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明

摘 要：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开始兴起一种“共同体”热潮，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核心在于探讨曾广泛存在于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共同体”形态正在日益瓦解，个体主义，自由主义逐渐开始盛行，使得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具有左派背景的鲍曼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浪潮之中，以全球化的视角，剖析了潜藏在社会之下的种种危机，试图探寻一种重新整合社会规则和道德的方法。

关键词：鲍曼;现代性;消费社会

“流动的现代性”从鲍曼的视角出发，是一种个体化，碎片化的现代化，它也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社会的一种社会特性。这种流动并非是社会变迁，社会跨越或是暴力革命，而是一种人的流动。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流动，它是由在全球化这一浪潮背景下，人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和工作类型。并且工作变得十分不稳定，以往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为主的市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失业。一切有迹可循，稳定的规范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而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使一个人保持其社会地位与社会阶层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他们的存在使人不得不时刻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活态度，也就是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形成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对于现实永不满足的个人追求下，旧有的一切社会精神道德和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不再是以集体意志为指导来推动社会发展，而是让个人对于生活方式的要求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这种对于现实永不满足的需要也因而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现代化。而调和这种欲望，在鲍曼看来，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还是使我们远离制度矛盾的真正源头，从而在全球化与个体化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推进而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因此，鲍曼把“流动的现代性”看做是人类历史上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来临更为激进、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次变革。

其次，“碎片化”是鲍曼对于当代共同体瓦解所指出的一大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中，无论职业，无论地域，一切的客观环境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复无常。科技、信息的飞速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日新月异，以往长期以来一种工作模式的工人面临大规模失业，生活的环境开始要求人们同时具有多种生存技能，掌握的越多，就可以获得的越多。它预示着所谓“瞬时的文明”的到来。人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再感兴趣，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个人事务中，使得个人对于公共事务的抱怨无法形成统一的声音，人们开始了一场不知为何目的的竞赛。鲍曼在这里引用舒尔茨的话：当代的不确定性是一种不知何为终点目标的不确定性，它取代了传统的不知何为方法工具的不确定性。既然错误与正确的边界已经模糊，那么世界就成为了无限机会和可能性的集合体，这意味着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已经不再有任何限制，做事情的能力成为做这件事的最好理由。而这种明显缺乏引导，缺乏规范性的思维方式最终会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个人迫于社会压力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道德的失范性，非理性和速变性都将是无与伦比的。

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而言，这种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对于传统的、曾经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时间维度的缩短，空间维度的扩大都让广义意义上的地理区隔变得失去作用，它将这种网络化社会的高速流动性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社会秩序的转变使全球性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从国与国的分工，到人与人之间的从属，资本的流动主导着当今社会中的点点滴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遵循这样的准则来扮演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来谋求生存，在这种效应作用下，传统的“全景模式”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性的精英阶层与贫民阶层。鲍曼在这里认为，正是这种时空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固态的现代性向轻快、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根据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我认为主要有几种内在现象可以用来描绘：

首先是传统的政治和权力之间正在处于分化的形态，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全球化的社会，政府对于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减弱，曾经的权力是局限于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中，而今它是一种以资本为导向的，不断游走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它所代表的双方对立关系也在一点点消失，鲍曼认为，在全景式模式中，权力双方不可分离，而且权力结构的再生要求持续的在场的对抗;但在全球化的社会里，权力结构的特征是其顶层能够快速运动，而且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其底层自身不能运动，也不能阻礙这些运动，更不用说组织起来阻止它。

而后，即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在社会的流动性还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时，工厂与工人往往是紧密伴随在一起的，双方通过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利益长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伟大的协定“时代。而在后现代，流动的现代性逐渐破坏了这种关系，自由贸易的开展让顶层资本家获得了极大的选择空间，工人、土地都成为了可以被随时替换掉的工具，甚至连经营所在国的政府也要让其三分，受制于资本的操作，而伴随这种形式而来的是更加任性的资本，政法的管制因为要吸引更多投资者，获取投资者信任而越来越宽，但是那些跨国经营者们却可以随时因为更大的利益而抛弃旧的市场，造成不良的循环。鲍曼将之称为“伟大的分离”。

此外，消费社会是鲍曼思想的一大创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从“沉重”走向“轻快”的过程中，国家将推动经济发展，完成这一转型的任务交由个人，鼓励人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求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来顺应时代的要求，扮演全球化与个体化之间的纽带，这是自萨特存在主义盛行的时代之后，现代化的又一次大发展，它进一步瓦解了传统，为每一位社会成员重新设计和安排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并且让他们选择与自己所处阶层相对应的消费环境，通过个人对于消费的无限追求，来提高资本的流动速度，创造更多的利润。

鲍曼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消费社会，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是以消费者的角色为标准来塑造其成员的。在他看来，今天消费社会的盛行与个体化社会之间具有亲和性。今天，个体化社会的困境则主要表现为风险来源的全球化与应对手段的个人化之间的矛盾。个体的方案永远无法像群体方案那样有效预防风险。而将大危机细分成一个个小危机并交由个人应对。消费在这里主要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充当社会负面效应的疏导工具，排解人们的烦躁、忧郁情绪;另一方面在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得到释放。但是反过来，消费社会的过度纵容也会给社会带来几种不确定因素：首先就是人们对于消费的盲目追求导致非理性消费和冲动型消费不断增加，人们对于自己欲望的消费是资本寻求的主要目标，而由此带来的对于种种传统道德和规范的冲击又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塌，这种不稳定、碎片化的生活模式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其次，人们对个人生活领域消费品的过度追求，导致社会公共领域内的消费品供应和生产急剧减少，人们不再关注公共领域的状态，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社会福利保障不足等等。而这使得那些无法承担公共物品消费的群体生活质量进一步下滑，加剧阶级对立。鲍曼反复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是怎样使多种声音重新变得和谐并防止它恶化为噪音。因为，在私人化的生活中，不幸仿佛都指向不同的方向，并且要求不同的治疗方法，甚至彼此冲突，他们极少能积累并凝聚成共同的事业。在消费社会，由于连接共个人需求和系统合理性之间的桥梁被摧毁，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个体对私人消费的关切，从而降低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使得“在差异中求得一致”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最后，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而又艰难，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用了短短三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在这样辉煌的成就背后，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依然坚固、沉重的传统社会网络和规范同轻快、流动的现代性之间产生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使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国外未曾有过的新现象、新问题。所以，如何平衡这两种矛盾带来的负面冲击，使我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不可忽视的难题。

鲍曼用全球化的视角剖析流动的现代性为我们解决当前面对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在全球化加速的条件下，民族国家主权式微、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以及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从鲍曼的设想来看，全球性的问题必然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样一种全球性解决问题的平台还没有成型，各国的跨国资本也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出现，其仍需假以时日。而中国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和技术来发展自身的基础，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协商搭建平台，因为在空间距离日益缩短的现实下，人类正在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才能够推动全球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也要在保障国家安全，提高自制能力方面多下功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履行政府的“社会职能”，从根本上遏制住现代性所带来的缺乏理性的自由消费主义，平衡两极之间的矛盾，防止社会出现动荡。总之，鲍曼的思想将会为我国在未来国家的转型和发展中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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