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青

饶宗颐去世，朋友圈转发无数。起先我以为这些年许多人张口“国学”闭口传统文化的，看来还是见到了一定成效，至少，连知道饶宗颐的人都如此多了，并且超越了不同年龄，分布于不同行业。后来却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当然，也应该没有多么复杂。事实上，一些人大约并不清楚这个活了101岁的老人到底是谁，他们转发，要么出于每天不转发多少条便誓不罢休的习惯，要么就是“假装自己知道”，与许多人在朋友圈晒书的目的就是“假装自己在看书”类似。同样，李敖去世，转的人依旧不少，我倒是相信很多人还是知道李敖，至少是听说过李敖这个名字的，尽管实际上对那个老男人既不十分了解也不十分感兴趣，但还是在相信了自己的直觉后坚决地转了，给人的感觉是——很熟，至少不陌生。其中有的甚至还会郑重其事地加上一句“一个时代落幕了”，貌似感慨良多，又觉好不凄婉，总之是一副深谙李敖内心且深情难舍的姿态，以至于我一度真的恍惚觉得，人们欠缺的原本就是相互之间那一点点能够迈出第一步的了解，大家的精神世界原本都如此丰富且高蹈，芜杂的尘世并非总是让我们俗不可耐，抬头或许只是被一叶障目，而只要你想，低头便能窥见朋友圈里的鸟语花香与圣洁纯净，并且有图有真相。可是……且慢，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真相的确如此吗？这些故去的作家抑或文人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或感召力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些朋友圈里被转发来转发去的“二手”文字，与我们当下所见到的多数打着“文学”旗号的文字属于同一类型，都无一例外地变得越来越速朽。某些已故抑或健在的作家文人那些被高度提炼后放到公众号和朋友圈里的文字“干货”，与其说是他们自己想说的，不如说是提炼者想要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所看到的某些貌似挤干了水分的二手“干货”，与文学无干，与转发者个人品行无干，它只与有人不会放过任何一条能自带流量的信息有关。

事实上我对如今自己所看到的文字感到越来越缺少信任，因为我不知道每天浩如烟海被网络及朋友圈所推送的文字都源自哪里，出自哪些人之手。这些文字所要表达和阐述的内容，有的我曾经了解，有的我之前了解不多，有的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但它们都以如假包换的二手“干货”的形式被转到我的面前，组团般的密集，又那样言之凿凿到不留余地。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呢？它难道只是同样搞不清数量的自媒体以及隐藏在这些自媒体之后的“小编”抑或某某君夜以继日勤奋炮制出来的吗？我没有答案。一个朋友曾供职于京城某短视频制作公司，他告诉我，短视频社交网站的作品之所以“抓人”，就在于它的“一次性”：这些作品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刷新观众的“三观”，要像倾泻而下的泥石流那样勇猛而不可阻挡，也就是要尽可能地在第一时间启动观众或者用户大脑内的多巴胺反馈机制。至于文字，虽然在视觉上做不到短视频那般的“冲击力”，但也要想方设法来启动读者大脑内的多巴胺，而启动的方式有时就是“文章不问出处”。

李敖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等到他死后，很多人一定会想他想到发疯，为此还引用了陆游的两句诗：“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思诸君思我狂。”意思是说我在你们面前开玩笑、作秀，你们都不要笑话我，因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们会想我想得发疯的。若果单纯以有多少人第一时间转发和追思李敖去世这件事儿而论，他生前的这番话倒也不错。但这只属于“一次性”消费，过去了便是过去了，肯定不会有人想他想到发疯。而李敖恰恰又是不好为其萃取“干货”的那种文人，因为他虽然著作等身，却没有形成自己特别清晰的学术以及文学体系；他的作品虽不是漫无边际却也是弥漫的，虽文采飞扬却也没有定式，真正理解他的人已经与他所代表的那个江湖义气一同离我们而去。最主要的还在于，像李敖那样旁征博引触类旁通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思想和文字，似乎很难被快速“萃取”做成“文学胶囊”然后迅速变现，因为在给一篇文字提取“干货”时，最麻烦的就是学问太厚、枝蔓太多。没错，现在是“知识胶囊”时代，而胶囊之所以成为胶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指向性、针对性明确的“干货”，而“干货”就是所谓萃取的“精华”。读者付费购买，有的放矢，缺啥补啥，只要是“干货”，至于其来源是二手的还是几手的，反倒并不重要了。

