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雨青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一百年，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早已与百年前不同，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如何认识及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是如何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并一步步取得今天的国际地位，百年的历史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对抗。今天，在一战百周年纪念之际，回顾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力争迈入国际社会的起步之旅，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下的中国外交，仍不无历史借鉴之意义。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除已出版数种专著外，〔1〕尚有论文多篇，从内政与外交等层面，论述了中国参战的目的、意义和影响等，也探讨了美日英等国与中国参加一战的关系。〔2〕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国内各派势力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论争与博弈，分析美日与中国参战的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影响和意义。

一、中国参战的进程

1914年，欧战爆发之时，初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在国际上地位不高。鉴于历次对列强外交的失败与耻辱，袁世凯不想卷入欧战，因此在8月6日宣布中立。〔3〕早在此时，已有先见之士看出保持中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意味着远离纷争。原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向陆军总长段祺瑞指出，日本若借助英日同盟来夺取德国在中国青岛的利益，中国政府将会相当被动，因此应采取主动措施迫使德国归还青岛利益，如不成，则宣战。〔4〕张国淦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远见，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政府主事者所采纳。

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多年、时任税务督办的梁士诒同样主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他向袁建议，在日本尚未出兵青岛之时，一面就青岛问题与英国取得谅解，一面对德国采取刚柔并施的两手，与德使进行磋商的同时派兵包围青岛，逼迫德国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以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5〕

然而此时北京政府一心只想避战，对这种主动外交措施不予采纳，萌生出“限制战区”的想法，希望将战争限制在欧洲地区。此议得到美、英、德等国的支持，而为日本所反对，日本明确表示“日以英日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6〕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袁世凯政府只好取消了限制战区的建议。

中国的中立是被动的，虽然并未达到防日的目的，但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中国曾为以中立国身份出席战后和会做了大量的外交调研，并以派遣华工和出兵西伯利亚的方式为争取国家地位增加权重。〔7〕

随着战争的进行，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开始进入胶着状态，协约国认为中国充足的人力资源与粮食储备能够为自己提供后勤方面的支持，因此开始出现拉中国参战的想法。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同拜访梁士诒，提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而以中国向其提供军械出口为条件。俄使并表示：“如因中立生外交问题，英俄均可担任。”此一提议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在日方的质问之下，北京政府和英俄都不敢承认有背离日方、双方单独协商行动之举。〔8〕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恢复对协约国的无限制潜艇战。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希望其他中立国采取共同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接到国务院电令后，当天便拜访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请中国跟随美国对德绝交，并在美国护卫下借机发展成一种积极政策。〔9〕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也对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表示，他个人完全赞同中国与德国断交。〔10〕

2月9日，北京政府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提出抗议。〔11〕此后，英法两国积极游说中国对德绝交。日本也一改过去的反对态度，催促中国对德断交。而德国则千方百计劝说中国不要采取行动。〔12〕

是继续在一战中保持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一方，至此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本该是政府考虑并决策的外交事务，但在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派别众多、各方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环境下，众人意见纷呈，政府内外和社会各界竟然出现了一场大争论。赞否双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分歧：

第一，谁能赢得战争？反对对德断交者认为，德国兵力尚强，胜负尚难预决，其潜艇可封锁英国等，担心协约国利用中国为其牺牲，德败于我无大利，德胜则有大害。中国应严守中立，不为外人所动。赞成绝交者则相信，在美国加入协约国后，德国不可避免将战败。与此两种对立观点并存的，是不判断哪方胜利，竟然也导致完全相反的主张。有人认为无论协约国胜败，都对中国无好处。如胜，中国未必能染指协约国所获利益；如败，赔款割地必转嫁给中国。反之，有人主张不必担心战争结果，纵使德国战胜，中德相隔甚远，德国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也无力顾及中国。〔13〕

第二，出席和会对中国是否有益？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并无大助。副总统冯国璋便认为，强力所在，公理无权，列强不可依赖，风云瞬息，变幻无常，和平会议实不可信。张勋也认为，顶一宣战的虚名而出席和会，对中国也不会带来多大好处。他主张保持中立，置身局外，将来出任调停，对中国更为有利。赞成者则认为，中国若不设法出席处理战后重大事宜的和会，不仅已经发生的问题(如收回青岛的交涉)难获适宜之解决，且恐将来东亚问题，更难解决，而中国之国际地位，也不可问。〔14〕

