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利 民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与江西诗派

王 利 民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理学诗派代表了通俗化、理性化的追求，江西诗派呈现出精致化、技巧化的倾向。南渡之际，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前期的核心人物是杨时、陈瓘，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刘子翚和朱松。而李处权、张嵲等跨越两派，代表了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的合流。江西诗派的骨干成员吕本中、谢逸、曾几等本身就是理学家，理学诗人更是“宋人主理”的代表。在与江西诗人的互动中，武夷理学诗人摒弃了道学腐气，以自然清秀的诗风创立了理学诗派中的清雅一派。

武夷理学诗人群体；江西诗派；陈瓘；刘子翚；吕本中；李处权；张嵲

宋代理学诗派和江西诗派是宋诗史上最重要的两个诗派，其重要性和共同性在于成员众多，活动时间长，影响大。二者得以区别的独特性也如双峰并峙般明显，理学诗派代表了通俗化、理性化的追求，江西诗派呈现出精致化、技巧化的倾向，两派之间的区别代表了“道”与“艺”的并峙、重内容与重形式的分野、风格平易和与语言瘦硬的对立。两派人物及诗学有许多交往、对话的行迹，就像两条并行而时有交叉的川流，共同推动了宋调的形成与盛行，其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宋代诗人群体的结构性互动过程。

关于理学家对江西诗派的影响，学界颇有讨论。马积高指出，江西诗派在南宋得以繁盛的原因，在于黄庭坚等江西派诗人对诗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看法同理学家接近，故较易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日益扩展，故得相辅而行。江西诗派的主要鼓吹者吕本中是理学家，南宋初江西诗派的主要人物曾几也是理学家，稍后杨万里、赵蕃等也是江西派诗人而研究理学[1]。周建华认为，江西诗派最明显不过的思想倾向就是受到当时相当流行的理学的影响，并通过理学受到融化其中的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就是宋明理学[2]。石明庆认为，理学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在南宋经历了一个由合到离再到合的过程，江西诗学与理学一方面是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理学对江西诗学的不断批评和引导，使诗学家们开始思考江西诗学在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从而自我修正[3]。吴晟认为，南宋朱熹、魏了翁、真德秀等理学家对江西诗学进行知性反省，一致肯定黄庭坚不以迁谪为怀的超旷胸襟，以及剥落铅华、直造简远的晚年诗风[4]。目前，还没有学者以“理学诗人”为切入点来构建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内外关联。其实，综合研究两派的活动有助于全面描述当时的诗坛格局和宋调嬗变的逻辑过程，将江西诗派和其他诗人群体的关系纳入研究对象中，能够成为宋诗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以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和江西诗派为对象，论述两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契合点，并且考察理学、禅学与文学的互渗情形，揭示诗学探寻背后的思想因素。

武夷地区是所谓“道南理窟”。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罗从彦、李侗、刘子翚、朱熹、蔡元定、蔡沈、真德秀、魏了翁等名儒前后相继，长期在此传播理学思想，形成了一条源源不断的闽学之河。与闽学众流毕会相应的是，南渡之际的武夷理学诗人以地缘、亲缘、政缘和学缘关系结成群体，通过朋友群游、欢宴聚饮、往复唱酬以及酒社文盟等群体性活动切磋诗艺，以互动相激的群体效应在江西诗派之外别树一帜，为宋代理学诗派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是本文选择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作为理学诗派代表作家的原因。

一、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与江西派诗人的互动

江西派诗人与武夷理学诗人群体间的互动是以学术为轴心的，其中也包括诗学。在探求两派诗人的关系时，本文不是停留在文学互动的线性形态上，而是将创作主体置于宋代人文生态环境中，考察互动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原生状态，分析其多层面文化活动间的内在理路与历史底蕴。

江西诗派有两支基本队伍：一支出于苏门或蜀学；一支源自洛学，或为吕希哲门下士[5]329。本文论及的江西派诗人主要属于后者。论师友渊源，他们和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基本是同出二程一系。南渡之际的武夷理学诗人群体由前后两批成员组成。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南剑州将乐人杨时、沙县人陈瓘和建州建阳人游酢，他们与江西派诗人曾几、吕本中等交往时，流露出理学家的本位意识。建炎初年，杨时在扬州行在任工部侍郎时，有《答胡康侯其十四》曰：“曾吉甫顷在维扬，亦尝相聚，但初未尝讲学耳。公既称其如此，士大夫间岂易得哉。若得其来时，亲其绪论，固所幸愿也。”[6]卷20，书五信中称“未尝讲学”，似犹有憾，而“亲其绪论”，实为心愿，但杨时《龟山集》中不见他与曾几唱酬的痕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杨时忙于整理二程语录及撰写《三经义辨》，诗歌创作活动相对沉寂。

崇宁初年，吕本中最早从杨时弟子关沼处听闻杨时之贤，政和年间随父吕好问官扬州，始与杨时相见，并以后学身份向杨时请教。杨时性格温厚，宽大容物，吕本中所撰杨时《行状》曰：“本中尝闻于前辈长者，以为明道先生温然纯粹，终身无疾言遽色，龟山先生实似之。”[7]卷10，p1061江西派诗人徐俯是杨时的弟子，曾因厌恶官场倾轧，打算弃官回家。杨时遂对徐俯晓以义命之说[8]126-127。

游酢颖悟不及杨时，而资质温厚则过之。其诗大略以观物循理为归宿，呈现为中心安仁、泊然纯素的简淡之风。吕本中曾从游杨时、游酢、尹焞，《宋元学案》谓：“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 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9]卷36，p581游酢早年和晚年均醉心禅学，吕本中《师友杂志》说：

游定夫后更为禅学。大观间本中尝以书问之云：“儒者之道以为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顺此五者，则可以至于圣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书云：“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尝见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要之，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游定夫尝言：“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书自不以为然者也。”[7]卷9，p1047

吕氏家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家族成员具有精于禅理的知识结构。吕本中曾与曹洞宗禅师真歇清了交往，向临济宗巨匠大慧宗杲学看话禅，督促李彭参雪窦禅。大观年间，吕本中还是二十余岁的青年学子。他所谓“必无滞阂”，即认为游酢在二程洛学与禅学之间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他希望自己也能在信仰问题上解决儒佛的冲突。在部分儒学人士形成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学术氛围中，游酢认为只有通过实际体证，才能辨析儒佛异同，透过佛教信仰的表面形迹，深入禅理的精髓。

