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挑战及其应对策略<br/>——以清代雍正时期为例

古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以清代雍正时期为例

2018-02-24任小伟徐德华

邢台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任小伟，宫岩，徐德华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河北廊坊 065000）

雍正时期，上承康熙帝文治武功之后，下启乾隆朝鼎盛之端，处于“康乾盛世”重要节点上。无论是政治统摄，还是思想控制、文化抉择诸方面，都显现出重要时代特征。为强化政治统治、稳定社会人心、维系世风民俗，雍正皇帝对统治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做了调适和重新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康熙后期吏治腐败、世风日下的危机局面，带来社会发展的新转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生命力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雍正政府面对时代命题，进行反思、调适的结果。其中，为维系世风民心、调和满汉文化矛盾，清廷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和调适，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1]P14。

一、雍正继位之初的文化挑战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思想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时代环境、风气的影响。18世纪初，天下承平日久，人们思想、观念在承续前一阶段发展脉络的同时，又凸显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在社会中或孕育、或碰撞、或发展，时大时小、时隐时显，从而形成文化上的挑战。

具体说来，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多元化

清军入关，面对广大原明王朝统治区域，以及文明发展程度远高于满洲的汉族民众，迫切需要一种思想理论进行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整合，以得到广大汉族民众对清政权的思想认同，进而巩固新政权。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思想学说，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顺治时期，确立“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政策，和以经学为导向的政治文化取向。康熙亲政以后，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儒学学习中，“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P61，且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使理学在康熙中叶以后便呈现复兴之势。降至18世纪，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时代命题的转换，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学术思想领域。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反理学潮流，这就是胡渭、阎若璩等人所开创的以考据方法论证理学经典之伪。胡渭作《易图明辨》、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直指宋儒的错误。特别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处，古文之伪乃大明”[3]P128。《古文尚书》既然是伪作，那么被理学视为“心传”的十六字口诀就更不足为信了，这就使程朱理学受到沉重一击。至于毛奇龄，更是肆口攻击程朱学术，引起当时学者们的极大震惊。

二是在社会思想领域，这主要体现于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清初，一些理学人士积极宣传“存理遏欲”思想，而理学官僚，也恪守理训，廉洁自持，如顺、康之际的于成龙，爱民洁己，屏绝馈送，官至总督时每天以青菜为食，有“于青菜”之称[4]P1728。礼部尚书张伯行“历官数十载，常俸外未尝受一钱，所用粟米丝布皆自取给于家，余悉为养士恤民之费。”[4]P2537他们廉洁自持，对社会抚养生息。客观上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的稳定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康熙后期，随着理学名臣的纷纷谢世，贪污公行，“亏空贪婪之案，不可胜数”[5]P3471，存理遏欲思想在一些讲求实效的士大夫眼里，逐渐变得脱离实际。在民众中，尤其是在知识阶层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存理遏欲”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想潮流，也正是广大民众伦理观念变化的一个缩影。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人性自由，是这一时期伦理道德观念变化的重要特色。主要表现为：第一，要求妇女解放，主张男女自由结合。对于一些因惑于极端礼教而倍遭不幸的妇女，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要求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第二，崇俭抑奢观念也日益受到挑战，尤其表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18世纪之初，“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6]P268。尽管雍正初期，不少官僚主张采取措施，通过禁止服饰，整齐风俗以达到辨等威、戒奢华的目的，但最终效果不明显，以致于世宗将其视为法所不能禁止的事情[7]P185。

2.经济发展日益繁荣

在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都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又往往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康、雍之际，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清廷财政收入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增长。康熙六十年（1721），清朝户部银库储银为3262余万两[8]P132。从雍正初年结束西北罗卜藏丹津之乱开始，清朝财政收入积聚增加，到雍正七年（1729），达到6000余万两[9]P45。二是商品经济日益兴盛。清军入关后，注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业城镇化的加快，尤其是商帮和商人集团的大量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市场的形成，导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出现和分化，阶级关系、阶级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市场意识的强化，生活方式的变迁，又进一步推动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同时，促进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尤其是商人和士人、官吏之间流动更为频繁，如有些商人通过科举、捐纳进入到士人和官吏基层。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平等观念意识的增强，或是通过反抗官吏的压榨，或是呼吁改变自己所处的被奴役的社会地位。总之，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市场体系的形成，促使人们更加要求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要求社会公平、正义。

