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

一、末日并未到来

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人类仍将继续存在于地球之上。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上海，据天气预报称，受重度雾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能见度不足一百米。即便如此，人间并没有丝毫毁灭的迹象。那一天，对其他人太普通了，对我与小青来说，却有些不好的预感。大概六点吧，小麻雀就在窗外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了。我们约好了要去医院检查，所以比往常起来早那么一点，带着空腹昏昏沉沉地出门了。

我们要去医院检查的不是什么病，而是检测卵泡，以此来预测一个最佳的同房日期。

与小青结婚之后，我开始是非常乐观的，认为生儿育女那是生命的本能，和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而容易。小猫小狗，猪马牛羊，就连玉米小麦，都是自然而然的，何况我们这些主宰世界的高级动物，生个孩子那不是随随便便睡一晚上就有结果的事儿了吗？自从准备做父母的那天起，我们不喝酒，不抽烟，不接近抽烟的人，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如果感冒发烧了也会扛下去。小青有偏头痛，原来病情发作的时候都要喝可乐，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她连可乐都戒掉了。我们还选择了调理，没有接受西医，也没有接受其他，我们接受了中医。毕竟中医是自然的，是没有毒副作用的。我们每个星期一上午，便会早早地赶到医院，排队挂号、候诊和拿药，拿到药已经是下午了。回到家，小青再花费三个多小时来熬药，基本就是半夜三更了。

但是结婚多年之后，小青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随着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对未来我们几乎有些绝望了。我们去咨询医生，医生问，你们一般什么时候同房？我说，白天晚上都有呀。医生说，你们还是查查卵泡吧，这样会更加精确一些。我们才突然明白是一個叫卵泡的小东西在捉迷藏，于是每个月都会去检测一次卵泡，已经检测过多少次数都数不清了。小青把这些化验单夹在一起，装订成了一本书。她常常拿出来呆呆地坐在那里翻来翻去，看卵泡圆了还是扁了，大了还是小了。如果检测结果表示，卵泡即将达到十八至二十毫米的时候，小青就会叮嘱我，别和人吵架生气，还要做一点善事，比如给乞丐捐点钱，给小猫小狗喂点吃的，遇到路上有蚂蚁要绕道而行；还会叮嘱她妈妈买只甲鱼之类的，给我们滋补一下身体。然后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净身沐浴上床睡觉。

当男欢女爱一旦变成了任务，交配变成了一种生产方式，男人与女人变成了一台机器，那种痛苦真的比加工一万个螺丝要无聊和辛苦得多。所以每次在预定的时间同房之后，我与小青的心情由失望转为绝望，再由绝望慢慢转为平淡。最后，我们的夫妻生活不再是由欲望推动的，更像被架上刑场的英雄一样，仅剩下了英勇就义的悲壮与神圣。

那天，拿到卵泡的检测报告之后，小青与往常一样并没有吱声。恐怕又是时机不成熟吧。如果这样最好了，小青要去浦东一所学校开会，而我得直接赶往虹桥火车站，搭乘下午的某班高铁去绍兴，领取一项颁发给我的文学奖。在开车送小青去浦东开会的路上，我问小青，还是不行吧？小青说，看上去不错，必须今天。我怀疑地说，真是今天吗？小青没有回答我，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座位上。她的偏头痛又犯了，不时地打开车窗呕吐着，因为从早上起一直滴水未进，所以她吐出来的都是清水。我想，这一次应该放弃了吧？但是小青住进酒店之后，奄奄一息地说，你去洗洗吧。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同房的暗号。我说，你还行吗？小青说，不行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几年前的二月结婚，如今她已经三十五岁了，而我也过了不惑之年，头发白了一半，牙齿脱落了一颗，脸像一张树皮。每每有陌生人和我打招呼，同龄的已经叫我叔叔了，年轻的已经喊我爷爷了。所以说，对于我这样的中年人而言，繁衍生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错过了这个月也许就没有下个月了，也许就真正地断子绝孙了。曾经与小青说起生孩子的事儿，我说我最大的遗憾，不是自己的钱财有没有人继承，而是担心自己一生写的文章，收藏的石头瓦块，没有一个人能够替我传递下去。小青则说，你死了我就把这些东西一起扔掉。我说，一个不剩吗？小青说，在你的坟里就留两个恐龙蛋吧。

我拉上了窗帘，去卫生间草草地洗了洗，回到床边久久地看着小青。看她昏昏沉沉的一副痛苦的样子，我不明白从何下手。我说，还是改日吧？我明天就回来了。但是小青闭着眼睛说，明天就迟了，还是开始吧。

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心灰意冷。可以说，这是人世间最为糟糕的一次恩爱了。做完功课，我又去洗了一把手，坐在床边给小青按摩。每次她头痛的时候我都会给她按摩。这时有人打电话来，说去绍兴的高铁马上就要开了。小青听人催促，便对我说，这是到绍兴领奖，你还是赶紧走吧。她说着，自己也打起精神出了门，强忍着病痛开会去了。

当我走出酒店的时候，除了浓重的雾霾，外边又下起了小雨，那种昏暗和低沉让人十分伤感。我像疯子一样，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人行道，当我随随便便地停完车，冲进火车站的时候，唯一的那趟火车已经开走了。最后，万般无奈，我只好绕道杭州，当我坐着大巴从杭州赶到绍兴，欢迎晚宴已经结束了，大家早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我独自一人清清冷冷地走在清清冷冷的街上。我是第一次到绍兴，不单单对三味书屋倾慕已久，还对陆游与唐婉儿那千古爱情哀叹不已。这一天，绍兴下了大雪，九曲回廊，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枕河人家，青黛色的屋顶，雪白的石灰墙，才子佳人的打扮，如今再积一层白雪，似乎又披了一件袄子，添了一顶帽子与一条围脖，显得更加清爽而浪漫了。

找了一个小饭馆，一碟茴香豆，一个霉干菜焖肉，我真想再温一壶黄酒，像个文人骚客一般饮上一杯。可是想到了小青，想到一片茫然的前景，我还是自己劝慰自己，默默地念起了陆放翁的《钗头凤》。

从第五天开始，小青依然如故，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是用早早孕试纸开始测试孕情。小青说，只有清早是最准确的。但是试纸上那条红线依然没有出现。小青有点不甘心。她总是不甘心，于是换成了测试笔，结果当然是预料之中的。空腹、偏头痛、雾霾，重度污染，还有双方的奔波与劳累。两个连肉眼都看不到的小东西，怎么可能选择在这个时候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新生命呢？我安慰她说，还是再等一等吧，比芝麻还小，能给这个世界传递什么信号呢？endprint

第六天天刚亮，也就是一百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在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中，小青仍与往常一样拿出一支测试笔，然后坐在抽水马桶上反反复复看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小青突然摇晃着我说，你快起来看看，是不是有颜色了？我揉了揉眼睛，拿着那个浸有尿液的测试笔，贴着自己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还摘掉眼镜，不停地转换角度，一会儿逆光，一会儿顺光，一会儿举到头顶，一会儿放在胸前。加上一部分自己的幻想，我真看到了一条红线。严格来说还不算红线，而是一点点反光而已。为了不让小青失望，我违心地说，是有一点点了。

小青立即给单位领导请了假，表示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去上班了。她躺在床上不敢翻身，似乎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让这点生命的迹象消失。她躺在床上，仍然不停地盯着那根线，从早上到中午，从下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她都处于一种压抑的兴奋之中。

接下来的几天，小青都沉浸在那些测试笔上，好像自己真怀孕了一般。她在单位，每天要测试五次，每次都会发短信给我，有时说有了，有时说没有。她下班回家的时候，把一天中用过的测试笔，齐齐地摆放在一起，不停地跑过去看看，像一名将军在监视着她的部队。

直到第九天的早上，当小青再把一支测试笔放在我的手心时，我才真正地发现，确实有一条非常微弱的似有似无的粉红色的线条。我提醒说，会不会是误差？测试笔会不会是假冒伪劣？颜色还没有超过对比线能算数吗？小青被我问得也是一愣一愣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在不断加深，终于超过了参考线，专业的说法就是“强阳”——一个新生命最初的迹象。

那天中午小青打电话给我说，医院抽血化验的结果出来了。我沉默地等待了半天，然后哆嗦地问，是不是有了？小青是个低调的人，而且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我从她压抑著的语气中，无法判断医院化验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小青说，虽然是强阳，过几天还得再化验一次。小青用的是不太确定的口气，但是照着她的说话方式，我判断已经是十之八九了。

我三十五岁的小青怀孕了，而且怀的是我这个四十岁老男人的血脉。我不得不惊叹，生命的坚强与伟大了。我急切地想看到那张化验单，只有那张化验单是可信的。但是还没有下班，我带着这个消息飞奔下楼，在新闸路，在陕西路，在常德路，漫无目的地走着。新闸路有阮玲玉爱巢，陕西路有童话城堡，常德路有张爱玲故居，但这些都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面带灿烂的笑容，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和陌生的人。最后在安远路，我停了下来，这是玉佛寺所在地，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无所不能的菩萨。

我对菩萨说，我们家的小青怀孕了！请保佑我们吧。

二、我们的舍弃

经过三次抽血化验，明确小青百分之百怀孕之后，我们最纠结的是关于养了将近一年的范二。

范二不是人，而是随着小青姓范的一条小狗。它的品种是泰迪，其实也不是泰迪，而是土洋杂交出来的。它棕色的卷曲的毛发，蓝色的透明的眼睛，像个通人性的小精灵，不仅有着超高的智商，还有很强的自尊心。如果我教训了它几句，再抛过去一根肉骨头，它肯定是理也不理的。这志气，让我也有一些自卑了。

范二的经历很不一般。据说，它先是坐着奥迪车，然后坐着飞机被送来的。我不明白这是不是别人编排的，反正在十分看重出身的上海，这种夸大其辞的事儿处处存在。对于范二，如果不是出身好，恐怕真就没有人会收留它了，尤其是一只血统不纯的流浪狗，带出去见人那是要遭人嘲笑的。

范二被带到我们家时，确实很有教养，会与人握手，会直立行走。当你把食物抛向半空，它不会急切地跳起来接住，也不会视而不见，一扑一咬总是适度自如。它也有不优雅的地方，在家里不会定点大小便。丈母娘说，人家原来住的别墅院子大，是可以随地大小便的，如今住在楼上，自然是委屈它了。

范二在我们家，开始吃的是大米饭，后来还添加了狗粮，自从尝到排骨的味道，它厌弃了米饭与狗粮，竟然是无肉不欢。丈母娘每天外出买菜的时候，会顺便着提一只鸡回来，专门用高压锅炖了给它。自此范二一日三餐基本就是鸡了。我们吃炸猪排的时候，丈母娘会挑选一些骨头多的，而且是咬得动的软骨头，就为了让它也饱餐一顿。

有一天晚上，我冲进厨房找吃的，发现有几只煮熟的鸡蛋，蛋黄不见了，只剩下了蛋清。我问，蛋黄呢？小青说，喂范二了。我才知道，我们家的一条狗，它的菜单里边，除了鸡鸭鱼肉之外，每天还有两个鸡蛋。而且它还挑三拣四，只吃蛋黄不吃蛋清。我十分恼火地说，在这个家里，这只狗比我都重要了。我一时触景生情，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儿。那是一个夏天，我在河边割草的时候，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鸭蛋，小伙伴们十分羡慕地劝我吃掉它。但是我一直犹豫着，是吃掉它呢，还是把它卖掉。那时候，一只鸭蛋可以到小卖部卖一毛钱，用这些钱足可以给家里换回几把盐。我把这只鸭蛋揣在怀里，无论上山砍柴，还是到学校上课，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把它打烂了。揣了十多天吧，看到大姐抱着家里的盐罐子愁眉苦脸。我明白盐罐子空了，淡而无味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于是我把这颗鸭蛋掏出来，交给了大姐。大姐带着这颗鸭蛋跑到小卖部，小卖部的人拿着这颗鸭蛋，对着初升的太阳照着。这是我们检验鸡蛋鸭蛋好坏的办法。当他照完了以后，还给了大姐。大姐对着太阳也照了照，开始也很沮丧，但看着看着，她就兴奋起来了，说是你们来看，里边有一只小鸭子，快孵化出来了。家里没有抱窝的老母鸡，所以大姐从那天起，就把这枚鸭蛋捂在自己怀里，捂在她身体上最暖热最安稳的地方。二十一天后，真的有一只小鸭子破壳而出，它淡黄色的羽毛，叽叽喳喳地跟在大姐背后。大姐总是护着它，真像是一只老母鸡似的。这只鸭子在那年夏天还真长大了，长成了一只会凫水的鸭子。随后有没有下蛋，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一概不知了，因为我到外地上学去了。其中回过一次家，返回学校后在书包里翻出了两个煮熟的鸡蛋。

还是说狗吧。因为小青很喜欢范二，自从家里有了范二，她每天一下班，很少再去外边聚会，急着想回家了。回家时总会给它带一点好吃的，还会带一两件玩具，比如皮球与布娃娃。小青一回到家，范二就会扑上去，围着她使劲地跳啊跳，而且在家里疯跑，从大厅跑到卧室，从卧室跑到阳台。跑累了就与小青一起坐在家里的地板上，彼此抬眼相望着，那种感觉真是幸福极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范二老往床上爬，被教训了几次，便哪里也不去，静静地伏在小青床边。小青说，在这个世上，只有这条狗对她是最真诚的，它见到她的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endprint

我们回陕西探亲，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小青也执意要带着它，不放心寄养到宠物医院。说寄养到宠物医院无异于坐了一次监狱。我们要带着它，是不能上飞机的，所以只能开车，让这条狗跟着我们，开着车游遍了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四个省的名山大川。在扬州城，吃了笋肉烧卖、桂花糖藕粥和野鸭菜包子；在云台山，游了红石峡、子房湖、猕猴谷和茱萸峰；在嵩山少林寺，走过三皇寨，膜拜了塔林。心想少林寺乃佛门净地，让畜生入内是大为不敬的，我便独自留在外边照看范二，谁曾想这只狗比人还机灵，不等人回过神的时候，它早从栏杆下边窜入寺内了。回到塔尔坪，范二更是自由处在，随我们到田野里捉鸡，到小河里摸蟹，玩的吃的应有尽有。回上海后，范二的眼界宽了，经历丰富了，变得更加聪明了，有时候感觉它不是一只畜生，而是一個不会说话的感情丰富的人。

但是小青怀孕了，怀上了自己的血脉。朋友一再叮嘱说，狗身上有寄生虫，绝对不能与孩子一起养。我想到了养狗后的一些生活细节——家里确实有生机了，小青确实变得快乐了，但是家里到处都是狗毛，扫也扫不干净，我有几次喉咙里痒痒，咳着咳着就咳出一根细小的卷曲的毛发。而且丈母娘是个爱干净的人，范二每天傍晚从外边放风回来，进门都要给它擦脚与洗屁股。吃完饭后，还要把它的食盆子，拿到厨房里一起洗掉。每个周还要把它拉到我们的浴缸里，给它洗一个热水澡。范二是条母狗，一旦来潮的时候，把血流在家里的地毯上，弄得到处一股子腥味。

不管怎么样，小青再热爱再喜欢，畜生与人还是不同的。我们与丈母娘商量了好多天，大家决定为了孩子能够健康出生，还是决定把范二给解决掉。开始的方案很多，第一种是送到南通亲戚家，但是小青说，南通有很多打狗队，说不定哪天就被打狗队抓走了，杀掉了。她小时候养过一条，便被人投了安眠药，卖给了外边的狗肉店；第二种是送回陕西塔尔坪，陪陪我孤独的父亲。但是丈母娘说，父亲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顾得好好养狗呢？而且乡下的野狗多，又特别凶猛和粗鲁，这不是苦了范二？第三种是放到宠物医院去，全当它上了幼儿园，一个月几千块寄养费不是问题，问题是上次寄养过一天，不明白是被虐待了，还是被吓着了，出来时跟出了监狱似的，半个月都痴痴呆呆的，没有回过神儿；第四种是关到我们家另一套房子里，丈母娘每天去喂它一顿，试着这样关了一天，范二一直凄凉地叫着，跳起来拍打着门板，有时候竟然要从窗口往下跳。

有一天，我们去逛中环百联商场。宠物是不能进商场的，所以我带着它留在车上。当小青离开后，我打开车门透透气。范二像疯子一般一下子跳下车，一转身就冲进商场不见了。我心想，狠狠心丢就丢了，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候，我们觉得流浪是一种悲剧，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问过一个流浪汉，他给我的答案是，流浪的日子无拘无束。在一个还没有彻底解放的社会里，安于一隅有时候更是一种枷锁，是对灵魂和人性的更大折磨。如今不再是一个食物缺乏的时代，而是一个食物过剩的年代，处处都是盛会宴会，到处都是暴饮暴食，填饱肚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具体到流浪狗流浪猫身上来说，也是一样的，它们钻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啃不完的骨头。

我们家楼下有两只流浪猫，邻居有时候送点吃的，它们还爱理不理的呢。所以，对于人类的圈养与宠爱，畜生们无须有太多的感激。我们家的范二，不会为填肚子而摇尾巴，不会因为别人扔一根骨头就随你而去，丰富的食物已经让它学会了自尊——不吃嗟来之食。每每看到那些流浪狗流浪猫，快乐地在草地上打滚，看到它们在黄昏的时候，在许多人类禁止的桥上漫步，这不就是回归自然吗？我不明白它们对人类的看法，但是每次给范二理发，给它洗澡，给它擦屁股，给它穿鞋子，它都会拼命地挣扎，说明它们并不愿意过上人类看似文明的那种生活。

所以，对于范二来说，给它自由，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归宿。

我到商场外转了一圈，再去商场里找了一通，大家都说没有见到一只狗。我开始是非常着急的，因为它是小青的另一个“孩子”，也因为它就是另一个我。当我准备回到车上等小青的时候，远远地发现一只狗，一只棕色的卷毛狗，从商场背后飞了过来，然后惶恐不安地蹲在我们的车前，向商场的出入口张望着。有几个路人，看到它，上前招呼它，有人吹了口哨，也有人扔了一块饼干，但是它都无动于衷。

它在等待它的主人。我们几天不出现也许它会等几天，几个月不出现也许它会等几个月，一直等到终老。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同意了小青的做法——给它找个好人家寄养着，等孩子平安地出生了，长大了，再把它接回来陪着孩子，像兄弟姐妹一样，或者像朋友一样。

小青为范二联系好的人家是一位同事。这位同事是个女的，她与男朋友到我们家串门的时候，各自牵了一条雪白雪白的萨摩，感觉像是成双入对的白狐狸。后来听说，其中一条萨摩由于营养过剩患上了脂肪肝，住院，做手术，最后还是死了。那位女同事流过多次眼泪，还给它办了一个葬礼。我不明白这个葬礼，会不会放哀乐，会不会鞠躬，会不会念悼词。反正有一点是确切的，它死后被火化掉了，埋在宠物的墓地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墓碑上写有生卒年月，也有名字和照片，与人并无二致。

把我们家的范二交给她，小青是十分放心的。最后一晚，小青与范二坐在一起，四眼相望着一直到半夜。范二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不再四处蹦蹦跳跳，也不再到处打滚。它的眼睛一直是湿润的，甚至带着人类少见的忧伤。小青说，它明白它要离开了。

听丈母娘说，那天晚上范二一夜未睡，坐在门口透过房门的玻璃，一直看着我们的房间。偶尔迷瞪一会儿，就发出几声尖叫。丈母娘说，它应该做噩梦了。

把范二送走的时候，小青把范二生活用的盆子、项圈和棉被，几十公斤狗粮和一些零食，甚至还有范二的摇篮，统统地都准备好了。同时还为女同事准备了一个红包和两瓶洋酒。这期间，小青打过来好几个电话，问范二有没有送出去，有没有与人家的萨摩狗打架。我说，范二根本不在乎，与人家亲热着呢。但事实是在我出门的时候，范二蹲在门口叫了两声，眼泪汪汪地目送着我离去。endprint

女同事结婚那天，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一是为了道喜去的，二是为了看看范二在它的新家过得如何。这时才明白，范二住上了青砖红瓦的大别墅，别墅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四周种着枇杷树，已经结满了厚厚的青果，前边有一条小河，河边杨柳依依，不时地有鱼儿跃出水面。在别墅前站了一会，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接亲的奔驰宝马就到了。随着新娘子下车的，除了新郎之外，还有两条狗——一只雪白的萨摩，十分稳重而优雅，像是引路的天使；還有一条不起眼的甚至有些丑陋的泰迪，它就是我们家的范二。它欢快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咬咬新娘子拖地的婚纱，一会儿回头嗅一嗅抛在地上的花瓣。

小青与丈母娘远远地喊了一声范二。也许是太吵闹的缘故吧，范二似乎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在我们的身边停留，而是随着欢乐的人流钻进了别墅。有个老伯伯，他轻轻地对着范二说，蹲下。范二就听话地蹲下了。老伯伯拍了拍它身上的灰尘，拣了拣它身上的炮皮。看来，他已经喜欢上了这条狗，这条狗也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

住在一幢宽大的别墅里，顺着一个红木的旋转的扶梯，爬上一个可以眺望的阳台，坐在一把藤椅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别墅外有一个可以务花弄草的院子，有一块可以随时漫步的草坪，不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理想生活吗？我们家的范二却提前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我真有点羡慕范二了，不明白为什么一条狗，总能轻易地实现人的梦想。是因为它们并无这样的梦想呢？还是一条狗在这个时代要比人幸运？

回家的路上，小青有点不甘地说，再过上几个月，等我们家孩子出生了，就去把范二要回来。我心想，要回来的这条狗还是当初我们养着的那条狗吗？

三、名字的意义

经过多次抽血化验，确认怀孕无疑之后，小青不敢再开车上下班了。她有点邀功请赏的意思跟我说，请个专职司机吧。我说，那自然的，而且要请个帅点的。这么个光荣而幸福的美差，我哪里舍得让给别人？于是，每天一早一晚，我就开着车送小青上班下班。在那条来回二十公里的路上，我们不再因为堵车而无聊和烦恼了，开始一边开车一边给十天的小生命勾画起未来——我不明白这算不算生命，或许他只是一种生命的迹象。

第一个能体现未来的自然是名字了。名字可以说是寄托着父母的厚望，也含着对一个人一生的暗示。有一天，看到密密麻麻的人流，我突然灵光一闪，提出了一个“蚁”字——蚂蚁是我最喜欢的生命了，它卑微而不放弃，它渺小而团结一心，它敏感而神秘莫测，它无论走多远都会回家。我经常会遇到蚂蚁，有的在中午，有的在半夜，有的在熙熙攘攘的路上，有的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它们扛着大它们几倍的食物，义无反顾地朝前走着。它们为什么不就地解决，而要扛着食物奔跑呢？它们心里装着的，恐怕是大家，是群体，而不是自己。不像我们人类，在外边发了一笔横财，便偷偷地远远地藏起来了，甚至连妻儿老小都抛弃了。

如果有来生的话，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托生为一只蚂蚁。

小青又提出了一个“正”字。“正”是我们陈氏的排行，排行是祖先留下来的，代表着支脉相连。而且“正”字，在新华字典里有十几层含义：跟“歪”相对，跟“偏”相对，跟“反”相对，还有“正直”、“正当”、“纯正”，以及“合乎法度；端正”、“基本的；主要的（区别于‘副）”、“大于零的（跟‘负相对）”、“表示恰好”。等等。小青还说，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上海市领导里边，起码有两个是带“正”字的，谁能否定他们没有沾一点名字的光呢？

所以，我们的孩子还在腹中，就有了让两个人都满意的第一个名字——陈正蚁。如果不出意外，在这个世界上，又会多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将叫陈正蚁。一只正直的、正当的、纯正的、端正的蚂蚁，一只主要的、大于零的、恰好的蚂蚁，一只卑微却有着积极心态的蚂蚁。