第三，担忧强邻日本意欲何为？反对者认为，日本之诡谋可畏。以前英国劝我加入战团，日本大为反对，现在竟劝诱中国加入，“此其用意良可寻思”，“若今日吾国加入战团，日本反可乘此机会，借驱逐德人势力之名，伸张该国之权力”。黎元洪担心“协约国中在东方，日本是有力者，参加协约，偶一不慎，即倒在日本方面”；〔15〕赞成者则认为参战之后正可以借协约国之力，阻止日本今后进一步危害中国。〔16〕

第四，参战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必须向其提供粮食军火等，中国本自顾不暇，再协济他国，将有坐困之忧。而赞成者则认为，通过参加对外战争可以达到整治内务的目的，所谓“借外治内，谋永久之安宁”，有利于整理国内的财政、军政和民政。参战还可以打破中国外交上的困境，乘机改订关税及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特权。〔17〕

总体而言，国内主张对德绝交的意见超过了主张中立的。段祺瑞在召集了阁员、外交官和驻外使节连日商议后，决心对德绝交。黎元洪其实也不反对，只是担心段借此加强权力，故不积极。此时，府院之争影响了外交决策。1917年3月4日，段祺瑞偕同除外长伍廷芳外的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在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黎拖延不办，段愤而提出辞职，离京赴津。〔18〕后在冯国璋调解下，段祺瑞于3月6日回到北京，对德绝交一事很快付诸实施。3月14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宣布与德国断交。

绝交之后，是否进一步对德宣战，仍有许多争议。从政治派别来看，当时国内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三派，即北洋系、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前两者大部分主张中国参战，后者部分主张参战，部分反对参战。

北京政府中，总统黎元洪反对绝交参战，但并非因为对德外交本身，而是因为与段祺瑞政见不合，二人要争夺实权。内阁成员里，外交总长伍廷芳倾向于对德宣战，他认为“细察全球大局，就外交现势而论，若国内不致乱生，则加入亦未尝不是”。〔19〕顾维钧分析了加入协约国的四不利和随美参战的四利，认为“我国不与德战则已，战必以助美为宜”。〔20〕海军总长程璧光则从军事角度提出宣战后海军将面临的四大困难，不主张空言宣战。〔21〕

可见，内阁的意见并不一致，那么，执掌实权的总理段祺瑞的主张就相当关键了，而段是力主参战的，甚至不惜逼迫国会和总统通过参战案。即使德国表示将给段巨额金钱，都被他拒绝了。〔22〕这就使人不禁要问，段祺瑞到底为何这样非要中国参战，也难免不令人怀疑其动机不是为了私利就是受日本鼓动。〔23〕若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了解段祺瑞本人的认识和想法，以及他是否受到日本的影响。

应该说，段祺瑞主张参战首先是出于他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段祺瑞早就关注欧战，他认为“欧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故“中国当先有准备”，并约集相关外交人员共同研究欧战问题。〔24〕他看到“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青岛势必染指掠夺”。〔25〕

此外，协约国促使中国参战使段祺瑞获得支持。1917年2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劝说中国与美国一道抗议德国并对德绝交，这样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他发现，段祺瑞似乎已开始考虑“中国采取与一个大国断交这种前所未有的步骤的可能性了”。〔26〕

但是，中国对德发出预言绝交的抗议后，美国并不愿中国立即对德绝交。日本却不同，由于担心中国追随美国，从而让美国占去先机，日本希望中国能更进一步。段祺瑞亲自致电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中国如果对德绝交，日本将持何种态度。〔27〕日英在对待中国参战问题上态度基本一致，当段祺瑞寻求日英支持时，两国都给以肯定答复。英国倾向于同意北京政府的要求，以便中国能对德宣战。其驻华代理公使曾访晤日本驻华公使，驻日大使也曾向日本递交紧急照会，“如果协约国对段总理立即予以肯定的支持，该总理便能战胜反对派的阻挠”。〔28〕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建议日本政府“与其他协约国一致就中国政府协商其希望条件”，因为这“无疑将成为促进参战案的一个巨大推动力”。〔29〕

