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思 琦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州　350007)

1　问题提出

在国内，研究者主要将重心放在情绪智力理论及其结构的构建上[1]。情绪智力与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甚少，更未见有情绪智力与学习行为的相关综述。然而学习行为问题的出现，必然使得学生伴随一定的焦虑和痛苦情绪，在这其中，主要负责调控情绪的情绪智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最近在学生的学习行为问题中，“学业拖延”这一行为跃然成为“心腹大患”之一：计划做完就放一边、考前抱佛脚、熬夜赶作业……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朋友圈、QQ空间等社交软件发文吐槽自己患有“拖延症”，并因此“心力交瘁”……故而，准确把握拖延行为与情绪智力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并思考以下问题：有学业拖延行为的学生在情绪智力上究竟是倾向采用何种情绪调节方式，这与拖延行为的产生又有多大程度上的联系？对该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找出“拖延行为”产生的原因。关于拖延行为和情绪智力的相关研究，国外已有人发现学业拖延与情绪智力有关[2]。而国内仅有一例实证研究[3]，表明情绪智力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他人情绪调控对学业拖延有负效应，而自我情绪调控对学业拖延有正效应。

本文将对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的关系进行论述，以拖延行为为例，通过辨析及对比情绪智力和学业拖延行为的概念结合情绪、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的相关研究来论述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的关系。

2　情绪智力概念辨析

随着情绪智力逐渐从智力领域中脱颖而出，研究者们开始投入到对情绪智力定义、结构、影响因素、测量途径等的研究中。在这其中，对情绪智力定义的探讨无疑是进行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情绪智力的概念到如今仍旧是众说纷纭。

在国外，对情绪智力概念较有影响力的界定是分别以Salovey和Bar-O为代表的两种观点。前者最开始把情绪智力定义为：个体对自身的情绪体验和他人的情感知觉进行觉察、识别、而后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4]。后者认为,情绪智力是人们应对环境压力时所产生的一系列与情绪、人格、人际等有关的能力总和[5]。这两类定义无疑都解释了情绪智力是能力的一种，但其中所包含的情绪智力特有属性和情绪智力范畴却不尽相同。

在国内，目前较为清晰的是卢家楣对情绪智力概念的探讨，卢家楣[6]紧紧围绕概念产生的内涵和外延，对国外学者的定义进行了辨析，并在已有情绪智力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身对情绪智力概念本土化的理解，从种属关系上将情绪智力定义为是人以情感为操作对象的一种能力。

受上述学者们的启发，本文将紧紧围绕情绪智力的“操作对象”出发，将情绪智力通俗地理解为操纵对象是情绪的智力，也就是个体应对情绪的能力。其中，从应对对象来看，情绪来自自身和他人。而从应对方式来看，包括识别、调节、营造等方面逐层递进。将上述处理对象和应对方式结合起来，情绪智力即对自身情绪性质和来源的识别、对自身负性情绪的调节、对自身积极情绪的营造以及对他人情绪性质和来源的识别、对他人负性情绪的应对等能力。

3　学业拖延行为概念辨析

Solomon与Rothblum首次将学业拖延定义为学生推迟与学习有关的任务计划(如写论文、备考等)并伴随主观不适感的行为[7]。他们认为，学业拖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厌学问题或时间管理问题，它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过程[7]。此后，研究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又不断地从认知、行为、情感方面对拖延的定义进行了探讨。

从认知层面，学者们针对拖延行为是否是一种理性认知的产物进行了探讨。Johnston等人把学业拖延界定为“非理性地对任务的开始或学业任务的完成进行拖延的倾向”，换言之，学习者内心并不愿意拖延，也知道自己应该在预期内完成学习任务，但总是未能按时完成任务[8]。另一方面，Ferrari等人认为学业拖延实际是一种理性行为，回避型拖延者是通过拖延来保护自我价值；而唤醒型拖延者则是为了体验最后一刻学习冲刺的快感[9]。

从情感方面，学者们针对拖延行为是否会伴随不适情绪进行了探讨。Ferrai认为拖延行为一定会伴随心理不适，认为拖延包含4个成分：拖延的行为；会导致糟糕的后果；拖延任务是重要的；会出现焦虑、痛苦等情绪上的不适[10]。而另一方面，Milgram等人则认为行为拖延并不一定会伴随心理不适，可能存在同样拖延程度的人但心理不适度不同的情况[11]。