陈瓘为元祐旧党成员，与江西诗派中人交游颇多，与黄庭坚亦是诗友。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甲科，黄庭坚名其读书之阁为擢秀阁。黄庭坚《与韩纯翁宣义二首》称陈瓘与徐俯为“天下士”[10]800，鼓励青年士子向陈瓘学习。徐俯、韩驹、饶节、谢逸、谢薖、李彭、吕本中、汪革等人于陈瓘称后辈。《宋元学案》称“了翁弟子遍东南”[9]卷35，p570，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徐俯等后辈都是陈瓘的弟子。

徐俯是豫章诗社的盟主。谢逸、谢薖是豫章诗社的成员，是临川宗苏黄的代表。谢氏兄弟和饶节均为吕希哲父子的门人。豫章诗社的成员构成了江西诗派的主干。徐俯诗之平淡清逸，饶节诗之萧散简远，谢薖诗之清如艳雪，李彭诗之平夷浅近，韩驹诗之淡泊而有思致，都是厉鹗《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跋》所称“实祖渊明”的路数。除韩驹有自鬻其技而贵显的趣向外，其他人和陈瓘一样都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概。当张邦昌作儿皇帝时，徐俯把自己的婢女起名为“昌奴”。饶节为人性格刚峻，为曾布之客时，上书请用苏、黄诸公，意见不纳，则拂衣而去。谢逸家境清寒，屡试不第，却不欲以蔡京推行的“八行”法进身。汪革在蔡京当国时，力辞宗子博士不就。韩驹的诗歌重气节，尚骨力，有着与诸友相同的气质[11]。他们与陈瓘的交往，除了有学术和诗艺上的交流，更有人格上的互相吸引。徐俯主张学《选》诗，关注六朝诗人，赞扬韦应物诗“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12]；韩驹作诗“讲究理格”[13]卷6，p127，称赏陶诗情致，晚年酷爱韦诗之清闲清深：这与武夷理学诗人的学诗取向相同。徐俯平生敬畏苏轼、黄庭坚和陈瓘，但批评三人的碧玉之瑕，他曾讥笑陈瓘说：“莹中大节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视爵禄如粪土。然犹时对日者说命。此皆颠倒也。吾故笑之。”[14]卷10，p2469建中靖国元年(1101)和崇宁元年(1102)，徐俯在泰州从游陈瓘，当时陈瓘在泰州知州任上，黄庭坚《与徐师川书三首》提到此事：“甥能忍夏蚊之噆肤而从莹中游，真旷世之奇事也。”[10]1162其时韩驹也在泰州，有《便衣访徐师川，坐定，陈莹中太守亦至，余避入室，已而同语良久，戏呈师川》诗：“两都宾主尽雄名，我独何人共宴荣。微服岂宜从刺史，瓦巾端为访先生。山阴甚愧群贤集，蜀客初无一坐倾。庾亮兴来殊不浅，临风数语逼人清。”[15]卷3，近体诗这首诗当是韩驹初次亲见陈瓘时所写，称赞宾主皆为名流，说自己名位低微，不宜厕身其间，写出了一介书生对地方长官的敬畏心态，“微服”“瓦巾”云云则披露了诗人歆羡功名之心。

吕本中早慕陈瓘之名，政和年间在扬州得见陈瓘，向陈氏问学，此后有书信往来。吕本中《童蒙训》载陈瓘言行十余则，可使人略窥陈瓘学术之一斑。《宋元学案》列吕本中为陈瓘的传人。李彭《听了公孙弹琴》曰：“中有陈太丘，堂堂道弥广。容我拜床下，凛然增妙想。”[16]卷4，p698又有《得了翁书》，是曾亲见了翁，又与他通书信。陈瓘与人议论，多取人之长，尤好奖掖后辈，一言一行如有可取，即为之传扬。汪革在陈瓘游汉阳时，亦曾得到陈氏称赏[8]128。

江西诗派和理学诗人群体的成员都是政治主体、学术主体、文学主体三位一体的人物。就政治党派而言，江西诗派和武夷理学诗人群体都站在元祐党人立场上，与以蔡京为首的“绍述”新党形同水火。陈瓘的政治命运与当时党争息息相关，韩驹《上泰州使君陈莹中》一诗，以“今日在前皆鼎镬，后来知我独春秋”[15]卷3，近体诗之句颂美陈瓘不惧鼎镬，弹劾蔡京交通近侍，当名垂青史。韩驹此前曾献诗陈瓘，陈瓘建中靖国元年(1101)除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韩驹《上陈莹中右司生日诗》云：“悠悠大块间，万类纷相敌。伟哉拔俗人，真宰岂无力。六经陷邪说，诸儒用一律。天未丧斯文，公生抱绝识。著书罗古今，射策开胸臆。前辈几欲尽，后来昧所适。天将激颓波，公生秉孤直。数谏难居中，三已无愠色。海宇属无虞，天工或旷职。天实佑皇帝，公生蕴奇德。培成栋梁资，一旦壮王国。禁网虽小宽，疲俗未全逸。天惟念我民，公生富才术。簸扬云雨势，诸方待膏泽。”[17]卷1439，p16580荆公新学尚同，奉行圣门一贯之说，希望由“一道德”“一学术”变众声喧哗为众口一声，形成思想统一局面，保证新法顺利实施，具体措施是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各级学校的法定教科书。“六经陷邪说，诸儒用一律”明显是指斥新学的话语霸权。绍圣四年(1097)，陈瓘任太学博士，“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瓘闻之，用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于是”[18]卷485，p11531，蔡卞等再也不敢谈论毁板之事。“射策开胸臆”即指陈瓘以宋神宗所作之序作为策士考试的命题，保护《资治通鉴》书板一事。诗中“禁网”指蔡京集团对元祐学术的禁锢，陈瓘治《易》师从司马光朔学传人刘安世，与元祐学术一脉相承。“数谏难居中，三已无愠色”赞扬陈瓘立朝的锐气和大节，徽宗即位，召陈瓘为右正言，迁左司谏，因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希宠之士交通，罢监扬州粮料院，改知无为军。及蔡京罢，召还，除著作郎。后因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不久主管冲佑观。崇宁元年除名，与龚夬等俱贬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监中岳庙。五年遇赦，自廉州移柳州，稍复宣德郎。因其子陈正汇上书告蔡京有动揺东宫之迹，陈瓘受牵连被逮系开封狱，安置通州。陈瓘著《尊尧集》，议者以为言多诋诬，编置台州，在台州五年乃得自便。复承事郎，卜居江州，不久谪居南康，宣和四年(1122)又移楚州居住。在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中，陈瓘《和邓鲠之韵》说“十年三谪海边州”[17]卷1191，p13472，但他的诗不失温柔敦厚之风，毫无“叫嚣怒骂”之作、戈戟纵横之状。他身如古柏，心似平江，忠信笃敬，抱道而居，常常在诗中吟咏，如《超果亮师假还山》说“恬处道心浓”[17]卷1191，p13472，《寄题黄及之谷神馆》说“心安即是长生路，世乐无非自在身”[17]卷1191，p13475，这是返求诸己，向内心寻觅精神支柱，体现出逆境中的道德力量。

