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不仅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大，而且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与中国互补性强。中国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市场份额，而且能够提升企业管理的国际化水平，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已开始逐渐从产品和劳务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但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处于一种零散式、碎片化、游离性的状态。由于对投资目的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等缺乏了解，非公企业不仅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而且项目也面临较大的风险。如何识别、管控和化解海外投资风险，是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

目前，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共有64个，其中亚洲国家43个、中欧东欧国家16个、独联体国家16个、非洲国家1个。这些国家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复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差异明显。“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为非公企业“走出去”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非公企业普遍规模小，缺乏海外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经验，受国际形势和特殊的地缘政治影响，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会面临比国企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一)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原因，民族、宗教、国家之间各种冲突不断，再加上一些大国在沿线地区的利益角逐，使得其政治形势更为复杂。一是“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因为民族、宗教、领土争端，长期以来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矛盾尤为突出①。二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给地区局势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重要。历史上，世界主要大国都曾经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纷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来，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都加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影响。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支持、欧盟与中亚的新伙伴关系战略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与中国建立了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还不够，一些国家甚至对“一带一路”合作抱有疑虑。受其他大国的影响，个别国家甚至会参与到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三是“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国内社会矛盾极易引发政治动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受全球化的影响，传统经济、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政党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各种利益展开了激烈竞争，一旦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政府轮替、官员更换等，很容易出现政局不稳定甚至政治骚乱情况，造成投资项目被征收或无法正常经营。

(二)地缘经济风险

由于对外投资战略不明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对投资目的国的产业政策、法律制度、会计规则不熟悉，非公企业在投资国家、投资项目、合作伙伴等的选择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企业目前海外经营亏损和空转现象较为普遍，“走出去”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基础设施条件差，而且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税收体系等与国内均有较大的差异。一些国家在产权保护、资金融通、交通运输、跨国贸易等投资环境上远远低于成熟市场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法规不兼容、生产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不仅加大了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而且给非公企业带来了经营、财务、生产要素供给等一系列风险。目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中介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缺少熟悉沿线国家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在沿线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建立起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商会协会组织，已经建立的商会协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也不明显。中介服务发展滞后，使非公企业无法获得专业咨询服务，不仅影响了非公企业对项目的筛选，也使得非公企业很难规避投资经营中的风险。

另外，非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主要是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以及第二产业中的一些竞争性较强的领域。这些项目规模小、周期短，进入门槛低，资金投入少，容易导致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争夺目标市场、提高占有率，以降低产品价格等形式展开无序竞争。这种低价竞争不仅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利润，也会牵连到多个的同行企业，遭遇东道国同行企业的抵制，甚至引起东道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诉讼，造成贸易摩擦。

(三)地缘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盘根错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部分国家和地区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国家至今仍陷于内战之中，伊拉克、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国内局势。非公企业在这些高危地区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将面临严重的安全挑战。

近年来，涉及非公企业的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类型多、分布广、处置难的特点。非公企业由于安全风险意识不足，加上自身力量有限，在安全方面的投入少，很难独立应对出现的安全风险。非公企业在海外遭受的恐怖袭击、人质劫持、劳务纠纷、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频次不仅要高于国企，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也远远高于国企。

(四)地缘社会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与中国也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给非公企业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了一定困难。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在劳动用工、环境保护、安全审查等方面都设置了较高的标准，这些标准也给非公企业进入当地市场制造了障碍。

一是文化差异带来的“民心不通”使非公企业很难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的民族有100多个，官方语言30余种，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历史悠久，信众广泛，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甚至包含了宗教教义。非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大多采取半封闭式军事管理，这种管理虽然提高了安全性，但缺少与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沟通。由于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一些非公企业虽然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在日常管理和经营中还是容易与当地民众产生摩擦。

二是不合理劳动用工制度引发的劳资纠纷给非公企业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一些非公企业为了方便管理，往往更愿意从国内招募工人到东道国工作，给东道国工人支付的工资大大低于本国工人。个别非公企业忽视员工权益，不与当地员工签劳动合同，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严重违背了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这些做法引起了东道国工人、工会组织和政府的强烈不满，一些项目甚至因为劳资关系紧张而引发东道国政府干预或工人罢工，给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三是环境保护责任缺失导致的环境破坏损害了非公企业的社会形象。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和当地居民带去资金、技术和发展的机遇，理应受到这些国家和当地居民的欢迎。但非公企业由于在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财力物力有限、技术支撑不足，往往很难对当地资源环境进行有效保护。个别非公企业出于利益考虑，甚至触碰项目所在国法律底线，违规开采当地资源和排放污染物，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非公企业的环保责任缺失，不仅使其项目受到当地政府、媒体和居民质疑和指责，而且自身社会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

二、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应对策略

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风险，给非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下，非公企业一定要增强风险意识，根据外部环境调整投资战略和经营管理策略，用好机遇，规避风险，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正确判研形势，有效识别各类风险