从行为层面，学者们针对拖延对象进行了探讨。Tuckman 等人认为拖延的对象不只是任务，还有责任和决策，拖延不仅是推迟完成任务，还是对承担责任和进行决策的逃避的行为倾向[12]。在此，本文认为，对所要承担的责任的拖延或逃避这一行为倾向可以结合情感层面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也从认知、情感、行为三层面对学业拖延的定义进行思考：首先，从认知层面，Ferrari等人将拖延分为非理性拖延(回避型拖延)和理性拖延(唤醒型拖延)，针对他所提出的理性拖延层面，我们认为唤醒型拖延的这种追求高压之下的拖延是个体对自己所要面临的任务的一种自信的计划，应该算是计划性的一种推迟，而不符合“明知道拖延会产生糟糕结果但还是控制不住”的拖延，且其心理不适程度远低于“回避型学业拖延”。我们针对学生群体所讨论的学业拖延，着眼于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和较差的时间管理能力下产生的拖延行为，关注的是拖延给人们带来的消极意义。其次，从行为层面，研究者们对此并无太多争议，只是考虑的角度不同，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对任务的开始和完成时间上的拖延。最后，从情感层面，我们认为学业拖延是一种伴随着非理性认知的行为，那么这种非理性认知将必然导致心理不适，而Milgram等人所担忧的学业拖延和心理不适之间可能存在相反趋势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学业拖延行为所采用的一般是主观报告法，即使存在有严重拖延行为现象和心理不适感低的个体，有可能因为其还未意识到自己不合理的防御机制在作祟，这种不适感还处于潜意识状态。而这种担忧也可以让我们在探讨拖延行为时，将拖延行为现象和心理不适感划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综上，学业拖延行为是非理性的，这种行为一定会伴随心理的不适，是对任务决策、执行的开始和完成时间的拖延，拖延任务往往对拖延者十分重要，而学业拖延者清楚地意识到拖延会导致糟糕的后果。

4　情绪智力与学业拖延行为的关系探讨

从前文讨论得出的情绪智力概念和学业拖延行为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中可能存在的联系。首先，从学业拖延行为的概念定义可以看出，在学业拖延行为的产生中，一定会伴随心理不适，而这种心理不适感，通常是对任务的焦虑、恐惧和因此产生的逃避情绪，当然期间也有可能是因为来自周围其他事件的情绪影响，但因为个体潜意识里对任务的焦虑和恐惧，而将其他情绪事件放大，以达到逃避任务焦虑的目的。这种不良情绪，可能是个体产生拖延行为中非理性认知的原因，也可能是个体在非理性认知之后的延续情感反映。而在学业拖延行为中，情绪作为认知与行为之间的联结，无疑是影响行为产生的一大重要因素。而个体是否成功对在施行任务过程中所经历的负面情绪进行妥善的处理，则有可能影响随之而来的拖延行为。由此可推测，在实施重要任务过程中发生的情绪事件都有可能影响个体对任务的拖延。故而，这就涉及到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调控能力，也即情绪智力。

因为现存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故而我们将首先从情绪这一情绪智力的核心对象出发，找出其与拖延行为有关的情绪源头。进而论证情绪智力对行为的影响，以此来作为情绪智力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的佐证。在此基础上，将情绪、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三者的关系联结起来，说明情绪智力在影响拖延行为中可能起到中介作用。最后，总结得出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

4.1情绪与学业拖延行为的关系

大多关于学业拖延与情绪有关的研究仅集中在某种单一情绪和学业拖延的关系上，比如焦虑、羞愧、内疚、悲观等：众多研究者认为，如果拖延行为是由于个体为了逃避某种任务所导致的结果，那么高焦虑者往往会延迟完成使其产生焦虑的事情。Solomon等人将被试分为有考试情境和无考试情境两组，期间测量被试的情境焦虑和考试焦虑[7]。研究结果发现，学生学业拖延程度越高越容易伴随焦虑情绪。并且，若距完成期限较长，则拖延可以减少人们对焦虑的体验，但距离完成期限越近，拖延者所体验到的焦虑情绪越多，并最终高于非拖延者。Carver等人提出，消极情绪会使得个体对完成任务所需的努力和时间产生错误预估，因此降低对目标的期望而产生拖延行为[13]。

此外，许多研究证明在面对有期限的任务时，悲观者的一些非理性信念将导致人们的拖延行为。有研究表明，羞愧情绪与学业拖延存在显著相关,并提出人们之所以会习惯性地出现拖延行为，是为了避免体验羞愧、内疚情绪而采取的一种保护自我形象的方式[14]。Schouwenburg[15]认为,失败恐惧与拖延行为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测作用，个体由于害怕自己任务失败或不能达到期望，担心、焦虑、害怕任务相关评价，所以采取拖延行为逃避面对有失败风险的任务。