从前，人们读一本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者雪夜闭门读佳书，都是很有意味与情趣的，读的过程往往也是慢的，当然也只能是慢的，是属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方式和感受。而在当下，人们普遍想要获取成功、幸福、财富等等，慢，显然是要不得的，因为慢慢来就来不及了。于是乎通往成功、幸福、财富之路的，不再是一本本经典名著，而是一个个APP，是“知乎”、“得到”、“喜马拉雅”这些或买或找或被送的知识付费平台。于是“收听”取代了“阅读”，成为了一种能够多快好省获取知识的捷径。从“看”转向“听”，从整块时间转向碎片化的时间，然后把一本本鸿篇巨制过滤、筛选、简化而凝结成若干个“知识点”以及“趣点”，形成所谓的“干货”，把原先书本里一本正经和读者说的话变成家长里短式的唠嗑，让收听者轻轻松松便可掌握，这听起来实在是无比美好啊！但是……仍然且慢，把一本本皇皇巨著“浓缩”成十几二十分钟的“干货”式的“文学胶囊”，让听众服下就可以听懂听明白，打死我也不信。

用眼睛去接受信息和用耳朵去接受信息，人的大脑处理起来显然是有较大差异的。“看”相对于“听”而言，注意力无疑更加集中，所以“看”显然更适合于细读，“听”显然更适合于粗读。而在“听”的过程中，朗读者实际上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碰到好的朗读者固然可以加分，反之不仅减色甚至会变成一种灾难。所以听书的感觉更像是浏览，因为节奏是掌握在朗读者手里的，收听者没有多少时间用来理解消化。而且看书与听书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看书往往是专心致志的，而听书的同时几乎一定有别的事情在做，比如走路、做饭、收拾东西等等，因而听书的注意力便会大打折扣。当然，有的书或许尚可一听，比如通俗小说以及网络类型小说等，尤其是那些有趣而又要动点脑子的——有趣是保证不会睡着，动点儿脑子是防止太简单听得不耐烦，于是朗读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听一本书的节奏完全是掌握在朗读者手里，但看一本书的节奏却是掌握在读者自己手里。听一本书是跟着朗诵者的感情而跌宕起伏，尤其是一些文学作品，同样的一句话，听到的是经过朗诵者理解后的感情表达；而看一本书则更有利于阅读者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把控节奏，随时可以掩卷而思考，这时候往往更能激发想象力，读者甚至可以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充实书中的一些内容。

作家毕飞宇前些时候在网上开了一档音频节目，叫做《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节目中，毕飞宇偶尔领读，多数时候是在解读，事实上与其之前卖得很火的《小说课》效果接近。但说实话，对这种形式我还是表示怀疑。因为经典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是需要读者拿着去读的，而不在于是谁领读的；同时，文学经典的价值最主要的就体现在读者自己去“看”的环节，然后在“看”中得到升华和启悟。知识付费时代促成了“看”与“听”的转换，这如果算是一种成功的话，那也只是商业化的某一种成功，很难说那些在走路、等车、挤地铁的同时见缝插针听“书”的人能听到多少所谓的“干货”。《蒋勋细说〈红楼梦〉》我听了，但感觉与当年“百家讲坛”没有实质区别，并且因为讲的“生动有趣”，所以蒋勋的“课”难说严谨，戏说与考证常混为一谈。或许正因为如此吧，这档付费节目的播放量才能达到2.2亿次。《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我也听了一节，感觉过于简单。北岛的这一“诗歌胶囊”显然是要给更广泛的人群服用的，普适性是其特征。相比而言，《张大春讲〈三国〉》感觉好一点儿。但张大春同样不是研究“三国”出身的，作为小说家，他的许多有趣的说法在我听来就是“小说家言”。