不可否认，段祺瑞赞成中国参战是和不少人一样，希望获得协约国的财政援助，延迟偿付庚款，提高关税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当他陷入府院之争而出现地位危机时，他向协约国提出中国参战就带有争取政治支持的个人动机了。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后，不止向一国表明将于恢复职位后对德宣战，否则中国将保持中立甚至中德复交。〔30〕虽然日本在中国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观望态度，暂缓支持中国参战，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来，“段祺瑞将军是在日本的财政援助下才于1917年完成推翻张勋复辟行动的”，因此也使中国政府内的亲日势力抬头，因为段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即“自己或中国政府能否推出一项政府计划，取决于日本政府的物资援助”。〔31〕在段祺瑞复职后，日本认为协约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时机已到，同意英国的意见，答应中国提高关税及缓付庚款。〔32〕

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却又面临南北分裂的政局。孙中山等在南方建立革命政府，段祺瑞欲以武力消灭之。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段祺瑞主持下的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为数众多的借款合同，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可见，日段开始密切合作是在南北对立局面出现之后，这也使段祺瑞最终走向“亲日”的道路。〔33〕这也说明，段祺瑞开始考虑对德绝交和宣战时，可能是想依靠美国的力量。但是，后来美方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转为消极，对中国援助不力，段才转向日本。段祺瑞曾对章宗祥说，如果“仅赖美国牵制，然美亦不出全力，甚难得其实惠。至其他各国，惟坐视而已”。〔34〕

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对段祺瑞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进步党人，尤其是梁启超。在国会内，以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积极赞成参战；在国会外，进步党积极支持参战的是梁启超。

进步党人认为参战对中国十分有利，是中国跻身国际社会、提高国际地位的一个大好机会。他们认为，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将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后的和平会议，而中国只有参战，才能有资格列席和平会议。虽然由于中国国力衰弱，在和平会议上可能没有多大发言权，能在多大程度保护本国的利益尚难预料，但如果不参战，战后必然会被排除于和平会议之外，完全由列强任意处置，其后果会更严重，丧失权益会更多。他们认为，“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现，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因此，只有参战，才能“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熟筹将来”。〔35〕

此外，进步党人支持参战可与段祺瑞政府的政策步调一致，加强他们与段政府及北洋系的合作，密切彼此的关系，在政治上得到北洋系的支持。张国淦当时即指出，因参战问题，段祺瑞与进步党互相提挚。〔36〕这将有利于增强进步党集团的势力，巩固它在国内政坛中的地位。

进步党人的首领梁启超是主张参战最坚决的人物。他拜谒段祺瑞和黎元洪、其他政府要人、政团首领、社会名流，陈述自己的主张；在《申报》上发表谈话，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列席政府部门召开的研究对德外交的各种会议，反复陈说对德绝交、宣战的必要性。梁启超多次写信给段祺瑞，为他推行参战献计献策。〔37〕对梁启超的建议，段祺瑞颇为倚重，“每事必咨之”，〔38〕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更是“百般倚重，言听计从”，〔39〕以致“其意见遂隐为阁议方针之标准”。〔40〕

国民党人中，孙中山坚决反对中国参战。1917年3月8日，他在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信中，阐释了两点原因：一、自协约国邀请中国参战后，已经引起中国政治家之间的激烈争执，恐致引起大乱；二、参战会鼓动起中国人的仇外精神，使义和团的悲剧重演。〔41〕他在3月和5月两次写信给北京的国会议员，鼓动他们否决参战案，言称：“亡国之险，即在目前，否决即救亡之道”；“宣战之结果，必以中国为牺牲，维持中立，可免危险”。〔42〕他还授意朱执信执笔撰写《中国存亡之问题》，批驳段祺瑞有关中国参战“非以谋利，但求免害”的言论，从国家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性质、参战的利害、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实力、外交得失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诸方面，论述中国绝不能参战，而应维持严正之中立。〔43〕