毕竟不是二十岁，小青怀孕之后，我看到任何人总是面带得意的笑。有人问我，你最近买彩票中奖了吗？不然怎么总是笑嘻嘻的？小青提醒我说，在未满三个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丈母娘提醒我说，否则会引起胎神的不满，孩子不高兴会“走掉”的。无论她们怎么吓我，但是我忍受不住。我希望把这个消息告诉天下每一个人。我虽然牙齿掉了，头发白了，进入不惑了，但是一个还有繁殖能力的人就不能称之为“老”，就依然还是年轻的，是值得去炫耀的。

有人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让我发言，谈谈自己的文学创作，主题应该是说诗歌的。但是我却没有说诗歌。诗歌于我而言，那阵子已经退为其次了。我于是告诉大家：我老婆怀孕了，孩子名字都起好了，就叫“陈正蚁”，“陈”是我的姓氏，“正”是他的排行，“蚁”的意思就是一只小蚂蚁。大家不知所云，纷纷迷茫地看着我。我于是告诉大家，读了某某诗人的作品，其中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尤其让人感动，我孩子的名字就是受到了诗歌的启发。而且诗歌永远是青春的艺术，像生儿育女是年轻人的能力一样，我们要用让老婆怀孕的心态去对待诗歌，去创作诗歌。或许一个优秀的文字，应该都是怀孕了的。我的解释赢得了掌声。

我遇到了几位同事，也笑着告诉他们，我孩子两个月了。有人问，你抱孙子吗？有人说，你是第几胎了呀？我还陆续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老家的亲戚们，包括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我对他说：你要抱孙子啦。父亲一高兴，就一句话没有了。小青以为，父亲对抱孙子并不十分起劲。姐姐事后告诉我说，当时父亲是流泪了的。

从此，每天早上迎着阳光，晚上面对华灯初上，我们唯一的话题就是孩子了。我们不仅仅谈孩子的成长，谈孩子的爱情，谈孩子的事业，还谈孩子的为人处事。小青起初有这么几个观点：第一，不让他太累，不上培训班，要让他写毛笔字，能顺便画个画最好，因为毛笔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支毛笔一瓶墨水便可以行走天下了；第二，不让他太伟大，要顽强而快乐地生活，因为照着我们半辈子的体验，快乐是人生的真谛，再伟大的人如果不快乐，活着有什么意义呢？第三，要懂得享受人生，不能只谈一次恋爱，她就只谈过一次恋爱，实在太亏待自己了。我说，你现在再谈也不迟吧？她说，当然迟了，有孩子了哪还有精力呀。第四，让他（她）娶个或者嫁个有别墅的，我们这辈子想住上大别墅，恐怕希望渺茫了，只能靠着孩子他（她）媳妇或者老公了。endprint

所有的话题，都落脚到了对孩子的美好期望上，最后我们发现“陈正蚁”三个字根本无法囊括我们所有的期望。在继续给孩子起名字方面，我与小青做了简单的分工，大名由我这个父亲做主，乳名就由她来负责。

第十天的时候，我们确定了孩子一生的追求，就是写毛笔字与画画，所以小青想到了上海名人陈十发，加上我父亲的名字叫陈先发。乳名很快就取出来了，“九发”太小，“十发”重名了，“后发”不吉利，最后敲定了“十一发”。小青解释说，我们期望不大，就是比陈十发“多一发”，也不在于“先发”与“后发”，关键是希望他的人生是“连发”。

我对于这个乳名一直是不满意的，因为“八”就是“发”的关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车牌子与手机号码喜欢带“八”，买房子喜欢“八”楼，就连选个墓地也要挑个第“八”排。所以“发”字，太时髦了，太俗气了，被用得太滥了，变成了一个太累的字。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至今都不明白，小青的“十一发”是什么意思。是发财的发呢，还是连珠炮式的十一发子弹，那样的话火力也真够威猛的了。

有一天，小青突然抚着日益隆起的肚皮说，从今天起，我们家的孩子要改乳名了，不叫十一发了，而叫葫芦娃了。小青说，她做了个梦，梦见了自己家的孩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无数次似的。她与B超测试出来的几个数字对照了一下，在一张白纸上把梦里的样子绘了出来。这时电视中正好在重播《金刚葫芦娃》的动画片，她突然明白了，孩子长得原来像一个葫芦娃。

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小青笑话我说，你还作家呢，这也没有看过啊，我小时候起码看过三十遍。小青一边唱起了主题曲，一边给我进行了知识普及：传说有位农民，种下葫芦籽，结了七个葫芦，七个葫芦成熟了，相继落地变成七个男孩，穿着七种颜色的衣服。红娃是大力士，橙娃是千里眼和顺风耳，黄娃刀枪不入，绿娃会喷火，青娃能吞吐江海，蓝娃有隐身术，还有迷失本性的紫娃。

我问，葫芦娃有七个呢，我们是哪一个？小青说，你最喜欢哪个，他就是哪个了。我说，有的力气大，有的耳朵好，个个都有缺陷。小青说，有一个是合体的，他就是金刚葫芦娃，七颗葫芦娃的心都溶在他的胸中，七个葫芦娃的本领都长在他的身上。我能理解小青，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最贪心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完美的一个。

把葫芦娃确定为孩子的乳名之后，小青从网上下载了一套葫芦娃的方头、方眼睛、方下巴的照片，彩色打印了出来，两张压在书桌下边，一张装进相框挂在了冰箱上。每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人便一遍遍地唱起了《金刚葫芦娃》的主题曲，不过我们把题目改成了《葫芦娃之歌》。大意是：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两个瓜。一个是他爹，一个是他妈。葫芦娃，力气大。左手不是鸡，右手不是鸭。左手扶着爹，右手扶着妈，葫芦娃，真是一个孝顺的娃。

每唱一遍，词都在变，调子也在变，一会儿是评弹，一会儿是二人转，一会儿又变成了京剧或者豫剧。那种幸福之情，恐怕只有父母才流得出来吧？

有几个人听了这个乳名，也问了与我相同的问题，你们家孩子是什么娃？小青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是金刚葫芦娃！

对于大名，小青说，你是一个大作家，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好好完成这部三个字的作品吧。你写了半辈子的诗词、小说、散文，四处获奖，到处发表，牛烘烘的，现在考验你真本事的时候到了。小青说着，还从她的百宝箱里翻出了她学生时期用过的一本新华字典、一本全唐诗、一本成语大词典。

对于孩子的大名，小青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通俗易懂，没有生僻字；二是意思不能太娇贵，不能不可一世。比如“天一”，老子天下第一，那个叫“天一”的，不就闯下大祸了吗？比如“万豪”，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三是名与姓应该融为一体；四是不要让人有歧义，成了别人取笑的把柄，比如范统，人们就会喊他“饭桶”。还有，写出来要好看，有些字不规整，孩子以后签名的时候写不漂亮。后来，小青还提了一条，关于生辰八字，金木水火土都不用管了，但是这个名字把姓氏笔画加起来，必须通过有关算命网站的测试。

那几天，我在单位里总是开小差，碰到每一个同事，就研究他们的名字；走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只麻雀、一只虫子、一片叶子、一只蛤蟆、一块砖头、一颗石子，甚至看到一个肉包子，都会让我联想到孩子的名字。我会念叨：陈麻雀、陈蝴蝶、陈叶子、陈蛤蟆、陈砖头、陈石子、陈包子、陈飞机、陈垃圾。念着念着，就有点晕乎乎的了。别人听了，以为我把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我们陈家的，要给他们一个个取个名字似的。

一旦下班回到家中，吃饭的时候会想到陈米，洗碗的时候会想到陈碗，洗手的时候会想到陈手，莫言的小说《蛙》里就有一个人叫陈手。甚至上厕所擦屁股的时候，我还会想到陈纸。吃完饭，在网络上搜索与“陈”有关的诗词，但是在古诗词中，含有“陈”字的句子实在太少了，可见“陈”这个姓氏实在太难以入诗了。

有那么几首诗，“陈”字全在标题上，温庭筠的《过陈琳暮》，卢照邻的《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典父老》，韩愈的《落叶送陈羽》，白居易的《朱陈村》，已经是人家的名字了。关于李白《将进酒》中的“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韦庄《小重山》中的“卧思陈事暗销魂，罗衣湿，红袂有啼痕”，虽有了“陈”字，在诗词中却是毫无轻重的。

我还查了与中药材有关的，因为我与小青都是中药的推崇者。中药为小青治好了腰椎间盘突出这些小毛病，怀孕之前我们还用中药调理了多年，而我的家乡塔尔坪满山遍野都是中药材，我就是采着天麻、灵芝、苍术、柴胡这些药材，把自己给一点点养大的。

查到陈皮、陈艾这两样，我感觉有些亲切。有一年我去重庆出差，舍不得吃饭，就花了两块钱在农贸市场买了两斤小食品。它有月饼那么大，红色的，看上去挺不错。那时，我已经二十多岁，还没有吃过橘子，所以不明白那是橘子皮，因为当时整整吃了两天橘子皮，如今一闻那种味道还会反胃。我刚刚入行当记者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写的是有關部门悬赏四十万抓一个贪官，我就用了“陈皮”这个化名，第二天见报是头版头条，正得意间却因为那个化名被批评了，大家说“陈皮”当记者不严肃。陈艾是我们老家山坡上到处生长的一种野草，尤其是坟头上，妈妈的，哥哥的，长得更加茂盛。农村人不太洗澡，更不会把艾草放在热水里来熏蒸。所以一年四季就用一次，便是端阳节那天，大家采回来，插在门楣上用来辟邪。endprint

这两味，说是中药，其实就是废物，用来给孩子取名字明显不合适。

丈母娘多次插手说，如果孩子生得快，就叫陈快，生得慢，就叫陈慢。而且经常会提出几个名字，供我们挑选，比如多多，比如甜甜。小青听了，赶紧劝说她妈，起名字的權力，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孩子他爸吧。但是，丈母娘是上海丈母娘，是爱管事的上海丈母娘，而且又是孩子的外婆，对这个孩子的热爱不比我们少，所以她在公园里跳舞时，跳着跳着，就蹦出一个名字，说是叫陈好，与那个女演员一样。在玩电脑游戏时，玩着玩着，就蹦出一个名字，说是叫陈顺，顺子在斗地主这个游戏中，是变化最多的。

我随手准备着一个红皮子本本，把一个个随时想出来的名字记下来。有一天晚上，小青在旁边提醒说，什么东西越陈越好？我说，那只有酒和瓷器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不怕时间的，时光流逝得越快越好。酒越陈越香，茅台三十年陈酿，已经几十万元一瓶子了；瓷器越陈越值钱，家里若有个清朝的青花瓷瓶子，恐怕就能换一套房子了。于是我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名字，陈酒、陈酿、陈醇、陈瓷、陈瓦、陈陶。

小青说，陈酒太直接了，像个酒鬼；陈酿，容易把酿与娘念混，有些娘娘腔；陈醇很是满意，可这个名字已经被上海一个艺术家用掉了，步人后尘而难超之，这是很悲哀的；陈瓷，感觉有点反应迟钝的意思，像是个傻瓜，上海话叫港督；陈瓦，宁让玉碎不要瓦全，瓦永远都是一个牺牲品，而且瓦太脆弱了。

我与小青对陈陶是非常满意的，陶与瓷一样值钱，不怕老，不怕旧，而且多为艺术品。于是就上网搜索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同名同姓的。一查就傻眼了，陈陶竟然是唐朝一个有名的大诗人。百度词条这样介绍陈陶：字嵩伯，自号三教布衣。《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五“陈陶”传作“岭南人”。诗人早年游学长安，善天文历象，尤工诗。举进士不第，遂恣游名山。唐宣宗大中时，隐居洪州西山，后不知所终。有诗十卷，已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其《陇西行》四首之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把残酷现实与少妇美梦交替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至今仍脍炙人口。

我说，那就叫陈小陶吧。小青说，我们家葫芦娃怎么可以叫陈小陶呢？起码应该叫陈大陶吧。小青又提醒说，衣服怕旧，食物怕旧，房子怕旧，人更怕旧，连石头也是怕旧的，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怕旧的呢？

我突然冒出了三个字——陈不旧。

这三个字，一下子涵盖了人世的一切，不管什么东西，无论是酒也罢，瓷器也罢，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受到伤害的，至于酒越陈越香，陶瓷越久越值钱的说法，都是人们一种欲望的体现。在时光中，谁也躲避不了“陈旧”，但是“陈”了没有关系，只要依然“不旧”，俞旧而弥新，这才是人生的大哲学。

陈不旧成了我们首选的一个名字。小青在网上把这三个字测试了一下，四句话为：陈不旧（吉）：能获众望，成就大业，名利双收，盟主四方。

当我与小青抚着肚皮“不旧儿，不旧儿”叫得正欢，有一天外出散步时，在电梯里碰到一位老太太，她伸手摸了摸小青的肚皮，然后说，这么硬，是个儿子吧？旁边的邻居也问，你们超了没有？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与小青突然醒悟，果真是个少爷也就算了，如果是个千金小姐呢？难道对着一个叽叽喳喳的小丫头也叫陈不旧吗？当时离预产期已经不到半月了，再起一个女儿的名字预备着，肯定是来不及的了。

我与小青干脆咬咬牙，一律就叫陈不旧。因陈而不守旧，还管什么男女呢？

四、男儿的眼泪

葫芦娃出世之前，害得一个四十几岁的老男人哭过两次鼻子。“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的哭，并非明朝李开先的《宝剑记·夜奔》所能代表的。我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多数时候流眼泪并非伤心。除了看电视听戏时哭，自己写文章进入角色时哭，平时太想自己老父亲与那一片玉米地时也会哭。早些年，看林黛玉葬花，觉得她哭哭啼啼的有些矫情，后来所经的事儿太多了，再看到“花飞花谢花满天”，自然就想到了“红消香断有谁怜”，尤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设身处地地联系到流落异乡的自己，不免也会暗自流泪。

自进入不惑之年，不明白是心硬了，还是眼泪少了，就哭得少了，即使真要哭，也是无泪的了。但是为葫芦娃哭过几次后，才明白人类的泪水，在不同的年龄味道是不一样的。为陌生人哭，是同病相怜，是寡淡的；为亲人哭，是担心，是咸的；为爱情哭，是缠绵，是甜的。唯独为孩子哭，更加让人揪心，是血腥的。

二月五日是个阴天，是小青怀孕整整一个月的日子，我们需要到医院去例行检查。这时候既有期待，又提心吊胆，和探访藏宝洞差不多，既对那些宝贝充满好奇，又怕妖魔鬼怪突然冒出来。在医院做完B超，小青拿出一张化验单让我看。我看不懂那一串串数据和图形，小青就给我讲解，孩子仅有十九×三十二×三十三厘米，上边长着一个七厘米的胚芽。B超还绘了一个图像，看上去像一颗发了芽的蚕豆，但是小青说像一只小小的虫子。虫子是个不受人待见的东西，大米里长了虫子意味着霉烂，身上爬了虫子会吓死人的，庄稼上长了虫子一定要杀掉，在路上碰见虫子基本是一脚踩上去，很少有人会绕道而行。

大家对待虫子的态度是反感的，是毫无同情与怜悯之心的。但是对于小青的比喻，我还是接受的，因为蚕豆属于植物，是麻木不仁的，一年一年发芽，它撑破了天，长大了不过一根藤蔓。虫子属于动物，是可以到处跑的，是有生命迹象的，许多是有血液的，是有知觉的，是会疼痛的，而且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最后又变成了什么，有没有灵魂与来生，我们是一概不知的。

据说，人类就是由虫子进化而来的。比如蝴蝶，本由虫子生的，长着长着就长出了翅膀，飞到天上去了，还被认为是某些亡人的化身。

小青告诉我，我们家的孩子是扁的，一起进去检查的，人家都是圆的。我以为扁的有什么毛病，因为月亮残疾的时候就是扁的，苹果没有长好也是扁的。但是小青很开心，说扁的要生儿子，圆的要生女儿。我问，这是哪里来的理论？小青说，全是那些妈妈们，从网上论坛里总结出来的。仔细想想，还真有几分道理，儿子调皮捣蛋，哪肯规规矩矩，女儿乖巧安静，自然是安分守正。像玩气球，调皮者会把气球挤扁压破，乖巧者会把气球抱在怀里呵护着它的圆。endprint

小青对我说，胎儿的心跳通过扩音器放大的时候，嘭嘭的声音分贝很高，像有人在敲一面牛皮鼓，而且每分钟可以跳动一百二十多次，正常的成人每分钟仅有六十至一百次。我不免肃然起敬，好想听听这生命起源时的声音，听听那击鼓传花的节奏。后来小青再去做检查的时候，我也往B超室里冲过几次，都被护士拦住骂了一顿，说是男人不准入内。

隔着门，我还是听到了嘭嘭的胎心，一个小生命正在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我感觉自己有一点伟大了，这颗生命的种子是自己孕育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拥有的太多太多，有亲人，有爱人，有朋友，有花草树木，有功名利禄，但是他们统统都是身外之物，唯独这个小生命是离开我的身体而存在的，成了我游离在外的再也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三月三日，是个周日，照样是一个阴天，偶尔还下一点毛毛雨。我因为加班，凌晨三点才回到家里，所以睡得有些过头，没有及时起来给小青准备早餐。正在梦意中，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我被吓了一跳，一下子掀开被子，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我以为家里出现了蟑螂，只有家里出现蟑螂的时候，小青才会大喊大叫的。

小青冲到床边，手上握着一块卫生纸。纸上有两块桃红色的血迹，分明是新流出来的鲜血。如果在以前，还有老大妈，血并不足为奇，可是现在是妊娠期，怎么会有血呢？我恐慌地问，哪里来的？你哪里受伤了吗？小青已经说不出话了，拿着餐巾纸又擦了一下下身，又一片血迹在我的眼前出现。

我感到十分不妙，没有顾得洗脸刷牙，更没有心情来吃早餐，拉着小青立即向医院奔去。一路上，我看到的天空，一片阴沉而低矮，像拆迁的工地，到处是残垣断壁。去医院要经过静安寺，当我看到那金色的寺院与金色的佛塔，我默念着“大愿悉成满，百福自庄严”的警句，在祈祷着我的孩子——一个比蚕豆还小、比虫子还弱的生命，愿我的孩子能够吉祥平安。

我们尽量回忆着前一天，她都做了什么，都吃了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隐藏着陷阱，伤害是防不胜防的。走路有伤害，吃饭有伤害，就连不吃不喝，仅仅呼吸一下空气，也会因为污染而受到伤害。小青说，她中午走了一些路，去了一趟朋友家，朋友已经怀孕七个月；在家吃了两个芒果、四个橘子和一个橙子。除了这些，都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们跑到医院，因为是个周末，所以门诊不开，平时人山人海，现在显得十分清冷。好多门都是锁着的，窗口也只开了一个。我跑到挂号处，工作人员有点漫不经心，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慢腾腾地挂号。

我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上帝提着一个箱子，对一位死者说，应该上路了。死者说，箱子里装着什么？上帝说，装的是属于你的东西。死者说，是我的衣服和金钱吗？上帝说，它们不属于你，它们属于地球。死者说，是我的记忆吗？上帝说，它们属于时间。死者说，是我的才华吗？上帝说，它们属于事件和情景。死者说，是我的朋友和亲人吗？上帝说，他们属于你人生旅途的经路。死者说，是我的妻子与孩子吗？上帝说，不，他们属于你的心。死者说，那一定是我的身体。上帝说，不，不，它属于尘土。死者说，那肯定是我的灵魂。上帝说，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死者流着眼泪、满怀恐惧地接过箱子，打开了——箱子竟然是空的。死者说，我从来不曾拥有任何东西吗？上帝说，是的。死者说，什么是属于我的？上帝说，每一个你活着的时刻都是你的。

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一直认为自己活不过六十岁的男人，意味着生命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所以，我是一个更加珍惜当下的人，每一束光线一旦消失就不会重新再来，此时此刻永远只有一个。当我看到十字路口倒计时的红绿灯，以及每一片不停摇晃的叶子，我能感到生命在一秒一秒地咔嚓咔嚓地消失。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个早晨 ，时光的流逝让我如此心痛。此时的每一秒都关系到我的孩子，关系到我的血脉，关系到我的生命是否可以从头再来。

在我把病歷卡递进窗口的时候，看到挂号的小伙子迟缓的动作，听到打印机缓慢的转动声，我的眼泪瞬间流了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显得从未有过地伤心。这个孩子花费了多少心血，寄予了两个中年人甚至是暮年人的多少厚望，如今却流血了。大人的血可以流一些，一颗蚕豆的血，一只小虫子的血，是万万流不得的。多流一滴，就干涸了，就衰竭了，轮回就结束了。

但是有谁能顾及我此时的感受呢？挂号的过程，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汇集了一些小水滴，从我的脸颊上往下流，遮掩住了我的泪水。在急诊室的门口，坐着三五个男人，他们一律比我年轻，比我充满了活力。他们也是来看急诊的，他们怀孕的爱人也流血了，但是他们显得悠闲自得多了。恐怕因为他们正处于繁殖的高峰期。小青经常对我说，人家多简单，一个晚上，两个人睡一觉，肚子就大了，就怀孕了，哪像我们这样，不是复制一种产品，而是在发明一种产品，难度系数太高了。

好不容易轮到小青进入B超室，我站在走廊看着三月的天空。雨停了，乌云散了，有一片白云，像一团散淡的人形，从天际飘了过来。我虔诚地盯着这片白云，双手合十地祈祷着。我明白这片白云从遥远的天际飘来时带来了神灵。

小青进去了三分钟，但是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仍然没有听到B超室里的任何动静，甚至连病床扭动的吱咛声也没有。小青进去前说，如果孩子没了，她会当场晕倒的。

小青会不会晕倒了呢？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确切地说是五分二十八秒，B超室的门打开了，小青走了出来。她什么话也没有，拿着一张纸递给我。我没有在意那张纸上的那串数字代表着什么，但是从小青稍微温润一些的脸色和眼神，我已经明白孩子暂时还是安全的，还依然在我的体外在他母亲的腹中。他像一根藤蔓长在悬崖边上，紧紧地抓着，努力地向上爬着。

小青随后又去听了听胎心。隔着急诊室的门，别人家孩子的胎心听上去清脆、萌动、有力而富有节奏，但是我们家孩子，只听到嗞嗞啦啦的声响，有点像收不到节目的收音机。小青出来后说，是先兆性流产，就是还没有流产。

在医院里开了些药，又打了一针黄体酮，我带着小青回家了。回家后，小青躺在床上，不敢翻身，不敢大声咳嗽，为了解决上厕所的问题，我们准备好了马桶。我到处翻阅朋友们送来的各类育儿书籍，而且上网搜索相关资料，希望能够找到流血的根源。我还给几个医生打了电话，一个是妇产科的教授，一个是同事的妻子——有着生育经历的女人。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明确一点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好的处方，只是叮嘱卧床静养。endprint

我下午应该再去单位加班，但是什么心情也没有了，便在家里陪着小青慢慢地熬着。中午过后，小青又流了一点血，还是桃红色的。看着沾有血迹的刺眼的白纸，我又一次次地流泪了。如果他出生了，长大了，可以说话了，我还会这么担心吗？直到晚上八点左右，小青再去擦拭时，血终于停了下来。但是整个晚上，我彻底地失眠了。

第二天是周一，医院正常门诊。按照急诊的吩咐，得再去仔细地检查一下。门诊里里外外全是病人，比菜市场还要拥挤。菜市场与医院有时候其实一样，菜市场是专门维持生命的，医院是为了延续生命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扒拉开人群，冲到主治医生的身边说，我们家的小青流血了。主治医生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我又说一遍，我们家的小青流血了，昨天看了急诊，让今天再看门诊，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只要他告诉我怎么办就行了。要挂号，我立即去挂号；要换别的医生，我们立即换人；要回家继续静养，我们立即回家。但是他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挂我的号也没有用，我这里还有四十个人，看完了应该已经下班了。

