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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与实践逻辑〔*〕

2018-02-19仇文利

学术界 2018年9期
关键词:干部党员政治

○ 仇文利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政治问题是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就会动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讲政治,“讲政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讲政治是保证党团结统一的重要力量。共产党如果不讲政治,就不能叫共产党。探讨分析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并总结其具体的实践路径,对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理念

邓小平曾说过,中国是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并能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的统一领导,否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把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2〕实践证明,党的团结和统一来源于党内斗争,来源于讲政治。

1.政治的内涵

讲政治要明确政治的内涵。何为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在纲领性的文献《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3〕的论断。列宁则明确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4〕毛泽东也曾说过:“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5〕从此层面看,政治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可以包含流血的、暴力的斗争,也可以包含不流血的斗争,并且是多数人参与的行动。从另一层面看,政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表现方式,就如列宁所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6〕如何治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7〕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得如何会对政治策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处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将政治定位为“把经济搞上去”,将其放在国家建设大格局中考虑,是广义的政治。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对政治的理解因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各个时期重点抓的工作不同,但不可否认他们有一共同点,那就是都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过,列宁认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8〕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邓小平在谈到改革与执政的关系时,强调改革的同时讲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威力,因此“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9〕讲政治,是党的领导干部第一政治责任。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10〕在方向、立场、观点上不能犯政治性的错误,在纪律、鉴别力、敏锐性等上要有足够自觉的政治意识。

2.讲政治与严守纪律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讲政治的要求,通常通过党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等表现出来。列宁在1920年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强调了铁一般的纪律对铸造铁一般组织的重要性,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再次强调,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党必须坚持住这种“极严格的纪律”和“无产阶级党内铁的纪律”。我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一贯强调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要增强党的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11〕各级组织及每个党员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旦有违反的现象,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他要求我们每个党员必须要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要把党的纪律牢记在心,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言行举止都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12〕反对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全体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江泽民强调的讲政治,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与保证党的团结协调,有大局意识。讲政治必须与中国发展经济的实际联系起来,不能搞空头政治,政治不可取代经济基础。“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13〕

习近平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使其对党的建设尤其是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他认为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经受考验、克己自律,形成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纪律和党的其他纪律相辅相成,作为党最根本的纪律,政治纪律遵守不好也就会影响其他纪律的贯彻执行。政治纪律的严格遵守,有利于党中央权威的树立和集中统一的领导。2013年,习近平曾做过题为“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靠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之,没有铁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在兰考县考察时,他再次强调指出严明的规范和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管好自己队伍、战胜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对全体党员的刚性约束。他认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14〕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再次提出警告“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会断送我们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15〕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要求,“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16〕重在加强纪律建设,也就是意味着对党员来说,党的纪律和规矩比国法还要严格,且放在第一位,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在党的规矩面前,任何党员、干部都没有特权,必须遵照执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我们政党“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17〕

二、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求党员干部讲政治就是要求他们在国家大事、本职工作、个人道德修养三个层面上遵循高于普通人群的规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够起到模范引领作用。

1.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从国家大事层面看,讲政治就是要求每位党员干部心中时时刻刻以国家大事、国家利益为重,坚持“四个自信”,保证国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国历届领导核心一以贯之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性质、道路问题特别提出警告,谨防一些人歪曲国家大政方针。他认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搞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始终要重点宣传我们所干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在他眼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8〕江泽民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也提出要求,指出“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性,是做合格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重要条件”。〔19〕认为党员干部要重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如果政治方向不明,就难以担当国家的历史重任。习近平则希望党的领导干部“做政治的明白人”,将“讲政治”放在第一位,担负起重要的政治责任,全党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每一位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都应保持高度自信,任何时候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0〕