孙中山之所以反战，他本人的解释是因为欧战不过是一场争夺商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列强的目的皆在于“乘兹战争各博钜利”，中国民众不应只记得德国侵占胶州湾而忘记英、俄、日等也侵占中国土地和权利，因此中国不应参加这样的战争。〔44〕但在时人看来，孙显然“是担心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反对势力”。〔45〕近些年的研究则披露，在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战立场后，德国人出了200万元资助孙中山倒段及极力反对参战。〔46〕

国民党人汪精卫则支持参战，他曾在1917年3月12日表示，“始终赞成抗德或至绝交”。〔47〕张继和王正廷也不反对宣战。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撰文力主参战，〔48〕上海更有1771人联名通电请从速对德宣战。〔49〕

此时，国内政争逐渐凌驾于各党派的争论之上。4月25日，为了实行对德宣战，段祺瑞联络各省督军，在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对国会施加压力。5月10日，众议院召开会议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组织公民团在国会示威，结果造成僵局。5月11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四位阁员，抗议国会议员被辱，提出辞职。5月15日，国务院再咨众议院对德宣战案。5月19日，众议院以多位内阁阁员辞职，而催议咨文乃用国务院名义于法律不合，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须先进行内阁改组。同日，陈友仁的英文《京报》披露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同日，督军团联名通电要求解散国会，改制宪法。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下令撤销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去津，并且指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之后，在段祺瑞策动下，安徽、奉天等8省先后宣布“独立”。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对黎元洪提出条件，必须“解散国会”。黎被迫答应，并于6月12日发布命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入京，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7月12日，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总理仍由段祺瑞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当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者的身份回到权力中心的舞台时，他已不再受牵制，于是全力推动对德宣战。此时，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内政的危机行将结束，一个获得普遍同意的政府将会建立起来。因此，协约国有必要就中国对德宣战问题协调其政策。6月28日，英方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以便中国政府易于解决参战问题。但日本政府仍拖延未决。直到7月下旬，日本政府的态度才有所松动。〔50〕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宣布从即日起与德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51〕

捋清中国参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各派别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参战与否的决策。这其中，固然有国人对参战将有利于中国的认识，但各派对本派系或集团利益的考量仍是重要因素。无论是黎元洪还是段祺瑞，梁启超还是孙中山，进步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因为参战对己方有利才支持，不利则反对。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也与党派势力的消长有关。国人对参战的认识确实说明当时国人对世界大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等的意识已有很大进步，但不排除其立论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而达到推动中国参战的目的，其背后仍是为了服务于派系利益。张国淦即认为，虽然国会中不乏熟悉国际法的人士，但他们并非从参战案对中国的利害方面加以探讨，而是各有盘算。〔52〕段祺瑞力主参战，也是因为其看法“与整个国家利益有某些一致性”。〔53〕中国最终能通过参战案，是国内政争恰巧符合了对外政策的客观结果，是国家利益正好与党派利益一致且吻合的结果。党派利益优先，国家利益与之相符，而不是相反，尽管在客观上中国对德绝交宣战的确有利于战后中国的外交。

二、美国、日本与中国参战

除了中国国内政争影响中国参战与否的决策外，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参加一战的进程，而美、日的政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加剧了中国的犹豫和反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迅速对德宣战并占领中国青岛、济南以及胶济铁路全线，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的权益。此时日本当然是不希望中国参战的，要求中国恪守中立，不要参战。〔54〕中国如果参战，战后就可以参加和平会议，有可能夺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权益，将不利于日本。中国处于战争之外，日本才能以对德作战为由顺利地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因此，日本不希望中国参战并在战后参加和会。〔55〕

1915年11月，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拜访日本外相石井，想让日本与他们联合行动，一起邀请中国对德作战，石井表示拒绝。〔56〕日本还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在日本的反对下，各协约国没有再提中国参战的计划。〔57〕

1917年2月4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中国政府对德断交，他说，中国采取这个行动，必将改善他在国际上的地位，会从国际外交中得到很多好处。中国若能与美国取同一之态度，美国必予以实力的援助。〔58〕

中国政府并不相信这些空言，黎元洪担心万一导致战争将可能加强军方的势力，各部总长们则关心美国是否给予经济援助，能否作出防止把中国的资源、军队、兵工厂或军舰置于外国控制之下的保证。〔59〕