江西诗派重要诗人饶节是二程再传弟子，元符三年(1100)曾游于陈瓘之门，为学出入佛禅，诗歌中亦有葱岭禅气，后至谷城香严寺，听智海说法而悟，遂祝发为僧。陈瓘《寄饶德操》云：“旧时饶措大，今日壁头陀。为问安心法，禅儒较几何？”[19]卷11，p312饶节出家为僧后，作诗劝吕本中专意学禅：“向来相许济时功，大似频伽饷远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犹求旧管城公。文章不疗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颊红。好贷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风。”[20]这首诗可以看作是饶节对陈瓘“禅儒几何”之问的回答。陈瓘曾从明智中立受天台教旨，还曾拜谒灵源清禅师，因而治学有李纲《故赠谏议大夫了斋陈公真赞》所称“混儒释而为宗”[21]卷141，p1346的特点。朱熹曾批评陈瓘文集说：“《了翁集》后面说禅，更没讨头处。”[22]卷130，p3104对于饶节为僧一事，朱熹《跋吕舍人青溪类稿》评论说：“独饶节者，一旦毁削肤发，殄绝天伦，而诸公环视，无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从臾嗟叹，以是为不可及，亦独何哉？”[23]卷83，p4279此跋批评吕本中、陈瓘等人不能阻拦饶节出家。

陈瓘、陈珹兄弟与江西派诗人谢逸及其从弟谢薖也有交游。陈瓘很欣赏谢逸的诗才，释惠洪《跋谢无逸诗》曰：“临川谢无逸……尤工于诗。……陈莹中阅其《赠普安禅师》诗曰：‘老师登堂挝大鼓，是中那容啬夫喋。’叹息曰：‘计其魁杰，不减张、晁也。’”[24]卷27，跋谢逸《溪堂集》卷五有《和陈倅泛舟寄莹中德翁印老》《和陈倅灵璧寄莹中二首》，韦海英《谢逸行年考》推测，谢逸而立之年前曾馆于陈瓘家中，为陈氏家塾的塾师[25]。

南渡之际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刘子翚和朱松。刘子翚，字彦冲，崇安人，赠太师资政殿大学士刘韐的第三子。刘克庄《中兴绝句续选》说：“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汪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真。乾淳间，则范致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26]卷97，序由此可见，在南渡初年刘子翚已跻身于一流诗人之列，和陈与义、吕本中、韩驹、徐俯、曾几等江西派诗人并驾齐驱。四库馆臣说刘子翚“古诗风格高秀，不袭陈因”[27]卷157，指其古诗诗风不被北宋诸大家及江西诗派所笼罩。现代学者对四库馆臣的看法加以推衍，认为刘子翚在诗坛独树一帜。束景南说：“他虽同江西派的大家吕本中、韩驹、曾几、张嵲、李处权等辈唱酬，但却能超拔于江西派的藩篱之外。”[28]

刘子翚和江西派诗人间的交往可以作为两派互动的典型案例。比较而言，刘子翚与吕本中交往相对多一些，与韩驹、曾几唱酬较少。刘子翚《吕居仁挽词三首》其三回顾与吕本中的交游说：“江左欣初见，倾输便豁然。挽留尝一粥，契阔已三年。老去无新得，书来每自鞭。幽明虽永绝，凛若在吾前。”[29]卷20“契阔已三年”一句说明，刘子翚与吕本中在江左最初谋面大概是绍兴三年(1133)到四年的事。“挽留尝一粥”当指绍兴六年吕本中赴临安行在途经崇安，刘子翚曾热情接待。吕本中在政治上属于赵鼎集团，和胡寅等处于同一阵线，但他对属于张浚集团的刘子羽兄弟是欣赏敬佩的。其《过刘忠显公乡县作》曰：“我行崇安野，瞻望彼高坟。流泽既未远，有子贤而文。会当广德业，早为建殊勋。此意苟不泯，楚人生伍员。”[30]卷15当时，刘子羽、刘子翼任官在外，只有刘子翚讲学于崇安，“有子贤且文”是称赞刘氏兄弟的人品与文才。诗的最后希望刘氏兄弟能为国立功，替父复仇。事实上，刘子翚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再入仕途。