在当下，我们总希望以最大、最简便的效率来获取最有价值并且性价比最高的知识，但是，事实证明，通过购买的方式，依靠某些“简化”“浓缩”的二手“干货”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是危险的，因为有趣的道听途说和令人愉悦的谎言比真理更能赚钱，所以金钱不能保证我们所听到的东西货真价实，这与“讲课”人如何如何“著名”、文学成就如何如何伟岸没有关系。同时我想说的是，传统且耗时耗力的文学阅读方式固然不属于捷径，却是获取真知的不二法门。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看书的体验比听书要好得“不要太多”。看书可以由视觉带给我深刻印象，听觉则不然，即使是长时间集中精力收听，但想要在记住内容的同时思考问题，几乎无法做到。因为听觉与思考的速率不匹配，书中的一些重点，在大脑还没能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匆匆地被带过了。特别是纯文学类的书籍，比如像卡夫卡、佩索阿、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的作品，一般人大脑的运行速度都会跟不上朗读者的速度，至于说到那些把一本书的内容用二十分钟来消费的“干货”式的“文学胶囊”，我看还是不服用为好，它不过是让我知道很多作品是如何被误读的。

前一阵，诗人食指站出来公开指责余秀华，虽然多多少少算是酿成了一个事件，但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文学的范围，就连炒作的自媒体都凤毛麟角，更遑论朋友圈的转发刷屏。食指说，他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了解到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对人类命运和国家前途不关心，便批评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和对小康生活的向往，统统忘得一干二净”等等。有人说这是士大夫情怀与底层叙事的碰撞。单就这件事儿而言，多半人都是站在余秀华一边的，像是欧阳江河，也认为食指是“圣愚的力量”让他非“认死理儿”不可。其实，对于这件事儿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二手“干货”时代的文学现状啊！食指所看到的那段视频，虽说“有图有真相”，但又是否“完整”呢？而食指照本宣科所念的稿子，是他自己的手笔，还是某自媒体“小编”的授意或代劳？其中惹事儿的“干货”部分，到底是谁最想表达的意思？食指之所言，是“一手”的感慨还是“二手”的复述？

最明显的例子，我以为还是来自东瀛的村上春树。

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喜欢村上春树；倒不是反感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我所看到的）总体不算差，有的还不错，我是不喜欢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个人实在是活得太自律、太无情趣、太不像个作家了。然而，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我可能是被他人所提供的“干货”牵着鼻子走了。村上春树从进入中国大陆读者视线的那一天起，就是被有意识地“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的成功范例。他的身上被悬系了太多符号，而每一个符号其实都是有意炮制出来的胶囊，以便于面对不同读者时，对症下药，且药到病除、绝对精准。

最近，随着《刺杀骑士团长》的热销，一门谓之“村上春树教你一课”的系列音频节目也在紧锣密鼓地制作中，马上就要上线。课程的分类可谓“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

先来看看村上春树的“音乐课”：他25岁时，与妻子共同经营音乐酒吧，喜欢爵士乐，家藏一万张黑胶唱片以及数不清的CD，还写过三本与音乐有关的接近专业水准的书籍。该课程包含了村上所有作品中对音乐阐释的“干货”，绝对物超所值。

再看村上春树的“体育课”：他从30岁起喜欢跑步，之后参加了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马拉松比赛。你想了解村上春树跑“半马”与“全马”的身体变化与心路历程吗？那么就来听他的体育课吧，全是有用的“干货”。

