同于流行经济学的新学说，新结构经济学刻意地撇开了一些现实因素（如技术、规模经济）的考虑。本文最后再以经济增长为例对GIFF框架还存在的不足作一理性审视。

一般地，对经济增长的探究大体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斯密理论，并且可以基于两大基本维度展开。（1）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劳动投入，因为劳动投入本身依赖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套投入。同时，如果劳动等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一国也就实现了充分就业，推延到国际市场中也就意味着比较优势原则得到充分应用。（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因为在技术给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同时，劳动分工的深化导致产业链的延长和生产迂回度的提高，那么，这又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所积累的资本又主要源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交换价值。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林毅夫就此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原则：（1）要快速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实现各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2）要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最快速度地实现资本积累；（3）要最快速度地实现资本积累，就需要在国际贸易获得最大交换价值剩余；（4）要在国际贸易获得最大交换价值剩余，就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产业选择或产品生产。这样，林毅夫将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以及产业选择和升级都视为内生性的。问题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以及产业选择和升级是否一定是内生性的？譬如，资本积累是否一定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生产率提高？事实上，斯密意义上基于劳动分工的“干中学”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仅仅使用当时手工作坊时代，相反，现代社会的生产率提高更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有专门一批人员从事知识的生产和创造，这也是林毅夫所强调的现代发明主要来自于实验室而不是生产现场。相应地，如果资本积累不足，是否一定没有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也涉及到社会劳动的配置：有多少资源配置在知识创造部门？尽管这种配置涉及到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同时，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资源配置结构也会影响当前或未来的生产力和社会福利水平：当大量的资源配置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就意味着以牺牲当前福利水平的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未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当然，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这并不否认它在发展中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时的启迪意义，而且后者是更主要的。尤其是，对笔者这样的理论研究者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更重要的意义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上。流行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是采用计量方法，但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鲁斯特（J.Rust）最近却对计量经济学的过度数学化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并结合自己30余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指出大量计量经济学论文都毫无用处，因为这些研究关注点不在重要的经济问题而在于对最新方法的应用，而这些新方法与人们在经验研究中真正面临的挑战无关。John Rust.， “Mostly Useless Econometrics？ Assess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Econometric Theory，”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Accounting， no.10， 2016， pp.125～203.在當前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最为基本的理论问题都不甚了了，就开始基于计量工具做各种应用政策研究，热衷于使用一些最新开发的计量工具对一个个孤立现象进行“研究”。试问：这种研究真的能够提高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吗？真的能够解决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吗？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试图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社会的主要问题，从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也显得更为现实可行；即使存在细度上的不足，也可以提供某种方向性的借鉴。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争议，根本上在于它的理论基础乃至分析思维都存在严重问题，这包括在看待社会现象的社会观和哲学思维、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路线、认识和改造现实问题所设定的参照标准方面都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同时，不同经济学人又固执地信守他所接受的视为和观点，从而在论争中就会各说自话，各自在管中窥象，也就难以有真正的收获。正因如此，笔者长期致力于理论基础乃至分析思维的思考，尤其致力于对各流派思维和知识的契合，试图对真实世界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