吕本中身体瘦弱，因此相当注重养生方法的探求。绍兴十一年，吕本中从李季言处得到一种道家养生方，转寄给李光、刘子翚等。绍兴十二年，刘子翚《居仁报李季言论养生之益》曰：“平生外骛已知非，木枕藤衾老可依。春半风光唯掩户，病边怀抱自忘机。不知静守绵绵息，何似闲随栩栩飞。欲寄勤渠问仙李，玄关底处是真归？”[29]卷19吕本中所传道教胎息之术是一种内丹养生法。“胎息”又称“真息”，原是气功锻炼者达到极高境界后出现的现象。《抱朴子·释滞》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31]卷8，释滞胎息者不可能像在母腹中的婴儿那样完全不以鼻呼吸，不过其呼吸之息微细如缕，绵绵不绝，氤氲布满于身体内，开阖之间，全身毛孔与之相应，而鼻中似不觉有气息出入。“静守绵绵息”指胎息在体内的周流，“闲随栩栩飞”用庄生化蝶的典故指代上清派存思术带来的内宇宙的羽化飞翔体验。刘子翚说自己不知胎息术比起存思术来怎么样，打算向李季言殷勤探问，何处是妙道玄旨的关口，怎样寻觅真正的归宿。玄关在内丹修炼中指人体的关键部位，在道教哲学中指通往“道”的玄牝之门，即儒家所谓至善之方寸宝地，佛教所谓不二法门、正法眼藏。刘子翚把养生术当作身体锻炼和道德修持合一的功课，故而提出涉及人生归宿的问题。

绍兴十五年，吕本中《寄刘彦冲兼寄胡原仲刘致中》对刘子翚的问题作了回答：“故人别去两经冬，今岁书来第几封。正以空疏少制作，不因穷约废过从。养生漫说终难效，学道无心亦未逢。若问真归是何处，五更常听寺楼钟。”[30]卷20两年前刘子翚与吕本中曾经晤面，此后书信往来颇多。吕本中说胎息术难有效果，自己学道亦无遇合，表示“真归”还在梵音之中，流露出皈依佛教的思想倾向。吕本中知刘勉之甚深，曾有诗问询刘勉之，诗中以“老大多材”“十年坚坐”[23]卷90，p4514之句称赞刘氏，世人传诵，以为实录。当时士大夫谋复中原以摅宿愤，但没有一定之计，于是希望聚集俊杰，与图事功。绍兴八年，赵鼎当国，吕本中、李弥逊、曾开、吴表臣、张致远等人列刘勉之行谊志业上闻朝廷，特诏诣阙。刘勉之赴阙后，赵鼎因立嗣事件罢相，秦桧独揽大权，刘勉之报罢归里。吕本中喜欢推荐武夷理学诗人群体的成员出仕，绍兴年间还曾推荐胡宪出任建州州学教授。

尽管各自禅法不同，但就浸润佛老气质而言，刘子翚和吕本中两人是共同的。刘子翚《次居仁韵》认为吕本中所传胎息术延年益寿：“是身如树槁穷冬，一点心花自闭封。久矣吹嘘存泛爱，偶于迟暮得相从。颇闻妙用纵横是，深愧真源左右逢。白雪黄芽计虽下，可能无意起龙钟。”[29]卷19刘子翚体弱多病，自喻为寒冬里的枯树，一点慧心被深自封闭。吕本中对刘子翚思念情殷，并在朋辈间为之誉扬，使得刘子翚庆幸迟暮之年得逢良友，他从吕本中那里多闻学道的妙用，深愧自己不能如吕居仁在寻觅生命本源方面左右逢源。白雪、黄芽这些内丹物质虽然是形而下的东西，但有可能使龙钟之人恢复健康。大概刘子翚习用胎息术有一定的成效，因此他不同意吕本中“养生漫说终难效”的说法。刘子翚在这时期还有一首诗涉及道教养生术，《居仁与季言论养生方，往叩之。而原仲诗有金花充膆之语，乃知致中妙用如此。近舍皇甫，远取居易，岂不迂耶？以诗请事》曰：“紫微谈道渺无津，逸步超然叹绝尘。但向函关迎老子，不知郑圃有真人。数丝雪发神弥莹，一点金花意自春。莫谓余衰难语此，胸中勇气尚轮囷。”[29]卷19季言姓李，因此引老子出函谷关的故事，将吕本中向李季言扣问养生方比成尹喜请老子作《道德经》。“郑圃”在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相传是能“御风而行”的列御寇所居之地。“真人”概念出于先秦，原先指精通吐纳之道的长寿之人。道教上清派又以“真人”来构造神仙世系，唐代帝王则开始封赠道家人物或著名高道为“真人”，如唐玄宗于天宝元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诗中用列子比喻刘勉之。“金花”在外丹术语中指铅里炼出的精华真铅，即黄芽，后来又转作内丹术语，用来指先天一气。诗中说刘勉之内蕴先天神气，生命焕发着春意。胡宪的诗已经佚失，据刘子翚此诗题中之义推测，“金花充膆之语”当是赞扬刘勉之养生之功的。看来，武夷理学三先生都是道教养生术的实践者。特别是刘子翚，因为身体多病，年仅三十已号病翁，所以格外留心道教养生术，经常翻阅素书黄卷，时而流露出“功名非所期，聊寻赤松游”[29]卷12的学仙意向。他为了治病曾有过炼丹实践，《闻药杵赋》说：“翁方抱沉疴，隐空谷，坐胡床，据槁木。思物底于无厉，殆口尝于众毒。因神丹之揉练，发员机于磨触。”[29]卷10这影响到青年朱熹的宗教信仰。