美国政府并不积极，国务卿蓝辛在给芮恩施的电文中指出：国务院并未特别劝说任何中立国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具体到中国，美国无意也无力满足中国的要求，对日本的态度深有顾忌，因此劝中国应当避免采取孤立的行动。〔60〕

然而，美国没有想到此时日本已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中国对德断交、参战。

1917年2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对中方表示，“颇希望中国与联合国一致”。〔61〕2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日本对美国建议的意见时，日方称“照现在情形，美既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62〕当北京政府提出希望能增加关税和延缓支付庚子赔款时，日本立即表示同意。〔63〕2月到5月间，日本外相本野一郎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声称，日本真诚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早日进一步参战。〔64〕

不仅如此，日本还邀请其他协约国共同积极动员中国对德绝交和参战。寺内首相派遣亲信西原龟三亲自前往中国动员，〔65〕本野外相则对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提出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动员中国。本野还向英、法、俄驻日大使建议，为促使中国参战，应对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向中国承诺在对德行动中援助中国，并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66〕

日本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看似令人不解，实则不难分析出原因。

首先，这时日本已经不再担心中国参战会妨碍其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日本已于1917年2、3月间同英、法、俄、意达成密约，战后可独享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67〕

其次，美国动员中国参战，将使美国在华影响和权益大大增强，不如由日本来主导中国参战，以抵制美国的影响，维护日本的在华势力。西原龟三就明确说过，若坐视中国“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68〕

再次，日本支持段祺瑞参战主张后，北京政府会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接受日本的援助，听从日本的意见。由此日本可加强对中国的影响，扩大在华利益。〔69〕

最后，1916年10月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调整了日本对华政策，将以前赤裸裸的政治掠夺变为以经济渗透为主的较为隐蔽的方式。通过支持中国参战并在经济上援助中国，可以缓解“二十一条”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恶感。〔70〕

在日本力图取得在中国领先地位的形势下，美国政府感到了一种威胁，转而不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国务院于2月10日将这一意见发给了芮恩施。〔71〕

哪知芮恩施在接到这一指示前，已经对中国做出了承诺：美国将设法援助中国，担负起中德断交后的责任，并保证中国独立，中国对军队控制和行政管理不受损害。〔72〕

在获得芮恩施的承诺后，北京政府权衡利弊，向德国公使提出严正抗议，从而开始改变中立立场。而芮恩施在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后，也没有任何改变原有对华政策的考虑，反而要求国务院根据中国对美的信任和追随，重新考虑对华援助。美国政府对芮恩施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告诫驻华公使馆谨慎行事，不得给予中国任何承诺或保证。国务卿蓝辛训令芮恩施通知中国，在对德问题上中国政府最好去征求协约国的意见，日本的态度同样应该予以重视。〔73〕

由此看来，中国从2月9日对德抗议至3月14日对德断交，在外交方面主要是受美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影响，但芮恩施的态度其实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政府明显表现出对日本的忌惮，不愿明确支持中国参战，更不愿给中国任何保证。〔74〕

就在美国政府不想支持中国对德宣战之时，日本却联合英法俄三国极力鼓动中国参战。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会晤英国公使艾斯顿，企图说服英国与美国一道劝阻中国参战，但英国此时已同日本达成一致，外相贝尔福指示艾斯顿以外相的名义向美国表明态度，英国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意与日本产生太大的冲突，因此不再尽力劝阻中国参战。〔75〕

1917年5月，段祺瑞内阁陷入危机，能否继续控制北京政府尚不确定，日本对中国参战随即表现出消极观望的态度。如果中国在亲日派不掌权的情况下参战，恐将对日本不利。寺内首相表示：“大局全赖段总理主持，参战后一切事业，必总理地位巩固，始克进行”。〔76〕7月，段祺瑞重新担任总理并掌握大权后，日本才再次恢复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7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77〕7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将中国的关税提高40%或50%，并同意庚子赔款无利息延长5年。〔78〕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在中国参战既成事实后，美国政府也只好表示满意并支持这一行动。〔79〕不过，美国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之间的亲近怀有戒心，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受到日本的控制，〔80〕在9月28日与北京政府互换照会时，要求北京政府作出保证：“中国之一切军备、军需，将完全由中国政府支配管理，任何对于此次战争之军事措置，将由中国政府自行处理”。〔81〕芮恩施还建议美国政府用“足够的贷款”来争取段祺瑞，“帮助中国远离日本在财政方面的引诱”，但美国政府考虑到战争开销太大，不想用财政投资的手段与日本竞争。〔82〕