接着来看村上春树的“美食课”：其四十年创作的大量作品里会有许多食物反复出现。很难说这些食品是不是村上春树的最爱，但却无一例外成为读者最乐于尝试的美食。好吧，来了解一下他自称“为活着而持续煮意大利面条，为煮意大利面条而持续活着”的背后故事吧。

还有村上春树的“品酒课”：红酒、威士忌以及小黄瓜沙拉，据说是村上春树作品中出现最多的。苏格兰人显然是要感谢村上春树的，因为不少人就是读了《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一文，而来到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圣地——苏格兰艾莱岛上，大量购买这一品种威士忌的。好吧，现在就来告诉你村上春树得意的其他名酒。

针对都市快节奏工作压力下的强迫性人格的逐渐增多，村上春树又化身为励志老师和医生，来给你讲“身心课”——例子是现成的：村上春树数十年来早睡早起，不主动与陌生人说话，再好的朋友劝也坚决不吃一口“中国料理”，每天不跑够10公里绝不打道回府，一直喜欢贫乳少女却不会主动去追求，事先告诉好自己哪天只跑步而哪天却要又跑步又游泳（游泳一定只游1.5公里）……还有，在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中，“我”与女人上床前，还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是强迫症的典型症状。因为强迫症的症状之一便是对所谓仪式感的过分看重：如果你不让他按既定套路完成好他的 “仪式项目”（比如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甚至一定要翻到书中的某一页、看到某一行），即使是与女人去滚床单，他也是要么匆匆了事，要么就会萎靡不举。村上春树用小说告诉你强迫症是什么以及战胜它的方法，事实上，他自己就受到强迫症的困扰。在艺术家荒木经惟的镜头下，村上春树的脸是黯淡无光的，淡漠是主旋律，当然还有一丝丝的坚韧。这显然是一个被强迫症困扰的男人。如果他不强迫性地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那些仪式化的“项目”，他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就会浑身极度不自在。历史上这样的作家其实并不鲜见。好吧，既然如此，那么就服下同时作为医生和强迫症患者的村上春树这枚胶囊吧！

另外是村上春树的“家居课”：作家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买的，从袜子手绢到衬衣外衣。村上春树还自己手洗衬衣，自己熨衣服。天呐，这也太居家了吧！这让很多女人把村上春树作为好男人的代名词。这枚胶囊同样管用。

还有村上春树的“豪车课”。

还有村上春树的“旅游课”。

……

这些据说经过严格筛选和制作的课程，基本上囊括了村上春树所有作品中各个重要描写领域所萃取出来的“干货”，让村上迷们可以选择性服下不同的“村上牌文学胶囊”，从不同角度来对他及其衍生兴趣进行研究和消费。这样的方式方法，到底与文学的关联度还有多大，我看不清，因而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这些都更像是某种噱头，与文学关系应该不会大，与村上春树本人的关系可能也不太大。

多年以前，我曾现场聆听过戴锦华所讲的电影欣赏课，听得我激情澎湃。但作为网络付费课程，《52倍——戴锦华电影大师课》听来却再无当初那种效果，只听出戴锦华的低沉、沙哑，还有显然经过剪辑了的理性，最主要的是因为其“二手”属性，让我没有了当初的那份信任感——没错，这种被某些人萃取、制作、编码了的知识，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份信任感。

文学的载体不再仅限于书本、影视以及课堂，它被以“萃取”出来的“干货”的形式装进了一个以线上音频为载体的胶囊中，然后卖给愈发忙碌也愈发没有耐心的当代人集体服用。这听着有点儿像为当代所量身定做的大力丸。这些胶囊的成分是什么呢？往往只说道理，没有原理；往往忽略细节（也只能如此），直奔主题。而对于文学经典作品而言，忽略细节是最要不得的——不能容忍《安娜·卡列尼娜》只让你记得它是一个“有关某个有夫之妇出轨的故事”。这样的文学胶囊，我以为，实在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甚至也不是谁为你解读的事儿，是白给也不能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