2.具有统筹谋划远略,坚持全局理念

从本职工作层面看,讲政治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谋略,练就做好本职工作的真本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对全体党员提出“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21〕的要求,认为领导干部要具备“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22〕的思想和工作意识。对此,江泽民则更加具体化,对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职责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认为在进行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规划和实现发展目标时,要具备在实事求是基础上落实中央精神的能力。这说明,讲政治不是空喊口号,是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的。他认为“胸无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就是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上升到国家事务层面,任何小事都当大事努力完成好。领导干部谋全局、抓大事,是坚持“讲政治”的内在需要。政治问题说到底,主要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领导干部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把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自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领导干部讲政治、谋大局的具体表现。

习近平对领导干部讲政治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同时也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家风等方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要求党员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对党忠诚,不做“两面人”。坚持不忘初心,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3.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坚持权为民所用

从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看,讲政治就是指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和权为民所用的道德观、利益观。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带有强制性的,有了权力也就意味着有了可以不顾他人的反对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领导干部使用不好权力,就会出问题。毛泽东对此明确指出,权力来自工人阶级,来自贫下中农,来自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官权民授”,每位领导干部只是代人民群众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力,因此从根本上限定了其使用权力的权限,一旦突破了底线超越了边界,党就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走向恶化。领导干部要在实践中把做人和做官、学习和改造、“立言”和“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3〕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官德,时刻想着老百姓,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一心为民,坚持办实事,“不刻下以谀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邓小平强调对全体党员开展“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4〕的教育,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江泽民针对党内思想建设中的新问题,则提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在各方面树立榜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既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也要求他们做到“自律”。习近平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25〕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他时刻以身作则,具有“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的地位,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26〕当前,要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腐败问题的需要,是“修复”“净化”“重构”“营造”政治生态和“整治”“优化”从政环境的必然要求。〔27〕为保证党内政治生态不受污染,我们必须将以上三个要求贯彻落实到位,做到有腐必反,同时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新时代突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战略部署。

三、改革开放40年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逻辑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28〕邓小平在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认为也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改革开放40年,历届领导核心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的观点一致,认为党的政治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

1.倡导整风学习,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学习可以使人心智发生变化。列宁多次说过,共产党人只有通过学习,在革命运动中才能保持理智、自觉和有效。学习可以提升人自身的修养,学习可以促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他建议党员对自己提出“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9〕的任务。唯有通过学习,才可以不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可以更好地保持自身的政治本色和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学习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思想教育形式,也可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邓小平认为,“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30〕营造良好的氛围,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党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非常有益。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有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胆魄与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的全球化及党内腐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等问题的出现,“建设学习型政党”成为必然。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相关要求并作出了相关部署。他认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不能做到持续学习与提升,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时代也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我们的政党一向重视学习倡导学习,并且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勤奋学习与否是衡量共产党人品质的重要标准。加强学习具有保持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先进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高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时代意义。胡锦涛就学习的内容、方式和态度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指出对领导干部提出加强学习的要求,是为了不断提高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领。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学习解决“本领恐慌”问题,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可能。对此,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就提出“为政者需要学与思”,“仕而优则学”,为政者要善学善思、善作善成,不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政绩”“形象”,借口“忙”而疏于学习。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要有三种境界:首先,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其次,要勤奋努力,即使是“衣带渐宽”也不后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要坚持独立思考,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31〕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需要全面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学习,做到重点学习与全面学习的相结合、书本学习和实践学习的相结合、向国内人民群众、专家学者学习和国外先进经验学习的相结合。〔32〕党组织开展的各类学习活动及党员干部的自我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规范、经济等专业知识及心理知识的汲取,不仅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也增强了其工作本领。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治党治吏行为

