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满星

提起40年前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船长》《颂“一团火”》等报告文学，不少国人记忆犹新。《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总主编王蒙曾说，这股报告文学热，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

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采访了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周明先生，请他回忆讲述了那段亲历的往事。

一、拨乱反正的春雷

周明今年83岁，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京，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调《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他经历了“反右”“文革”等风风雨雨，并曾和众多作家一起下放干校锻炼，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周明从干校调回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复刊的筹备工作。1977年初，周明与编辑部的一群年轻人，策划出版了一期纪念周总理的专号，大受读者欢迎。接着，他们又着手组织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还没有平反，周明和编辑部的同事辗转找到了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欣然应允。周明联系好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又陪王愿坚上门采访……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敏锐的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

受到《人民文学》的召唤或启发，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同事和后代，纷纷拿起笔来撰写文章。其中，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周明将这类文章结集，主编成一套六本、数百万字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量达数百万册。

二、“科学的春天”的春雷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明在探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时，发现他家墙上新添了一幅书法墨宝，是时年八十高寿的叶剑英元帅的一首新诗《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周明读后很振奋，就恳请王炳南帮忙联系叶帅“约稿”，将此诗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上发表，随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使这首诗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中小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方毅说，这首诗“寄托着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国家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并定于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明与同事想到他们应负的责任和使命，决定推出一篇报告文学，呼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

写谁呢？编辑部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突然，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故事：在70年代初，一个外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一位美国专家点名要见陈景润。负责接待的领导没听说过陈景润，就让人去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一说是在“牛棚”找到的）。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国际数学界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国内没有刊物能发表这样的论文，陈景润是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的，从而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编辑部同事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请哪个作家来写呢？那个时代，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比较少。说来说去，大家很快就都想到了徐迟。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最近，他刚创作了一篇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已被《人民文学》确定发表。

周明电话联系上徐迟，徐迟马上收拾行装，到了北京。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牢笼中，对陈景润的争议依然很大。周明说，在徐迟到北京之前，他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时，接电话的人曾委婉地说，我们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你们不写，陈景润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典型宣传？好在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思想很开明，周明就与他的秘书联系，获得同意。

周明陪徐迟采访陈景润，去了三次。

第一次是一个艳阳秋日。在中科院数学所，他们见到陈景润，问“哥德巴赫猜想”攻关进展如何，陈景润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们又问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份信，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据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只有十几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的领导。领导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由你考虑决定去还是不去。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他回到所里，经过一番了解、思索后，写了一封回信，提了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台湾却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听到这里，徐迟当即被陈景润打动了。他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周明直奔《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家，当面向他汇报了这次采访的见闻、感受。张老饶有兴味地听着，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

徐迟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开始从外围进行采访。他了解到人们对陈景润的评价褒贬不一，就对各种说法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

要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要深入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地“啃”。他还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以及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下功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他：“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我对数学懂得不多，但对数学家本人，我们总可以读懂，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周明第二次陪同徐迟与陈景润见面时，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

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一周多，徐迟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陈景润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周明风趣地说，他和徐迟搞了点“阳谋诡计”，才得以进入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进行第三次采访的。那天，周明、徐迟和数学所书记李尚杰三人一同去陈景润的房间。老李先敲门进屋，周明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才去敲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跨进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对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犹新：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办公桌上常用的一小片地方稍干净些外，其他地方落满了灰尘，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立在墙角，一个装的是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手稿和废纸……条件真艰苦啊！周明感叹。这在冬天怎么写字、演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可谓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陈景润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连晚上都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配备的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既用来照明也借此取暖。可是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这个数学怪才就拿铅笔演算……

徐迟用了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张光年审阅。张老看后，连声激赏道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个整版做了转载。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他还被邀请做典型发言，又作为科学家代表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迎接“科学的春天”的一声春雷，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当时人们的嘴边。徐迟激动地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三、思想解放的春雷

进入1978年，作为《人民文学》报告文学选题策划人，周明召集了一批文朋诗友，组成了《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

第一个招来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被周明拉到报告文学写作队伍上来”的女作家、电影明星黄宗英。她从上海赶到北京，列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寻找写作素材，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产生了兴趣。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各种人为的非议、为难，乃至打击、迫害，但他始终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周明联系、协调陕西科委等部门，安排黄宗英前往采访。黄宗英赶赴秦巴山区基地，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采访了秦官属众多的同事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历尽坎坷不改初心的感人事迹。这篇报告文学后来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周明还在陪同黄宗英采写报告文学《小木屋》时，亲历了她置生死于度外的经过。那是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就要飞返北京时，她竟突然提出退票，要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徐凤翔。周明时任代表团秘书长，再三劝她一块儿回北京。谁知，黄宗英一听就急眼了，和周明争吵起来：“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周明回忆：“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我带到北京后再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的领导，便产生了好奇心，想偷看……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

