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连 赵晨 张丽颖

[提 要]促进原中央苏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应该提升贫困户的脱贫能力。从脱贫能力角度出发，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对所调查的问卷数据进行系统剖析，探寻与脱贫能力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贫困户居住地点、健康程度、脱贫意识及区域文化水平四个因素对脱贫能力的提升存在着显著相关性，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解决脱贫问题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居住地点、健康水平、脱贫意识和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

[关键词]脱贫能力;影响因素;提升策略

2017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深度贫困”的表述引人注目，彰显了新时期国家领导人治理贫困的决心，也为老区治贫方针的制定提供了政策导向。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困难，一些农民因丧失工作重新陷入贫困。因而，掌握贫困现状、找准扶贫方位，才能把握脱贫航向。长期以来，由于资源、文化、关系、制度等方面的缺失造成了扶贫对象缺乏维持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从而陷入贫困。可见，扶贫对象能力的稳步提升将是摆脱贫困的核心，分析扶贫对象的脱贫能力是破题的关键。

一、文献评述

课题组使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扶贫对象脱贫能力”篇名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进行检索，没有发现相关记录。较多的文献聚焦企业成长能力（计东亚，2012;李站峰，2013;杨楠，2014;朱海花，2015;吴雅云，2015）和大学生成长能力（孙翠玲，2007;白若微，2014）。因而，课题组搜索了与“脱贫能力”含义相近的“发展能力”的相关文献。关于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杨科（2009）指出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之所以贫困主要在于自我发展能力的低下[1];刘七军（2016）研究表明贫困农户基本发展能力不够、投资能力脆弱、学习能力欠缺、沟通交际能力缺乏及经营管理能力不强，是造成农户发展能力低下的原因[2];李芸霞（2014）认为发展意识是直接影响农户发展能力的首要因素[3];朱凯、姚驿虹（2012）指出后天及外部的辅助在培育发展能力的过程中更为重要[4]。②贫困人口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段君（2015）从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意识和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构建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3];王志敏、曲纬（2016）从自然资产、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社会资产、金融资产等方面构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5]。③发展能力评价方法。孔繁荣（2013）采用列联分析和方差检验分析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能力更贫困状态[6];Amartya Sen的“能力贫困”理论强调贫困人口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避免贫困人口对福利政策的过分依赖，为我国扶贫脱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7]。根据前沿研究基础，本文将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为例进行实证调查，以考察影响扶贫对象脱贫能力的主要因素，为地方政府制定有效决策提供依据。

二、调查方案的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课题组于2017年11月份进行了一次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贫困农民脱贫能力的问卷调查，主要是采用深度走访的形式发放问卷，调查所覆盖的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及江西的部分苏区，本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针对贫困农民家庭。以脱贫能力强度为因变量，以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居住地点、所在片区、健康程度、脱贫意识程度、收入来源）、家庭特征（家庭子女个数、家庭劳动力个数、家庭需要赡养老人个数、家庭社会关系）及区域特征（自然环境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政策扶貧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为自变量，探索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次问卷调查共获得了220份问卷调查，回收率为100%。但剔除了无效问卷后得到的有限问卷为215份，有效率为97.72%。

（二）方法

在社会科学中，Logistic回归应用非常广泛，该方法主要用于对定性变量的分析。根据因变量的取值类别不同分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影响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扶贫对象主观脱贫能力强度的影响因素。

（三）结果与分析

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扶贫对象的脱贫能力强度的影响因素，模型的参数结果如图所示，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从logistic模型分析的运行结果来看，对脱贫能力强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居住地点、健康程度、脱贫意识程度、本地区区域文化发展水平。同时，其他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存在着差异。具体数据如下表1所示：

（1）居住地点的B值为-0.776，反映了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居住地点不同的人，其脱贫能力上的差异，居住地点在乡镇的人比山区的人使得LogitP平均增长0.776个单位，故居住在乡镇的人其脱贫能力会更强。

（2）在健康程度上，B值为0.543，反映了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健康程度不同的人，其脱贫能力上的差异。因此，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使得LogitP平均增长0.543个单位，故健康状况好的人其脱贫能力会更强。

（3）在脱贫意识程度上，B值为0.817，反映了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脱贫意识程度不同的人，其脱贫能力上的差异。因此，脱贫意识程度强的人比脱贫意识程度弱的人使得LogitP平均增长0.817个单位，故脱贫意识强的人其脱贫能力也会更强。

（4）在本地区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上，B值为0.671，反映了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本地区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人，其脱贫能力上的差异。因此，本地区区域文化水平高的人比低的人使得LogitP平均增长0.671个单位，故本地区区域文化水平高的人其脱贫能力也会更强。

综上所述，居住地点、健康状况、脱贫意识程度、本地区区域文化程度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其他影响因素呈现不显著的相关性。

三、扶贫对象脱贫能力提升策略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脱贫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强化扶贫地区硬件建设，提供硬帮扶

政府应该促进山区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完善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水路电顺畅的基本目标;引入互联网，使得他们不再是“归隐者”，能够运用智能手机、电脑等通信设备，对外界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引进部分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资源，比如森林矿产资源、中草药和动物资源等等，尽可能实现产业集群的发展。

（二）进一步完善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贫困地区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足，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户提供保障。与此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改善百姓居住环境，比如增加一些公园，并安装多种健身设施等，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运动，提高身体素质。

（三）强化扶贫对象内生脱贫能力建设

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帮扶，除资金帮扶外，还可以通过医疗、教育、就业、产业等方面的帮扶，让他们学会自己“造血”，能够自己寻找脱贫之路。在对贫困户帮扶的同时，要对其行为进行监督，改变某些贫困户懒散、混沌的生活状态，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提高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杨科.论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J]. 湖北社会科学，2009，（4）.

[2]刘七军，李昭楠.精准扶贫视角下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3]杨国涛，李芸霞，段君.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分析[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

[4]朱凱，姚驿虹.对自我发展能力理论的规范性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5]王志敏，曲玮.贫困地区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实证分析——以甘肃省陇南市、定西市为例[J]. 西北人口，2016，（1）.

[6]孔繁荣，卢红霞.性别因素对农户应对大病风险发生的民间借贷的影响[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9）.

[7]阿玛蒂亚·森.社会选择与社会福利[J].南风窗，2014，（25）.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