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从根本上说,一切事务的处理与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指出党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好可以制约坏人的行为,如果制度不好可能会使人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决定着党和国家的颜色,由于它自身的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全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33〕邓小平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比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一个好制度,是根本性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和完善此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在反对腐败、反对官僚特权时,他也倡导“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34〕认为整治腐败的根本之策,在于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一些根本制度,搞法制更靠得住些,因为刚性制度的存在,“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5〕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36〕任何人违了法,都不允许逍遥法外,依法治党成为治党的规范举措。江泽民在党的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则注重把党的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制度,保证了党在组织行动上的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力量源泉之一。史实证明,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出现偏差就会比较少,即使出现错误也会容易被纠正。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根本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执行得不好,会导致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变质。江泽民强调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和改革党的干部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综合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指出我们党要持之以恒发扬光大长期积累的建党经验和优良传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他创新发展了党的制度建设理论,认为党的根本制度与各项具体制度的贯彻落实,还需建立健全党内通报制度、党的监督制度和党的干部民主评议制度等保障制度。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的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使得党的制度建设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建设建构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新时期推进党的制度建设问题,认为制度是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的根本性、稳定性措施,他强调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四个方面都必须始终加强制度建设,并要求全体党员都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37〕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和自觉维护党的各项制度。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改变领导干部的“一言堂”和“家长制”,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需要。

由此看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保证是立章建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党的规矩和制度建设的力度,从治国治党层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整体规划与设计,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等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使治党行动更加规范,有章可循。2015年,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底线准则和做人更高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仅体现了党员干部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更是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思维。立规矩,建制度,“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38〕

3.开展反腐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会侵害党的健康肌体,会造成革命党的产生,会导致执政党的灭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没有任何特权和特殊利益,否则就不能成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观,尤其在改革开放后,面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沉着应对,逐渐构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惩防一体的反腐倡廉体系。

“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9〕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问题。面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他坚定地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40〕并就如何抵御腐败,对党员提出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要求。针对经济领域犯罪率的上升,他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一个经常性的斗争与工作。只有搞好这个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才能得到保证,否则就要失败。经济的犯罪与政治的腐败紧密相连,因此他多次指出对腐败必须严厉惩治,否则我们的党和国家面貌就会发生变化。经济搞成功了,社会风气变质了还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变质,造成社会犯罪率的上升。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带领群众前进的任务。因此,党更需要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从1993年到2002年,江泽民多次代表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新的要求,并作出重大部署。他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41〕他认为人民群众既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是反腐败的主力军。因此,反腐倡廉,思想教育是基础;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监督是关键。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需不断进行体制创新,防患于未然,改变“先腐败再治理”的被动局面。消除腐败现象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标本兼治才是长久之计。胡锦涛认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关键时期,我们党更是具有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自觉性。逐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党的十七大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42〕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后,反腐倡廉工作主要还体现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上。习近平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坚持零容忍,主张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因具有顽固性,必须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他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组合拳”形式逐步完善了惩治与预防的反腐倡廉体系。他多次阐述腐败的危害,认为腐败毒瘤不铲除,最终必然导致党和国家的灭亡。“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政党的命运和前途最终取决于政党自身建设的能力与科学化水平。对此,习近平警告全体党员,指出党如果不能管好自己,不能从严要求自己,对群众不满的党内问题束手无策,我们的政党将会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剥夺执政资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永远在路上。党只有管理好自己,才会赢得人心,才能带领全国人民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苏联的教训及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需要我们的政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自我革命,取信于民,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展现新时代的风采。

时代是出卷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答卷人。改革开放的40年,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人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执政党、怎样发展”的40年。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开刀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强化政治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新,最终成效如何由人民评判。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裁判员,中国共产党需始终把建设成为人民认可、人民满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注释:

〔1〕范香保:《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2〕〔11〕〔24〕〔33〕〔34〕〔35〕〔36〕〔3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271、367、333、332、146、332、27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5页。

〔4〕《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6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8页。

〔7〕《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1页。

〔8〕〔26〕〔29〕《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7、588、786页。

〔9〕〔12〕〔18〕〔21〕〔28〕〔30〕〔4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300、110、4、380、38、378页。

〔10〕《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7页。

〔13〕〔19〕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354、374页。

〔14〕〔15〕〔16〕〔17〕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9、9、9、77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5-8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25〕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

〔27〕卢肖文、袁秉达:《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政治导向》,《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31〕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3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4页。

〔3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38〕《中办印发〈通知〉: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9日。

〔4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42〕《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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