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钻了两个月，采访搜集素材，甚至在无人做饭时“客串”炊事员。之后，她回到上海家中，在农历大年三十夜，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一夜无眠，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

后来，周明还陪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这一次，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出镜，拍摄一部创新纪录性的电视报告艺术片。拍摄期间，周明和黄宗英还说服摄制组负责人，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

10年后的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 “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重燃热情，为徐凤翔四处呼吁，筹措到考察经费，满足了徐凤翔的心愿。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再次奔赴西藏。一次，她翻过一座山头，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鼻子出血，手发麻，手臂上出现很多紫血块；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连夜将她送到林芝115医院……

四、改革开放的春雷

特约记者小组招来的第二个，是女作家柯岩。早在上世纪50年代，柯岩就以儿童诗集《“小迷糊”阿姨》等闻名。1976年，这位貌似柔弱但本性好强的女作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了《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抒情长诗，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很快风靡全国。

1979年夏季的一天，周明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二人因为来往多年，交情深厚，周明几乎用下命令的口气说：“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为建国三十周年用。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这就是她写作报告文学《船长》的起因。

“Seamanship，seamanship，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但愿——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吧！”《船长》写的是我国海运英模人物贝汉廷驾驭码头生活、驾驭海洋波涛、驾驭海运贸易、驾驭多国语言、驾驭人际关系的动人事迹。柯岩在纷杂的素材中，选出了亮点，就是贝汉廷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这篇报告文学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立即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外界看作中国这只巨轮，在船长引领下，从长江航向大海、融入世界的宣言书！

《船长》的成功，让柯岩也受到极大鼓舞。由此开始，《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一篇篇佳作问世。这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让原本体弱多病的柯岩病倒了，被“关”进医院。但谁能料想到，她在医院里竟偷偷采访，写成了报告文学《癌症≠死亡》。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不是精神贵族，不该有任何特权，我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是我们共和国劳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必须学习着像工农兵和在基层工作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能，奉献自己，直至牺牲。”在2009年9月“柯岩创作生涯60周年座谈会”上，周明亲耳听到柯岩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的肺腑之言，认为这是她一生创作最精辟的总结。2011年12月11日，82岁的柯岩因病在北京逝世。周明感叹，她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下了正气，留下了清气，留下了浩气！

周明至今记忆最深的，也最感动的，是冰心先生不顾78岁高龄，主动请缨，加入《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冰心老人和周明商量，决定写一篇年已60岁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部售货员张秉贵的报告文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周明陪同冰心老人三访张秉贵。在采访中，张秉贵向冰心谈起了他在旧社会经历过的辛酸往事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人民服务的感受。冰心曾问张秉贵：“您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硬功夫是怎样练成的？”张秉贵说：“干食品行业几十年，只要用心就能够练成。”

1978年7月10日，冰心冒着酷暑，去百货大楼对张秉贵进行第二次采访。来到糖果组柜台，只见柜台前人山人海，都在围着张秉贵。冰心对周明说：“咱们别打扰他，从旁边看。”只见张秉贵有条不紊地忙着，脸上始终面带微笑，无论顾客要几斤、几两糖果，只要话音一落，他一把就能抓准糖果的重量，利索地包好，并报出钱数、收钱、找零，同时接待下一个顾客……这一系列动作，只需短短的一分钟。从糖果部出来，冰心又对百货大楼的负责人和张秉贵的几位同事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她了解到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指着货架上的糖果对张秉贵说：“我要买两块二一斤的双喜奶糖二两二，一块一毛五一斤的脆口香三两七，三块四一斤的迎宾奶糖二两八，一块六一斤的广州水果糖一两三。”见那位客人不再说话，张秉贵就问道：“您还要点什么吗？”顾客说：“不要什么了。这些糖果有多少钱？”张秉贵马上说：“两块零七分。”这位顾客展开手心，只见上面写着“2.07”。他激动地说：“咱们是同行，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一口清’本领，起初我还不太相信，这下我可是真服了！”

周明陪同冰心第三次采访，专门约见张秉贵，对前两次采访得到的材料和细节进行了全面核实。冰心还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后来，冰心写成报告文学 《颂 “一团火”》，发表在《人民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系列既接地气、又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相继在 《人民文学》刊登，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为该刊赢得了高达150万份的期发行量。随后，《当代》《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杂志争抢刊登报告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不甘落后，开专版刊登报告文学。

周明感叹，纪念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的文章如春雷划破长空，叶帅《攻关》诗发出号令，作家徐迟打头，文坛“三女侠”黄宗英、柯岩、冰心紧跟着冲锋陷阵，一系列报告文学的发表，为拨乱反正探路，为科学春天导航，为思想解放启蒙，之后，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沉睡百年的雄狮中国，终于醒过来，开始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