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在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情况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投资目的地和合作伙伴，科学论证投资项目，制定投资经营策略，尽可能规避投资风险。

一是要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借助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和专业机构对投资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既规避投资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风险，同时也避免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的恶性竞争。目前，海外投资的信息渠道还不健全，制度化水平还不高，非公企业凭借自身的力量还无法对海外投资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要加强与中国驻当地国家的使馆、领馆的联系，及时了解目的国的政治、经济、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适时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合理安排投资结构。要依托商(协)会组织，对接各级统战部门、工商联的指导、引导和服务工作。各地统战部门、工商联和商(协)会针对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别开展了专题培训、商务考察、海外投资关键信息汇总、市场风险预警等工作，北京市还由统战部门牵头，引导本地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商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城市商会联盟。这些工作对分散的信息和资源进行了整合，对非公企业识别投资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借助行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组织，对目的国的产业政策、市场容量、税收政策、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进行专业分析，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二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选择合适的“走出去”的渠道和方式。“一带一路”建设中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等合作方式，为非公企业带来多产业链和多行业投资机会。非公企业要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海外投资战略和投资目的，选择合适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要用好海外华人华侨关系，通过华人华侨牵线搭桥，寻求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4000多万华人华侨，他们熟悉当地国情民情，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与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一些有实力的华商和华人企业，在当地社会已经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华人华侨提供招商信息、推荐招商项目，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沟通，缩短项目落地的时间。要借助商会协会组织联系广泛、信息灵通的优势，选择合适的投资目的国和投资项目。商会作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同政府机关、使领馆、外国招商机构、国外商会协会等组织联系紧密，是非公企业“走出去”的组织支撑。通过商会协会组织的帮助，非公企业能够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市场信息、法律法规、招商项目有更深入的了解，避免投资的盲目性。要采取产品出口、劳务输出、投资办厂、工程承包、设立研发机构、建立工业园区、资本并购、合资、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开辟市场，分散投资风险。

三是要将企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避免低水平竞争。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将自己的产能优势、产品优势、技术优势与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既不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相冲突，也要避免陷入与东道国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低水平产品竞争。要主动对接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掘市场潜力，寻找市场机会。要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沿线国家主要是中低收入国家，工业化水平低，对能直接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较大的需求。非公企业在建筑建材、服装纺织、家用电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在当地投资建厂，既能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同时利用当地出口欧美市场享受的优惠关税政策，还能避免贸易摩擦，降低出口成本。要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调整产品结构、改进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企业品牌。非公企业在传统产业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这些产业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不高，容易与同行或当地企业陷入低水平竞争，引发当地企业的不满。在发挥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非公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占领产业链条高端，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二)内外联动，有效规避风险

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由在国内仅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转变为承担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风险和国际竞争风险。非公企业要树立大风险意识，消除侥幸心理，通过多方合作和多种渠道，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

一是加强与各方的联系和协调，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面对复杂的投资环境，非公企业要主动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既讲好“国际语”，也讲好“本地话”，主动融入当地社会，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要加强与使领馆、商会、银行的联系沟通，及时了解政治、经济、商务等信息，寻求外交、政策帮助和金融支持，避开风险点，寻找安全点。要加强会计准则、税收征管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协调，聘请国内外专业的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必要的法律、财税等尽职调查，开展投资可行性分析与风险收益评估，为企业提供投资指南和风险预警，减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要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以项目管理、流程管理为重点，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推动企业海外投资管理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提高海外投资风险管控能力。

二是加强与国企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目前，国企已全面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鼓励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此，非公企业与国企一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力量。与非公企业相比，国企不仅具有规模、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而且有国际化管理和“走出去”的经验。而非公企业除体制、机制比国企更灵活外，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受到的市场准入限制也比较少。由于不少国家将投资行为与政治行为相联系在一起，国企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和投资领域中因为国家背景更容易受到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的严苛审查。当前，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到整合全球资源的新阶段，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市场上，非公企业与国企不仅在技术上、资源上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双赢，而且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上也可以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许多国企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了较为稳定的对外投资经营平台，非公企业通过“搭车”模式融入国有企业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以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与国企进行项目对接，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信息、资金、渠道、人才等优势，能够有效避免因实力不强、信息不灵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②。

三是要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由于过度强调竞争，非公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不高、分散化经营现象严重的情况。过度的分散化经营，不仅使企业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恶性竞争。目前，与中外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共同拓展海外业务，已成为国内不少企业的一种有效商业模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公企业自身实力有限，掌握的资源有限，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复杂的投资环境下取得较好的投资经营收益。通过组建产业投资联盟、集群入驻产业园区等形式，非公企业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海外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共享，提高项目运营效率。产业投资联盟通过对产业进行立体分析，提供战略布局、标准制定、投资、配套、咨询等服务，针对合作国别、合作方向和合作意愿，组织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配套优势，能够加强行业合作，防止无序竞争。2015年，中信集团就通过与泰国正大、中国港湾、中国招商局集团、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组建跨国企业集团联合体，中标了缅甸皎漂特区的工业园和深水港投资、建设、运营项目，该项目投资规模预计达百亿美元③。作为双边经济合作区的产业园区是对外投资合作的承接点、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通过统一争取贸易、税收及法律保护等政策和简化审批程序，有利于消除投资贸易壁垒，降低投资成本与经营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园区，共吸引400家中资企业入驻，总投资约213亿美元④。

