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文新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以及政治主体之间政治生活状态的反映。政治生态是历史的、变动的，人在政治生态中主体地位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的真实反映。在探索优良政治生态、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政治主体作用的发挥作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并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基于此，我们从理论、实践和时代三个层面去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逻辑理路，总结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经验与成就，从而为新时代政治生态的优化、重构提供行动策略。

一、政治主体：政治生态建设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强，构建优良的政治生态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议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议题。

要构建优良的政治生态，必须首先厘清政治生态的形成机理和决定因素。对于政治生态这一命题，学者们主要从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政治生活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解读。〔1〕其实，无论是从政治环境、政治系统还是政治生活上观察政治生态，都无法忽略政治生态的关键要素——政治主体。从本质上讲，政治生态就是政治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政治生态的形成与政治主体密切相关。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归根到底还是政治生态的主体。人是政治中的人，政治是人的政治。人是政治动物，具有政治本性，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为了自身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结成同盟，形成团体，产生权力结构，从而构成政治生态系统。〔2〕政治生态无外乎是人的“杰作”，不同时代政治活动中的人的政治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政治生态。

肯定人是政治生态的主体，必须注意这里对“人”的界定。作为政治生态中的“人”，范围很广泛，既可以是政治活动中的一般公民，也可以是政治家、官僚等政治精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政治生态的主体不是少数统治者或者政治管理阶层，更多的应是生活在政治领域中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然，客观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政治职业化的趋势，现实政治生态领域中活跃的人往往是少数“政治人”，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和实现。现代人偶尔会怀念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认为雅典民主政治做到了人人参与、轮番为治。实际上，我们必须看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仅仅限于少数公民，雅典政治生活之间的平等、自由仅仅限于少数能够获得政治权利的公民。在整个希腊城邦时代，能够享有公民权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奴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喊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中，能够称之为“人”的政治主体仍然是精英阶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首次从法律和政治原则上确认了人的独立和平等，但在实际的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仍然被视为政治的客体，成为被统治和被管理的对象。19世纪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出发，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学说和政治使命，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价值才得以真正确立和高扬。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逻辑：人民群众是政治生态建设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的力量和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党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地位，肯定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中的主体作用，先后提出一系列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思想。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党的领袖毛泽东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由盛而衰而亡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做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

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后，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具备了现实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观，重视人民本位的政治理念。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认为这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5〕

改革开放后，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党内已经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执政环境的变化，党内逐渐出现消极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开始蔓延。因而，肃清党内不正之风，遏制消极腐败成为改革开放后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后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强调要从政治的高度看待腐败现象。他指出，党内不正之风，“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6〕“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7〕因此，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都要坚决反对腐败，清除政治肌体上的毒瘤。对于如何反腐败，邓小平提出制度反腐的思想，并主张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作为反腐败的根本力量。邓小平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逐步克服腐败现象，“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8〕因此，必须发挥人民的监督力量，完善群众监督机制，让群众参与到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过程中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主要思想，并根据新的政治发展形势，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抓手，提出依靠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通过作风建设来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江泽民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9〕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10〕江泽民强调，要把党的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依靠群众力量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环节，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风建设的重要标准。通过党风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取信于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党的建设，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胡锦涛多次强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才有生机和活力，党才有先进性。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1〕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胡锦涛要求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大力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新作风，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党风建设、廉洁执政上，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环境”。他深刻指出，净化政治生态的关键人群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12〕政治生态的净化，需要全党齐心协力，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13〕广大人民群众更能清醒理性地认识到政治生态的弊端，他们对政治生态的反应客观上是现有政治生态的“晴雨表”，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生态建设导向，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政治生态优劣的标准。在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严肃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群众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违法问题，要让他们有安全畅通的举报渠道。”作为人民公仆，领导干部应自觉树立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4〕习近平强调指出，净化政治生态，不能闭门修炼、体内循环，应注意内外结合，应积极主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实践、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习近平的人民主体思想为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净化政治生态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逻辑：人民政治主体作用的发挥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依靠群体、发动群众，构建良好的党群关系作为革命的重要支撑，创造一切条件，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政治行为的主体。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在红都延安曾经形成了令全世界瞩目和羡慕的优良政治生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真实记录了一个充满朝气、蓬勃向上、风清气正的延安。1936年，怀着对红色中国的好奇，突破重重阻挠，斯诺只身前往延安进行实地考察。正是在延安，斯诺声称，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力量。相对于乌烟瘴气、贪腐成风的国统区，延安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政治之风。

