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娜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且结合中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煽动下愈演愈烈。西方国家一方面深陷新时期冷战思维的泥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频频向中国的大国地位发起挑战。中国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挑战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质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凸现全新的挑战：落后国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坚守阵地；一种非西方式的大国成长之路何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面对西强我弱的话语权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突破其无穿透力、无理论体系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如何回应新时代经济发展与国家稳定的关系？这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时代考量，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须进行的现实思考。

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鸦片战争之前的旧中国，曾经把与外界的极度隔绝当作保存自己实力的首要条件。当1840年英国的船坚炮利在海上向清王朝宣战时，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清王朝沦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食物链”末端。面对西方接踵而来输入的鸦片、廉价商品、基督文化等舶来品，中国人民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危胁，“历史好像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探索国家道路，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重要篇章。自此之后，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国家器物以求自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倡导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制度以改变现存社会境况；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主张改造国民性，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以使人们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但是每一次对国家道路的探索与尝试，在资本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排斥，没有根本改变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没落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产生怀疑。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逐渐将目光转投到以俄为师的道路上，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且结合中国实践，逐步走上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先后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顺利推进。

历史和现实清晰地彰显出，中国人民曾长时间模仿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渴望走上西方国家的道路以实现本国自强，然而在现实困境中，中国人民的幻想被一次次地打破，中国人在模仿学习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在觉醒之后，他们果断地放弃了走西方国家道路的空想。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审时度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现在伟大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基础上，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都不允许中国人民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亦或“新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亦没有采取照抄照搬的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用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现阶段的实践。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在这样一个世界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战略眼光回应了当今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了世界舆论对中国道路的质疑。

二、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调来描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大国美国所引起的矛盾与冲突。虽然中方屡次回应我们将摈弃“国强必霸”的旧传统发展模式，坚守和平崛起道路，但是某些西方国家对此并未认真听取或认同。

不接受“修昔底德陷阱”之说，首先应该明确“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并不适用于分析当前中美关系现状。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之间进行总结，指出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原有大国的地位形成挑战，造成原有大国的恐惧而引起双方战争。古希腊时期，整个世界还未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斯巴达和雅典分别作为陆上和海上的霸权核心，并无构成唇亡齿寒的相互依存关系。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是由于雅典的崛起对斯巴达构成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并不是来源于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的实质性威胁。雅典和斯巴达作为古希腊时期海上和陆上强国，相互之间并无贸易往来，尤其是斯巴达，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当雅典兴起并逐渐发展为一个民主社会，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实则是想在不牺牲本国经济利益基础上攫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有部分学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层次动因，在于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城邦共同体的裂变、政治精英的衰退与混合政体的崩溃，来自于海洋帝国的挑战与陆地联盟的应战。也有的学者从历史类比的角度对当代政治学界热衷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断进行批驳，每个时代的不同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现实牵制，一种历史观的形成，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致，才能发觉历史事件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古希腊时期与现阶段面临的国际背景相差甚远，用同一种逻辑分析两种完全不同历史时期的境遇本质上就是不精确的。总之，“修昔底德陷阱”的追捧者夸大了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消极程度，用一种极其悲观的论调掩盖了中美战略转移过程中的互信、合作的现实。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市场的建立，各个国家都处在有机联系的食物链上，尤其是近些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不断攀升，中美愈加牢固的双边关系使得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制裁对方，实则是制裁自己。其次，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被强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作为世界体系中新型的第三国家，中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调整国家利益结构，广泛参与多边机制的构建，着力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切身的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大国的担当，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危机。

三、传统文化的转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西方国家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在世界上建立强势的话语体系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于是，工业发展快的发达国家以优势的经济资源掌控着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主权，并且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打着“人权”的幌子强制输出大国民主制度和政治理论，企图以此占领世界制高点。西方传统观念中，“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而中国古典文化主要由宫廷文化与市井文化组成，无穿透力、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逻辑，在西强我弱的话语体系中占据极其不利的地位。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愈演愈烈，早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不久之后，亨廷顿即提出，“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挑战势在必行，两种代表世界不同文化的冲突逐渐取代了军事冲突或经济冲突，在大国竞争中居于主流地位。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始终占据文化发展主流地位。以维护封建国家统治为基础的儒学文化在统治阶级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地位之后，由于统治者既得利益的迅速膨胀，同时与人民利益纽带联结愈加巩固，在几千年循环不变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宗教文化为主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对中华正统文化进行有力的冲击，此后经历1915年新文化运动，儒学逐渐丧失晚清之前时期的“一尊独大”地位，1919年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前进，并融合近现代西方元素基础上，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是内外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一个自觉和自发的过程。

中华文化尤其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近两千年封建王朝更迭而不衰，彰显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与活力。近百年间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历史，中国文化被迫由传统走向现代，这既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又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这表明中国文化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变，实用主义色彩日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余温期 ，如何避免转型“阵痛期”带来的“后遗症”，更好地引领中国现代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道路，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的历史课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时代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带领中国人民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全面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并赋予新的形式和时代内涵，推动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现代文化，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国家稳定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迈进，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板块。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化，给本国带来两种不稳定因素，首先是本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增长与对现存体制产生的可能性质疑，在公民思想意识与国家体制之间产生间歇性的裂缝；其次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增强，极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革命的爆发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革命的发生往往并不在于本国公民长期的贫穷，恰恰是因为持续的经济繁荣与稳定给本国公民带来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由此会引起人们既得利益与未来预期的不相称，不满情绪膨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者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处在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的链条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恩格斯认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近年来，困扰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虽然得到了降温和基本控制，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裹着“普世文明”、“绝对真理”的虚假光环不容置疑，当现存的秩序无法完全满足被统治者利益的时候，这种摇摇欲坠的政权机制必然会被推翻。

因此，中国在保持自身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坚决避免西方反华势力的侵扰，同时亦要规避其他国家不安定因素对我国的不良影响。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上，不断完善本国政治体制，使本国政治制度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国际变化的总形势和战略总要求。当今中国正在探索一种积极有效的政治改革模式，稳妥有秩序的循序渐进地进行，赢得世界人民一致好评。福山曾经在对《历史的终结》进行反思的同时，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更加适合于中国当前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之，21世纪整个世界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在全面提升本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同时，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前所未有之严重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系统化视角下提出了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方案，全面回应了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亦应现实关照实际问题的解决，将在思维模式与研究方式上，将现实批判注入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不断为世界的发展和中国进步提出现实性的解决方案。

注释：

①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7页，第15页。

②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9～780页，第147页，第306页，第306页。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

⑤张广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1-27页。

⑥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9页。

⑩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