四是通过海外投资保险和商业保险规避、减少投资风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一种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证保险，主要针对因东道国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如征用、没收、扣押、国有化、货币汇兑、战争与内乱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为规避海外投资风险，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相继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国家保证。世界银行也于1988年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在国家之间的多边条约框架下为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国际保证。目前，中国除和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贸易协议外，已成立了中国信保等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包括股权保险和贷款保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中国信保还定期发布190个主权国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国别风险分析服务。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政治风险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参加海外投资保险，借助政策性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规避和减少因政治风险和信用风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损失。商业保险则可对冲海外投资项目出现的商业风险。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除遭遇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外，也存在很多商业风险，尤其是矿产开发、通讯工程等项目，投资周期长，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财产损失等风险大，通过购买海外投资商业保险，能够减少风险发生后带来的损失。中兴能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就设计了一个包括海外投资保险、运输保险、建安险、财产险、运营能效保险(承保运营风险)在内的全方位的“保险包”⑤。

(三)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道德、劳工标准、职业安全健康、环境影响、社区关系等核心内容⑥。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要符合这些基本准则。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与东道国结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能够改善与当地居民、社区和政府的关系，提升企业形象，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基于“企业公民理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作出了强制要求，并将其视为“责任铁律”⑦。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海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2012年，商务部会同中央外宣办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要求境外投资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造福东道国社会和人民，树立中国企业负责任的形象。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宏观指导，引导企业在境外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公民，尽管非公企业与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增进当地民生福祉，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来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要在企业管理中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逐步向国际标准接轨。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个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既ISO26000 和SA8000。前者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布，主要依据组织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从社会责任范围、理解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原则、承认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社会责任核心主题指南、社会责任融入组织指南等方面为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个指导原则和参考标准。后者是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制定的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涉及劳工保护和人权方面等多个问题。ISO26000不是一个可认证标准，为企业或组织自主申请执行；SA8000是一个可认证标准，多为企业客户要求执行，没有达到要求可能会禁止出货或接单⑧。非公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以国际标准为参照，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标准来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力，提高竞争力。虽然短期内提高社会责任标准可能会增加非公企业成本，但从长远看，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二是开展公益活动，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开展公益活动是企业作为“企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据权威机构的调查，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具备“社会责任”的企业。当企业致力于公益事业时，大量的潜在消费者会改变对该企业的看法，对该企业及其品牌产生一定的好感⑨。企业开展公益活动，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帮助企业有效拓展当地市场。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当地市场，除了要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之外，还涉及到与当地居民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开展社区服务、社会援助、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整合公共关系，不仅能够改善与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系，而且能为其产品进入目标市场带来积极的作用。华为公司在菲律宾台风灾难后针对当地居民的慈善捐赠就为公司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誉⑩。

三是要使用培养当地员工，促进当地就业。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行为，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由于人口素质总体偏低，缺少熟练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员，非公企业在当地发展面临一定的人才困境。通过培训、培养当地员工，不仅有助于提高当地就业水平，促进企业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而且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非公企业要摒弃过去主要依靠中国工人和中国管理人员的用工模式，从使用本地劳务工人开始，逐步向聘用本地管理人员、招聘本地大学生转变。要转变人才使用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方式，通过以师带徒、与当地大学合作、选派本地员工赴中国工作培训、资助所在国学生赴中国留学后返聘等举措，不断提高本地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华为在孟加拉国针对贫困地区的女性进行“话务女士”培训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贫困妇女的经济状况，而且为华为在当地农村偏远地区开拓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重视环境保护，降低环境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平衡，既是企业的道德责任，也是企业的法律责任。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果过度追逐利润，环保责任缺失、环保管控机制不健全，很容易遭遇东道国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反对，甚至受到当地政府的严厉制裁。非公企业要想避免因污染环境而遭受环保制裁的风险，必须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建立起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环境评估标准，将环保工作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避免或减少对东道国的环境危害。

注释：

①罗雨泽:《为世界秩序贡献中国智慧》[N]，《人民日报》，2016-01-26.

②蓝庆新:《应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5月上)。

③http://www.xinhuanet.com/2017-05/24/c_1121028719.htm.

④辜胜阻，吴沁沁，庄芹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对策思考》[J]，《经济纵横》，2017年第2期。

⑤范艳:《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N]，《经济日报》，2017-05-03.

⑥卢岚，刘开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实施指南》[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⑦⑨汪忠华，李秀香：《非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责任压力及破解》[J]，《经济界》，2017年第6期。

⑧陈伟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国际标准的影响——SA8000与ISO26000之比较》[J]，《 行政与法》，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