让斯诺叹为观止的延安政治生态，其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积极参与政治建设。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迅速自发形成各个组织，从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到党团组织，都可以看到群众的影子。斯诺看到，“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园、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15〕甚至，在所有老苏区里，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后方的警卫工作。通过有组织地参与，“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16〕广大苏区的人民群众在觉醒之后自己起来当家作主，成为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不仅如此，在延安的政治风气中，政治平等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党的领袖和普通红军战士所享受的生活待遇基本一致，反对突出个人。斯诺发现，共产党人一旦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17〕即使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重要的。〔18〕不仅如此，斯诺还惊奇地发现，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延安的大街上，随时停下脚步与相遇的农民攀谈。通过斯诺的亲身描述，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延安时期党的有效领导、群众参与、党群关系融洽、和谐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优良的政治生态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锻造坚强有力的政党，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更注意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针对建国初期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的贪污现象、官僚主义作风，党迅速发动群众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通过群众的积极检举、揭发，一批腐败分子得到及时惩处，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虽然，在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上，过多地借助群众运动的形式，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但总体上，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上的积极参与，在社会主义探索的十年中，党内的政治生态主流是好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坚持、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党保持了艰苦奋斗、廉洁执政的政治之风。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挥人民主体性基础上的政治生态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主要表现在：第一，改变过去依靠群众运动进行监督的方式，逐步在制度和法律的规范下开展监督，不断探索群众监督与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的新路。党的十七大报告专门指出：“要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通过群众监督以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第二，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逐步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群众举报、上访制度的设立到拓展监督新方式，逐步改变过去监督程序不明晰，过于笼统，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制度上逐步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保证人民群众成为监督国家权力的根本力量。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坚持抓党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开展了整风运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十六大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第四，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作为判定政治生态优劣的标准，先后对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反映的党风、政风问题进行回应和治理。如：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群众反映的官僚主义、党内存在的组织、作风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治理；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针对群众普遍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及时提出坚决遏制腐败，把“坚决惩治腐败”作为重要的大事来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净化政治生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秉持和践行群众史观，坚决依靠群众来净化政治生态。第一，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艰巨工作。在群众的期盼和支持下，党中央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积极开展“打虎灭蝇”“苍蝇老虎一起打”，坚决清除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声势浩大的反腐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许，迅速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同时也营造了群众参与政治生态建设的氛围。第二，拓展群众举报机制，尤其是重视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拓展群众监督渠道，通过设立监督热线、网络举报等方式进一步丰富群众监督的方式。在十八大后中央开展的反“四风”、实行“八项规定”活动中，群众的举报、监督客观上保证了制度的落实，对于在全党、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积极发挥巡视利剑的作用，在群众的支持下把巡视制度落到实处，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巡视和巡查相结合、上下联动、全覆盖的监督网，巡视过程公开、巡视结果公布，注重来自群众的揭发、检举，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启动查处机制。在十八大以后查处的腐败高官中，多数是中央巡视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这和群众的积极举报、参与监督有密切关系。第四，在政治生活中，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干部选拔公开、重大决策公开，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尊重群众的意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改变干部“只唯上”的不正风气。在重大决策中，注重维护群众利益，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重新强化党员的公仆意识，倡导弘扬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场术、“潜规则”。正是由于群众的支持，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生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时代逻辑：新时代人民政治主体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契合并能够有效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就必须积极构建优良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的净化已经为未来政治生态的优化、重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政治生态的优化、重构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政治生态建设任重道远。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要以“净化”为基础，逐步转向优化乃至重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生态的优化、重构仍然要以政治主体为本位和出发点。人民群众是政治权利的享有者、政治文化的传播者、政治行为的发动者、政治制度的创建者，政治生态的优化最终也要靠人民群众来实现。

首先，在新时代政治生态构建过程中要破除“官本位”意识，不忘初心，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政治理念。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官本位”的意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使“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意识在现代社会仍然普遍存在。“官本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是封建特权意识的反映，不仅与人民主体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且对于现实的政治生态危害极大。正是由于“官本位”意识的作崇，一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官是从，缺乏公仆意识，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公仆意识淡薄，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现在社会上弥漫的“仇官”情结，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但这种情绪的出现，恰恰在一个方面说明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到要避免“塔西佗陷阱”。〔19〕“塔西佗陷阱”的出现表面上看是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而归根到底是一些党员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最终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所以，政治生态的净化、良好政治生态的构建必须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牢固树立人民主体理念，领导干部要在自觉接受监督、增强服务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自觉适应时代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恪守党纪国法，从领导干部自身作风建设开始，通过示范效应，逐步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从而重构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政治生态。

其次，构建优良的政治生态，必须注意创造更有利便捷的条件，让广大群众在政治生态的优化、重构过程中发挥作用。政治生态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优良的政治生态关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关乎党的历史使命的实现，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主体的意愿。政治生态的重构，不仅要在理念上确立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更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使广大群众能够有效地开展权力监督，有效发挥主体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应在总结现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探索人民群众政治主体作用的发挥途径，要重点解决群众不愿参与、不敢参与、不能有效参与等参与过程中的难题。要进一步增强群众监督的权威性、完善群众举报机制，以更科学周密的制度维护监督者的权益，体现监督效能，提升群众参与政治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最后，优良政治生态的构建，还要把党的执政与发挥人民政治主体性有效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人民政治主体性的政治诉求，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来体现和实现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人民政治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不存在矛盾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保证了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民主的现实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政治资源和基础。在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政治框架下，更有利于人民主体性的发挥，更能为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和创造有利条件。因而，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执政党会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在优良政治生态构建中发挥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党的执政与人民政治主体发挥之间的脱离，而是寻求二者之间的结合和统一。在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党的执政有序推动人民主体性的实现。相反，如果放任人民主体性的发挥，极有可能事与愿违，甚至会助长民粹主义，对政治生态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

注释：

〔1〕政治生态理解的三种维度：第一，从政治环境意义上理解政治生态，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系统、政治主体(尤其是当前党政干部群体)所在的从政环境，是当前政治风气、官场生态的重要反映，如李君如、俞可平等学者。第二是从政治系统意义上解读政治生态，强调政治生态是一个整体和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如刘京希等学者。第三是政治生活意义上的政治生态，认为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生活的集中反映，如胡鞍钢等学者。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3〕黄方毅：《毛泽东黄炎培当年延安话民主》，《新华文摘》1990年第4期。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0-191页。

〔6〕〔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177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

〔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1页。

〔1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44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4-205页。

〔12〕〔13〕〔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78、377-378、16页。

〔15〕〔16〕〔17〕〔1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20-221、111、117-118、117页。

〔19〕“塔西佗陷阱”由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意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公众都会给以其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