他的态度很明确，小青流不流血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好像根本不是一个医生，不需要一句安慰也不需要一丝同情。我十分生气地质问：你没有时间，是否应该告诉我，我们应该怎么办吧？但是他，沉默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有人安慰我说，这些医生什么生死没有见过？他们已经麻木了。我心想，如果我是医生，是绝对不会如此冷漠的。其实越是看到了太多的生死，越应该体会别人的不容易，因为生命是一次性的，是容不得重复和倒退的。

我吵了一架就离开了。再找到其他医生的时候，或许因为快下班了，或许因为忙碌一天太疲倦了，他们都是轻描淡写地说，不流血就没事了。有几个孕妇也说，他们也流过血，当初都挺过来了。我想，挺过来的人都在医院里，那些没有挺过来的人如今又会在何处呢？

我在慌恐与无奈中，让小青平躺在车后的座位上，然后把她送回了家。在单位里，一整天都无法安心上班，跑到同事那里诉说了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指点，但是他们同样都很平淡。生孩子的事，对亲生父母而言是天下大事，难道于别人而言，哪怕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微不足道的吗？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

大概是八月初的时候，上海遇到了几百年不遇的高温，每天都是四十多度，周边的某些地区烧到了四十三度。我见识过沙漠地区的五十度高温，明显能看到空气中的火苗。那火苗不是红色的，因为掺杂着水蒸气，只能看到火苗的波涛，看不到火苗的颜色。上海那几天，就出现了这样的火苗，大家都惊呼，这是大难临头的天象。

有一位朋友来上海旅游，是我与小青一起全程陪伴的。那天去的是烏镇，早上十点左右出发，一路开到乌镇时，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我们在镇上的居民家用餐，推开临街的木门，古色古香的厢房里，摆着江南的旧式家具，桌子椅子都是那般古朴，桌子上沏着西湖龙井。推开窗子，便是乌镇河，河边杨柳青青，河水轻轻荡漾。朋友是个文人，所以对于乌镇真是欣喜不已，连连大呼，来对了，来对了。因为朋友喜欢，我们在乌镇多逛了一圈。顺着北街，吃了几样小点，尝了多年不遇的冰棍，试了试中国胭脂谢馥春，还逛了逛昭明书院；顺着南街，看了看茶馆，拜谒了茅盾故居。天黑后风凉爽了，有一轮上弦月挂在千年古镇的屋檐上，加上一盏盏红灯笼掌了起来，把一条石板路照耀得有些迷离。我们坐在石拱桥上，都舍不得离开了，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走出了乌镇。

由于迷路，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小青很痛苦地对我说，葫芦娃在肚子里翻江倒海，连续剧烈地运动了几个小时。我说，从什么时候起？小青说，从上车前就开始了，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坐车时间太长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当时就应该躺在车里。小青说，毕竟是陪客人的，我怕说出来朋友有压力。

我很心疼又很生气地说，朋友很重要，但是孩子更重要吧？但是小青一再交代，以后也不要说，说了人家会内疚的。小青在生活中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她对待朋友，对待家人，全部都是那样掏心掏肝。对于这件事情，我对她是有意见的。腹中的孩子才七个月，如果因为一时的情义而造成了早产，这对我们、对孩子将是多么大的灾难呀。

我坐到小青的身边，看着她的腹部一下子被惊呆了。她的腹部不停地扭曲着，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一会儿上边，一会儿下边。小青躺在床上，几乎不像一个人，而像一只袋子里装着一条巨蟒。这条巨蟒在袋子里快速地蠕动着、盘旋着、撕咬着。我感觉这条巨蟒很快就要突破这只袋子，从里边钻出来似的。

我被吓哭了。我颤抖着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小青的肚皮，一边流着泪水一边轻轻地念着，葫芦娃乖呵，葫芦娃乖呵。但是这种扭曲一直没有减轻，频率也没有减缓。小青说，我们大人运动两三个小时，恐怕都累死了，何况一只虫子呢。我有了更加不祥的预兆。在人生中多少次面死亡，别人的死亡，自己的死亡，也从来没有如此害怕过。

晚上十一点半，我哭着拨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问，怎么办啊。这位姓滕的妇产科专家说，还是去医院吧。

我准备带着小青去医院的时候，小青担忧地说，本来就因为太折腾了，我们再去医院的话，恐怕又要折腾几个小时，而且去医院挂急诊有意义吗？我认为她说的有些道理。为了让小青好好休息，我把灯全部关掉，拉上了窗帘，躺在她的身边。我不敢翻身，不敢咳嗽，甚至不敢呼吸。

不知半夜几点，小青终于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再到凌晨窗外泛白的时候，趁着小青上厕所的机会，我问她，孩子还跳吗？小青说，已经不跳了，也许睡着了吧。我问，多长时间不跳了？小青说，不知道呀，跳得太厉害肯定不好，但是如果一直不跳的话，情况可能更加糟糕。第二天早上，我着急地问，孩子跳了没有。小青说，跳了，已经不那么剧烈了。

自此之后，每天早上一起来，我问的第一句话便是，葫芦娃跳了吗？大部分时候小青说，跳了。我便明白孩子还在健康地成长着。如果她说，还没有跳呢。我想孩子也许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十分地担心起来。小青后来发明了一个妙招，如果孩子长时间不跳，她就用手电筒对着肚皮照一照，或者用手轻轻地弹一弹，葫芦娃立即就会跳起来了。而我，一旦碰到孩子的跳动，就轻轻抚摸一阵子，直到他安静下来为止。endprint

那是我与这个未出世的小生命仅有的交流方式。

为了孩子的安全，有朋友再从外地来上海，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自己一个人带着他们，夜游黄浦江，登临明珠塔，闲走陕西路。孩子在一次胎监时，情况有些不妙，胎动十至二十分钟两次；波动：平坦；宫缩：不规则；加速反应：无。医生说，加速反应“无”，就是没有呼吸。呼吸是生命的保证，没有呼吸还是生命吗？人死了的主要特征就是“断气”。这又把我吓了一跳，医生的补充解释是，没有呼吸肯定是不过关的。但是胎儿在母亲的腹中是不需要呼吸的，他们的氧气是靠着脐带来传输的。

在医生的要求下，做了一次生物物理评分。胎动：二分；肌张力：二分；羊水指数：二分；呼吸运动：〇分。医生分析的结果，仍然没有过关，需要继续进行胎监。中午吃饭的时候，小青饭量出奇地大了，不仅吃了一碗馄饨、两个面包和两份青菜，还喝下了一瓶可乐。她说，早上没有过关，恐怕是早上没有吃饱的原因。

我不明白吃饱了与胎儿呼吸的关系，但是有一条道理我是懂的——母子连心。但愿我的孩子好好地饱餐一顿，然后恢复他的生命力，继续朝着这个世界奔来。

五、衣裳的花样

在一个物质过剩的年代，衣裳是穿不完的，而且没有一个补丁。

如果有，那些补丁不过成了装饰，那些破烂不过成了炫耀。

小青叮嘱我，离预产期两个周左右的时候，要腾出一个周末专门用来浆洗葫芦娃的衣裳。

九月十三日，天气出奇地好，高温已经远去，早晚二十多度，天蓝得让人发疯，阳光稠稠的，风凉爽得有些醉了。早上六点多，窗外响起了老人们晨练的舞曲《好日子》。平时觉得有些吵闹，如今却成了很好的背景音乐。我随着伴奏轻手轻脚地爬起床，把阳台与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把外边的阳光与风请进来，然后喝了一杯牛奶，准备开始清洗葫芦娃的东西。

我问小青，要洗的衣裳呢？她指了指沙发说，不太多，就这么一堆吧。我朝沙发上看去，上边摆着四个大箱子。一个绿色的，两个红色的，一个蓝色的，把葫芦娃的衣裳分门别类地装着。我吃惊地问，都是葫芦娃的吗？小青说，是呀，这才几件呀，我们同事还没有怀孕呢，准备衣裳、鞋子和围巾，早就花了几万块了，我们相比之下哪有做父母的样子？

除了小清疯狂地给葫芦娃准备的生活用品，自从小青怀孕的消息被不断地扩散，许多朋友同事亲戚都松了一口气。随着我头发不断地苍白，牙齿一颗颗地脱落，脸上皱纹不断地加深，脸上的表情日益地疲倦，他们对我的繁衍能力失去了信心。有位朋友还安慰我说，做丁克很时髦的。如今突然听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說，我老婆怀孕了。这种意外与冲击力，不像我射出了一枚小蝌蚪，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比我大的，已经抱了孙子，比我小的都已经为人父母，有的已经是儿女双全了。为了表示祝贺，他们一波波地快递礼物给我，开始送一些育儿手册和怀孕须知，前前后后达到了二十多本，最厚的竟然有六百多页。他们后来就会提着大包小包给我，全是孩子的衣袜鞋帽，而且全是新的。这些新东西，极少数是刚刚花钱买的，大多数是自己孩子当年剩下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样样艳丽；西装唐装旗袍裙子，款式样样奇特；绒的毛的线的皮的，面料五花八门；一月半岁三岁五岁，各个年龄都适合。

丈母娘有个一起跳广场舞的朋友，让人从新疆捎了几十斤上等棉花，撕了几丈全棉的布料。布料上印着天鹅、企鹅和北极熊，专门给葫芦娃做了两床被褥。之所以要棉花的，而不要蚕丝的，据丈母娘介绍，桑树都见不到一棵，哪里会有蚕呢？蚕怎么会吐丝呢？所以那蚕丝全是假的。选个黄道吉日，我开车把被褥拉回来的时候，用手摸了摸，哎呀，那个绵呀，那个软呀，是我这辈子感觉到的最暖和的东西了，超过了四月的阳光十月的火苗。

其中有人送了两双鞋子，都是半岁前穿的，一双米黄色的，一双黑色的，比一只肉包子还小。小青看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竟然是真皮的，那么光亮柔滑，应该不是牛皮，而是狐狸皮，或者是兔子皮。

那两双皮鞋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拥有人生第一双皮鞋是十八岁。十八岁之前我穿着的，全是姐姐一针一线给我纳的布鞋，更小的时候没有布料纳鞋底子和鞋绑子，我穿着的是用葛条或者玉米衣子编成的草鞋。有一年，我考入城里一所学校读书，学校对面是一家皮鞋厂。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工厂，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大那么漂亮的院子。房子一排一排的，多得几乎看不到边，都用红砖砌成的，房顶不再是倾斜的，神秘得像一个童话城堡。每次放学后，从皮鞋厂经过时，我都会使劲朝里看，对两个门卫肃然起敬，觉得天下最了不起的人，不是老师，而是门卫了。我常问同学们，皮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皮鞋的皮子真是从牛呀羊呀身上剥下来的吗？

我放过牛喂过猪，也杀过牛杀过猪，觉得牛皮与猪皮，不像肥肉那么油腻，又不像瘦肉那么干巴，嚼起来是味道最香的。我想象不出来，这么香的东西怎么会做成皮鞋，那么光亮，那么漆黑，形状那么漂亮，而且是臭兮兮的。如果真用牛皮猪皮做的，岂不是可以煮着吃了？这事儿，从几本关于万里长征的书中得到了答案，说革命前辈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太饿了，把皮鞋和皮带放在锅里煮了。

当时除了我还是布鞋之外，同学们脚上基本都是皮鞋，每天晚上他们脱掉皮鞋，成双成对地摆在架子床下边，尤其是有月光透进来洒在皮鞋上，感觉像两只停泊着的小船。我想，皮鞋穿在脚上应该很舒服吧？所以晚上起夜时，有意无意地踢踏着别人的皮鞋，试一试。来这所学校之前，我是没有看到过皮鞋的，或者说已经有皮鞋了，也许我们老师就有皮鞋，但是除了作业本与课本，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包括女同学踢毽子，穿着绣花鞋还是什么鞋，我一点都不清楚。

天天从皮鞋厂经过，看到从皮鞋厂进进出出的男女，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夏天，有个穿着一双暗红色高跟鞋的女孩，每当她从我们宿舍外的小径上悠悠穿过，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我给她写过信，信中表达了爱慕之情，也表达了对她那双高跟鞋的赞美。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用她的皮鞋做一顿丰盛的晚餐。endprint

我发誓要买一双皮鞋穿穿。有一个周末，我像一个小偷似的，拐进皮鞋厂门外的门市部里，问一双皮鞋多少钱？一个女服务员说，你要多大的？我伸出手比画了一下，意思是两砟长吧？服务员说，三七的？还是三八的？要不你先试试吧？我不明白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所以又问了一句，需要多少钱？服务员说，十二块左右吧。听到“十二块”这个数字，我几乎有些崩溃了。

第一次逛鞋店，也可以说是第一次逛商店，我几乎没有敢正眼打量里边，碰到那些出售的东西眼睛就挪开了，真像一个小偷被识破了似的，一下子溜了出来。

十二块，在如今几乎算不了什么，顶多一盒档次不高的快餐，一包不上档次的红双喜香烟。但是在那个年代，尤其放在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身上，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举个例子吧，我们村的孩子大部分因为交不起两块五毛钱的学费辍学了，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念书，全靠着自己放学后砍柴与采药。从山上砍下松树枝子，以每一百斤三毛钱卖给镇上的人，烧砖烧瓦盖房子；能采到天麻那些名贵药材，得挖遍半座山，运气不好的时候，恐怕连天麻籽也见不到几粒。常规情况下，夏天采五味子，秋天采柴胡与苍术，应该一两毛钱一斤吧？我考上的那所学校是国家供应的，每个月三十二斤饭票，女同学吃不完，会拿着去小卖部换卫生纸——那个年代还没有卫生巾。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卫生纸，擦屁股少数时候用的是作业本，多数时候用的是树叶子。

有几次回家，见到父亲吃不饱穿不暖，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拥有一双皮鞋的梦想并没有就此破灭，而且越来越强烈，因为马上要恋爱了，严格意义上说是暗恋了高跟鞋。她是我的学妹，属于同县的老乡，家住贺家村，所以姓贺——如今已不知长相的一个漂亮女孩。最后我下定决心，要靠着自己挣一双皮鞋回来。

那年暑假，我留在了学校。父亲左顾右盼，见我没有回家就十分担心，骑着一辆自行车翻了几座山，趟过了丹江河，来回一百八十里，撵到了学校里。晚上，父亲住在宿舍里问，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是嫌弃家里穷吗？我说，不是的，是想挣钱呢。父亲说，城里要柴没有柴要药没有药，你一个孩子能挣什么钱？

我确实茫然极了，放假时学校已经停伙了，连开水也不供应了。我白天借了个煤油炉子，自己下一点白水面条，晚上则像兔子似的，摸入学校外边的庄稼地里，偷吃生的西红柿与卷心白。碰到有月光的晚上，认得哪些西红柿红了；如果没有月亮，只好黑灯瞎火地挑一些比较大的，不管青红枣白地坐下来啃。

父亲在学校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骑着自行车走了。临走时，父亲说，我明白你想买一双皮鞋，但是我只能给你十块钱。父子两个在学校外边推让了一阵子，我趁着给父亲绑裹脚布的时候，把十块钱悄悄塞到了他的裹脚布里。我明白，在一百八十里路上，父亲口渴了会扒到河边喝生水，肚子饿了会跑到地里啃几根玉米秆子，十块钱应该是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这样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买皮鞋呢？

父亲走后，有位老师找到我问，有个累活愿不愿意干呢？我问，什么活？老师指了指对面说，皮鞋厂里边有个烤胶厂，专门制造鞋底子的。有一大堆的橡胶渣，对他们来说是废物，对学校来说是宝物，可以用架子车拉回来，等到开学后给学校烧锅炉。我听了，两眼放光，这有什么累的呢？所以什么也没有问就答应了。

正值三伏天，气温很高，橡胶渣刚倒出来还冒着热气，所以就特别不容易。从皮鞋厂到学校又是一个斜坡，那年暑假一个月时间，我一个人在这条倾斜的道路上挣扎着。老师要给我开工钱的时候，我说，给我一双皮鞋吧。老师当时十分吃惊。不明白是工钱不值一双皮鞋，还是这个学生的要求有点怪。九月开学，我就穿着一双皮鞋，敲门撞进了高跟鞋的宿舍。我不明白从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正是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双皮鞋吧。

那双皮鞋我穿了三个学期，鞋绑子就裂开了，鞋底子磨出了洞。有一次回家，干脆扔在了家里。随后又被父亲补了补，穿在自己的脚上——同样是父亲一生中的第一双皮鞋。

除了皮鞋之外，在我身上还发生过许多有关穿戴的故事。比如在衣裳方面，一岁之前，基本是光着屁股的；十岁之前，我穿着的总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已经补丁加着补丁；十七岁之前，我只有一套衣裳，每个周末回到家，换上大人们的衣裳，把自己仅有的一套衣裳，拿到河里洗干净，晒干了再穿一个星期。缝到阴雨天，晒不干，只好连夜烧火烘干。

最让人痛苦的是裤带了。小时候没有裤带，穿的是开裆裤子；长大了比较雄壮，懂得羞耻了，就得用裤带系着。那时候整个村子，没有一个人有皮带，清一色的是麻绳子，好一点的是用旧布搓的。麻绳子好处是摔跤呀干活呀不容易断，坏处是难解开。有时候想拉屎撒尿了，一慌乱就拉成了死结，扯又扯不断，脱又脱不掉。因此尿湿裤裆是大有人在的，光我身上就有三五回吧。

我第一条皮带，是带扣环的那种，是我大姐夫送我的。在我进城上学的第三年，大姐夫去韩城煤矿挖煤，带回来两条皮腰带，把其中一条送给了我。那条皮帶两指宽，一头是亮晶晶的扣环，一头打着四五个眼眼。我系着皮带上厕所的时候，一脱下裤子总是磨磨叽叽，舍不得系上，专门等着让其他人看的。晚上睡觉时，我就把皮带解下来，挂在宿舍的床头上，有几次吓得同学以为挂着一条蛇。而且在我屁股后边总要露出那么半截，像一条尾巴。有几个同学见了，都羡慕地问，是不是牛皮的？我会拉过尾巴说，当然是牛皮的，黄牛皮的。

那天，连午饭也没有吃，一家人一起清洗葫芦娃的衣物。直到太阳落下的黄昏，才把葫芦娃的生活用品全部清洗了一遍。包括婴儿床、儿童椅，还有几十个尿片、几件毛巾、浴巾。看着阳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裳，有裙子，有褂子，有短衫，有长裤，真像一面面生活的小旗帜。我在想，这些衣裳，葫芦娃每天换一件，起码能穿半个月吧？恐怕有些衣裳还来不及穿，葫芦娃就长大了，长高了，长胖了，不合适了。有些衣裳是五六岁孩子的，等葫芦娃长到五六岁会不会褪色呢？会不会过时了呢？葫芦娃会不会又有一大堆更新更好的衣裳呢？

对比那个贫穷年代，有关衣裳真是刻骨铭心。有些是伤感的，有些是欣慰的，有些则是心酸的，让人忍不住直掉眼泪。但是这种记忆，其实与衣裳的款式、花色没有太大关系，现在能够记住的已经不是穿了什么，而是怎么穿的，冷不冷，热不热。endprint

不管是衣裳、鞋子，还有裤带，它们之所以诞生，从树皮草叶，到布，到皮，再到披金挂银，原本是为了遮羞的，保暖的，护体的。无论发展到什么时代，衣裳的本质应该不会变的。当物质生活发展到富足甚至是过剩的年代，人们对孩子是爱得起的。但是衣裳穿在孩子们身上，对于孩子而言，除了保暖、干净之外，赏心悦目的应该不是孩子。小青看着阳台上滴着水的大大小小的衣裳，对我说，葫芦娃真是太幸福了。

孩子生活的富足，或者说是过剩，是幸福还是负担呢？谁也说不清楚了，只有等着孩子长大了，把这些衣裳都穿过了，再一件件地抛弃了，也许才会有答案的吧？

说实话，葫芦娃选择小青投胎作为他的母亲，应该前生是做了很多善事的，没有救过几只狐狸的话，应该也是救过几只兔子的。

其实，比起准备衣物，小青在没有怀上葫芦娃之时，早就在不经意间开始准备礼物了。

第一个礼物比较普通，是从狗嘴里抢回来的一只纯白色的毛茸茸的小熊。有一天小青参加一个聚会回来，是带了两样玩具的，另一个是橘黄色的布娃娃。那时候葫芦娃不明白在哪儿云游，还没有想要投胎转世的意思，更没有葫芦娃这个代号了，但是有一只进门不久的取名范二的泰迪。小青一进门，从包里兴冲冲地掏出一只玩具，说是太对不住范二了，人家原来住的大别墅，坐的奥迪，到我们这个穷家来受苦了，所以聚会的时候顺便就买了两个玩具。小青说，可怜的范二还没有一件玩具呢。于是她把一只布娃娃朝着范二扔了过去。范二迅速地跳了起来，从空中叼住了布娃娃，送回到了小青的脚边。小青坐在地板上，再远远地抛开，范二又扑上去，再次叼了回来，像一场奇怪的垒球训练。玩了几圈，范二就改变了玩法，不断地又扑又咬，像对待一只濒死的猎物似的。见布娃娃丝毫未动，它站在不远处叫上几声，然后扑上去使劲地撕着，不一会儿就把布娃娃的两只胳膊撕了下来。

小青从范二嘴中夺过了布娃娃，一下子扔进了垃圾桶。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扔掉呢？小青说，你没有看到已经烂了，范二吃下去的话是会生病的。我一直在旁边观看着，开始被她们的欢快感染了，有时候也参与其中。但是随着布娃娃被撕烂，露出了里边的棉絮，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只玩具，而是有血有肉的长期蜗居我心间的一个生命。

我从垃圾桶里捡出这只受伤的玩具，有点忧伤。范二瞬间撕掉的，不是一只玩具，而是我童年的一个愿望。连一只狗都有玩具了，而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拥有过一件自己的玩具。童年时，我曾经试图为自己制作一个玩具，用柳枝做成了一个弹弓耀武扬威地挂在胸口上，却因为没有一条橡皮筋，所以发不出一颗石子；用梨木做了一把手枪别在自己的腰间，却因为没有一根火柴，所以从来没有听到枪响；在放牛的时候，从一头老黄牛身上一撮撮地收集着夹带着腥味的牛毛，揉成了一个球，但是它软乎乎的，拍在地上根本没有办法弹起来。

从我六七岁起，家人交到我手中的永远都是放牛的鞭子和上山割草的镰刀。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了，母亲去世三十年了，两个姐姐已经远嫁他方，在他们的概念里永远就没有玩具，只有生活的工具。

小青没有发现我内心的波动，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只纯白色的小熊，朝着范二开心地抛了过去。这一次，我抢在范二的前边，一把接住了小熊，然后抱在了怀里。小青说，快点抛起来呀。我没有说话，带着这只小熊进了房间。小青说，你多大了？还和一只狗抢东西？好意思吧？我对小青说，不是我要玩的。小青问，我们家除了小狗，还有谁？我说，我要把它留给我们的孩子，等你怀孕了就有孩子了，孩子应该会喜欢这个小熊玩具的。小青听了，摸着自己的肚皮笑了，好像已经怀孕了似的。她把撵过来的范二一脚踢开，拿来一个塑料袋子把小熊封了进去。

自从葫芦娃意外地拥有第一件玩具之后，小青就接二连三地为没有任何音信的孩子准备玩具了。她有意识为孩子准备的第一个玩具是千纸鹤。她從外边买回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每天一下班就开始折叠千纸鹤。她叠得很专心，不放过每一根线条，不放过每一道工序。每迭出一只，她都会把它轻轻地放入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我问她，孩子要这些千纸鹤干什么？是送人吗？还是拿到风中自己放飞？