刘子翚与吕本中的友情，从吕寄纸被给刘的赠答诗中可略见一二。绍兴十四年，寓居信州的吕本中寄纸被给刘子翚、刘勉之，二刘有诗答谢。刘子翚《吕居仁惠建昌纸被》自外感写到内省：“寒声晚移林，残腊无几日。高人拥楮眠，脔卷意自适。素风含混沌，春煦回呼吸。余温偶见分，来自芝兰室。乍舒魄流辉，忽卷潮无迹。未能澡余心，愧此一衾白。尝闻盱江藤，苍崖走虬屈。斩之霜露秋，沤以沧浪色。粉身从澼絖，蜕骨齐丽密。乃知莹然姿，故自渐陶出。治物犹贵精，治心岂宜逸。平生感交游，耳剽非无得。精神随事分，内省殊未力。寸阴捐已多，老矣将何及。自从得此衾，梦觉常惕惕。清如夷齐邻，粹若渊骞觌。独警发铿鍧，邪思戢毫忽。勿谓绝知闻，虚闱百灵集。鼎鬴或存戒，韦弦亦规失。则知君子所，惠以励蒙塞。”[29]卷13从“残腊无几日”可知，刘子翚收到纸被是在绍兴十四年岁末。刘子翚把纸被之惠、治物之精和道德之励、治心之宜联系起来，说明他们的交往中必有性命之学的研讨。吕本中出生于理学世家，“祖希哲师程颐，本中闻见习熟。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游，三家或有疑异，未尝苟同”[32]卷376，p11635。吕氏家学以博综见长，南渡后成为绍述中原文献的中心，吕本中一生学问宗旨即渊源于家学。吕本中理学与刘子翚趣尚相近，走的是援佛入儒的路子。吕本中诗友中的诗僧道谦也是理学三先生的好友，吕本中《送谦上人回建州三首》曾请道谦问讯刘勉之。吕本中诗歌有浓重的道学气，纪昀称吕本中《恭和御制秋月幸秘书省近体诗》“不免腐气，此为宋儒之诗”[33]卷5，p122，称其《贺车驾幸秘书省二首》之二“亦腐语。此于儒者为格言，而于诗家为厉禁”[33]卷5，p123。尤其是其晚年诗，如《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今来赴行朝，学已优则仕。穷通决有命，所愿求诸己。圣贤有明训，不在拾青紫。丈夫出事君，邪正从此始。”[30]卷14其质木寡味不啻语录讲义之有韵者，朱熹批评吕本中“其晚年诗多哑了”[26]卷95，序也是有的放矢，难怪金履祥把吕本中收进了《濂洛风雅》。

吕本中与刘子翚等讨论理学和佛学的情况今天已不得其详，他们在诗文方面的互相推重犹有文字痕迹可寻。绍兴十五年，吕本中给刘子翚、刘勉之各寄了两首绝句，《去冬以纸衾遗刘彦冲，刘有诗来谢，以二绝句答之》之二曰：“锦绣堆床已不宜，芬芳淑郁又成痴。心知此被无他巧，能与山翁换好诗。”[30]卷20在吕本中心目中，刘子翚是一个诗才出众的隐士。刘子翚对吕本中等江西派诗人也有极高评价，其《读韩子苍、吕居仁近诗》曰：“诗人零落叹才难，二妙风流压建安。已见词锋推晋楚，定应臭味等芝兰。鸿轩意气渐交吕，凤跃声华敢望韩。咫尺烟尘不相见，它时惆怅隔金銮。”[29]卷18宋室南渡后的诗坛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二苏三孔”“苏门四学士”及李之仪、陈师道等人都已去世，“中兴四大诗人”尚未崛起，因此刘子翚有“诗人零落”之叹。韩驹和吕本中作为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人物，受时代巨变的冲击，推崇建安梗概而多气的诗风，如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说：“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复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34]前集，卷49他们写出了一批感慨时事、气韵悲凉的诗作，如吕本中有《城中纪事》《守城士》《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兵乱后自嬉杂诗》，韩驹有《陵阳先生诗》，故刘子翚颂扬他们“风流压建安”。刘子翚本人在宋室南渡之际的诗歌也是悲慨的梗概气与激昂的风云气二者兼而有之。“已见词锋推晋楚”的本事是，绍兴八年《哲宗实录》修成，赵鼎迁仆射，吕本中在起草的制文中说：“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9]卷36，p581由此触怒秦桧，秦桧示意御史萧振劾罢吕本中，使其提举太平观。刘子翚这句诗是对吕本中文章气节的称赞。“鸿轩意气渐交吕，凤跃声华敢望韩”本自颜延年《五君咏·向常侍》“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35]，颜诗咏的是向秀与嵇康在洛邑一同锻铁、与吕安在山阳一起灌园的故事。“敢望韩”之语典出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36]卷21刘子翚用吕安比吕本中，用韩愈比韩驹，以此表明自己的钦慕之心。“敢望韩”即不敢望韩的省言，谦逊之中隐然有不欲“强作文章”，而“欲传道义”的志向。诗中最后是一句恭维话，表达了对吕本中重新进入政治中心的期望。

钱锺书《宋诗选注》谈到刘子翚时说：“他跟曾几、吕本中、韩驹等人唱和，而并不学江西派，风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37]其实，那些风格豪爽、愤慨国事的作品多写于刘子翚的青壮年时代。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刘子翚年轻时有过一段从军生涯。靖康元年(1126)，刘韐守真定，曾辟刘子翚为主管真定府路安抚都总管司书写机宜文字，刘子翚《试弓》所云“结束拟从戎，秋堂试宝弓”[29]卷16当是他的真实体验。他与曾几、韩驹、吕本中等人唱和已是他归田后的活动，归田生活减少了与政治之间的瓜葛，也就减少了愤慨国事的机缘。《宋诗钞》称其“诗与曾茶山、韩子苍、吕居仁相往还，故所诣甚高”[38]，四库馆臣承袭此说，认为“惟七言近体派杂西江，盖子翚尝与吕本中游，故格律时复似之也”[27]。吕本中的诗风经过了从早期“瘦硬”向后期“活动”转变的历程。刘子翚与其交游唱酬，是在他们生命的晚期，因此，刘子翚的七言律体受吕本中“活法”的影响，多有“流动而不滞者”。比较下面两首诗，当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吕本中《柳州开元寺夏雨》：“风雨翛翛似晚秋，鸦归门掩伴僧幽。云深不见千岩秀，水涨初闻万壑流。钟唤梦回空怅望，人传书到竟沉浮。面如田字非吾相，莫羡班超封列侯。”[17]卷1439，p18236刘子翚《同原仲茂元致和入开善》：“寒声萧萧霜叶秋，石路硗确穿林幽。云横远岫若平断，风约小溪如倒流。偶经名蓝亦终日，喜有胜士同兹游。移床果茗咄嗟办，曳杖欲归仍更留。”[29]卷17后诗明显将前诗当作楷式，特别是前半首的意象、音韵、句法、结构等诗歌要素，而流畅的意脉和平缓的节奏说明南渡诗人对江西派前期拗折奇崛之风有所反拨。经历过靖康动乱的刘子翚和吕本中，在南宋朝廷的统治局面基本安定以后，心态反而比盛宋时期的江西派前辈更为平和。上面两首诗所共有的忘怀功名之洒脱心态与黄、陈诗歌之兀傲气概和抗争意态的不同，代表着两宋诗人从政治化、文人型人格向理学化、逃禅型人格的转变。