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及其变化，其根本原因皆在于一战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美、日两国在中国的竞争和各自的利益。

日本为了夺取中国山东，先是阻挠中国参战，后又为了控制中国政府并扩大在华势力而动员中国参战。当中国参战有可能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平会议，有资格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时，日本就坚决反对中国参战。此外，当时北京政府以袁世凯为首，对外政策亲英美而远日本，如果此时中国参战，北京政府多半不会谋求日本的援助，在与参战有关的事务上也不会听从日本的意见。这样日本就无法借机加强对华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反而会有利于英美。而当英法等协约国迫切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以对付德国,承诺在战后支持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后，也恰逢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大权，日本即转而支持中国参战，以达到控制北京政府、扩大在华权益并抵制英美对华影响的目的。

美国对中国参战问题实际上一直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初头20年里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在亚洲而在欧洲，在远东其力量不足以与日本抗衡，在美日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是无暇他顾，在远东只能取守势。美国不愿意因为中国问题而与日本针锋相对甚至得罪日本，因此对中国参战表现得并不热心，中国宣战后也并未借款给中国及提供其他支援。美国在一战开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未打算扩张他的在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统治集团内心虽有这种愿望，但迫于日本的阻挠和自身目标的限制，并未形成为一种政策。实际上，与英、法、俄等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领先地位一样，美国也迫不得已地默认了日本在东方的影响。〔83〕

一战期间，与美国对华政策采取消极的守势立场相反，日本积极在华侵略扩张。日本大量借款给中国，其中西原借款即达1.45亿日元，借此控制了北京政府，并获得在中国的大量权益。对此，芮恩施深感痛心和愤懑，他在1919年6月提出辞呈，指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对中国没有支援，就驱使段祺瑞及其追随者投入日本的怀抱”。〔84〕

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参战过程可见，美、日两国对中国参加一战的进程，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影响。1917年2月之前，日本的反对是中国未能参战最主要的外来阻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而美国此时尚无直接影响。由于日本的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未能实现。1917年2月以后，日本对中国参战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动员促进了中国参战的实现。美国则只是芮恩施的个人作用，美国政府并不积极，后来还变为阻止，美国当时并未过多与日本争夺对华外交的主导权。尽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总统威尔逊都认识到，由于欧战期间日本主导中国政治，美国的利益和条约权利将直接遭受不利影响，也想告诫日本，美国会密切关注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行动。〔85〕但美国此时尚无力也无意在远东与日本争夺中国，非但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反而向日本妥协，签署了《蓝辛—石井协定》。这也说明，在一战期间，无论是美日在东亚的竞争还是其在华影响力，都是日本占据上风。

三、中国参战的实际意义

中国参战决定的做出掺杂了中国国内政治纷争以及美日等国的竞争，但也是认识到参战将有利于中国争取权益和加入国际社会的结果。早在1915年11月，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就分析过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的动机：一是想加入和会，增加解决青岛问题的机会；二是希望加入协约国以避免日本之阴谋，确保自身安全；三是希望能停付庚子赔款中德国的份额，并通过取消德国和奥地利的在华领事裁判权，进而在停止外人在华治外法权方面打开一个缺口。〔86〕库朋斯齐对中国参战动机的分析相当准确，对中国参战的后果也预言得相当准确，参战的确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中外主事者想看到或没有想到的结果。

首先，从对德奥关系来看。

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告对德绝交，随即取消了德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部分特权。

取消德国在华驻兵权：将所有德国在华驻军一律解除武装，接管其在华兵营，所有可作军事用途的德国公私产业，一律查封，或予充公。

收回德奥在华租界：令地方政府派员进入天津和汉口的德租界，对德宣战后又将这两地租界和天津奥租界收回，改设特别区。

撤销德奥在华领事裁判权：规定除德奥两国人民与其他外国人之间的诉讼归其他国领事审理外，其余一切案件由中国法庭审理。

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停付庚子赔款德国部分，及其他对德借款息金。〔87〕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