3.政治危机的严重挑战

康熙帝晚年，为政崇尚“宽仁”[10]P435，导致吏治废弛，贪腐肆行，官民矛盾严重，清朝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危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朋党之争。康熙一朝，朋党之争，此起彼伏，难以休止，尤其是围绕着储位而展开的斗争，更是涉及诸多皇子和朝中重臣。再加上满汉之间的矛盾，遇有朝中大事，往往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10]P609，不以政见为是非，惟以满汉相区别，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办事公平性。

二是官员沽名钓誉，因循舞弊。在康熙朝崇尚“清官”、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一些官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念，凡事“先洁己而后奉公”[7]P912，颓废徇庇。康熙晚期，此风更甚。

三是官民之间矛盾严重。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民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赋税征收上。清初，实行低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为维持办公费用，在正项税收之外，往往额外加征，名为火耗。到康熙后期，火耗加征已经泛滥。州县官征收耗羡，除落入私囊以外，给上级官吏送规礼，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严重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火耗加征，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吏役横征暴敛，必然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4.帝位合法性危机

雍正一朝，始终困扰其统治的是帝位合法性问题。犹如阴霾，始终笼罩于雍正皇帝，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时至今日，也颇受人争议。尽管雍正帝对其继位问题百般辩解，软硬兼施，但广大民众对其帝位合法性的质疑始终是存在的。对其帝位的质疑，进而延伸至对清朝统治的否定，对满汉民族、“华夷之分”之间矛盾的大力宣扬，更从不同侧面威胁着满洲政权的统治。

5.反清潜流的存在

清军入关，对具有强烈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汉民族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面对明王朝的覆灭，清军的残暴，薙发易服的屈辱，中原士大夫以传统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观念为号召，进行反清宣传，进而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1]P298，生动反映了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降至18世纪，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逐渐缓和，大多数民众对清王朝是认可和拥护的。然而，清廷首崇满洲的制度、对汉人的猜忌与防范，始终昭示着满汉畛域的存在，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反清思潮绵延不绝，一有机会，便有可能爆发出来。

从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继位前后，面临着来自思想文化方面的诸多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那样明显、直接，而是无形的，以思想观念、社会舆论的形式在酝酿、传布。作为圣祖康熙皇帝的继任者、清朝政权的主宰者，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诸多挑战。

二、雍正帝的应对策略

雍正帝继位后，面对来自文化方面的诸多挑战，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1.继承“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已意识到“为国之道，教化为先”[2]P27，宣布要“以文教治世”[12]P571。顺治时期，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13]P1205，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具有深厚理学素养的康熙皇帝，对教化高度重视，视为立国固本之大计，“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持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务末也。”[2]P285而所谓“至治之世”，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度道德化的理想社会。他不但继承“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政策，更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

世宗继位后不久，即宣称“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7]P266，表明要继承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政策。与康熙皇帝独尊理学、首崇朱熹不同，雍正帝对理学庞大的体系和空洞的说教不感兴趣。在他看来，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才是关乎政权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尝曰：“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逾闲荡检之事。”[2]P20-21为表示对孔子的尊崇，雍正二年（1724）下诏将“幸学”改称“诣学”，将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2]P277又下令追封孔子先世为王，并专谕避孔子名讳，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改作“邱”，还大大提高了孔子祀典规格。

但雍正帝并没有拘泥于儒学的理论说教，而是将其与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雍正二年（1724）三月，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2]P282又说：“帝王之尊圣，尊其道也。尊其道，贵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扩充光大，达之政令，修齐治平得其要，纪纲法度合其宜，礼乐文章备其盛。”[15]P124与之相适应，雍正帝主张各种政治举措，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制宜，“观乎其时，审乎其事。”[16]P2834

2.重视儒家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作用

为端正人心，化民成俗，引导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走向，雍正帝高度重视儒家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作用。