综上，个体情绪智力对情绪的影响毋庸置疑，那么情绪智力对情绪的处理是怎么体现在行为上的？通过情绪智力与行为关系的探索，我们是否能从中对其与拖延行为的影响受到些启发？

4.2情绪智力与行为的关系

情绪智力与行为的关系，包括情绪智力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及情绪智力对自身行为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6]且较高的情绪恢复能力能降低大学生的手机和网络成瘾程度及其消极后果[17]。

无论是网络成瘾行为还是手机滥用，都表明了一种自我调控能力失败的状态。而很多学者也把拖延行为看作是一种自我调控能力失败的行为。另一方面，在个体拖延任务的过程中，有可能通过网络、手机等媒介来转移或逃避面对任务给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而网络成瘾同样也有部分原因是源于对现实情境的恐惧和逃避，两者所存在的源头相似，故而可以由此推论情绪智力在网络成瘾上产生的影响趋势同样也会发生在学业拖延行为上。

4.3情绪智力与拖延行为的关系

如前所述，学业拖延行为与焦虑、羞愧等情绪密不可分，学业拖延会伴随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也可能产生学业拖延，所以有关情绪的识别、觉察和调节能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业拖延。而情绪智力则最能反映这一能力。情绪智力越高，情绪调节能力越强，与之伴随的拖延行为应该越少。

在国外，Deniz[2]等人运用情绪智力问卷和学业拖延行为问卷探讨了学业拖延、控制点和情绪智力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情绪智力的适应性因子和应对压力因子对学业拖延有显著的预测性。

而在国内，关于情绪智力与拖延的研究较少，对拖延的影响因素考察大多集中在人格方面。现有文献库仅有2篇相关文献，其中李茹铮认为情绪智力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他人情绪调控对学业拖延有负效应，而自我情绪调控对学业拖延有正效应[3]。而宋娜发现，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拖延存在显著负相关：情绪智力越高，拖延程度越低[18]。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情绪智力的高低将影响拖延行为的产生，高情绪智力的个体将伴随更少的拖延行为，而低情绪智力的个体将较多地产生拖延行为，并且具有严重拖延行为的个体一般具备更低的情绪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俊, 卢家楣. 情绪智力结构的实证研究[J]. 心理科学,2008,(5):1063-1068.

[2] Deniz M E,Tra Z, Aydo D . An investigation of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2009, 9(2):623-632.

[3] 李茹铮. 大学生学业拖延与情绪智力、完美主义的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4] Salovey P, Mayer J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Imagination Cognition & Personality,1990, 9(6):217-236.

[5] Bar-On R. The Bar-On Model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SI)[J]. Psicothema,2006, 18 Suppl(Suplemento):13-25.

[6] 卢家楣. 对情绪智力概念的探讨[J]. 心理科学,2005, (5):1246-1249.

[7] Solomon L J, Rothblum E 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Frequency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4, 31(4):503-509.

[8] Johnston M R, Leo K F.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5, 135(5):607-619.

[9] Ferrari J R. Procrastination and Project Creation: Choosing Easy, Nondiagnostic Items to Avoid Self-Relevant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1991, 6(3):619-628.

[10] Ferrari J R. Trait Procrastination in Academic Settings: An Overview of Students Who Engage in Task Delays[J]. Springer, 2004:19-27.

[11] Milgram N A, Gehrman T, Keinan G. Procrastination and emotional upset: A typological model [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2, 13(12):1307-1313.

[12] Tuckman B W. The development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Procrastination Scale[J].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1, 51(2):473-480.

[13] Carver C S, Sutton S K, Scheier M F. Action,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Emerging conceptual integration[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0, 26(26):741-751.

[14] Fee R L, Tangney J P. Procrastination: A means of avoiding shame or guilt?[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2000, 5(5):167-184.

[15] Schouwenburg H C. Procrastinators and fear of failure: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for procrastin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2, 6(3):225-236.

[16] 李永占. 河南高中生社交焦虑情绪智力与网络成瘾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2015, (11):1732-1733.

[17] Beranuy M, Oberst U, Carbonell X, et al. Problematic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 use and clinical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9, 25(5):1182-1187.

[18] 宋娜. 大学生情绪智力、人格特质与学业拖延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D].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