小青问，孩子出生了，第一眼看到的是谁？我说，看到的当然是你了，你是生他养他的母亲呀。小青说，这是当然的，接下来呢？他会看到什么？我说，接下来就是我了，我是他无比丑陋的父亲呀。小青说，真笨，除了人，还有这个世界，我们家宝贝一睁开眼睛，你想让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抓着头说，如果是春天，应该让他看到蝴蝶，如果是夏天应该让他看到蜻蜓，如果是秋天应该让他看到萤火虫，如果是冬天只能让他看到满地落叶了。小青很不满意地说，他出生是在医院里，哪里会有蝴蝶和蜻蜓呀？所以说，我叠的这些千纸鹤，到时候串起来挂在他的床边上，让他一睁眼就能看到千纸鹤在飞，赤橙黄绿青蓝紫，应该多好呀。

小青到底叠了多少，我已经不清楚了。突然有一天，她不再叠千纸鹤了，把剩下的彩纸全部扔进了垃圾桶。问她什么原因，她愤愤不平地说，你闻闻，这纸是不是有味道？电视里已经说了，这种彩纸是用化学药水染的，挥发出来的气体有致癌作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颜色欺骗了孩子。

千纸鹤本来是装在玻璃瓶子里边的，但是在小青查出怀孕之后，她竟然把自己辛辛苦苦叠出的东西全部倒掉了。我有些不解地问，在瓶子里装着，气味又不会出来，还是可以摆着看看的吧？倒掉了多可惜呀！起码留到孩子出生，让他放到小河里去。小青又愤愤不平地回答，你真是什么都不关心，我们家的孩子属什么的？我说，今年是蛇年，孩子属蛇的呀。小青问，那不就对了！小青平时爱看动物世界，明白蛇是仙鹤的美味，仙鹤是蛇的天敌。仙鹤在空中盘旋着，一旦发现了蛇的行踪，就会俯冲下来把蛇吃掉的。

在葫芦娃出生前，为了迎接这个新生命，我们把家里的花花草草，修剪和清理了一下，好多可疑的苦命的植物，比如绿萝，比如滴水观音，有几棵枝繁叶茂，都长到我们家的屋顶了。小青总害怕它们有毒，让我统统搬至门外的走廊。走廊不仅没有一丝自然光，还被野猫们当成了自己的乐园。endprint

有一只猫来路不明，把花盆当成了它的厕所。我清理过一阵子，今天清掉了，明天又有了，怎么也弄不干净，尿骚味熏得人头晕眼花。小青说，好不容易弄走一条狗，如今又来了一只猫。况且猫是有九条命的幽灵，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对孩子是十分不利的。

有邻居装修，扔了一块三合板，两面席子那么大。我用它，把整个楼梯堵住过，不清楚这猫哪来的能耐，还是一如既往。我怀疑不是野猫，是谁家养的宠物，挨家挨户敲过门，在楼道里张贴过“告同胞书”，可是没有一位邻居承认。那阵子，我天天爬楼梯，从一楼爬到十八楼，再从十八楼走到一楼，想捣毁这只猫的老巢。每爬一次楼梯，都出一身汗，累个半死。后来，我改变了策略，凌晨三点在走廊里守着，有一天果然发现了肇事者。它是黄色的，体形较大，走路威武雄壮，像一只微缩版的老虎。我提起一根棍子便追，哪能追得过一只畜生。从一楼追到顶楼，眼看着走投无路了，但是它一个折身，便从我脚下溜掉了。我折身追至一楼时，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大门是紧闭着的，唯有电梯上上下下。我喘着粗气走进电梯，发现搞清洁的阿姨，在电梯里低头拖地。

我说，有一只猫你见过吗？阿姨说，没有啊。我说，猫会乘电梯吗？阿姨说，应该不会吧？我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丈母娘已经起床，正准备下楼买菜。我说，猫会乘电梯吗？丈母娘说，你以为她是猫王吗？我说，它不会飞，如果不坐电梯，不可能逃走啊。

万般无奈之下，我终于下了一系列的狠招。第一招，是在花盆里埋进了油泼辣子。油泼辣子是朋友送的，我平时享用的时候都被辣得直翻白眼。我心想，它用爪子刨坑的时候，不辣它个泪流满面才怪呢。但是我埋了这个花盆，它换到那个花盆，我埋那个花盆，它换到这个花盆。最后，干脆直接方便在地上。

第二招，撒上琉璃渣。我们家阳台打碎了一块琉璃，我便把琉璃渣全撒在上边。玻璃碴十分锋利，还没有弄好呢，把左手就扎破了，流了一些血。若是猫站上去，应该能把它的屁股扎烂。但是猫似乎天生就练了轻功，是武林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或者它不怕痛，根本挡不住它。

第三招，用粘鼠板。在上海多年，真没有见过老鼠，有阵子以为老鼠在城市活不下去，所以灭绝了。有一天，听同事大喊大叫，说有一只小动物，坐在一张椅子上模仿她。她照镜子，它便照镜子，她伸个懒腰，它便伸个懒腰。那阵子，她正追捧《精灵鼠小弟》，我以为她走火入魔。不想，第二天我上班早，走进办公室果然看到有两个小东西，躺在我平时休息的折叠床上。它们还尿床了，把我的折叠床尿湿了一片。

我终于明白，乡下老鼠会四处乱窜，而城里老鼠是养尊处优的。我跑到外边一问，杂货店与超市里均有粘鼠板出售。我买了三张，回到家，放在一条必经的通道上。第二天，粘鼠板上果然留下了一串脚印。丈母娘说，听到过猫惨烈的叫，恐怕被粘住过，不过还是让它逃掉了。我本不想置它于死地，逃掉就逃掉了，哪里明白第二天，它避开了粘鼠板，仍然痴情地来此如厕。不就撒个猫尿拉个猫屎吗？不理解它为何要冒生命危险。

第四招，老鼠药，也就是投毒。虽然据传猫有九条命，我还是纠结了好几天，犹豫要不要痛下杀手。最后，这畜生似乎在故意戏耍我，不仅仅拉屎撒尿，抱几根骨头来此享用，而且从老鼠那里偷师学艺，把几棵植物的皮也啃掉了。我恼羞成怒，便打电话向物业求救，物业经理嘿嘿一笑，在我耳朵边说，一包老鼠药不就解决了？我说，要是人家养的宠物怎么办？物业经理说，谁知道你干的？

我跑遍了外边的超市与小卖部，竟然没有老鼠药出售，因为无证销售属于违法行为。并非生活在法制社会，老鼠就是侥幸的。在小区里，碰见了居委会阿姨，她告诉我说，老鼠药可以免费提供，只要到居委会登记一下。领到两包老鼠药，我先用卫生纸和报纸，再用塑料袋，把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即使如此，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身上装着的，是两颗沉重的原子弹。

我向小青汇报了自己的投毒行动，并交代丈母娘买两条鱼，要新鲜的。丈母娘说，一个畜生要新鲜的干什么？但最终带回来的还是活蹦乱跳的。一切就绪，只等天黑。小青历来心善，开始一言不发，后来慌慌张张，端茶杯子的手不停地发抖。

我说，杀只猫，又不是杀人，你怕什么呢。小青說，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尤其是猫，它东不去西不去，偏偏跑到我们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再看看它们的眼珠子，是蓝色的，是深不见底的，谁明白会通向何方？所以当天晚上，计划并没有实施。不过，第二天十分神奇，第三天更加神奇。第四天，第五天，花盆里再没有见到屎尿了。我相信我要投毒的消息，不是物业或者居委会传出去的，那么这个消息是谁吐露出去的呢？我恍然大悟，要么是神灵，要么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家里大声议论之时，有意无意地其实是在向它传播着福音。

人猫大战，不战而和。几盆放在楼道里的植物，原以为能给他人带来一点美，由于长年不见光，如今已经残败了，放在公共空间里，只会让大家不舒服，所以被我清理掉了。恐怕也是那只猫的初衷吧？

忙完这个有趣的插曲，我们把家里的木地板、书桌饭桌、被子衣裳、窗子阳台统统擦洗了一遍。添置了一台新冰箱、一个消毒碗柜、一个水曲柳的书柜，还有一个迷你型的洗衣机。新冰箱专门给葫芦娃储存奶粉和冷冻食品，比如水果泥和稀饭。小青说，与大人的东西混在一起容易串味；消毒碗柜是改装上去的，主要用来消毒，怕有什么病菌传染；书柜放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书刊杂志；迷你洗衣机专门洗葫芦娃一个人的衣裳。

之外，我们决定把家里认真地布置一下，尤其是光秃秃的墙上要挂一点书画作品。我们对葫芦娃未来的规划，就是让他写毛笔字，他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画点画。这种规划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不想让孩子的人生太累，二是实现梦想时的代价不要太大。一台钢琴恐怕要几万块吧？而毛笔仅仅十几块钱一支。再说了，我连钢琴有几个琴键都不明白，要学的话得请老师，据说一小时也得几百块。但是毛笔字，我写不好，起码会写，万一不行，十几块钱就能把“二王”请回家了。

我家里字画倒是非常多，有长安城的大作家书写的一副对联，有老诗人洛夫来上海时给我的题字，有在同觉寺禅修时方丈曙提法师为我写的“佛”。另有一幅是卞增年的漫画“对酒当歌”，卞先生已经失去联系近二十年了；一幅是福州画家许廷干的“秋收图”，画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因为当年我有一个网名叫南瓜；一幅是中西融汇的油画“贵妃醉酒”，是画家刘令华的代表作，市值有八千万元了吧？我这一幅当然不是原画，而是一幅乱针苏绣作品，八年前拍卖价已经五万元了，如今又值几何了呢？无论是哪幅书法，还是哪幅绘画，都可以当成我们陈氏的传家宝。endprint

请装修工人来的时候，小青东也不行西也不行，偏偏挑了一幅来路不明的“荷塘”要挂在客厅里。我问，为什么要挂这幅呢？小青说，你傻呀，你看看画的是什么？我说，是荷叶、莲蓬和池塘呀。小青说，上边还有什么？我说，似乎是败了的荷叶。小青说，你站远点看，是不是有两只青蛙？我离开一米再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并没有看出两只青蛙，如果说真是两只动物的话，有可能是两只被撕碎的蜻蜓。为了不打击小青，我连连头头说，是青蛙又能怎么样呢？小青说，蛇爱吃青蛙呀。原来她把这幅画当成了食物，不是能吃的那种食物，而是能给人带来吉祥命运的食物。这幅不足一米的无名画，从此挂在了客厅里，有人问起来历，她说是北京一位著名画家送的。我天天看着，慢慢发现那上边确实有两只青蛙，神似而形不似的青蛙。

离葫芦娃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与往常一样趴在小青的肚子上，来感受一下葫芦娃的存在。小青问，孩子还缺什么呢？我想了想，似乎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了。

六、未知的遗产

我与小青掰着手指算了算，如果不是我们夫妻天生善良的话，我们家葫芦娃一出生一根草不带，至少就有五套房子。

我的丈母娘，就是葫芦娃的外婆，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原住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据说那边拆迁的时候家家都是一夜暴富。丈母娘是知青，下乡到了南通，退休后回城的时候，属于她的那份遗产早就不明白被谁继承掉了；我的岳父，也就是葫芦娃的外公，原是南通第一大户，范氏花园亭台楼阁，如今成了南通有名的古代园林。范氏家宅堪比宁荣二府，如今似乎是中山路或者人民路，解放之后就全部被收为国有了。

即使不计算这些，岳父去世之后我们去查户籍档案，发现小青的爷爷当年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住在陕西南路靠近南京路的地方，可惜岳父从小被南通的姑奶奶领养了。南通的姑奶奶，我去串门子的时候见过，老太太一头银发，行事十分优雅，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门对门有两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全部归了她的亲生女儿。这些枝枝叶叶，根根蔓蔓，单从法律角度讲，都是有合法继承权的。

我有些好奇，问过几次小青，小青要么不语，要么就两个字：算了！

我在西安时，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住在城墙附近的农宅里，每天步行上班下班，都要穿过小北门。那时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小汽车，一个单程要走半个小时以上。但是那时候并不觉得烦，感觉自己不是在上班下班，而是唐朝一个文官在上朝下朝。出租屋很破，是二楼的一个阁楼，上下是要搭梯子的。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连把椅子也没有，平时写个东西看个书，只能坐在床沿上。也没有厕所，好在那时年轻，膀胱特别能憋，一晚上不上厕所一点问题也没有；更没有水龙头，冬天一月洗次澡，夏天一两个周洗次澡，都是去澡堂子，至于洗脸，已经忘记了，不清楚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洗脸，反正牙齿是几天刷一次的，也许连牙齿也不刷了吧？

这么个破房子，推开窗子，能看到城墙，如果从这里纵身一跳，就会跳到城墙上去。所以，我對这个房子特别敬仰，感觉自己像是电影里演的，直接住在城墙下的掌管城门的卫兵。房东是一对夫妻，男人老家是河南人，女人据说是我的老乡，他们是我最最崇拜的。崇拜他们，就因为他们两个外地人，凭什么弄到了这套宫殿一般的房子。

早上或者是黄昏，我上班下班的感觉非常奇妙，一直顺着城墙根子走，再从小北门拐进拐出就到了。觉得像是巡城的卫士一般。每每碰到在城墙下打太极或者是跳舞的老人，我都会笑着打个招呼。一九九九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西安城谣言四起，说是要地震了，大家疯了一样向外逃难，其实这个谣言的根源就是我。有天早上，我和一个打太极的老人打招呼，这个老人自言自语地对我说，西安要地震了。回到单位，我每遇到一个同事，都重复一遍说，听说西安要地震了。没有想到，到下午下班时，每碰到一个同事，他们都对我说，要地震了你明白吧？第二天，有些同事就不来了，有的说是去上海出差，有的说是到杭州旅游。不几天，这条消息就上了报纸，是地震局出来辟谣的。

在西安城里，我换过几套出租屋，不在城墙边上。换房子的原因是自己拿了工资，想住得宽展一点，有一室一厅的，也有两室一厅的，基本有一个可以半夜三更有事没事敲门蹭口水呀借把刀呀的女邻居。但是再没有城墙根下那个小阁楼住得自豪了。后来，重回西安，故地重游了几次，没有找到当初那栋房子，原地上已经盖起了一座大厦。一问才明白，房东已经搬迁了。大厦的保安说，那个房东呀，早就发大财了。

十几年间，我在多个城市租过房子，总共租过十二次房子，有两次租得有些豪华。二〇〇一年在广州工作，开始住在五羊新城，每个月是八百块。有一次，西安几位老同事到广州玩，大家坐着轮船一起游了一次珠江，同事们被珠江两岸的景色给镇住了。他们看着江边被打上荧光的绿树，看着江中的波光艳影，特别是两岸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上，一盏盏探照灯晃来晃去，像一只只巨大的手电筒，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有人问我，这光从哪儿来的？他们在照什么呢？会不会是在抓坏人呀？有人羡慕地对我说，广州真漂亮，你来广州真是选择对了。坐完船，大家从江边的石板路返回。看着从附近的小区里，有人推着童车，有人牵着宠物，还有一些少男少女，手拉着手在凉爽的江风中漫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也住在这里，窗户朝着珠江，大门直通江堤，应该是多么浪漫啊。

这个梦很快就实现了，单位搬到了广州大桥南边，我在五羊新城的合同也到期了，于是下了血本，以每个月一千四百块钱的价格，在广州大桥西南侧租下了一套两室一厅。房子在三楼，装修得十分古朴，家具全是暗红色的。厨房与客厅之间有一个吧台，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温酒或者煮咖啡，就坐在吧台上烧开水。客厅里有一个米色的沙发是布的，坐在上边很软很暖和，当时也不明白是什么材料，反正从此再买沙发的时候，我对真皮沙发就很蔑视。

朝南的一个房间直接通向一个大露台，上边种满了各种植物，有美人蕉，有月季花，也有栀子花。朝北的那间房子以及客厅，窗子外边是没有围栏的花园，花园边上是石板铺成的江堤。珠江的大堤与地面是齐平的，除了小小的栏杆与铁链子之外，与珠江之间是没有任何遮挡的。这与上海有些不同。上海无论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大堤都是高出路面很多的，人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到河水。所以苏州河与黄浦江就成了旅游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endprint

坐在这间出租屋里，能清晰地看到珠江上的游船，直接面对对岸的星海音乐厅，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演出散场后的喧哗。即使躺在床上，也能透过落地玻璃窗子看到江面细碎的波浪，感觉自己就躺在珠江中间一般。这么一套房子，在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中出现的房子，当时险些就变成了我自己的房子。

房东是一个生意人，开了几十家超市，据我所知，他在广州有五套房子。他见我住得十分满意，而且又是一位诗人，所以就对我说，你喜欢的话，我把这套房子卖给你吧？我问多少钱？他说，三十万吧。我每月的工资是七千块左右，是人们普遍羡慕的天文数字，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是两万多。我怎么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呢？房东却说，你可以按揭呀？在青春时代，一切都是无知的，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按揭，所以从此不再过问这套房子了。

后来，单位不再为我补贴房租，自己实在心疼每月一千四百块钱，又舍不得离开这如梦如幻的房子，便又找了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与我合租。我出八百，他们出六百。再后来，我前往北京工作，就由他们独自负担。再再后来，他们是搬走了还是买下了，已经不再联系了。只从广州的老同事嘴里知道，这套房子应该值五、六百万了吧？关键是房源稀缺，有钱也买不到了。

没有想到的，上海成了我漂泊人生的最后一站。娶了上海女人，将有一个上海孩子，自己的名字已经雕刻到了上海的墓碑上——虽然是以生者的名义雕刻在岳父的墓碑上，同样是再也抹不去的，所以我必须在上海定居。

开始还是租房子，第一次租在延平路，一室户的老石库门，二十平方米左右，二〇〇三年底的时候，一月一千四百五十块。房子里有一张床，是用木头打的，被子褥子是自己带的，没有书桌，也没有书柜，有一个坏了的小电视，还有一只老式电话机。没有专门的厨房，也没有专门的厕所，厕所与洗浴间是在一起的，可以一边淋浴一边拉屎撒尿。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小隔间，放了一张钢丝床，床上堆着房东自家的破铜烂铁，散发着霉变的气味。第一天，一位朋友，也是一位老板，进来看了看，原以为能喝个茶，还没有进门呢，便捂着鼻子退了出去。

虽然简陋了点，但是地处静安区，到康定路的单位步行也就半小时，坐公交车的话也就两站。背后是静安区体育场，站在走廊里，透过一扇窗子，能看到有人踢足球，有时也有几个老外，带着孩子在扔飞碟。每到周末，清早开始就有人挥着拍子打球，不是羽毛球，也不是皮球，有点绣球的样子，是十分时髦的网球。后来才明白，这是中产阶级的运动，不是我们能打得起的。我们连羽毛球也打不起，羽毛球不贵，拍子也不贵，但是没有地方打，马路上风太大，车来车往也太危险。

有个周末，一时兴起，翻出一套短衫短裤，想去体育场跑跑步，顺便在人造的草坪上打几个滚，但是刚进去跑了一圈，就有人过来收费。说体育场是要收费的，每人每小时十五块，这让我翻了半天的白眼，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学着小狗小猫打几个滚，也得留下买路钱。

出租屋对面是自然美大厦，是生产自然美化妆品的蔡燕萍女士盖起来的。天天在这栋几十层的大楼下边生活，仰望着一块块蓝色的玻璃窗子，仰视着金色的尖尖的楼顶，我一直十分好奇，在我们老家磨一袋子面粉，也会弄得红尘四起乌烟瘴气，心想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个烟囱，没有穿着蓝衬衫的工人，出入的皆是花枝招展的美人，那一盒盒的胭脂红粉都是怎么生产的呢？我借机溜进去过一次，仅仅允许在大堂转了半圈，从保安那里得知，这个大厦并不是什么工厂，而是最大的美容院。保安说，进去做一次美容，要消费几百块几千块，简直吓我一大跳——顶得上十袋子面粉钱了。这是我对美容的第一个昂贵的感受，大姐用的蛤蜊油，才多少钱呢？即使这样，她只有出嫁和走亲戚才涂过几次，其余时间都是素面朝天的。

出租屋周围除了自然美，朝南拐几个弯子，穿过几个巷子，步行半个小时就到了静安寺。第一次出门，在南京西路上碰到了金碧辉煌的静安寺，同样觉得十分稀奇。在我们老家，方圆几百里寺庙很多，全部都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也都是在偏僻安静的地方。山越大庙就越大，山越偏香火就越旺盛。在上海这么繁华的文明的不讲迷信的不信鬼神的大街上，却有一座寺庙，寺庙对面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百乐门舞厅。

我朝北摸索了一阵子，竟然来到了苏州河。一来到苏州河畔，我的心态就乱了。原来别人问，你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延平路的自然美，人家不明白我住的是石库门，以为我住的是高楼大厦的蔡燕萍。别人再问，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我只要不言语，人家以为我住在自家房子里。有一天黄昏，也许是农历十五吧，我来到苏州河边的梦清园，这是一个开放的亲水平台，有片竹林和一只大水车，还有几座小木桥，桥边系着木舟。登上木舟，可以坐着欣赏苏州河两岸的景色。

苏州河北岸有一个小区，后来知道叫中远两湾城，有几百座高楼，有几万户人家。华灯初上之时，临河的窗户一扇扇次第打开，就把整个苏州河也点亮了。低头看波光粼粼的河水，也是万家灯火，一滴滴清明的河水，在水下复制了又一个灯火辉煌的世界。那天晚上是有月亮的，而且是一輪圆月，与人间的灯火一比，显得有些猥琐和消极。我数了数窗户，最低的有二十二层，最高的有三十二层。特别是三十二层的窗户一开，感觉直接能够抓住天上的那轮圆月，起码是可以撩到几片白云的。

中远两湾城的大门口，有一辆红色小车缓缓驶了出来，在一个亭子边与保安争论着什么。能清楚地看到，开车的是个留着长发的女孩子。我身边，有一对男女，应该是专门到梦清园约会的吧？他们相依着坐在木桥上，呆呆地仰望着对面。一个带着河南口音，一个带着安徽口音。女孩子迷离地问，你看那辆小车，是啥牌子的？男孩子说，应该是奔驰吧？女孩子说，奔驰前边是个十字，我们老板就有一个十字。男孩子说，难道是奥迪吗？女孩子说，奥迪是四个环，比奥运标志少一环。男孩子说，那应该是宝马了。女孩子点了点头。男孩子说，等我有钱了，我也买个宝马给你，你喜欢啥颜色的？女孩子说，我也喜欢红色的。两个人说着，他们似乎真拥有一辆宝马，紧紧地搂在了一起。endprint

我在心里想，等我有钱了，第一件事情不是买辆宝马，应该是在这样的小区里买一套房子。这么个小区，这么多房子，这么多窗户，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所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到那时候，我就不是坐在河边数窗户的人了，而是打开窗子、拉开灯的人了。我在延平路的出租屋，窗子玻璃碎了一片，心想不是自己家的，所以就没有及时补一片新玻璃。有一天晚上，小偷从这里钻进去，偷走了我的电脑和手机。手机里有无数朋友的电话，电脑里有我多年写下的诗歌与小说，没有发表，也没有备份。我痛苦万分，拥有一套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修修补补的房子的决心更大了。

我拥有第一套房子的时候还不认识小青。当时我们单位进了一位新同事，他除了上班之外，整天都在密谋着投资。他给我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现金超过八千块，人生就是很失败的。而那一年，我银行的账户上有二十八万元的活期存款。这不是失败，简直称得上败类。我问，投资什么呢？他说，买房子呀。我说，钱不够呀。他说，按揭呀。我开始问，什么是按揭呢？他说，就是银行贷款呀。我说，银行贷款不是欠债吗？他说，欠债有什么不好？用银行的钱来买房子不是很好吗？我才知道，他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在重庆买了一套房子，当时正在考察北京的房子。