宣战布告称，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两国所订条约以及与中德、中奥有关的其他国际条款、协议，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包括1861年《中德通商条约》、1880年《中德善后章程》、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69年《中奥条约》，以及1901年《辛丑条约》涉及德奥的部分等。〔88〕

从客观上讲，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必要选择。这是中国外交的进步，中国已懂得依据国际惯例，在战争状态下采取非常措施，并预期在战后予以确认。

在1919年的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拒签对德和约，但继续参加和会。9月10日签订对奥和约，规定从1917年8月14日起中国停止付给奥地利庚子赔款，其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成为国联正式成员。以后中国又先后签署了《对匈和约》和《对土和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89〕

1919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对德战争状态，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新签条约，德国放弃1898年条约规定的一切权利，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以及在北京使馆区享有的特权，停付庚子赔款，天津、汉口等租界归还中国，两国互享国际法所承认的一切权利。〔90〕《中德协约》取消了德国在华享有的特权，在平等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战后，中国与奥地利也订立了《中奥通商条约》，从双边法上确认了中国在战时的举措。

中国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有利契机，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鼓舞了中国今后向其他国家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从对日关系来看。

中国参战对日本在华权益扩张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日本提供了进一步对华扩张势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破坏了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计划。

日本以帮助中国对德作战为借口，于1918年5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1〕为日本增强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以及在中国境内更多地方驻扎军队提供了法律根据。8月，日本军队进入满洲里，并强迫中国军队撤出。日军还先后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强行接管了长春至哈尔滨之间的中东铁路。〔92〕日本还借款给段政府3亿日元，要求中国以长春、吉会铁路、满蒙五铁路、吉黑两省森林金矿及交通银行、电讯事业作抵押。〔93〕

日本在一战期间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而且想在战后顺理成章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由于中国参战并成为战胜国，就有资格出席战后和平会议，有权利要求直接从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又由于中国最后拒签和约，从而使日本在对德和约中获享的权利不能合法继承，使山东问题成为留待重新解决的悬案，为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重议此问题、中国收回山东权益赢得了机会。这恐怕是日本在怂恿中国参战时没有想到的结果，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已不再是一战前那个对世界大势和国际法懵懂无知的国家了，随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涌现和新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出现，中国已懂得用国际法和外交手段争取和捍卫本国权益了。这也许是一战带给中国的一大收获。

第三，从中国外交来看。

由于中国参战，中国在战后有资格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使参会各国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变化，中国的外交官也在国际舞台上作了一个出色的亮相。中国签署了对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得以加入国际联盟，从此加入国际社会，开始改变近代以来一直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局面。

拒签对德和约，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空前事件，它不仅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而且开辟了中国冲破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这对于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拒签和约冲破了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树立了一个据理力争、敢于抗争的先例。

1917年，中国抓住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这是明智的。中国改变了以往在国际纷争中消极避世的中立政策，开始参加世界政治活动，转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一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中国参加一战问题较为复杂，绝不可从单一的维度予以理解与阐释，而至少应从三个层面来考察。一、中国国内政局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参战问题的看法与选择，而类似“府院之争”的矛盾则直接与参战问题纠葛在一起。二、跳出中国政局，以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问题则可发现，中国参加一战实乃积极外交之发端。三、以国际体系视野观之，则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和美国两大列强争斗的场域，日美双方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始终矛盾尖锐，只不过此时美国的战略重心并不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因此面对日本的挑战才会步步妥协，以致使日本在中国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参加欧战，为中国外交一大转机，其深远影响是使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外交近代化由此起步。就国际关系而言，列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运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开展外交提供了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普通民众和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外交事务的讨论，形成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和“国民外交”，成为政府外交的推动和后盾。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94〕他们崛起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并在以后的民国外交活动中多有表现，不仅为国家收回若干利权，也促成了中国外交的进步。

注释：

〔1〕主要著作有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参见侯中军：《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研究》，《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

〔3〕《大总统令》，1914年8月6日，《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三号：《政府公报·命令》。

〔4〕许田(即张国淦)：《对德奥宣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1页。

〔5〕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95-196页。

〔6〕〔54〕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39-40、43页。

〔7〕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8〕〔14〕〔50〕参见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9〕〔26〕〔58〕〔59〕〔72〕〔82〕〔84〕〔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0-111、186，186-188，110-111、186，191-192，192-193，233、228，280页。

〔1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or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2,Series E,Vol.22,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233.