“派杂西江”仅就七言近体而言。刘子翚转益多师，没有门户之见，其诗清润流丽，较少生涩品调，更多地继承了古典传统。总体看来，刘子翚的诗和江西派前期的诗在风格体调方面有较大的不同，而与韩驹、吕本中等后期江西派诗人在创作理念和诗歌风格上并不显得凿枘。江西派前期追求语言的变创，以生新拙涩、瘦硬峭拔为尚，对“老树着花”感兴趣，有意疏离唐诗的色泽丰韵。而韩驹、吕本中等将许多诗歌写得浩荡圆转、流动不滞，在一定程度上救治了前期江西诗派的文病。

现存韩驹《陵阳集》和曾几《茶山集》中都没有提到刘子翚。《屏山集》中只有上举《读韩子苍、吕居仁近诗》提及韩驹，集子中与曾几的酬赠之作仅有《读曾吉甫横碧斋诗》两首。绍兴十二年，曾几从广西移居上饶茶山，住在孔雀僧院东庑小室，题室名为“横碧轩”，并写了《横碧轩》诗：“道山心已灰，但有爱山癖。移家过溪住，政为数峰碧。空蒙梅子雨，了不见颜色。朝来忽献状，欣若对佳客。晴窗卷书坐，葱翠长在侧。似为神所怜，持用慰岑寂。会登此山头，却望水南北。烟树有无间，吾庐应可识。”[39]刘子翚、吕本中等有和作。刘子翚《读曾吉甫横碧斋诗》曰：“携锄引荒泉，偶步松岗北。泠然毛骨清，楚尾见秋色。稻气馥初凉，柽阴澹微日。缅怀小斋居，棂槛增岑寂。旷度灭知闻，微吟数峰碧。若人端好修，珍驾动无迹。深穷伊水源，峻陟衡山极。终焉憩孔林，所乐惟自得。延和数酌醪，侑静一编易。向来辱倾输，洞见胸中白。思亲道匪侔，既远情不怿。矧余质冥顽，固未易刻画。尊生有遐心，克己无全力。以兹畏所知，负负常夕惕。余波傥时渐，玉汝天其成。”[29]卷13曾己说自己学道之心已灰，爱山之癖犹存，分明是老年颓唐，欲自放于山巅水涯之间，而刘子翚和诗称赞曾氏“端好修”的道德修持、“深穷伊水源”的洛学探索和“终焉憩孔林”的人生归宿，又谦言自己有养生之心而无克己之力，以至愧对良友，最后表明继续进德修业、以期于成的愿望。比较曾诗与刘诗，可以看出诗人与理学家的志趣异同。从“向来辱倾输，洞见胸中白”和结尾两句看，刘子翚对曾几的相交以心产生了知己之感。曾几诗风以“清淡”为主，其《禽声四首》《途中二首》《咏南池》等诗都近于陶渊明的田园风调。

朱熹之父朱松与吕本中都是在绍兴和议后被秦桧驱逐出朝的道学官僚，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朱熹《跋赵忠简公帖》说：“熹家有吕紫微与先君手书。”[23]卷83，p4306朱熹对吕本中的名德也多有称许，其《跋吕舍人与薛元亮帖》说：“薛公安贫守贱之节，吕公好贤尚德之心，览此卷者可以得师矣。”[23]卷83，p4277《跋吕舍人青溪类稿》：“绍兴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动皆有法戒，固非后学可得而赞也。”[23]卷83，p4279朱松为文宗苏、黄，诗法家数从陶韦来，又汲取了江西诗派的诗法，于同时诗人中瓣香心折陈与义。傅自得《韦斋集序》说自己向朱松请教作诗要诀，“公因为予举简斋‘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及韦苏州‘诸生时列坐，共爱风满林’之句，且言古之诗人，贵冲口直致，盖与彭泽‘把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一关捩”[40]卷81。朱熹也曾盛赞陈与义诗中有句，嗟叹“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松”“暖日薰杨柳，浓阴醉海棠”的句法[22]卷130，p3330。朱松《春日二首》其一云：“一雷惊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劚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41]卷6这首诗是点化自昔人咏笋所云“急忙吃箸不可迟，一夜南风变成竹”[34]后集：卷36，他用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的诗法，显示了点铁成金的手段。其《韦斋集》中相当一部分诗歌的语言有人工锤炼痕迹，间或还有追求新异而略显艰涩之处。朱熹本乎家学，其近体律诗受江西诗派影响，学杜甫、陈师道之处审细有味，颇有气格。方回说：“文公诗似陈后山，劲瘦清绝，而世人不识。”[42]卷20，p765方回评朱熹《登定王台》曰：“朱文公诗迫近后山，此诗尾句，虽后山亦只如此。乾道二年丁亥，文公访南轩于长沙所赋。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杂老杜、后山集中可也。”[42]卷20，p765陈师道为诗高古，诗格与黄庭坚不同。其诗之雄健清劲，幽邃雅淡，正与朱熹诗风相近。朱熹对江西诗派的批评，矛头指向的是奇险雕琢、生僻拗拙的一路，他力图以“自在”说和“拟古”说救治江西诗派变体流弊[43]。

二、江西诗派与武夷理学诗人群体的合流

宋室南渡之际，江西诗派占据诗坛中心，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处于诗坛边缘，但中心与边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些诗人跨越两派，处于相互交织的诗坛网络之中，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合流的景观。所谓“合流”有三方面含义：第一，有人兼有理学家和江西派诗人两重身份，“中兴而后，学道诸公多率于诗，吕居仁、曾吉甫、刘彦冲其卓然者”[9]卷59，p144，吕本中、曾几、刘子翚即以学人而入诗派者，其中吕本中、曾几属于江西派，他们与武夷理学诗人群体的关系是互动而不是融合的；第二，两派诗人交游唱和，同处于一个创作场域，具有实质之交流；第三，两派诗家在创作理念和审美趣味上的印合，属于观念之社集，就武夷地域来说，尤其表现在诗人摆脱江西诗派生硬风习以及向陶韦宗风、六朝流韵的趋近。