二〇〇四年五月，我们共同看准了北京东二环的一套房子。他对房子的周边环境以及房子的配套设施做了半个月的研究，而且在一个周末，专门带着老婆去北京实地进行了考察。他回上海后下决心说，值得投资。这个小区叫米罗公园，位于北京东二环，对面是龙潭湖公园，离天安门广场打车仅要十五块钱。房子是精装修，有两室一厅的，有一室一厅的，二〇〇六年交房，平均单价是五千八百元一平方米。我糊里糊涂地跟随着他，把两万块钱的定金打到了开发商的账户上。房子是通过公开摇号销售的，我也不明白什么叫摇号，反正现场气氛十分高涨，与彩票开奖时是一样的。摇到号的人高兴得直流眼泪，没有摇到号的人则痛哭流涕。我当时还没有下决心，但是很快被这个场面感染了。当我被摇到之后，选了一个十二层的九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在这个世界上即将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既非常奇妙又十分恐惧。购房手续都是售楼小姐帮着办的——首付了十二万元，从银行贷了四十多万元，每个月还银行本息两千六百块。之所以说有恐惧，是因为父亲一直都在存钱，每有五十块或者一百块钱，他都会拿到银行存起来，有时候缺个十块八块的，就千方百计卖一根木头，凑齐一个整数再存起来。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是在存钱中长大的，从来没有想过要贷款。如今，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要交给银行，并且一直要持续三十年，交到我六十岁——我一直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六十岁。

似乎从那年起，北京的房价开始节节上涨。两年后房子交到手中，我专门买了一套乳白色的家具，安装了乳白色的窗帘子，在里边睡了两个晚上。那种不需要花钱就能住在北京城的感觉是伟大的。晚上的夜色都是为自己而来的，早上推开窗子看到龙潭湖的景色，感觉每一根小草都是为自己而绿的。

三个月后，房子以每月三千二百元租给了一个云南女人。她做茶叶生意，也很漂亮。她说自己喜欢这种乳白色的很干净的基调。我不但不用还贷款，而且租金还有节余。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做上房东。做上房东之后，便被中介公司，特别是我爱我家给盯上了，不停地打电话问，房子卖不卖？我每次都开一个很高的价格，先是每平方米八千，后是每平方米九千，后来干脆翻一番，直接开到了一万二千元。

二〇〇七年，也就是奥运会开幕之前，我有一个计划——买两张跳水比赛的票，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去欣赏穿着比基尼的美女运动员。可是，同事给我的说法是，北京房价之所以暴涨，是要举行奥运会的原因，奥运会结束之后，房价应该会跌下去的，投资应该转向二线城市。很快，他以九十三万元处理掉了北京的房子，我以一百三十万元也处理掉了北京的房子。

买我房子的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河南女孩，我们在中介公司会面之后，她一会儿递杯水，一会儿抛个媚眼，有种迫不及待的样子。我并非帅哥，也不是慈善家，于是感觉到了不妙，立即就反悔了。当时，她父亲陪着她。她父亲是位老干部，说闺女要结婚呢，结婚证都领了，人得讲诚信，大家以后还是朋友，我给你留个电话，说不定还能帮你一把。在中介的提议下，我加价三万元，心一软就成交了。

如今回想起来，这个老干部简直就是个感情骗子。房子成交后，他一个电话也不接了，有一次想办北京暂住证，打过几次电话都被他按掉了。其实真正要怪的话，只怪自己天生太善良，把这套房子弄丢了。

关于我的第二套房子是发生在成为房东之后，其实这才是葫芦娃可以实实在在继承的第一套房子。当成为房东之后，我在上海世纪公园旁边又考察到了一套房子，一百四十平方米，三室两厅，精装修，总价一百万元。北京的房子还没有出手，我还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希望与另一位同事合资的时候，他却遭到了鼠目寸光的老婆的反对。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计划，很快就中环与外环之间相中了一套，房子位于上海西边，一百多个平方米，随后成了我们的家，也是葫芦娃的家。葫芦娃将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或者还会一直到老。

在五套房子中，最不值钱的是位于陕西丹凤县塔尔坪村的三间平房，祖先遗留下来一间，父亲先后续接了两间，除了合抱粗的大柱子，房梁上并没有雕刻龙凤，屋顶上也没有铺盖琉璃瓦。如今里边住着父亲一个人，隔个三年五年就得翻修一次，每逢下连阴雨还会漏水，山墙裂开了一條一指宽的缝隙，父亲用一根柱子顶了起来。每次回家，父亲都要提起盖房子的事情，说是他出两万块，我出五万块，就能盖起一层的青砖大瓦房了。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姐姐们的反对，说是盖这么个房子有何用呢？父亲一走，就空了，不就成了别人的了？房子前边，原来种了两棵桑树，因为不养蚕就死掉了。房子背后，原来有一棵梨树，因为山上大树都被砍光了，已经没有什么打棺材了，就被叔叔给砍掉做了棺材。如今叔叔已经去世，睡的就是这口梨树的棺材。

第三和第四套房子，在江苏南通市港闸区塘闸镇，属于小青的出生地。这里是个古镇，因大生纱厂的张骞而有名。丈母娘是上海知青，跑到南通与岳父结婚。岳父原在南通造纸厂工作，单位分给他们两间房子，在通扬运河岸边。房子有一百多年历史，是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在这两间房子里，小青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我抽空去看了看，一间房子隔成了两层，是供亲戚朋友来住的，还有一间算是小青的闺房。房子的窗户外边，搭着一块木板桥，直接通到一大片屋顶，摆着很多花盆，种了许多青菜，还栽了一棵树，当时正在开花，白花散发着清淡的香味。endprint

小青说，这是栀子花。从此我认识了栀子花，有点像白玉兰。

塘闸古镇近年开发，岳父家那栋房子，是古香古色的小楼，计划要建一个博物馆。搬迁时，小青一家回上海已经八年，两间房子空了八年，岳父也早就去世多年。在收拾东西那天，我从老房子里翻出一个大茶壶，彩绘有一幅松鹤图；一对青花瓷的棋罐，各绘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在他们上海的家里，有一对太师椅，有一只方桌子，有一个茶几子，有一个梳妆台，全都是红木的，重得像铁疙瘩，上边雕着栩栩如生的龙凤图，都是从南通搬运到上海的。

这就是大户人家，虽然经历了几度飘零，底子还在那儿摆着，你不信都由不得你。

南通两间房子搬迁，拿到了两套安置房，一套一百平方米，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是跃式的阁楼。房子是期房，办手续时只有一块荒地，还没有房子的一点影子，不久就建起了一片小区。在南通这样的小镇，住着的多是农民，更是顺民，并且十分讨厌平房，大多数人盼望着住楼房。镇上有位亲戚，家里住着一栋三层的大别墅，别墅后边是一条小河，前边是一块菜地，春天的时候金黄的油菜花把一条小路都给淹没了，关键是有一个大院子，可以养花花草草和小猫小狗。但是，他们看到我们要拆迁了，显得十分羡慕，总是念叨着问，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拆迁啊？

他们心里盼望的，是一旦拆迁了，就可以住楼房了，也就是住到空中去了。

在这里拆迁没有钉子户，也不会讨价还价，政府让什么时候搬，大家就什么时候搬。所以，我们拆迁的时候，每套房子只补偿几万块，大头必须自己掏腰包。说是动迁，与上海没有办法比，在上海动迁是发财的同义词。而这里，只给你一个买房子的资格。拆迁办的人说，这个不在限购范围，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在南通买房子。

小青说，还是算了吧，这么贵的房子，与市价差不了多少，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呢？我说，这是你的根，没有一间房子在这里，你的根就断了。我们咬着牙，签订了两份不平等条约。至葫芦娃出生，房子盖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也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对葫芦娃来说还是虚幻的。

第五套房子，是岳父在世时为了回上海而购置的，几乎掏干了一生的心血。他从住进新房子起就患病了。不得不说，他一辈子，开过船，跑过码头，当过造纸厂的采购，最终落下这么一套房子真是令人敬仰。虽然只有八十个平方米，却是真正的坐北朝南，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窗户。所以，阳光充足，通风透气，养过蜡梅、吊兰和绿萝，长得都十分茂盛，成了小麻雀最好的零食；还种过丝瓜、朝天椒，都得到了大丰收，丝瓜吃了好几顿，朝天椒摘下来制成了一瓶子辣椒酱，夹馒头吃真是十分爽快。尤其是小区外边，有一个宽大的绿化带，里边不但树木参天，还有几个湖泊，湖泊里长着芦苇，常常能看到三只野鸭子，一只大的，两只小的，在芦苇中间游来游去。

这套房子属于嘉定区，我自己的房子在普陀区，但是属两区交界，仅仅隔着一条马路，叫祁连山南路，来回只要十多分钟。我买房子的时候，还不认识小青。两家安得如此之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大家都说这是缘分，也是我能与这么漂亮、贤惠的上海姑娘结婚的动力之一。小青是独生子女，所以近在咫尺的这套房子，随着葫芦娃的出生便改朝换代了，成为我陈氏财产的一部分。

在衣食住行方面，食是有限度的，吃得太好会营养过剩，得高血压脂肪肝之类的疾病；穿也是有限度的，再好不过金项链银手镯，何况人们衣裳越穿越薄越少，用不了多少布料。只有房子好像是越大越好，住着更舒服，心情更开朗。房子多了，不但可以出租，还可以换着住，山里住得腻了，换到海边去住，海边腻了就换到乡下去住。比如我吧，在农村时，想进城，进城了想房子，有了房子还想别墅。别墅现在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想要别墅，其实想有一个独立的大书房，可以站着写字，卧着看书，不受外人干扰；写字看书累了倦了，到院子里种种萝卜白菜西红柿，如果可以再养一头小马驹，清晨的时候骑着在马路上遛一遛，也算过上了田园生活。

大家的房子全是葫芦娃的，但是葫芦娃的房子应该也是我的。现在年龄大了，不管好坏大小，房子有了这么多，基本花去大半生的精力。我带小青到医院产检，去时要从陕西路的马勒别墅经过，回时要从东湖路的大公馆经过。那座漂亮的童话城堡和那栋富丽堂皇的公寓，如今全是喝酒吃饭的地方，出入的有谁还是当初的主人？

不由得不想一个问题：这些房子还在，但是大亨杜月笙与犹太人马勒的后人今何在呢？

我在塔尔坪的几间土房子，父辈们为了一点地界，为了一堵院墙，为了院外一棵桑树，争来争去，你的我的，你死我活的，再过几年就不明白是谁的了。传到葫芦娃头上，父亲在世的时候，顶多每年回去一次，住一晚的可能性都很小。父亲一旦离开了，我们还会回去吗？在南通的两套房子，不仅离得远，谁明白盖好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有钱买下来吗？上海的两套房子，小青说，其中一套必须拿出来，等我们老了病了，无依无靠了，得用来吃药打针。如此算来，传给葫芦娃的，仅剩下一个安身之处——他未成年之前一家几口住着，他成家立业之后还能继承多久呢？这是商品房，合同写得明明白白，土地归国家所有，我们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也就是说，葫芦娃不到七十岁，房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前几天，与一位姓叶的同事争论，是生儿子好还是生女儿好。我说，还是生儿子比较划算，因为你生个女儿，节衣缩食买来一套房子，要还大半辈子的贷款，但是很快就不再姓叶了。说得同事一阵悲怆。

随着斗转星移，房子会破旧之外，最终又是谁的呢？还会是我陈氏的遗产吗？

面对时间，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七、被改的生日

熬过了十月怀胎，上海從冬天进入夏天，再由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葫芦娃终于想和我们见面了。

我提前设计了一个见面方式，要待在产房里做“导乐”，见证葫芦娃一点点的降临。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像外国元首访问一样，在他必经的道路上全部铺上红地毯，并且奏乐，鸣放礼炮。奏乐就奏《葫芦娃之歌》，礼炮要鸣放二十一响。endprint

我想，待在产房里握着小青的手，亲眼看见葫芦娃先是一个光头，然后是一个光屁股，最后是两只光脚丫子，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这个世界，而我则像他检阅的士兵，那应该是幸运而自豪的。其实出生，像元首访问一般隆重，更像太空旅行的返回舱，定会有一些眩晕和不适，我要站在他第一眼能看得到的地方，一伸手就可以抓得住的地方。我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把头发剃光，把皮鞋擦得锃亮，神气地去迎接他。

我想把结婚的时候添置的一套西装拿出来再穿一次。小青问，穿西服打领带，不怕热吗？我说，举办婚礼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个温度。小青问，那么她进产房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穿上婚纱？

但是人生之中，除了上天之外，其余是自己设计不了的，生儿育女更是一样。好多事儿看似顺理成章，是可以一一推断的，也是可以设计的，比如根据生辰八字算命，根据人的面貌看相摸骨，遇到了灾难要向神灵祈福，但是结果往往充满了未知。在葫芦娃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神秘的不可预判的现象，我相信都是一个个预兆，只是不明白这些预兆会印证在什么时候、印证在什么地方罢了。

葫芦娃预产期是国庆节左右，我与小青开始考虑过剖腹产，最后还是放弃了，原因是不想有违天意。在哪天出生，在什么时辰出生，生在什么地方，是下雨还是刮风，这都是上天提前布置好的。而且我们希望这个小生命是瓜熟蒂落的，凡是瓜熟蒂落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我种过南瓜，如果提前摘下来，肯定水叽叽地，如果等到秋天，南瓜蔓枯了黄了，南瓜便会滚落在地。把这样的南瓜抱回家切开，瓜子是饱满的，是成熟的，是可以当种子的，而且蒸出来，不但是面的，还是甜的。瓜熟蒂落，其实就是顺应自然，都蕴含着命运的逻辑。一旦剖腹产，一刀下去，其实是切断了他与上天的联系，不就辜负了上天的一番美意，或者是有意吐露出来的天机吗？

我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塔尔坪村，那间屋子成了我们家生火做饭的厨房，降落的地方现在安着一口大锅。我每次回去，父亲都会烙我喜欢的锅盔，他一边翻着锅盔一边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出生的。我看着那口被烧得火红的铁锅，发现自己真像那个被翻来翻去的锅盔。有一次，我借机问了一下我的生辰八字——因为遇到迷茫的时候，经常有占卜的欲望。父亲想了半天，然后告诉我，应该是九月二十二日，应该天刚黑下来，应该是酉时。面对一个“应该”连着一个“应该”，父亲解释，那个年代家里没有日历，也没有钟表，整个村子也没有钟表。父亲说，应该不相上下吧。我说，不相上下是什么意思？说明我的生日是不准确的。

所以这辈子，遇到许多算命先生，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有瞎子，也有智者，有说我是土命，有说我是金命，有说我大富大贵，有说我一生穷困，我都是一笑了之。我唯独相信的是看相，上天造人时，想造个尖嘴猴腮的小人，还是想造个耳大目慈的善人，提前是打过草稿设计过的。不管是麻衣相术，还是摸骨术，我均偷偷地试过，在同事身上试，在朋友身上试，在公众人物身上试，我看不出在某年某月，具体有何灾何难，但是能看出命运的大趋势，等个三年五年基本都应验了。

有一位朋友，我在心里给他看过相之后，等了不到三年时间，他果真就出事了，从一个处长被降为庶民；还有一位朋友，我感觉他的寿命不会太长，几年过后再打听这个朋友，说是早就得绝症去世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被吓了一跳。还有很多案例，与我看的基本八九不离十，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就失明了呢？好在我仅限于放在心里，从不泄露天机，上天罚我一个近视眼而已。

我不是剖腹产的，在那个年代全是顺产的。我有一个堂弟生在一个碾盘上，所以他叫石头；还有一个堂妹生在山路上，所以她叫小路。也有生在厕所里的，只能起个乳名叫狗子。那个年代没有医院，也不用人来接生，孩子一旦落在炕上，自己拿把剪刀，放在灯焰上烧一烧，算是消了个毒，然后咔嚓一下，把脐带剪断了事。大家还相信托梦，我母亲托了什么梦，没有人告诉过我，葫芦娃临产那几天，家里一直很忙，也很累。小青说，倒是做过梦，不过每次眼睛一睁开，就把梦一干二净地忘记了。

对于葫芦娃的生日，我们希望上天最满意的一个安排，是九月二十二日。即使我的生日是不确定的，我还是特别希望葫芦娃生在这一天，起码我们两个的身份证号码比较接近。小青说，你又不记得自己生日，葫芦娃生在这一天有什么用呢？我说，起码可以与他一起过生日了。

正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同事添了新丁，他给我发来的喜讯是，八月二十八日早晨八点二十八分。八月二十八日，又是八点二十八分，按照中国人对数字的迷信，他孩子的生日是多么吉祥。接到他的喜讯后，我当时也心有所动，立即向小青汇报，九月二十二日恐怕不好。小青说，为何呀？我说，看看我的命，四处漂泊流浪，吃过草皮树根，简直太苦了。

我建议，在预产期左右，我们还有几个日期可以选择，一个是九月二十六日，有一个“六”预示着一生顺利；一个是九月二十八日，有一个“八”预示着一生不会太穷困；或者干脆拖到十月十八日，用上海话说，就是“又灵又发”。事后才明白，同事那个八二八，是花了几千块钱，找了算命先生查出来的。查好了黄道吉日，再把老婆推进手术室，在肚皮上开了一刀。

我不明白，倒过来走路的做法是否有效。

如果这么一颠倒，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那还是值得的吧？

可惜命运是不可支配的，如果命运就这么简单，那真是太好办了。岂不是不用办医院，不用盖寺庙，养一帮算命先生，世界不就没有任何苦难了吗？

家里准备妥当了五大件，只等葫芦娃一声令下。第一件，婴儿床是同事送的，上边配有蚊帐，四周设了床围，高低可以调节，不仅是全实木的，而且被用过一次，油漆味全部散尽了，剩下一股子树木的清香。第二件，婴儿手推车是朋友送的，他在江西有个几万亩的果园，全部种着上等的脐橙，已经是位千万富翁了，手推车是他富二代的儿子用过的，跟新的一样，能推，能躺，还有刹手，我们对比过，简直算得上是婴儿车里的劳斯莱斯；第三件，有一只大提蓝，是交了三百块押金租借的，我起初不明白用它做什么，还以为是装婴儿用品的，后来才明白是专门提婴儿用的，仅仅从医院回家用过一次；第四件，包婴儿用的布单很特别，是用丈母娘的床單改造的，无须剪刀，轻轻一撕，就撕成了四块。这蓝色的床单是她结婚时做的，上边印着一朵朵荷花，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打磨与搓洗，不仅已经褪色，而且十分柔软；第五件，在房间里重新安了窗帘，原来的窗帘有些薄，透光，因为婴儿不能经光，产妇也不能经光，光线太亮会伤害他们的眼睛，于是把丈母娘家的窗帘子全部卸下来，安在了我们这边。endprint

丈母娘很心疼地说，还没有出生呢，就开始抢我东西了。

我则笑着说，包括你家的房子，终究不都是他的？

有一天吃完晚饭，小青把我与丈母娘叫到一起，拿出几张银行卡与一张纸，纸上写着许多数字，是银行卡的密码。小青说，葫芦娃快出生了，我得给你们交代一下。我说，交代什么？小青说，交代后事呀。我说，这是生孩子呢，又不是上战场。丈母娘抹了眼泪说，你们男人不清楚，生孩子比打仗还危险，我养了这个小囡一辈子，还没有真正进过医院呢。小青也哭了，对我说，万一医生让你决定，要大人还是要孩子，你明白怎么做吧？

我说，当然要大人了，只要兔子在，还怕没肉吃？ 小青说，错了，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怀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而且在冥冥之中，左右都是高门大户，他不嫌弃我们家，投胎到我们家，这多么了不起，所以首先要保孩子。我说，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上天把葫芦娃交给我们，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小青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一个要求，你明白是什么吧？我说，你有什么尽管说吧。小青说，我父亲不在了，我妈就我一个女儿，希望你能够好好对待她，不要因为没有我了，你们之间就散掉了，希望你把她赡养到老。

小青说着，把银行卡与那张写着密码的纸交到了我的手中。

九月二十四日，按照医院要求，是去做胎监的日子。那一天，似乎下了一点小雨，是时有时无的太阳雨，所以雨是金黄色的，像小金鱼一样游来游去。吃过午饭，我开着车，陪着小青去了医院，排了一个多小时，做完第一次胎监之后，数字显示十分不好。我不明白这之间的利害，但是小青通过十个月的怀孕，她已经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她说，靠着胎监，看子宫内是否缺氧，判断胎儿的安危，现在检查下来的情况，说明葫芦娃在肚子里不安全。

根据医生建议，两个小时后重做一次，大意是胎儿也会睡觉，一旦他在肚子里睡着了，胎心率与胎动次数肯定不达标。在休息的时候，小青让我去买几瓶红牛。我说，红牛里有兴奋剂，还是喝橙汁吧。小青说，你别那么小气，不是给我喝的，是给你家葫芦娃喝的。我说，那更不能喝这个，他上瘾了怎么办？小青说，喝红牛，又不是吸毒，你就养不起了？小青指了指等候在一边的孕妇们，说喝了红牛，葫芦娃一兴奋，数据就正常了。

我放眼望去，很多孕妇在喝红牛，有的在喝可乐。小青喝了两瓶红牛，一边在楼道走动，一边摸着肚皮，说葫芦娃呀，你个贪睡的家伙，快点醒来玩会儿吧。但是胎监的结果更差了。天很快就黑了，医生换班了，根据新医生的建议，为了胎儿的安全，先在医院住下来，一是方便继续监测，二是有什么情况也好紧急应对。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住进了医院。那天晚上，小青全是在胎监室里度过的。她被绑在一把椅子上，旁边连着一台打印机，像一只怪物不停地吐着曲线。产房正好在胎监室对面，门口的人在焦急地张望着。有的等候了三个小时，有的等候了十个小时，有的已经等候了二十个小时。一个夜晚，一个属于睡觉的时间，但是每个人无论等候多久，脸上都没有一点倦意，反而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

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无法与迎接生命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楼道没有为等待的人们设置座椅，也许等待本身的姿态就是站着的，只有站着才有利于张望，才有利于缓解紧张，才能在第一时间冲上前，给生命一个迫切的拥抱。

到后半夜的时候，胎监室已经空无一人，医生让我坐到了胎监室内。当我看着那只怪物吐出一根根线条，意识到这不是绘画的曲线，是一个小生命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家葫芦娃在说话。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和我做着静静的交谈。我的心，随着打印机左右摇摆着，我明白上边每一条曲线的意义，代表的是胎儿的心跳和生命力。于是我紧紧盯着打印机，像盯着葫芦的嘴巴，期待那吱吱啦啦的诉说，弧度再大一点，弯曲再多一点。

我默默地在心底说：加油，加油啊葫芦娃！

九月二十五日，我已经不清楚这一天还有没有下雨，还有没有太阳，阳光是否把小雨镀成了金黄色的，像一条条小金鱼一般在空气中游动。

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我不在乎全世界，只在乎那一条曲线。

医生对整个晚上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建议尽快进行剖腹产手术。上天造人的时候，原本只给了一个通道，那就是母亲伟大的阴道，那就是生命的出口——这个世界的入口。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用一把刀子改变了这唯一的通道，在母亲的腹部切开一条口子，成为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另一条路线。

顺产与剖腹产，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一个是从器官里出来的，一个是从伤口里出来的。从器官里出来的，会是自然而自由的，从伤口里出来的，只能是疼痛而无奈的。這好比一间房子，原来是安了一扇门的，从门里出去是天经地义的，而我们从墙上开了一个窗子，如今把他从窗子里揪了出来，这种情形似乎发生在偷盗者身上，或者是侠肝义胆者的身上。