〔11〕《外交总长致驻京德国公使照会》，1917年2月9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宣战案》，1921年印行，第3页。

〔12〕平佚：《对德绝交之经过(节录)》，章伯锋、孙彩霞编：《北洋军阀》第3卷《皖系军阀与日本》(以下简称《皖系军阀与日本》)，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13〕〔16〕〔17〕张黎辉等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以下简称《黎元洪卷》)第8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49，51-64，37-49，51-64、37-49页。

〔15〕〔25〕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6、264页。

〔18〕〔40〕佚名：《中德绝交始末及其利害》，1917年3月18日，章伯峰、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第60、59页。

〔19〕《伍廷芳报告中国对德宣战利弊函》，1917年4月，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1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04-1305页。

〔20〕〔75〕《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1917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3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84-186、184-186页。

〔21〕《程璧光报告中国对德宣战意见呈》，1917年4月，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1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3-1315页。

〔22〕1917年3月，德国驻华公使辛慈向段祺瑞表示，如中国延缓断交，德国愿意出1000万美金，被段笑言相拒。参见〔日〕田岛雄信：《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葛爽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期。

〔23〕以前的研究认为，段祺瑞是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要借“参战”之名，获得日本贷款，增强政治资本，达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

〔24〕〔55〕章伯锋、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北洋军阀》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73-75、337页。

〔27〕〔61〕〔62〕〔63〕〔64〕〔67〕〔71〕〔7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81、78、78、85-92、79-97、71-75、97、97页。

〔28〕《英国驻日大使面交的照会译文》，1917年5月13日，章伯锋、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第143-144页。

〔29〕〔30〕《林公使致本野外务大臣电》，章伯锋、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第142、150页。

〔31〕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30,1918,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0,p.92.

〔32〕《照会》，1917年7月27日，章伯锋、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第150-151页。

〔33〕郑云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

〔34〕章宗祥：《东京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

〔35〕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36〕〔52〕〔70〕张国淦：《对德奥参战(节录)》，章伯锋、孙彩霞编：《皖系军阀与日本》，第81、82、74页。

〔37〕刘振岚：《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8〕董四礼：《梁启超》，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第380页。

〔39〕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78页。

〔41〕〔42〕〔4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8、99页。

〔44〕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页。

〔45〕〔8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3、214页。

〔46〕参见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80年；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47〕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8〕详见邵允振、傅义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参战思想》，《兰州学刊》2005年第6期。

〔4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0-121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编(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3页。

〔53〕陈剑敏：《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安徽史学》2001年第4期。

〔56〕〔86〕陈春华编译：《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一)——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57〕陈春华编译：《沙俄等列强与中国参战(二)——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

〔60〕〔74〕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6、518，516-518页。

〔65〕〔68〕〔日〕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

〔66〕〔69〕〔92〕参见吴彤：《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3〕〔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90页；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7,Supplement, I,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26,p.408.

〔77〕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143-144页。

〔78〕〔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东京1968年，第523-524页。

〔79〕王善中译：《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62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71页。

〔80〕U. 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7,Supplement,I,pp.410-411.

〔81〕张忠绂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一)，台湾：正中书局，1945年，第228页。

〔83〕C.Seymour,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Houghton,Mifflin,New York,1926,p.25.

〔85〕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Lans jing Papers,1914-1920,Vol.II,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430.

〔87〕《外交部为对德绝交处理有关事务之答复》，1917年3月15日，张黎辉等编：《黎元洪卷》第8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2-244页。

〔88〕参见石源华：《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的对德宣战》，《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67-169页。

〔9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65-1367页。

〔93〕参见吕茂兵：《中国对德奥宣战历史意义新探》，《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

〔94〕参见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