在江西派诸诗人中，李处权、张嵲曾流寓武夷地区，在一段时期里融入武夷诗人群体之中。刘子翚与李处权、张嵲交往比较密切。

李处权，字巽伯，号崧庵惰夫，洛阳人，南渡后定居溧阳。他是大理少卿李传正的仲子，曾向奉韩愈诗论为圭臬的段处厚学诗，政和、宣和年间与陈恬、朱敦儒以诗名世。绍兴十四年以后，覃思吟咏，诗法益老，诗歌风格与少作不同。李处权生平未获显仕，辗转各地为幕僚，以诗游士大夫间，得到陈恬、汪藻、张嵲、刘子翚等极力推称。著作自编为《崧庵集》，四库馆臣称其“五言清脱浏亮，略似张耒；七言爽健伉浪，可拟陈与义。在当时，实一作手”[27]。建炎年间，李处权避乱南徙，后应刘子翚等邀请寄居崇安僧舍，并有终老闽地的打算，其《士特倒用韵作元日奉和》云：“穷途依二阮，遂欲老于闽。”[44]卷4刘子翚《同翁士特李似表谒巽伯少卿因作醉歌》有云：“巽卿自洛始迁闽，寄食僧房仍密迩。盍簪雅好有新旧，倾盖高情无彼此。酣歌掷剑悲群公，胡为局促荒山中。曲肱放浪虽所乐，乐此亦知吾道穷。自闻胡马再南牧，九州何地无兵戎。世衰成败不以正，奸宄得意为英雄。儒生守经昧时变，愤切气欲摩苍穹。斯言拨弃勿复理，把酒论诗差可喜。”[29]卷13从“倾盖高情无彼此”一句可知这首诗写于他们相识之初。身处胡马南牧、遍地兵戎的衰世，刘子翚和李处权首先是在时世政治的看法上发生共鸣，其次是在诗歌宗尚上有不少相同之处。李处权对六朝清韵的赏爱正投刘子翚所好，故尔当他们的话题从“时变”转向文学时，能够“把酒论诗差可喜”。李处权对刘子翚的诗才极为称赏，如《次韵刘彦冲醉歌》云：“闽中此地称多贤，招我作邻密且迩。二子人物夙所慕，倾盖忘形到汝尔。刘郎能诗出世家，胜韵那知集于此。……怜君咳唾是珠玑，照眼陆离光棐几。”[44]卷3又如《和彦冲同原仲过交溪桥头》曰：“不识交溪路，诗来锦绣重。”[44]卷4

“理学三先生”中除刘子翚外，刘勉之和胡宪的诗作大多已散佚。刘勉之，字致中，号白水，又号草堂，崇安五夫里白水人。李处权《简刘致中兄弟》曰：“祖笔摩空有赋声，《长杨》《羽猎》旧齐名。颇推门第多人物，故作楼居远世情。我辈一生悲短褐，君家五字倚长城。武陵欲借渔舟便，春水桃花不计程。”[44]卷5以此看来，刘勉之的家学是辞赋，而本人擅长五言诗，汉赋的繁丽和五言的简古相结合而趋向五古。李处权诗末又将入白水探访刘勉之兄弟比作赴桃花源，这是暗示刘勉之兄弟对陶渊明人格和诗风的宗尚。生活上倾慕陶潜，诗歌创作方面取法陶诗，工于五古，这是武夷理学诗人的群体特征，正如胡寅《和彦冲》所云：“人境俱寄陶，陋巷同乐颜。”[17]卷1872，p20942-20943李处权本人诗中也大量运用有关陶渊明的典故。当时，李处权和武夷地区的诗人唱和很多，其《奉怀养源士特似表》一诗留下了他们举行诗社的记载：“一坐关山百念灰，德邻诗社许徘徊。”[44]卷5

李处权《崧庵集》与刘子翚《屏山集》一样，是儒佛共处的空间。就个人信仰而言，李处权把道教养生术和道家学术划在了思想的合理性边界之外，《次韵约之秋怀》云：“神仙那可求，姑欲学不老。去去人世间，高步撷瑶草。”[44]卷1在否定仙术的有效性同时，又表示要“学不老”“撷瑶草”，可能会被人误解为他对道教养生术有兴趣，其实不过是以此表现超脱人世的姿态。李处权《赠高老》显示了他对道家不以为然的态度：“熊经非我事，讵以胎息论。蒙庄岂达者，区区说鹏鲲。何如柳下惠，坐令薄夫敦。”[44]卷2他否定老庄是达者，认为老庄的非理性主义的陈述远不及柳下惠的道德感召力。其《陪林茂南游上清宫分韵得落字》曰：“百年梦一觉，无事且行乐。何必寻方外，而求不死药。……惜无羽客琴，一洗尘土恶。”[44]卷1他体验到生命的短暂性，但并不为此而悲观，也不认为有求仙、求不死药的必要。不过，他以诗人的审美眼光把羽客道流看作世外高士，觉得羽客的清泠琴声可以一洗身上所熏染的尘世污垢。李处权虽不像居士禅中的核心人物那样在栖心禅寂中“期于彻证”，但他在与僧侣的激扬唱酬中，也表现出对谈佛味禅的浓厚兴趣，其《右司公致书显上人，并遗楮衾，诗以赞之，并简都公》言：“而我在家僧，业习尽锄刬。”[44]卷1完全是居士的口吻。李处权身处看话禅和默照禅影响广被的时代，其诗学观念受到禅学的浸润，《戏赠巽老》一诗表明了他学诗的不二法门：“学诗如学佛，教外有别传。室中要自悟，心地方廓然。悟了更须坐，壁下三十年。他时一瓣香，未可孤老禅。”[44]卷2宋人好以禅喻诗，尤以江西诗派中人为甚，这和宋代江西禅风大盛颇有关系。李处权这首诗和韩驹的《赠赵伯鱼》、曾几的《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相似，表现的是江西诗派从“学”到“悟”的文学修养过程。“室中要自悟，心地方廓然”源自大慧宗杲的“自悟”说和“妙悟”说，“悟了更须坐，壁下三十年”是借大乘壁观法门为喻，说明学诗要自悟自证，使心灵廓然无碍。因为开悟只是一个阶段，不是终点，所以悟入之后更须有长期不断的锻炼功夫，使悟的层次不断提高。悟后仍须修行的主张是佛教的传统观念，大慧宗杲曾引《楞严经》“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资渐修，因次第尽”向李邴说明这个道理[45]答李参政第一书，p73-74。