我和小青进行了商议，决定还是听从医生的，接受剖腹产手术，而且手术定在了当天下午两点。

我们的预想落空了，我们的葫芦娃没有能够从门里走出来，而要从一个窗子里被揪出来。他的生日不是二十二日，不是二十六日，不是二十八日，不是子时，不是丑时，不是寅时。而是未时。

公元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二十一，癸巳年，辛酉月，甲午日，属蛇，长流水命。忌：开仓、出货、伐木、纳畜、开市、上梁、造屋、破土、启攒、栽种；宜：嫁娶、祭祀、理发、进人口、作灶、移柩、冠笄、会亲友。

这么个被迫的日子，竟然成了“进人口”与“会亲友”的黄道吉日。

恰恰就是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我预订了一张从上海飞往青岛的机票。我在一个月前就接到了通知，我的诗集《艾的门》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这个奖是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家乡设立的，颁奖典礼就在九月二十六日早晨。工作人员说，在电视剧《红高粱》开机仪式上，将有一万元奖金会直接放在我的手中。我想，这种被迫无奈的选择，这种双喜临门的巧合，不就是天意吗？endprint

何为天？天应该由芸芸众生组成；何为意？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愿望。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的事儿，其实就是一种天意。

小青是八月底的生日，我和葫芦娃是九月的生日，丈母娘是十月中旬的生日。小青说，以后我们家在夏天的时候，每个月都有好几个生日了。我表态说，从现在起我要改生日了，改在九月二十五日，起码要与葫芦娃一起吃蛋糕、吹蜡烛。小青说，那么以后她的生日也要推迟。我说，推到哪一天？相差一个月呢。小青说，自然是葫芦娃这一天了。

其实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就是一种爱。我们把自己的生日，统一改到九月二十五日来庆祝，就是为人父为人母对孩子的一种迁就。人一旦来到这个世上，仔细想想生日与其他任何一天，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天天都是生日，天天又都是祭日，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

怀上葫芦娃的那天，我要去鲁迅的故乡绍兴；葫芦娃出生的这天，不左不右遇上了我要去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去绍兴领奖晚到了半天，错过了欢迎晚宴；去山东高密领奖又放弃了一场晚会。我在心里盘算，是葫芦娃给我带来的幸运，还是他的命与我的命相克了呢？不管多么曲折，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至于一顿晚宴与一场晚会，不过是浮华与云烟而已，摒弃了又何妨呢？

一个生命的诞生才真正称得上是盛宴与狂欢。

八、第一次离别

机票是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

小青劝我说，你还是乘飞机去高密吧。

正是葫芦娃降生之时，我怎么可以离开呢？我没有再关注航班的信息，而是预备各样东西，迎接葫芦娃来这个世界。先是办理入院手续，预约手术时间。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一会儿要挂号，一会儿要交钱，一会儿要去准备一些药品。碰到每一个人，我都十分开心，主动和人家说，孩子要出生了，人家都会笑一笑。在交款的时候，我对着前边排得长长的队伍说：孩子要出生了。前边有个少妇，挺着大肚子，脸上洋溢着即将做母亲的幸福，说恭喜啊，你要做爷爷了吗？

放在以往，我会十分生气的。但是现在，即使有人过来无缘无故地扇我一巴掌，我也不会计较的。看在我即使出生的孩子的面子上，我要原谅所有人，原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过错与误会。我笑着回她说，你误会了，我要当爸爸了，我四十多岁了，工夫不错吧？少妇尴尬地笑了笑，以为我要插队，主动把我让在了前边。

以往经常去医院检查身体与抓药打针，也因为感冒发烧在医院住过几次，觉得医院这地方是十分恐怖的，到处都暗藏着不散的阴魂和无孔不入的细菌。所以在医院里的时候，不敢去比较僻静的角落，不敢接触医院的任何东西。按电梯时，会用其他东西戳一下；上厕所时，会拿餐巾纸垫着水龙头。也难怪，除了医生护士与工作人员之外，不是有病的人，就是病人的家属，大家多多少少也是带着病态的。

恐怕没有人无端地跑到医院来玩耍。所以，到处都是呼救声，到处都是呻吟声，到处都是阴暗的情绪。即使是那些病愈出院的人，也都带着被药物疯狂浸泡之后的萎靡气息。还有一些人，自从踏进医院那天起，再没有机会离开了，从这里直接走向另一个世界。其实，大多数人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出口，不是殡仪馆，也不是火葬场，而就是医院，他们的灵魂是在医院里与肉体进行剥离的。

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或者没有来过产科医院的人，是万万没有另一种体会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肯定对应就有一个明亮的地方；有一个悲剧，肯定应对就有一个喜剧。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是那么恐怖的，都是悲剧色彩的，比如我所处的产科医院，在这里出没的人，他们的呻吟多数是快乐的呻吟，他们的尖叫多数是喜悦的尖叫，甚至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也是幸福的血——说明有一个新生命孕育了出来。

办完了手续，我急急地回了一趟家，拿一些生孩子的东西。在整个回家的路上，我不撞红灯，不按喇叭，不超车。我不停地礼让三分，遇到了一个乞讨的妇女，主动招招手给她投去了五块钱。在我们家楼下，我倒车离开的时候，不小心撞上了一辆面包车，如果是以往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因为我也多次被人撞过，都没有找到肇事的人。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撞在一辆车上，也不想追究这辆车是怎么横在路中央的，反正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都要一一承担下来。

我主动跑到了大门口的保卫处，告诉保安们，我把人家的车撞坏了，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现在要去医院，我的孩子马上要出生了。我留下了一张条子，条子上是我的电话号码与一声“对不起”。我没有把撞车的事儿告诉小青，也没有告诉丈母娘，我觉得这些都无关痛痒。我怕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影响了她们美好的心情，甚至会以为这是一個不祥的预兆。

反正我感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我对这个世界十分满意。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吉祥，这就是所谓的黄道吉日。原来幸福是一种感觉，吉祥同样也是一种感觉，是可以自己去营造的，就如听到喜鹊鸣叫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喜讯一样。

终于接到通知，手术定在了下午两点，为我们做手术的，是一个姓刘的女医生。我开始四处打听刘医生的下落，找到了门诊部，又找到了住院部。有人说她在开会，有人说她去了另一个分院，有人说她正在手术室里。我包好了两个红包，每个红包里塞进了一千块钱。社会上流传了很多信息，要给主刀医生与麻醉师包红包。我还打了一个电话，问那个刚刚生了儿子的同事，他吐露说，这个当然需要呀，医生刀子稍微给你偏一偏，麻醉师稍微给你多注射一点，那还了得啊，即使人家没有那么缺德，但是我们送个红包可以图个心安。

我认为他说得有些道理，于是我一直守在住院部的楼下。每进去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都会拦住人家，问是不是刘医生。直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刘医生，她是我见到的医生当中最美的——其实她穿着宽松的白大褂，根本看不清身材，除了她喜气洋洋的笑脸，根本看不到别的，但是我仍然以为她是天下最漂亮的医生。我匆匆地冲了上去，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刘医生，是你给我爱人做手术，我找你想说点事儿。endprint

刘医生说，不是已经约好了两点吗？还在犹豫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吗？我看了你们的胎监报告，还是尽快手术吧。我说，不是这个，是我下午还要出差，能不能麻烦你照顾一下。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并没有其他人在场，便像个小偷似的，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那个提前预备的红包。刘医生视而不见，低垂着眼帘，喜气洋洋地跨入了电梯，算是把我给拒绝了。

在小青进入手术室之前与之后，我都试图找到刘医生，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但是再也没有遇到她了。不明白她是什么时候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据护士们告诉我，那天她一连要做七个人的手术，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喜气洋洋的笑脸，一连把七个孩子安全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小青是下午一点半前进入手术室的，既然自己不能像顺产那样随着“导乐”陪着小青，是否可以亲自把她扶进手术室呢？問下来的结果是让我失望的。一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彪形大汉推着一张床，来到了我们的病房里，把小青给带走了。我问，我能做点什么吗？他说，你去外边买一条止痛带吧，如果胎盘你们要带走的话，还要在小卖部里买两个专用的塑料袋。我不明白这个止痛带是干什么的，还是挑了一个最贵的最好的带了回来。当我回来的时候，小青已经不见了。丈母娘说，已经进去了。我着急地敲着手术室的门，但是一直没有人应声，门一直紧紧地关着。有两个产妇又陆续被推了进去，我借机从门缝中向里边钻，护士训斥我说，这是手术室，你以为是菜市场？我说，我老婆在里边，马上要手术了，我要送止痛带进去。

我希望自己能够混进手术室，我甚至后悔没有借一套白大褂假装成医生，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就可以陪在旁边了。

护士收下了止痛带，扔在一张桌子上，又把大门给关上了。手术室外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涌满了守候的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靠在雪白的墙上，还有人在吃着泡面。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眼睛都是死死地盯着门缝。而手术室十分安静，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手术。我们守着的就是一个出口，类似于有一名宇航员在太空行走，其他人都在地球上做着无谓的苦苦的张望。

时间是有长短的，有时候一秒钟是一分钟，有时候一分钟是一秒钟。时间就像一根橡皮，人在受难的时候，会被无限地拉长，人在喜悦的时候一松弛，就会被缩短。我站在走廊里，想象着一把刀子，在小青的腹部划过，像拉开一条拉链一般，同样会发出滋啦一声，随即腹部会裂开一个口子。只有这个口子足够长，足够宽，足够深，才会成为一条路。而这条路，其实就是一个伤口。

任何一个伤口都会流血，即使是不小心划伤的，都会流出红色的血液。我相信小青的伤口，此时正在流血，红色血液漫过她的腹部，漫过她的腰，染红了她雪白的皮肤。有一只大手，伸进这个伤口，穿过皮肤，穿过肌肉，与五脏六腑擦边而过。在一片温热中摸索着，抓住了一只小手，或者抓住了一条大腿，然后把一个小生命给拽了出来。

这一幕像什么呢？像在河里摸鱼吗？像在池塘里采莲藕吗？像在抢救一名溺水儿童吗？还是像宇航员在太空中漫无边际地走着，最后终于抓住了另一个星球？

这个小生命从时光的泥淖中冒出个头，扭扭脖子，伸伸懒腰，肯定也有血液，一点点滴下来。他肯定会发现天地不一样了，不再那么踏实和狭小了，于是他开始放声大哭——这是他带来的秘密武器之一。他的哭，或许是对世界的控诉，或许是对世界的赞叹。

走廊里的光线是暗淡的，不明白经过了多久，一扇门被推开了，一张床终于被推了出来。有个人虚弱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色床单，由于全都是白色的，很容易忽略人的存在。我一时认不清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小青。床上的这个人，用游丝一般的、有些悲怆的声音对我说，儿子，我给你生了个儿子！我给你生了个儿子！七斤二两的儿子！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感人肺腑的表白。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感到整个世界一阵颤抖，忽然长出一棵参天大树。有树的世界不再空洞，不再单调而苍茫，不再停留于洪荒时代，人类开始有了花红柳绿的四季，有了仁义礼智信这样的知觉。

我哭了，泪流满面地哭了。那一刻，我告诫自己，无论如何，此生也不能伤害她，要好好地疼爱她，因为她是最伟大的人——人类的母亲。此后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能把一个女人生育的过程，拍录下来制作成纪录片，不停地放给女人自己看，放给孩子自己看，关键是要放给男人看。这应该是最有效的最生动的教育课。我相信看到这种场景的男人，灵魂与肉体都会深受洗礼和净化，教他们不要误入歧途，不要忘恩负义。

我们没有拍下纪录片是遗憾的，但是每当看到小青肚子上那一道五寸左右的伤疤时，我的心就会感受到她当年遭受的疼痛。

跟随着小青，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婴儿，悄无声息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在楼梯上拦住了护士，说让我看看他吧，他是的我儿子。护士稍微停顿了一下，让我看了一眼。红彤彤的脸，稀薄的头发，松弛的皮肤，既像个老头，又像一只猴子。原来，一个人的老是天生的，随着慢慢地成长，我们用时光抹去了皱纹，再用时光恢复了皱纹，重现了当初的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回吧？

我没有看出这个生命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标记。一旦把他放在一群孩子之中，我恐怕再也认不出他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确实像小青曾经比喻的样子——一只巨大的正在做梦的虫子，或者是一块刚刚割下来的肉，七斤二两的心头肉。我不敢要求抱他，我明白他刚刚到来，还十分脆弱和纯洁，还经受不住我的拥抱。因为我的拥抱是不得要领的，是慌张的，是粗糙的，甚至是肮脏的。

他现在只适合躺在一个天使的襁褓中。

我犹豫了一分钟，还是匆匆地离开了他。虽然我不想离开他，不想离开他半步，我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像一个奴仆对待他的主人，像一个保镖对待他的元首，像一个影子对待他的身体。但是我还是离开了他，我要去照看另一个人。我不能因为有了他而抛下了她。不到两分钟，当我返回手术室外的走廊，已经看不到我的小青了。我很慌张，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点点时间，让我陪着他就错过了她。

仍在守望的人们告诉我，她已经上了电梯。我不明白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还需要不需要检查或者打针，我顺着台阶追下去，从二楼追到一楼，从一楼追到院子，从院子返回病房。小青已经躺在了床上，麻药还没有过去，还处于麻醉之中，所以她感受不到她的疼痛。endprint

她说，看到你儿子了？

我说，看到了。

小青说，他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啊。

小青说，那你再去看看他吧。

我说，我要陪着你。小青说，有妈妈在呢，你赶紧去找找小家伙吧。我不舍地离开了病房，向护士打听着孩子的下落。初生的孩子都被抱到另一座楼上的育婴室洗澡去了。我终于找到了育婴室，门上贴着一张告示——不允许任何人入内。但是我还是敲了门，敲了很久的门，门被打开了。我对护士说，刚抱上来一个孩子，我是他的父亲，我想看上一眼。护士说，在给孩子洗澡，洗完澡就会还给你们。我说，我马上要出差去了，在去机场前求你让我看上一眼吧。我说着，自己已经哭了，不明白为什么要哭。护士看到我哭了，莫名其妙地问，多少号？我说，刚刚出生的那个，还不知道多少号。护士折回身查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已经洗好了，给你们送下去了。

我又错过了。

等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儿子果然好好地躺在了他的小床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错过，一次次错过又会预示着什么呢？里边有什么天机存在吗？是不是所有人都会错过呢？如果我一直守着小青，或者是一直守着儿子，是不是就不会错过其中一个呢？不错过其中一个是否意味着就会一直错过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可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最最需要珍视的两个人。

儿子入睡后，我静静地坐在小青身边，心疼地问着手术的事儿。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大个婴儿，是如何从一个伤口里掏出来的。小青的描述是这样的，进去之后，先打麻醉，打完麻醉之后，什么知觉都没有了，当刀子从自己腹部划过，除了有丝绸被撕裂的声响，其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感觉到一点冰凉——按说刀子经过的时候是冰凉的。小青说，大约过了几十分钟，医生平平淡淡地问，知道是男还是女吗？小青回答说，是个儿子。医生于是笑了笑，捧着一个赤条条的婴儿，送到小青的面前说，你亲一口他吧。

小青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是十分缓慢而平淡的，似乎在回忆又似乎无法确定，或许平淡就是麻醉的状态。我没有问她，是怎么亲吻儿子的，亲吻了额头还是亲吻了小手，当她的嘴唇接触到他的皮肤之时，有没有闻到一丝血腥味？会不会也是麻木的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麻醉的只能是肉体，永远无法麻醉一个人的精神，永远无法麻醉一个人的灵魂。小青说，那一刻，她泪流满面，不明白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新生儿出生后，靠自己体内储存的营养，一段时间是不需要喝奶的。我给小青带了一些外买，又租了一只躺椅，一切安排妥当后，在小青的催促下，我便启程了。我要乘坐前往青岛的航班，再转车赶到高密去。在那里，有一场盛典正在等着我。

当我赶到机场，已过航班起飞时间，但是由于天气状况不佳，受大风与雷暴的影响，那趟航班仍没有起飞，不仅不需要改签，每人还领到了两百块钱的补偿。我在机场等待的时候并不着急，因为航班会不会起飞，对我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航班起飞的话，我会顺利地参加颁奖，如果航班不能起飞，我就留下来，回到医院陪我刚刚出生的儿子。无论是什么结果，对我来说，都是幸福的。

我坐在机场，开始编发儿子出生的喜讯。我是以儿子的口气说话的，大意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乳名葫芦娃，大名陈不旧，于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向你们正式报到来了。我群发了这条短信，无论朋友还是同事，无论有仇的还是有恩的，统统都发了一遍。我相信有葫芦娃的加入，会给我带来好运的。从他怀胎腹中之时，我就一直好运当头，万事十分顺心。我把这个功劳统统都记在他的名下。让我意外的是，没有任何人回复我的短信，于是我开始打电话，接到电话后他们说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短信。

这事非同小可。说小吧，芝麻大一个事儿；说大吧，关乎是否吉利的问题。于是我拨打了中国移动，咨询的结果让我目瞪口呆，他们把我群发的短信当成垃圾给拦截了！他们口口声声表示，我的短信像是推销喜蛋的，或者是推销婴儿用品的。

到晚上十点的时候，飞机终于起飞了。当我打着出租赶到高密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二十六的早晨了。在走下领奖台的时候，我看到了莫言，他坐在第一排。他用孔子一般的面目，冲着我点了点头，似乎是鼓励，似乎是祝福，似乎向我喜添新丁而道喜。

按说下午还有一个关于莫言的研讨会，晚上还有一个大型的颁奖晚会，但是我接到了小青的电话，她一边哭一边对我说，你赶紧回来吧。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吗？小青说，反正你赶紧回来吧。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夜色已经深沉，儿子仍静静地躺着，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离开过，如今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小青说，你看看孩子吧，身上都出疹子了。小青急急地把我催回来，原来是孩子出疹子了。他满身都是红红的大片大片的疹子。我不知道它的严重性，但是小青告诉我说，严重的话会引起哮喘，哮喘发作的话会造成窒息，邓丽君就是因为哮喘而丧命的。我的儿子，刚刚出生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我们太疼爱他，给他盖得太厚了吗？还是因为我有脚气和其他的疾病，已经传染给了一个初生的生命？

总以为我这个父亲的不干净，使我的内心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隐隐地预感到，随着生命旅程的启动，有一场磨难同时铺开。

或者说，磨难是构建生命的元素，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磨难。

九、月子房的秘密

月子房是个什么样子？

准确点说是个病房，但是我不喜欢病房这个词。因为生孩子根本不是病态的，反而是天大的喜悦。原以为人生的第一站，天使落脚的地方，像春天的一个小花圃，小苗苗们从泥土中露出个头，惊疑不定地摇晃着。四处都是为他们敞开的胸怀，四处都是他们吮吸的小嘴巴，生机盎然、温情而静谧。可事实不是的，倒像个鸡飞狗跳的农贸市场。

小青说，你确定这里不是农贸市场？

我说，当然不是，而是一个屠宰场。

我终于明白，月子房的反义词就是屠宰场，月子房的同義词也是屠宰场。虽然它们一个为了生，一个为了死。但是，它们的用途与过程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生与死那只是结果，与这个空间是毫不相干的。endprint

我们的那间月子房是利用走廊隔出来的。它位于二楼的尽头，不到三十平方米，摆着八张月子床，一张连着一张，仅仅用帘子隔着。有个小小的窗户，还开在厕所里边。要想打开窗户透风，就得把厕所打开，屎尿味会夹带在风中，气势汹汹地灌进来。正是火热的夏天，室外已有三十多度，里边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丈母娘说，不用空调电扇，是为了保护产妇。产妇为了生孩子，已经耗尽了气血，都是最为虚弱的，不能受凉，也不能经热。受凉会落下一身的毛病，太热以后喝口热水都会牙痛，而且这些疾病是一生的。

我想起自己读到过的一篇文章，考古专家从地下挖出一堆骨头，立即就能辨别男女。如果是女人，还能判断这个女人，有没有生育过孩子。如果她还没有生育过，那么她的骨头是黄色的，而且密度很高；如果她已经身为人母，那么她的骨头就会是苍白的，而且十分脆弱。因为经过十月怀胎，孩子已经抽干了母亲身体里的精华。

按照原来的设想，我在月子房里，哄哄葫芦娃，陪陪小青，中间还可以写点诗，生活应该是浪漫而温馨的。前几个小时，初生儿要通胎便，是不用吃奶的，我只需喂喂白开水，给他换几回尿布；在他醒着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给他哼哼歌，当他睡着了，静静地看着他，欣赏他的眉毛，欣赏他的嘴巴，欣赏他的小手。小青刚刚做手术，麻醉很快就会失效，疼痛要重新回到她的身上，我可以给她熬碗粥，给她削一个水果，在微波炉里转一圈，一口一口地喂给她；还要扶着她去上厕所，盯着她及时吃药和喝水；在她睡着后，悄悄地躺在她身边，给她掖掖被子，帮她翻个身，甚至给她按摩一下手脚。在丈母娘照看他们的时候，我可以悄悄地溜出去，逛逛北边的马勒别墅，逛逛南面的淮海路，顺手给小青买一杯果汁，给孩子买一个气球，如果有灵感——我相信，这时候应该文思泉涌，就找一家麦当劳坐下来，写诗，甚至是写小说。万一没有灵感——人在幸福而快乐的时候，灵感这个小东西很容易溜走，我就坐在马路边的梧桐树下读书，我已经预备好了马尔克思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是，现实的一切毫无浪漫可言，都是之前的美好想象罢了，告诉我也在告诉葫芦娃，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煎熬，我们得学会忍耐和坚守。在月子房里，也可以说在屠宰场里，别说什么浪漫，别说什么温馨，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无论是产妇还是陪护人员，不管几天几夜都是没有办法睡觉的。

首先是没有床。一张三尺宽的钢丝床，小青一个人都有些勉强。于是大家以每天三十块的价格，从外边租来一张折叠床。折叠床是帆布的，半仰半卧的形式，半条腿悬空，不能翻身，稍微动一动，就会吱咛吱咛地响。其次是没有空间。在难以招架的时候，把尿盆子屎罐子推了推，又请人家让了让，好不容易支好折叠床，头是顶着厕所的，半夜三更总有人从头上跨过去。我在月子房第一个晚上，就是葫芦娃出生后的第二个晚上，有个小伙子把尿盆子一下子扣在我身上。大家都是初为人父，也不能失了和气，只能笑着安慰别人说，好兆头，要发财了。三是吵闹声。除了磨牙声，呼噜声，产妇的尖叫声，主要是婴儿的啼哭声，一个接着一个，一片连着一片，似乎啼哭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

其实大多数婴儿哭起来基本是一个腔调，有几次听到哭声，以为是葫芦娃，赶紧摸过去一辨认，纯属是一场误会。婴儿的哭也比不得大人。大人是有情绪的，要么为疼痛哭，要么为悲伤哭，还会为喜悦哭。你竖耳一听，立马明白他到底为什么哭，可以上前安慰几句，也可以给他倒杯水，吃上几粒药片子，那疼痛或者悲伤便化解掉了。但是你根本不明白婴儿他到底为什么哭。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护士听到抱怨，说这能怪谁呢？这些孩子为什么睡得这么香？我四周环顾一下，不仅每个孩子睡得香，还有两位阿姨也睡得很香，几乎一觉可以睡到天亮。孩子睡得香不稀奇，恐怕他们还没有听力，或者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吵闹；两位阿姨又是为何呢？仔细一打听，她们既不是孩子的外婆，也不是孩子的奶奶，更不是什么亲戚，她们的身份是保姆，保姆是她们的职业。孩子与保姆其实一样，他们之所以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唯一的态度就是不在乎，唯一的方法就是忽视。