早在康熙九年 (1670)十月，圣祖就颁行了《圣谕十六条》，涉及内容非常广泛，“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凡民情所习，无论本末或公私，都包含在内，事实上成为一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本准则。”[17]P25这十六条重点强调教化作用，主张用儒家纲常伦理来化民成俗，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雍正二年（1724），世宗在“圣谕十六条”基础上加以推绎阐释，共约万言，名为《圣谕广训》。在御制序言中，雍正帝谕曰：“愿尔兵民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淩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嗣子孙并受其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理岂或爽哉？”[2]P266《圣谕广训》既是雍正帝治国理民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成为运用儒家纲常伦理思想，进行社会教化的指导纲领。随着《圣谕广训》的广泛宣讲，以及一系列相关举措的实施，使儒家纲常名教深入人心，成为广大民众的道德规范。

3.发挥释、道二教在社会调节中的作用

与康熙帝恪守主敬，独尊理学有所不同，雍正帝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十分重视释、道二教。世宗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常与僧衲往来，讲论禅学。并时常在宫中举办法会，亲自升堂讲论佛法，以“释主”自居，并赐弘历、鄂尔泰、张廷玉等人法号[18]P1257-1258。在皇帝影响下，王公大臣莫不参习佛教，“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16]P2502

雍正帝对释、道二教的倡导，不仅看重的是其哲理思辨、心性修养，更看重的是其在社会调节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三教各有所长，“实缺一不可者”，若儒家“忠孝履其端”，可用以“治世”；佛家“慈悲为其本”，可用以“治心”；道家“道德创其首”，可用以“治身”；而其“初无异者，无非欲人同归于善”[19]P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应该充分发挥释、道二教的社会调节功能，以有助于庶民安于现存政治秩序，缓解由社会矛盾所带来的种种心理压力。

4.加强思想舆论控制，以帝王之心为心

加强思想舆论控制，是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雍正时期，一方面隆重师儒，增加科目科次、扩大录取范围，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增加其对清朝政权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雍正帝不遗余力地批驳“异端”，惩斥“凶顽”，大兴文字狱，以镇压方式实现对思想舆论的控制。当时因倡扬“异端”之说而被诛者有之，如陆生楠著《通鉴论》，推崇封建，反对极端君主制，结果被斩于军前，“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16]P2909。稍有骨鲠之气的谢济世等人，被发配塞外军前[16]P2909。与此同时，雍正帝大兴文字狱，以加强对思想舆论的控制。在雍正时期多起文字狱当中，以吕留良案最为典型，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

不同的历史时代，总会有不同的思想观念。就其分布、表现而言，是多元的。但其基本精神是一元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雍正时期，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生活，就会有新的思考；有思考，就会有创新；有创新，就会产生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对统治者提出文化上的挑战。从雍正帝所采取的文化措施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基本理路：

第一，坚持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早在入关前，清廷就已意识到文教的重要作用。入关后，顺治十年（1653），世祖谕礼部称：“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2]P133顺治十四年（1657），又谕礼部称：“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P134此一“崇儒重道”、“文教是先”的理念，是以儒家传统文化和经学为导向的政治文化选择，彰显了清廷统治思想的取向。基于对经学的深厚认识，在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官僚推动下，康熙帝视程朱理学为儒学之正统，且确立其为官方意识形态，使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雍正帝继位伊始，即表示要以“圣祖之心为心，圣祖之政为政”，继承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政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但雍正帝并没有拘泥于程朱理学的理论说教，而是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应用到实际政治实践中，“帝王之尊圣，尊其道也。尊其道。贵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扩充光大，逹之政令，修齐治平得其要，纪纲法度合其宜，礼乐文章备其盛。”[15]P124坚持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与现实政治需要相结合，发挥佛、道二教作用，以利于国家治理。从而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治理模式。此后“乾隆鼎盛”时期的到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治理模式的重要意义。

第二，对“至治之世”的追求。所谓“至治之世”，在传统儒家思想家的眼中就是王道与仁政并举的时代，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民。所谓“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20]P1251宣扬以治统和道统合一而居的康熙皇帝，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推崇“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的“至治之世”。世宗继位后，宣称“天心觉世，圣治承天，治法道法，圣圣相传，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古今虽邈，心理攸同。”[15]P125这一认识，与圣祖可谓一脉相承，故世宗继位后，将厚风俗、施德政，追求“至治之世”作为自己统治国家、治民理政的重要目标。

