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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文本，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运动在中华民国教育史的叙述中处于缺失状态。在熊明安主编的《中华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及民国21年刘炳藜主编的《教育史大纲》等几部论述详细且资料丰富的史学史书写中，教育电影运动均未被提及。尽管就当时的语境而言，教育电影仅仅是传播教育思想的载体，但因为电影独有的叙事方式与传播手段，在民国早期已经成为重要的教育运动。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这一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教育手段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关于民国早期电影运动的背景，主张及具体实践环节拟另文叙述，本文重点探讨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内核。

一、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基本定义及内涵

民国教育电影运动是民国时期，由国民政府所倡导，多种民间机构及电影团体所参与教育文化运动。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萌芽是191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所拍摄的科教片及风光片，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标志教育电影运动正式开始。

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与“一切以娱乐为能事”的娱乐化电影叙事截然相反。在早期教育电影的构想中，就明确其重心不是商业电影，而是风光片、科普片、农村纪录片、技术推广片及具有教育救国及三民主义思想等影片。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风光片还是抗战前的军事教育片，以中华民国训政话语为思想内核的教育思想一直贯穿始终。教育电影不仅由大量的实践作品，也诞生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理论体系。谷剑云在《教育电影》一书所言，“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自身之福利，维护社会公益之影片，均属教育电影。”(1)

二、教育电影运动与“教育救国”

教育救国是民国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思想内核。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教育救国”运动余波未平，30年代中华民国又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实验运动。这对于教育电影运动中大量农村题材的拍摄，取景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教育家晏阳初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四大问题“贫、愚、弱、私”四大病，必须通过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他认定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办法……只有平教才是根本，其余都是枝节”(2)，而国民政府的教育电影运动采取的正是积极性的平民教育策略。

与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相对应，国民政府选取电影这一独特的文艺形式，以培养知识解决农村的问题，这一时期电影的生计教育重在从农业生产、技术手段等科教普及教育入手，达到攻“穷”的目标，如《农村之春》重点介绍农业生产的流程，《科学养鸡法》、《家庭副业》、《养牛》则通过简单易懂的电影叙事，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卫生教育重在攻“弱”，培养强健体魄，这方面的题材是教育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卫生片”层出不穷，如《夏季卫生》、《天花与种痘》、《健康教育》、《常山》、《饮水卫生》、《罐头食品》等；公民教育重在攻“私”，与上世纪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密切相关，着力体现“体现优良之国民性”，倡导公民道德，提倡“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道德。

在拍摄农村教育电影的同时，国民政府亦积极组织电影放映队进入农村及县城进行电影放映。以浙江省为例，1934年5月，国民政府组织两队电影放映队巡回浙江全省进行电影放映，截止到1936年11月，国民政府电影放映队巡回浙江省内省内七十六县市，遍及杭县、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镇海、鄞县等地，观影总人数263 万人，占全省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3)，“穷乡僻壤，莫不有电影巡回队之行踪”(4)。

时政片是民国教育电影的重要形式

基于电影放映的时效性及娱乐性，教育电影在县城及乡村的成功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正如时人王平陵所言“我们需要适合时代的需要，赶制民众所需要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电影为“教育救国理论”的繁荣与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教育电影运动与民族主义

教育电影的民族主义有国民革命话语的固有基因，一方面，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革命话语与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新保守主义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随着“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国民政府有能力实行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就教育电影来看，除了提倡“民族主义”的创作理念，国民政府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手段是实行电影审查制度。

如果说教育电影是利用文化软权力进行民族主义宣传，那么电检制度的出现则为教育电影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四、教育电影运动与训政思想

教育电影运动所反映的“教育救国”思想也好，“民族主义”思想也罢，归根到底民国教育电影运动贯穿始终的思想内核即为国民政府的训政思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宣布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训政。1928年国民党领袖人物胡汉民认为训政的纲领核心为教育开化民众，而戏曲电影则被视作是“社会教育及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

就诞生于训政时期的教育电影运动而言，其对国民政府思想的宣传是消极且被动。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文化宣传立场更偏向于极权主义，强调国家对民众教化以及训练负有无上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政府缺少自己的电影团队，虽然陈立夫积极推进“文化建设运动”，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浙江积极推行电化教育，但就总体来看，除了《蒋公回京》、《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少数有限的纪录片，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官方电影所占的市场份额并不高，电影放映也均已农村电影放映队为主。

总的来看，国民政府不善于利用电影本体进行革命叙事，而是利用极权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电影教育运动：

其一，建立电影审查制度。1927年8月，国民党上海党部规定在上海放映之中外电影均须交该部审查后才能放映。1932年，陈立夫在《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一文中提出电影审查的几大原则：“宣扬三民主义或富有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体现优良之国民性”，“凡违反三民主义者则加以禁止”，“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不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虽然电影审查制度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其自上而下的道德宣传却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其二，建立教育委员会。1932年，隶属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陈立夫任主任委员。该会称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为宗旨，提出“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的取材原则。

其三，利用保守主义影评人推广教育电影运动。保守主义的影评人，对意大利与苏联的电影国策极为推崇，认为这是“推行主义与政策的利器”。陆铭之强调电影可以“传达党国政令”，宣传党的主义。徐公美更宣称电影是“文化的原动力，国运的挺进军”。

国民政府训政政策的大前提是对国民素质的担心，试图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运动。教育电影运动亦是如此。训政时期电影的政治化、工具化的语境下，虽诞生了一些作品，但最终无可避免的使教育电影运动走向了没落。

五、结语

作为一种归训与教育的手段，民国教育电影运动固然因其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及训政话语的思想内核，而显出意识形态与思想上的单薄。但就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时代语境而言，其作为特定时代下的一种救世理想，不仅丰富了中国教育思想的表现方法，推动了农村教育，也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鼓舞了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它将教育与救国结合起来，使“教育救”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正如熊佛西所言：“我觉得中国现时所急切需要的是普通的教育，这个完美的工具，就是电影！”

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是研究民国时期教育思想的重要一环，对其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否则，对历史流程的人为阻断必然导致历史叙述的偏颇。直到今天，就教育的形式与方法而言，民国早期教育电影运动对于我们仍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谷剑尘.《教育电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8年，第1页。

(2)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9页。

(3)冯筱才，《形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 期，第80—92页。

(4)《本省电影教育的回顾和前瞻(二)》，《东南日报》1937年3月28日，第2 张第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