而我们，刚刚新晋的父亲母亲，让我们如何不在乎？让我们如何忽视呢？每次葫芦娃哭起来的时候，我一会儿觉得他受凉了，一会儿觉得他太热了，其实冷冷热热，我是根本猜不透的。比起在小青肚子里肯定是无常多了。小青的肚子是恒温的，世界无论多冷多热，她都会为他调节成恒温的。

而我很无奈，根本调节不了这个世界。我只能用毛巾，把他从头至尾包裹一遍；我一会儿觉得他会不会哪儿不舒服？一会儿觉得从娘胎里出来经历的就是刀光剑影，会不会把他给吓坏了？他总以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如果他哪儿不舒服，我只能给他喝白开水。喝了水还是不起作用的话，就四处缠着值班的护士。

护士都是爱理不理的，她们习惯了在哭声中泡着，把哭声根本不当哭声。有一次，我忽然发现葫芦娃哭的时候，小手抓着婴儿床的栏杆。他用这个小小的体态语言，似乎在告诉我他不踏实。在小青肚子里，世界是有限的，是极度踏实的；如今那么柔弱，那么娇嫩，像一滴小水珠，却给了他这么一个无边无际的地方，像是给了一滴小水珠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

我理解了他的不安，于是无论躺着还是坐着，我都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中，希望给他一点依靠和信赖。不到半个晚上，我摸索出了一些葫芦娃的脾性。民以食为天，在婴儿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不管他为什么哭，给他喂点奶水，基本就止住了。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靠什么维持生命呢？是遮羞布吗？肯定不是——不穿衣服是不会死人的；是房子吗？肯定不是——上无片瓦下无草席，照样可以生存下去；是虚荣心吗？肯定不是——没有哪一头牛哪一头猪是靠荣誉而活着的。尤其对于婴儿，本是赤条条来，还不明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还不明白什么是房子什么是家，还不明白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耻。他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在乎，他唯一需要的，在乎的，只有吃，天性就是吃。生命的本質意义其实就是吃。

除了吃，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生命的自然延续。endprint

在医院里，奶都是统一供应的，问是什么品牌的时候，护士告诉我是营养师根据配方专门调制的，每三个小时供应一次，每次都是固定在三十毫升。深夜两点，凌晨五点，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下午两点……就这样循环往复着。供奶点在月子房外边的走廊里，没有人提醒你，也没有人等候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大多数人是错不过的，大家会带着奶瓶子，提前半个小时站在走廊里排队。供奶后一个小时，才有片刻的安宁，像战争之后的间歇，会传出大人们的欢笑。那笑声是疲惫的，是左顾右盼的。

葫芦娃恐怕天生容易饿，每次刚刚喝完奶睡上一小会儿，就会继续参加啼哭比赛。我是挨过饿的人，排队等奶的时候，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光，每次都要掐算好时间，提前一小时就跑出去。每次取奶，我都会讨好护士，有时候是笑一笑，有时候是夸奖一下，说他们服务态度真好。有护士在玩手机，我就说手机屏幕好大啊，像个小电视一样，是不是男朋友送的；有护士在抄写门诊日志，我就说字写得太漂亮了，是不是练过书法的。

夸奖使人容易相处。每次夸奖完了，我就会说，能多给点吗？护士就问，为什么呀？我说，我儿子比较卖力，比赛得了第一名。护士说，什么比赛？我说，还能有什么比赛，哭鼻子大赛呀。护士基本都笑喷了，一边笑一边说，第一名？谁给评的。我说，他外婆。护士一高兴，小手一倾斜，会稍微给加个十毫升。

当个勉强的奶爸，先得学会几门技术。有包孩子的技术，有抱孩子的技术，工序最为复杂的是洗奶瓶的技术。起初听了，势必会嗤之以鼻，自己五岁就会穿衣戴帽，六岁就会生火做饭刷锅洗碗，七岁就会替人家照看孩子。但是一旦做了父亲，面对脆弱的儿子，不亚于拆解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没有技术那是束手无策的。我的几项技术，是从我们月子房的一位阿姨处学的。阿姨四十多岁，各科室怎么走，热水在哪里灌，医生护士叫什么，她都一清如水。我问她，是不是抱过几个孙子了？阿姨笑着说，有个闺女还在上大学。后来才明白，她就是传说中的月嫂，每月工资一万多，遇到了国定假日，还得翻上几番。

我对阿姨说，你猜猜我是干哪行的？阿姨說，听你丈母娘说了，是个文化人呀。我说，你猜猜我这个文化人一月多少钱？阿姨说，三五万应该少不了吧？我说，不瞒阿姨笑话，我一月还没有你拿的多。阿姨说，你叫穷干什么？这次去山东领奖，是诺贝尔还是奥斯卡？诺贝尔有一千万奖金，我们这些下人侍候多少人能赚这么多啊？

我听了，一阵羞愧，正给孩子喂水呢，手一抖，奶嘴就扔地上了。我从地上捡起奶嘴，甩了甩，在衣袖上擦了擦。这个小动作，被小青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小青气愤地说，你就是这样对待儿子的？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说多喝水有好处呀。小青说，水能这么喝吗？把你远远地叫回来，还是指望不上啊。小青说着，就哭了。她哭着说，我伤口痛，起不了身，不然就自己来。我觉得莫名其妙，一瓶开水一慌张，又洒在自己身上。

阿姨看我一把年纪，如此笨手笨脚，便点拨我说，地上不脏吗？我才意识到，要用开水把奶嘴冲洗一下。阿姨无奈，让我带上奶瓶随她出去。阿姨把我带到小卖部，买了一个大玻璃缸，一个小锥子，一把小刷子，一只大镊子，都是抗高温的。阿姨又把我带到一楼，那里有个开水间，正热气腾腾地排着长队。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把奶嘴取下来，用小锥子把奶嘴的小孔捅一捅，用小刷子把奶瓶边边沿沿的都刷一遍；第二道工序是消毒，把奶瓶奶嘴分开，放入大玻璃缸，用开水浸泡着，塞到微波炉里，高温转上十分钟，充分煮沸之后，再用大镊子夹出来，把奶瓶奶嘴安装好，放在玻璃缸中，干净地密封起来，就算完工了。

我问阿姨，这个工序是谁设计的？阿姨说，书上写的呀，别以为月嫂没有文化，我们也是有教科书的。我说，每次你都这样认真吗？阿姨说，当然了，那些小不点，那么娇嫩，那么可爱，我们哪敢不仔细啊，万一染上病什么的，一辈子不就毁了？

阿姨一番话，让我有些感动。凭着她的这个良心，一个月赚那么多钱真是应该的。世界从来就是污秽的，面对一尘不染的小生命，我们能做的，最为重要的，就是为他们把世界清洗清洗，让他们尽量少受一点污染。

接下来，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半年一年，每次给儿子喂完奶，吃完饭，无论是他吃进肚子里的，还是他用的餐具和衣裳，我们都是这样给他消毒的。开始都是纯手工的，用刷子刷，用水冲，用微波炉煮，我、小青和丈母娘三个，都有被开水烫伤、蜕过几层皮的经历。小青后来干脆花了血本，专门给他置办了一套餐具，玻璃碗，银筷子，铁勺子，尤其是买了一台消毒碗柜，一台专门的高温消毒器，一台专门的小冰箱，一台专门的可以杀菌的洗衣机。就连儿子吃饭，都是单独做的，不和我们混在一个锅里。

不是我们太过小心了，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真是太恐惧了。

阿姨照顾的那个孩子，第二天下午就吃上了母乳，而小青一点迹象都没有。临离开之前，她过来帮忙揉了揉，发现无济于事，就笑着告诉小青，吸一吸就出来了。小青问，是孩子吗？他这么小。阿姨说，最好让大人吸呀。小青说，我自己够不着啊。阿姨又笑了说，孩子他爸怎么样？让他用点力，保准见效。

我与小青相视一笑，这么小个空间，这么多人，当众之下自然是不方便的。当小青拉上帘子，躺了半天，发现我并没有什么动静，便瞪着眼睛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哪有什么意思呀。我在想，万一我吸了，会不会有问题啊。小青说，都是为了孩子，你以为干什么？以为是那个啊。我说，我怕你。小青说，你怕我什么？怕我忍不住了？你脑子能不能单纯一点？我说，我不是怕你，是怕我万一有什么病，这不是污染吗？小青听了，一时没有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小青笑着说，这倒是有点道理，你老在外边混，万一有不三不四的病，不就害了咱们儿子了吗？

直到我们出院时，小青依然没有一点奶水。阿姨就说，你们是不是害羞啊？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怎么办的，现在就怎么办呗。我开玩笑说，我们做了啊，好像没有效果。阿姨说，你使的气力不够吧？我说，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

最后，阿姨给了我一个开奶师的电话。几天之后，我打过这个电话，竟然是一个还没有开过怀的姑娘，上门给小青按摩了半小时，收了五百块钱就走人了。发现什么效果都没有，再打电话过去，人家说，这不是家电维修，还有个保修期的，如果再上门，得再收五百块。此都是后话了。endprint

月子房是没有秘密的，家长里短的比较多，仅仅隔着个帘子，多数时间为了透气，都是敞开式的，之间说个什么话呀，基本是清清楚楚的。

我陪护的第一个晚上，半夜住进来了一个产妇，闹腾了整整一个通宵，天空泛白了还不得消停。产妇自己介绍说，怀孕前只有一百来斤，腰围也就两尺，如今已经两百多斤，翻个身呀什么的，把床压得要散架了似的，一家人担心难产。但是子夜一点推出去，几个小时就回来了，抱回来一个大胖小子，九斤八两。她逢人就嘻嘻哈哈地亮出个小鸡鸡让人看。

丈母娘听了，似乎有点不高兴，之前我们葫芦娃是这里的唯一。

在这个繁殖也按计划进行的年代，生个小鸡鸡是光荣的，生个小辫子是焦心的。葫芦娃还没有出生时，我们一家讨论过生儿生女之事。我的意见是希望有个女儿，如果是女儿的话，可以给她穿上小裙子，梳着一个马尾巴，让她漂漂亮亮地跟在我的屁股后边。有一次，丈母娘或许是开玩笑的，说如果生个丫头，哪有养她的劲头呀，与朋友跳舞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带着了。

我以为丈母娘不高兴，是关于婴儿体重的，人家一出生，比我们凭空多了两斤多的肉，于是安慰丈母娘说，郭晶晶刚给霍启刚生了个儿子，和我们一样是七斤二两，肥大儿其实是不健康的，爱得心脏病与糖尿病。丈母娘听了，情绪还是不高，说她已经尽力了，坐月子的时候，鲫鱼汤肉丸子地侍候着，母子两个吃了，就是胖不起来，不能怪她了。

小青贴在丈母娘耳朵边说，都长着个小鸡鸡，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家葫芦娃出生才两天，都预订了好几个小媳妇了。小青俯下身子亲了一口儿子的脸蛋蛋说，葫芦娃，你快告诉外婆，要娶个局长的千金呢，还是要个大别墅呀。丈母娘一听这话，顿时高涨地说，乡下的不要，丑八怪不要，阿拉就挑两个，一个有权的，一个有钱的，一定得是上海小囡。

月子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个产妇很神秘，一个男人很神奇。

神奇的男人是个新疆人，起初我以为他是陪母亲来生小弟弟的，虽然留着个小胡子，但是走路有时候还哼着歌，蹦蹦跳跳的。我感觉他就十八、九岁的样子。随后证实，他果然只有二十岁，不过人家和我一样，当爸爸来的。有天晚上，医生来给他媳妇做检查，很严肃地警告他说，这次生完了，你们要放慢一点。那个男孩顽皮地说，怎么慢啊，你教我吧。医生说，你这样下去，会要了她的命的。医生告诉丈母娘，别看这个小男孩，前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这次是生第三胎来的。我问，为什么不能生第三胎呢？是超生吗？医生说，少数民族可以放开生，但是要讲个间隔，前两个孩子间隔都不到一年，子宫还没有恢复，怀孕会有危险。小男孩凑过来得意地说，前两个，也都在这里出生的。

另外一个产妇就住在我们的床头上，她看上去年龄也不大，不到三十的样子，人长得挺淑女挺娴静的，感觉不像刚刚生过孩子，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痛苦，也看不到一点身为人母的喜悦。说她神秘，是因为在她住院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个人陪着她，也没有一个人来看望她，期间有人打过电话，似乎是她的姐妹，她接电话的时候，也是平平淡淡的，没有一点凄凉的情绪，仅有一点点孤单。她把孩子哄睡了，就盘腿坐在帘子里玩手机，玩一会儿手机就安安静静地睡了。我们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时候出院的，出院的时候是自己走的，还是被人接走的，总之我们和她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听她和其他人说过什么。

她的安静与平淡，加上一点点孤单，让人一点也无法判断，她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生出这个孩子的。是爱情？是婚姻？是交易？还是单身妈妈？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但她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一位母亲。对于孩子，还有什么身份比这个更重要呢？没有了！一个孩子，一个生命，唯一需要的，唯一无法舍弃的，只有母亲。

第四天的时候，以为还得继续待在医院里，住满一周时间，但是早晨的时候医院就开始催着出院。我说，爱人的伤口还没有好，还不能动弹呢。医生说，不能动弹我们可以提供轮椅。我说，我儿子还没有睁开眼睛呢。医生说，让他睁开眼睛干什么？这里又不是公园，有什么好欣赏的吗？我说，爱人还不能经风，外边在下雨呀。医生说，哪里会没有风雨？你不能把窗子关上吗？下雨你不会给她撑把洋伞吗？

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望那破烂的不起眼的大门，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家充满着喜剧色彩的醫院、对含着无限期待的月子房的理解，过去都是不准确的。那一间拥挤不堪的、有点野蛮意味的、嘈杂而无序的落脚地，它既不像一个生命出发时的火车站，也不像混乱的农贸市场，甚至都不如屠宰场的痛快和果断。它更像是一口熬粥的大锅，也可以说是熬药的大锅。我们都在这口锅里，被汗流浃背地熬了那么一回。

我的思绪从医院又回到了塔尔坪，回到了塔尔坪那间房子，落在原是一个土炕如今支着一口大锅的地方。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我的父亲如果在家的话，正是生火做饭的时辰，他会在一口锅里，翻来翻去地烙一种美味——我喜欢他也喜欢的美味，它的名字叫锅盔又叫生活。

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想问问我的父亲他在哪里，按说他应该已经抵达了上海。

他在几天前已经动身，要来上海看望他的孙子。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唠叨着想抱一抱孙子。

这是他的希望所系，是他的血脉所系，也是他活着的最后一个寄托。

十、最干净的路

似乎捧着几个鸡蛋和一只青花瓷。

也似乎不是行驶在地上，而是行驶在飘飘的白云生处。

我从没有这么小心地开车，也没有把车开得如此缓慢。当我慢下来，任何事儿都变得相当美妙，舞蹈便是慢下来的结果，得道成仙也是慢下来的结果。我在想，如果人世间的路，都这么好好走的话，还会有意外吗？还会有灾难吗？

我又一次想起自己坐过的第一趟车。那是十多岁的时候，随着哥哥去河南灵宝淘金，汽车在清澈的小河边飞驰，四周的玉米林在向后倒退着，两岸的柳枝不时地拂过我的脸面。看到一群喜鹊擦过头顶飞过，我正想指给哥哥的时候，突然之间，小河倾斜了，玉米林倾斜了，柳树倾斜了。在七百二十度的倾斜之中，哥哥被埋在了车轮下，再没有爬起来了。他在最后一刻把我推下了车，救了我一条小命。事故原因就是超速，加上司机注意力不集中，当时在听收音机播放的小品。endprint

从医院出发前，我把车清洗得干干净净，去做了一次系统地保养，换了机油机滤和刹车油，换了几个灯泡子与一个水箱，连四个轮胎我也换了新的。说实话，我把接儿子回家，当成了一个仪式，生命开始的某个仪式。我一再提醒自己，必须把这条路走好。第一，小青毕竟还未痊愈，她的腹部还有一道伤口，经不起任何的折腾，儿子是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头顶天空接触大地；第二，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家，这条路也不是一般意义的路，它是儿子漫长一生的起点，起点本身都是一个预兆，都有无尽的天意夹杂在里边，我不想因为自己一不小心，让这个预兆变得不安和颠簸起来。

其实这条路我走过好多年。这是小青上下班必经之路，她在过去十年间，从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穿过这条路去上班，下午五点再穿过这条路回到家里。她对于这条路熟悉的情形，可以说是闭着眼睛，也明白哪里长着一棵银杏树，哪里长着一棵法国梧桐，哪里是长乐路，哪里是常熟路，哪里是武宁路。而且她随便瞄一眼，就明白是否到达了芸芸众生顶礼膜拜的玉佛寺，哪一扇窗户是张爱玲当年眺望过的常德公寓。

如今，这条路对我来说如此陌生。

丈母娘已经提前回家了，她要去一趟菜市场，像对待重大节日一样，神圣地准备一顿晚宴，起码得炒两荤两素，熬一锅热气腾腾的排骨汤，温一壶上海石库门老酒。按照她的意思，得让柴米油盐动起来，让锅碗瓢盆跳起来，这关系的不是一顿饭，而是人丁兴旺的家庭。她还要把门外的地毯铺上，把婴儿床上的被褥铺好，把每一盏灯都要打开。提前一天，我已经在阳台上挂起了大红灯笼，在窗户上贴上了福字，在大门上和电梯口贴好了对联，在有些地方还挂了彩带。这是一个全新的日子，我们要营造一个吉祥而火热的氛围。

父亲、小姐姐、小姐夫三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带着玉米、木耳和核桃已经千里迢迢从陕西赶到了上海。父亲与小姐姐从未出过远门，他们出没的地方无非是山林、庄稼地和小河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一辈子还没有到过西安。他们不会坐公交车，不会坐电梯，甚至还没有弄清楚红绿灯是干什么的。他们一边搓着手，一边在电话里问我，要给他们找点事儿做做，比如让小姐姐洗洗尿片，让父亲挑挑水。他们以为这是陕西农村，只有农村才有尿片，乡下才要挑水。我不想说破这些，我笑了笑说，你们在家里待着，一旦我们进小区的时候，你们到门前负责放炮吧。

小姐夫长年在外边漂泊，山西的煤矿，陕西的工地，河南的金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果然自己倒了两趟公交车，很快就找到了医院。

把小青扶上车之后，我再次返回月子房，把葫芦娃严严实实地包好，轻轻地放进提篮里。在过去的岁月里，提篮对我一点都不陌生。我打猪草的时候用的就是提篮，装着挂面和红糖走亲戚的时候用的就是提篮，无论是掰玉米、挖土豆的时候用的也是提篮。还有村子的大嫂子和小媳妇回娘家的时候都会挽着一个提篮。那时候的提篮与现在的提篮形状没有太大差别，不一样的是质地，过去是自己用山藤编的，如今全是塑料的。

我感觉自己提着的，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炫耀夺目的奖杯。

穿过走廊，步入电梯，走出院子，我一直面带微笑，给每个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对于那些让道者，我一一弯腰鞠躬；对于每一个祝福者，我不停地说着“谢谢”。我走出大门时，天上又下雨了，还是一样的太阳雨，小水珠还是金黄色的，像一条条小金鱼在空气中游动。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季节喜欢下雨，喜欢下金黄色的太阳雨。我记不起来，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上天把气候安排得如此协调。

我在想，是我的眼睛不一样了吗？是大地与天空的颜色不一样了吗？颜色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反光就不一样。我不想追究下去了，我不单独喜欢下雨，也不单独喜欢太阳——在夏天单独下雨太潮湿阴暗了，单独出太阳有些炎热。反正我喜欢又下雨又出太阳的天气，反正我喜欢这种金黄色的小水珠，它是富有生气的小金鱼。

我们的车，首先要经过长乐路。这家产科医院就位于长乐路。凡是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他本人，他的兄弟姐妹，或者他的儿女们，总会有人在这里出生。所以这条路的名字，已经融入了生命之中，成了生命地理中的重要坐標。只要提到这条路的名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这家医院。但是，并不是谁想在这里出生，他就能在这里出生，据说早在一年前，就被预订一空。在这里，关系已经不起作用，钱财宛如粪土。你必须从几年前开始，在这里调理身体，在这里检测卵泡，在这里戒烟戒酒，然后直到怀孕。

因为有这家医院的存在，长乐路天天拥挤不堪，不过这里的拥挤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一拥挤，大家就会烦躁，容易出车祸，还会打架和动刀子。在这条路上行走，大家之间很少有摩擦，偶尔有人着急，把车停在马路中央，也没有人按喇叭或者是骂娘，倒是交警不时过来贴罚单。大家一般不太计较这里的罚单，不就是两百块罚款吗？

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里是长乐路，在这里出没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迎接小生命。尤其从这里经过的女人，别在意她们走路缓慢，也别斤斤计较她们不守规矩，无论什么情况大家都会尽量避让一下，不仅因为她们撞不起，还因为她们不是一个人，她们身体里怀着的是幸福与希望。

我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目光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瞄一眼放在后座上的儿子。车开得十分缓慢，几乎是寸步难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突然有了写诗的欲望，我不能停下来写诗，不过我把这首诗静静地记在心中。

从这条街经过，尽量慢点

像穿过一朵雏菊

尽量小声说话，注意用词

不要冷冰冰，更不要带脏字

因为这里一个人长着两双耳朵

如果可能提前洗洗手，理个发

有必要擦点唇膏最好不过，因为

这条街随时都有一双新生的眼睛睁开

长乐路，这个城市的人都明白

有个巨大的卵巢在流血

有个腹部在隆起

呕吐不是病态

哭声不是悲哀而是喜悦endprint

女人从这条街开始拐弯

变成一个个乳汁充盈的母亲

从这条街走开之后在其他任何地方

再碰到一只蚂蚁

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孕妇

葫芦娃并没有静静地躺着，而是哇哇地大哭起来，整整地哭了一路。

我明白婴儿的哭，不是大人的哭，不能代表什么。我的内心十分宁静，在即将进入小区的时候，我给丈母娘打了电话，让她通知父亲与小姐，准备好鞭炮，下楼迎接我们。但是丈母娘说，他们还没有过来，应该还在另一套房子里住着。

已经过了约好的时间，他们的行事方式不会这么平淡。因为另一套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性的设施，他们待在那里做什么呢？何况他们从来不看电视，也无任何其他嗜好，在他们过去的眼睛里，没有什么东西的分量会超过我，如今没有什么东西的分量会超过葫芦娃。

我提醒丈母娘，父亲与小姐姐如果在楼下，可能连门铃都不会按。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门。在老家会有一对门环，根本没有什么门铃。所以我让丈母娘下楼，去找找他们。丈母娘下楼后，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他们也不会乘坐电梯，他们会爬楼梯，也许早就爬上了楼，蹲在某一层的楼道里。所以，丈母娘又在楼前楼后找了一圈，连整个楼道上上下下也找遍了。

丈母娘告诉我，他们不见了，任何踪影也不见了。

在车上不能开空调，又不好开车窗。开空调太冷，开窗后风会灌进来，吹着弱不禁风的人。葫芦娃或许是太闷热了，或许是感觉到了异样——一个婴儿，往往像一片雪地，白茫茫的干净的雪地，他们总是敏锐而神秘的，似乎可以接收任何与亲人有关的信号，甚至是上天发来的预示。葫芦娃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他竭尽全力地哭着，像最后的一团火苗，稍不注意就会立即熄灭。