第三，坚决打击反清思想。反对现存统治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或者号召民众推翻现存政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社会无一例外都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对这类活动，不但雍正皇帝，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未尝不是通过严厉镇压的手段进行惩处。这一点，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大清律例》规定：“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皆斩。雍正帝按律对这类案件进行处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如对曾静案、吕留良案的处理。不过对吕案相关人员处理过于严苛，诛戮太甚，也为后人所诟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雍正帝继位后，面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得不在文化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以统摄社会、整合民心。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坚持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引导思想观念、社会习俗，追求“至治之世”的理想，而对具有反清倾向的思想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历史如斯，作为历史的后继者总会对历史事件、人物议论褒贬。但此后乾隆朝“文治之极隆”局面的到来，从一个侧面昭示着雍正时期诸多文化政策的积极意义。

三、有关雍正时期文化政策的反思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思想观念总会不断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想观念，能长期一成不变。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社会存在总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对同一经典、理论，也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认识歧异，从而决定了思想观念的分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作为历史过程的人，既不能逐波逐流，刻意追赶新思想、新观念，也不能抱残守缺，将某一思想、理论格式化、教条化。从雍正时期所面临的文化挑战，及其应对举措来看，以下两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是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同样，一种思想观念能否被社会接受认可，甚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需要。清初，面对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有能力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主体。程朱理学，作为元、明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当时其他任何思想学说所不可能取代的，它倡扬主敬，不仅是“为学入德之方”，也是“尊主庇民之道”[21]P30；崇尚躬行，不但“以阐明学术，救正人心为己任”[22]P19，而且要济世救民，“为人心世道计”[23]P152。这些思想主张，不仅是理学思想精蕴所在，更是明清鼎革之际，面对“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24]P30，民众渴望和平、期盼治世的时代呼唤。也正是程朱理学适应了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的复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降至雍正时期，程朱理学逐渐僵化、教条化，理学臣僚更是恪守程朱，而不敢稍有逾越，潘天成说：“君子立言，总不要自出名目。只把四书五经现成话阐明，定无流弊。”[25]P139张伯行尝说：“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衷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以复加矣。”[23]P683长此以往，缺乏哲学思辨的程朱理学，其生命力必然逐渐枯竭。随着理学大家、道学名臣的纷纷谢世，昔日人才济济的理学界后继乏人，程朱理学也随之衰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利益、思想观念逐渐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存理遏欲”为重要特征的理学，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成为游谈无根、空疏不学的代名词，成为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代名词。对这一重大思想观念的变迁，乾隆时期的程晋芳曾深有感触：清初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26]P374

一种思想观念只有从社会发展中不断汲取营养，与社会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才能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只有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和使命，才能保持思想理论之树常青。

二是任何一项制度措施应该是因时、因地而宜的。在历史上，历来重视制度措施的因时、因地制宜，《晋书·刘颂传》尝说：“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法”和制度。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也有不同，所采取的的举措也必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别。雍正时期，清代社会日益繁荣，商品经济发展，利益关系趋于复杂，思想观念逐渐呈现多元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变化，对统治方式、制度措施进行了适当调整。就统治方式而言，他宣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7]P64“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因时之宜，相里之机，凡事皆不可预定从宽从严也。总以公之一字，宽严皆可以对天地神明也，朕意从无定见。”[27]P329也就是说，他对统治方式的选择，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采取的对策。就制度举措而言，他尝说：“夫制度之有损益，随时以处，中之道也。《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易》曰：变通者，趋时也。中无定体，动惟厥时。”[15]P62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雍正帝根据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对文化政策作了适当调整，由康熙时期独尊理学、首崇程朱，转变为以儒学“治世”，而以佛、道助理学；由对“存理遏欲”、恪守主敬的大力倡扬，转变为对传统儒学及其所倡导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的重视。这样既坚持了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又在事实上包容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

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给予我们经验教训，启迪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指引着未来社会的发展。人们也总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汲取历史给予的经验，对社会发展、人类命运进行思考，以期做出更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以便更好地前行。雍正帝从其即位，即饱受争议，究其治绩，也不乏硕果。他的时代，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注定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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