太阳还在，雨不明白什么时候走了。我把车靠边停了下来，尽量停在林荫里，让梧桐树的影子把小青与葫芦娃身上的阳光挡住。

与小青相识之前，我几乎看遍了上海比较像样点的小区，不满意浦东的偏僻，不满意宝山的尾气，不满意闵行的土气。有一天，下着大雨，我的同事告诉我，可以去普陀区某某路上的某某小区看看。我赶到这个小区的时候，雨更大了，而且起雾了，几栋大楼像是握在护士手中的一支支注射器，深深地插进了肥硕的天空，显得十分气派而朦胧。尤其是合抱粗的银杏树，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林子，林子中间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而且是五颜六色的，路边竖着形态各异的雕塑，有蟾蜍，有袋鼠，还有大象，不停地吐着水珠。大门外有个广场，中间有个池子，池子里有个喷泉，大门建成了海盗船的样子，有着十分浪漫的艺术气息。我一下子想到了法国威尼斯，其实整个小区就是按照威尼斯风情设计的。不到半小时，我就选好了房子，交了两万块的定金，把我的根扎在了这里，成了我的家，成了小青的家，也成了葫芦娃的家。

其实那都是假象，真正到了两年后，开发商把房子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又粗又大的银杏树移走了，换成了一人高的香樟苗子；雕塑被毁得所剩无几，干脆铲掉变成了停车位；石板路被挖掉了，铺上了灰色的水泥；连大门也被拆了，原来作为售楼处，如今房子卖光了，就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低矮的像是狗窝的小岗亭。

与小青认识后，我们每次约会，几分钟就见面了，才发现我们两家仅仅隔着一条马路。大家十分惊叹，说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我向小青求婚的时候，小青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是当我说，看在我们一路之隔的份上嫁给我吧。小青就欣然地答应了。

她嫁给我，并不是看在上天的份上，也许是实在太方便了，她仅仅需要五分钟，便可以回次娘家了。在她出嫁之后，像蚂蚁搬家似的，今天一对红木椅子，明天一只清花瓷，后天再来一套清朝的茶具，不到半年，就把丈母娘那边一些值钱的好东西，顺到我们这边了。丈母娘有点生气地说，嫁到马路对面，原来全是为了惦记她的这么几件嫁妆。

我让小姐夫下了车，去另一套房子喊叫一下父亲与小姐姐。我想他们也许睡着了，也许记错了时间。小姐夫很快折了回来，说是按了门铃，家里并没有人应声。

我猜测，他们从一个家赶往另一个家的时候迷路了。隔着一条马路，对于我与小青来说，恐怕是上天安排的缘分，但是在父亲与小姐姐的眼里，还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也没有走过这么宽的路，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迷宫。

我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低落。我不明白他们的迷路意味着什么。我精心准备的仪式就这样收场了。葫芦娃只能悄无声息地回到他的家。虽然他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对这个家并不陌生，毕竟他是第一次以独立的个体踏进这个家门。

葫芦娃也许是想回家了，也许对这个环境早已适用了，当他一回到家里，被放进那张温暖的婴儿床，很快就不哭了，安安静静地入睡了。他的入睡也可以理解成另一个意思——他想让我安安静静地出门，去寻找已经迷路的亲人。

当我打开另一个家的门，里边果然空无一人，桌子上放着一包没有开封的瓜子，还有一碗没有吃完的面条。说明父亲与小姐姐他们饿了，自己解决了午饭。我急急地下楼，左一条街，右一条巷子，仔细地寻找着，甚至把几个小区都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么大个城市，这么陌生的地方，他们自己没有电话，不知道我的电话，也没有我家的地址。

甚至他们不会普通话，听不懂上海话，上海人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我站在路边，沮丧地看着每个从这里经过的人，向人们描述着他们的样子：一个剃着光头的老人，一个双手插在袖筒里的妇女，他们脚上穿着的是布鞋，裤腿上应该还沾着泥巴。别人说，是农民吗？我肯定地说，是的，是两个农民，刚刚还在庄稼地里。人们怀疑地摇摇头。这是城市，这是不种庄稼的上海，怎么可能会有两个农民呢？我想报警，但是报警有什么意义吗？二十四小时里，警察不会帮助我们的。

而且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我不想引起这么大的波动，以至于若干年后，让我们回忆这一天的时候，浮上脑海的是那呼啸而来的警车和腰里别着武器的警察。endprint

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出现了，在一条下沉式的隧道边出现了。这条隧道是这条路的一部分，由于上边有火车的铁轨，才把这条路修到了地下。他们离我并不遥远，离我们的家并不遥远，只有三百米的样子，但是大家走在各自的意识里，使得他们迷路了，使得我没有与他们遇在一起。

小姐姐说，咿呀，我记得是个红色的屋顶啊，跑到这里怎么就不是了呢。

我发现她指给我的，确实是红色的屋顶，但是这片地区的房子，哪个不是红色的屋顶呢？我带着他们跨过一条马路，仅仅用了十分钟时间，就回到了他们想找的地方。我指了指面前的大门说，记住吧，这里不但有红色的屋顶，门口还有一棵枣树。在城里枣树是不多的，在乡下枣树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可以不认识梧桐树，不认识香樟树，不认识银杏树，一定能认识枣树。

小姐姐看了看说，就是啊，下回不会再记错了。他们眼里已经噙着泪水，因为没有完成我安排的任务，所以瞒心都是委屈与内疚。小姐姐一直抱着一串鞭炮，她把鞭炮放在地上，父亲则掏出打火机。当他们准备放炮的时候，我安慰他们说，这次就算了，留着葫芦娃满月的时候吧。

这串两万响的鞭炮果然就留到了一个月之后，只是再放这串鞭炮的时候，父亲与小姐姐已经回陕西去了，而且葫芦娃已经睁开了眼睛。当我在楼下放炮的时候，丈母娘抱着儿子跟到楼下观看。不想却把儿子给吓坏了。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一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他就往我们怀里钻，就使劲地哭，尤其是第一个春节，通宵的鞭炮声吓得他一夜都没有安宁。

如果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就放掉这串鞭炮的话，又会是什么情境呢？它还会成为他的恐惧吗？但是，这恐惧，对一个孩子来说，会不会成为一种经历？会不会演化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十一、曲折的奶水

葫芦娃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奶妈”。小青说，叫干妈恐怕更舒服一点。

这个奶妈至今没有见过葫芦娃一面，葫芦娃也没有见过她一面，不过葫芦娃却是吃着她的“奶”长大的。这个奶妈有个网名叫清风明月，是上海本土女子。上海已经没有清风，也没有了明月，人家举家移民瑞士十多年了，在瑞士首都给外国小囡教汉语。据说一年四季都是清风习习，月亮比上海要丰满，因为他们没有雾霾。

怀上葫芦娃的那阵子，三聚氰胺的阴魂还没有散尽，关于葫芦娃吃什么奶粉的事儿，我们家里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我做什么事儿，都喜欢进行心理分析。我分析的结果是，还是吃国产奶粉，不仅仅因为便宜，而且在眼鼻子底下，购买起来比较方便，真有点什么事儿，还可以找到厂家大门。三聚氰胺把三鹿都搞垮了，一大帮坏人被收进了笼子，恐怕没有谁敢顶风作案了。所有的奶企都加三聚氰胺，是有攀比心理在里边，当年你黑我也黑，如今你不黑我也不黑了。

我有个要好的朋友，在君乐宝做宣传推广，君乐宝公司就与三鹿在一起，都在河北石家庄。我咨询她，她也是这个态度。她说，你儿子不是外人，马上给你空运十罐子，孩子爱吃的话，全部免费提供。朋友制造的东西，而且又是免费的，这十分诱人。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青，小青让我问问，朋友自己的孩子是吃什么奶粉的？我问了朋友，朋友说，她自己孩子没有吃过奶粉，喝的是维维豆奶，照样长大了，如花似玉。

小青有点气愤，她不相信中国人能改邪归正，关鍵在于中国人不走歪门邪道，你的生意就做不兴旺，就会吃亏。所以她说，我们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孩子，不能把他当成小白鼠，哪怕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咱葫芦娃吃上洋奶粉。小青最后说，万一吃出个大头娃娃来，看你怎么办？我说，头大的人都聪明，而且“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有雨伞，我有大头”。话一出口，就被小青指着鼻子训了一顿，说我这是没有人性的想法，如果真吃出个大头来，我们一辈子就毁掉了。不得不承认，文人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和人性善的一边，小青肯定比我更懂中国的国情与人性恶的部分。

给葫芦娃吃洋奶粉被小青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夫妻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停止，那就是什么才叫洋奶粉，什么品牌才是洋奶粉。小青说，当然是国外的奶粉了。我说，我是个农民，一说到农民，人们就想到“土”，反义词就是“洋”，所谓的“洋”其实就是“洋气”，就是时髦一点的东西，我们塔尔坪哪有一个人出过国？除了我，甚至没有几个人到过上海，但是我们从小就吃洋货长大的，这个你知道吗？小青怀疑地说，你们从小就吃洋货长大的？！什么牌子？

我说，洋芋，洋柿子，洋布，哪个不是洋玩意？我去韩国的时候，行道树多是松树，老祖先姓李，博物馆里的雕塑穿着盔甲握着宝剑，人的相貌与看人的眼光，就连泥巴的颜色，其实与中国没有任何差别。所以，韩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算不得“洋”的，“洋”是不能拿国界线来划分的。

小青说，美国你去过吗？德国你去过吗？澳大利亚你去过吗？不要一说国外，你就搬出韩国来，让人听了会笑话的。你绕来绕去，不就是想买国产奶粉，忽悠我们葫芦娃吗？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我所说的“洋”，不是韩国，不是日本，是“西洋”！西洋在哪里你明白吗？就在大西洋那边！我说的洋奶粉，就是西方生产的奶粉，你别想拿你们作家的那一套来迷糊我。

我被小青训了一顿，有点小小的生气，于是顶了小青一句，你舅舅是西洋人？还是阿姨是西洋人？反正我的亲戚朋友之中，除了土豆是西洋的，西红柿是西洋的，再没有一个西洋的关系了。没有西洋的关系我们从哪里弄西洋的奶粉去？小青很郁闷，拿起手机立即拨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是关机的，一个电话已经成了空号。她应该是在联系她的两个同学，她有那么两个女同学，要死要活的嫁到了国外，一个似乎是嫁给了瑞典，一个似乎是嫁到了巴西。但是中国女人，一旦嫁给洋人，生活在国内还好，一旦移民国外，像用生化武器消灭掉了一般，就从人间蒸发了。

我们四处打探海外关系，恨不得从外边突然冒出个干爹干妈来。

我对小青说，可以让人代购吧？我们同事有做奶粉代购的。那阵子，有两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是达芬奇家具，还有一个就是奶粉，都口口声声说是洋品牌，其实都是在国内加工的。尤其是这个达芬奇，原以为是画《蒙娜丽莎》的那个老头，这件事儿发生后，我才明白人家是家具，一只沙发就是几十万元。之所以这么贵，就因为说是洋货，记者卧底调查的结果，是在国内加工的，然后漂洋过海，到国外吹了吹西洋的风，再坐船回到国内，就成洋品牌了。endprint

这和那些到外边镀金的专家是一个意思。

小青说，代购更不靠谱，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谁明白是在哪里加工的，用什么加工出来的。用面粉加工出来的还好吃，没有营养不要紧，起码是没有毒害作用的，如果用海洛因加工的，怎么办？我笑了说，你傻瓜吗？如果是海洛因加工的，我们就发财了。小青说，你才傻瓜呢，有些人往火锅里加什么？加的就是罂粟壳，图的就是上瘾。我说，往奶粉里加毒品，不可能这么缺德吧？小青说，这是你这个善良人的想法，三聚氰胺不就加过了？！

小青单位有个去澳洲出差的机会。小青说，你看看人家的海，人家的蓝天，人家的白云，这是奶牛低头吃草的环境，也是它们身上带着的花纹。葫芦娃能吃上澳洲奶粉那就太理想了。看小青那种羡慕的样子，似乎澳洲奶粉不是用牛奶加工的，而是用海中的清、天上的蓝、云中的白为原料加工出来的。

小青对于出国，从来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这一次，她好想得到这个机会。她在乎的不是去旅游观光，而是去为葫芦娃配备奶粉。我提醒她，出去一次也带不多，孩子吃上瘾了以后怎么办？小青说，以后再说以后的。结果，大家争来争去，小青自然不在这个名单里。她抱怨说，上天不公平，好事总轮不到自己。我安慰她说，你怀孕了，上天怕你不方便，这出去一趟，多危险啊，碰到个地震呀海啸呀，那不就遭殃了？

在这个时候，清风明月出现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说喜欢我的文字，她这些天正在上海，如果有空可以认识一下。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但是我还是答应见上一面，因为她是个女诗人，也因为人家路过上海，给人家留点面子，还是有必要的。那天下午，阳光温暖得有些过头，在常德路一家咖啡厅，我们聊了很多诗歌，也聊了很多诗坛上的花红柳绿。

在中途，她递上来一张名片，我双手接了过来。

在我准备揣于口袋的时候，忽然发现她的通讯地址不在国内，而是瑞士苏黎世。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一把刀子。我不清楚这个国家具体方位，但是在和她交流的时候，明白和德国、意大利及法国贴得很近，应该是传说中的“西洋”。她是上海人，嫁给了天津人，一家四口移民到了瑞士，成了真正的假洋鬼子。

我想到了葫芦娃的奶粉。于是问，在瑞士吃什么奶粉呢？清风明月告诉我，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吃母乳长大的，她也不太清楚瑞士人吃不吃奶粉。她以为我只是随意问问，等她回到瑞士之后，我又反复提起这个话题。她在社区网站里搜索了一下，告诉我说，销售量最大的奶粉叫adapte。

我问中文名叫什么？她说，还没有中文名，按照直译应该叫爱达特。我问她，销量有多大？她说，你不能与中国比，中国有几十亿人口，这是一个小国家，人口才八百多万，仅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加之不太爱生孩子，出生率小得可怜，又讲求母乳喂养，所以吃奶粉的并不多。当时，我也没有搞清楚，销量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心想只要是瑞士销量最大的，就可以放心了。

我说，求你帮我个忙，买点这个牌子的奶粉给我寄回来。

清风明月很痛快地答应了。大概过了两个周，她从瑞士发来消息说，爱达特给我买好了，通过邮局寄出来了，请我注意查收。我从她那里了解到，从瑞士寄奶粉到上海并不容易，有点类似于贩毒。一是邮局周末不上班，要去邮局她必须请假；二是不提供包装箱，不提供包装服务，而且很注意环保，为了找个纸箱子，她几乎跑了小半个城市。三是邮费很高，几乎要占三分之一的奶粉钱。为了节省邮资，她把奶粉外边的包装全部拆掉，来减轻分量。四是这是瑞士原装的，六百克一包，按照中国海关规定，每次只能邮寄五公斤。在瑞士销量最大的奶粉，供应量十分有限，想买到这五公斤的奶粉，是颇费周折的。瑞士每个超市一周的进货量也只有三包，五公斤就是三个超市。不像在上海，超市是遍地开花的，在瑞士超市十分稀少，所以几乎要跑半个城市。她最后说，为了当个奶妈你明白有多难吗？作家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了，你就大胆想象一下吧。

葫芦娃出生前，为了给葫芦娃囤积口粮，清风明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瑞士给我邮寄奶粉过来。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每天一回到社区，就去超市把人家一周的存货，全部扫空。我说，你可以和他们预订一下，让他们多进点货呀。清风明月说，人家配送量都是固定的，哪像我们国内消量大，所以商业很发达。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清风明月就要请假，就要跑一回邮局。清风明月为了给我节省一些运费，她与老公每次回国探亲或者是出差，都会换个大点的旅行箱，尽量少带行李。

有一次她回国过中秋，连孝敬父母的礼物也减掉了。我感到十分内疚，清风明月却说，正好找个借口，在父母那里省点钱，何况外边的东西，哪有我们中国的好啊。于是每次去拿奶粉，都想请她父母一起吃顿饭，统统被他们给拒之门外了，倒是我送的自己写的几本书，他们喜欢得不得了，都仔仔细细地读了，说是无论乡下人在上海混，还是上海人在外国混，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每次看到一袋袋奶粉，我在心里想，如果葫芦娃有机会见到她，一定要让他对着她喊叫一声干妈，直接叫一声“妈”也是不过分的。

葫芦娃这小子，出生后胃口越来越大，开始每天三四百毫升，后来每天七八百毫升，几乎一周就要消耗两包。有一阵子，清风明月工作有了变动，给瑞士的学校编写汉语教材，每天忙得昏天黑地的，奶粉就迟迟没有消息，我又不好意思催讨，葫芦娃竟然断了口粮。也许葫芦娃喜欢这个口味，也许适合了这种口味，我們提前预备好了几包洋品牌，有的是朋友们送的，有的是自己专门托人出差时捎的。葫芦娃断口粮的那两天，我们用一种德国奶粉顶了一天，但是葫芦娃舌头很刁，立即就尝出来了，直往外边喷。

爱达特吃到快一岁的时候，清风明月给寄了最后一次。

她说，吃到一岁就可以断奶了，要以主食为主了。

我明白，这是人家断供的意思。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青。小青说，奶粉是必要的营养，是万万断不得的，起码得吃到五岁，最好一直吃下去。我说，都一岁了，没有这个必要吧？小青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你几岁了？每天早上为什么还喝牛奶？我一时无话可说，真是时代不同了，生活也是不同的。endprint

我小时候绝对是没有吃过牛奶的。我第一次喝牛奶，已经快三十岁了。喝牛奶常态化，是结婚之后，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是在小青的监督下才坚持的。我们吃的是光明牛奶，上海本地人基本要吃光明牛奶，他们是以吃光明牛奶为荣的。如果有人吃了外地牌子，那肯定就是外地人，外地人就是乡下人，乡下人是没有品位的，会遭到人家嘲笑的。

家家户户的门外，都会挂着个白箱子。丈母娘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踢踏着鞋，用一把小钥匙拧开那个白箱子，把几个玻璃瓶子拿出来，再把昨天的空瓶子放进去。无论是白箱子上，还是玻璃瓶子上，都标着“光明牛奶”几个字，这是上海人自豪的源头，像是他们喝进肚皮的，不是牛奶，是第一缕晨曦似的。

我对小青说，我们给葫芦娃也喝鲜奶吧，鲜奶比奶粉应该更好。小青说，除非你弄一头奶牛回来，养在我们家楼下，葫芦娃饿了，就直接扑上去，这样我们才能放心。我说，你这个从小喝着光明长大的人，为什么对光明牛奶也不放心？小青说，我们天天喝鲜奶，这鲜奶从哪里来的？我说，当然是从奶牛身上挤下来的。

小青说，你见过奶牛吗？

上海几千万人都在喝这种鲜奶，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一头奶牛。每天早上无论起多早，那一个个玻璃瓶子里，都会装着白色的液体，放在那个白箱子里，让人感觉这种液体不是奶牛产出来的，而是从这个神奇的白箱子里产出来的。

我无奈地说，瑞士的奶妈撂挑子了，我也不好意思逼人家继续了。

小青一時显得很慌张，赶紧给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让人家到家里来坐坐。这个朋友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家里有个比葫芦娃大半岁的儿子，据说是一个网络达人。小青是向这个朋友求救的。我赶紧预备好了水果与饭菜，准备好好贿赂人家一下。朋友来了之后，小青与她寒暄了几句育儿经，然后求朋友教她如何进行海淘。我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海淘，以为是到海滩上捡贝壳，或者是到海里冲浪。

小青一连好几天都霸占着电脑，泡在网络上。我怕她弄坏了眼睛，劝她如果无聊的话，可以听听音乐什么的。小青说，你以为我在网上与人聊天吗？我在给葫芦娃海淘奶粉啊。我有些不理解地说，海淘原来就是网购？网购难道比代购还安全吗？小青骂我说，你很无知。小青最后给我进行了知识普及，所谓的海淘就是直购，直接从国外的商店里采购，然后花钱委托运输公司，把东西邮寄回来。海淘也是网购，但是海淘并不是网购，网购与代购是从中国人手里买外国人的东西，但是海淘是从外国人手里买外国人的东西。

我说，我还是不懂，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中国人。

小青说，直销是多简洁的事儿，在中国人手里就变样了，一下子弄成了传销。你不会傻到相信传销吧？

网上没有原装的爱达特销售，小青第一次海淘以失败收场。她并不放弃，唉声叹气地海淘了另一种奶粉，还有液态钙、果泥，甚至是矿泉水，标签全是英文的，我不明白叫什么名字，也不明白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更不明白它的用量与用法，只明白每次给葫芦娃冲奶粉的时候，严格按照小青的吩咐：三十毫升开水加一勺子奶粉，绝对不能有丝毫的误差。一旦有一丁点的误差，比如水多了两毫升，或者勺子太满了，都会遭到小青的批评。

对于被母爱冲昏了头脑的人，因为母爱变得疑虑重重的人，我不仅仅不生气，不担心，反而心头涌上了一丝温暖。

在一个被物欲主宰的时代，其实我也是一个多疑的人，我不但不相信中国货，不相信中国人，也不相信外国货与外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相信自己，还有另一个就是小青。不像老家塔尔坪，麦子是自己种的，面粉是自己磨的，面条是自己擀的，畜生是自己养大自己杀的，肉是自己炒的。从地上，到嘴里，六六三十六个环节，都是自己动手的，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相信了小青又有什么用呢？在一个不靠谱的世界里，什么都不是你亲眼所见，每一粒米都不是你亲手所种，中间隔着无数的工序与无数的人，人心又都是复杂多变的，在法制精神再完善的西方，又怎么能控制得了千变万化的人心呢？所以，无论是中国货还是洋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你根本不明白会在什么环节埋下了祸根。

有一阵子，食品接二连三地出事，农药超标，苏丹红，防腐剂。除了砒霜，食物里什么都会有。丈母娘为了一家人安全，也为吃得舒心一点，不辞劳苦地张罗着亲自包饺子。城里人包饺子，可不比乡下人包饺子。饺子虽然是亲手包的，馅是人家剁好的，皮是人家压好的。谁明白这馅里放的是不是老鼠肉？这皮是不是在厕所里压出来的？中间一旦有了商业利益，吃着也是不放心的。

小青买回来了一台大饼机，一台面包机，一台压面机，亲自开始烙大饼，做面包，压面，即使如此我仍然是不相信的。因为面粉里除了会添加增白剂，还会添加拉面剂，所谓的高筋面粉便是这么来的。做面包与烙大饼的时候，会加入发酵粉、黄油与其他一些调料，谁能保证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喂畜生的？是不是旧皮鞋加工的呢？

小青说了一句话，让我释然了许多，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尽心尽力，好中求好，别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葫芦娃一直在吃奶粉，都是小青从外国淘回来的。有一阵子邮局与海关闹矛盾，海淘货积压在港口大半年时间，那阵子小青很心焦，天天听着敲门声，等着海外的快递。葫芦娃长到一岁多，各种体检下来，除了生了许多疹子之外，没有其他什么毛病，体重、身高都是符合健康标准的，而且皮肤白皙，智力超常，已经有过目不忘的气象，人人都夸我们把孩子养得太帅了。

小青奶水一直不好，奶粉成了葫芦娃的主粮。为这件事，她常常十分内疚地说，她对不起宝贝儿子，如果自己奶水充分，不至于让葫芦娃遭这个罪。不管如何，世上最干净的，还是从母亲体内流出来的乳汁。小青说，她的身体可以排毒，经过身体直接加工出来的，自然是最干净的了。为了早出奶水，多出奶水，不是女人你是无论如何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人比动物高级的一个侧面。

首先请了个开奶师。对奶水，其实我是茫然的，觉得也是十分神奇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一生孩子就有奶水，男人为什么不会生出奶水呢？为什么奶牛不在生育期也有挤不完的奶水？关键是它们吃进去的，是干巴的、粗糙的、绿色的杂草，偶尔给它们改善了一下伙食，经过它们的身体再流出来，就变成了那么细腻纯白的、营养丰富的液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