李处权的诗歌创作属于典型的江西诗派的苦吟方式，其《崧庵集自序》说：“昔人所谓‘目瞑知深搜，吻动觉苦思’，与夫钩章棘句、月锻季炼者，自谓有焉。”[44]卷首另一方面，李处权“既不敢堕先君之训，又不敢负段丈之教”[44]崧庵集自序，宋人集本：卷首，始终不忘早年宗《诗》学韩的道路，其《家君为张丈明叔、段丈处厚作诗集序，小子赞之》曰：“二老学而穷，超然以诗鸣。雍容三百篇，一一韶与韺。”[44]卷2这种源自《诗经》的诗学论纲，与理学家轨辙相同。李处权的父亲李传正曾入二程之门，李处权《潜心斋》有云：“尼父百世师，道妙圣且神。天将为木铎，故未丧斯文。贤哉颜氏子，至乐忘其贫。语之而不惰，好学无与伦。孟子养浩然，卓尔踵后尘。万钟与千乘，不肯易其身。茫茫自圣哲，六籍经几秦。末学更多岐，学海无问津。伊川二先生，身修道愈振。当年从之游，不减洙泗滨。至今士气盛，亦复民风淳。……而我先君子，实预绛帐宾。我亦闻绪余，往往书诸绅。多言反成蔽，目击道乃存。”[44]卷1诗中吟诵的儒学道统，如同刘子翚《圣传论》的简化版。李处权的季舅是二程的入室弟子，李处权《哭驾部舅》曰：“伊川有夫子，四海尊学术。燕申乡里化，语默世不识。公时立高弟，见独蚤入室。”[44]卷2李处权还有一个侄儿是李侗的女婿，其《送庾侄亲迎延平李先生处》云：“妇翁传道世大儒，习俗再使淳古初。稔知贤舅继家学，子如从之师有余。归来阿叔待审订，义路礼门从广居。”[44]卷3家族的理学背景使他在与武夷士人的交往中常有名理之谈。李处权在五十岁前后还钻研过一阵易学，其《次韵元章黄冈春雪督二侄诗课》云：“我年及学易，方究大小畜。”[44]卷2这为他与刘子翚等易学家增添了共同的话题。

李处权对段处厚的师教守之弥谨，视韩愈为文坛的百代楷模，其《谢王敦玉惠双兔》曰：“卓哉昌黎公，毫端跨百代。”[44]卷1《崧庵集》中的学韩体延续的是盛宋时期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所倡导或实践的以文为诗的宗风，如《题无疵庵》诗曰：“身无累则佚，心无营故乐。舍外而取内，此味初不薄。”[44]卷1《潜心斋》曰：“古之学为己，今之学为人。”[44]卷1《江郎峰》曰：“如冠剑大臣，廷诤而出位。”[44]卷2《岁晚诸君送酒赋长歌以谢之》曰：“我有经纶天下之大志，陶冶万物之雄心。”[44]卷3宗《诗》学韩，使李处权的诗呈现出尚理特质和理学气味。

流寓武夷的另一位江西派诗人张嵲与武夷理学诗人关系更为密切。张嵲，字巨山，襄阳光化人。宣和三年(1121)上舍选中第，调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法参军。绍兴十年，守起居舍人，兼侍讲。擢中书舍人，升实录院同修撰。十一年，被右正言万俟卨劾罢。不久，起知衢州。绍兴十八年，朱熹路经衢州，曾拜访张嵲并见到李处权，《书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后》曰：“余年十八九时，邂逅李卿于衢守张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时名胜，挥麈论文，意象超逸，令人倾竦。”[46]卷7，p5516同年，张嵲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时方修好息兵，朝廷讲稽古礼文之事，嵲献《绍兴中兴复古诗》以希进用。上将召用，会疽发背卒，年五十三”[32]卷376，p13140。在《绍兴中兴上复古诗并序》等诗文中，张嵲谄谀秦桧为“贤圣之佐”。当秦桧位居丞相总领百官时，满朝文武官员对他歌功颂德，无所不至，不仅著名的主战派人士李弥逊有《贺秦丞相启》，就连刘子翚也有《代贺秦太师启》。在歌功颂德的声音成为文学主流时，他如张元干、张孝祥、胡寅、范成大、朱熹等也翕然从风，写出颂赞秦桧的违心之作[5]405-463。

张嵲是与默照禅和看话禅渊源很深的士大夫，他与宗杲的大弟子开善道谦关系最为密切。据刘子翚《寄巨山》诗中所言，张嵲似乎实践过《楞严经》圆通法门中的“观鼻端白”法，刘诗云：“故人浮家檇李傍，为爱修竹分僧房。霏霏玉尘梦千里，剡剡银钩书数行。极知神潜鼻端白，只恐喜动眉间黄。烟波莫久费吟笔，好绘日月增天光。”[29]卷19这个“观鼻端白”法也是坐禅的一种法门，朱熹《调息箴》对“观鼻端白”法的妙用形容曲至。张嵲的师友渊源首推陈与义，张嵲是陈与义的表侄，少年时曾从陈与义受学，其《将至临安途中偶成呈表叔陈给事去非》曰：“末契托外亲，夙昔承顾盼。邓鄙听论诗，房陵共遭乱。”[47]卷2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曰：“公尤邃于诗，体物寓兴，清邃超特，纡徐闳肆，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公之母与某同六世祖，视之为叔祖姑。顷公寓居汉上，某从公游，质问诗文利病。”[47]卷35《赠陈符宝去非》曰：“大雅久不作，此风日萧条。纷纷世上儿，啁啾乱鸣蜩。唯公妙句法，字字陵风骚。如鼓清庙弦，听者无淫滔。癯瘦藏具美，和平蓄余豪。思苦理自寄，志深言益高。顾我吟风苦，知公心力劳。世无杜陵老，谁知何水曹。柳韦傥可作，论诗应定交。”[47]卷4最后两句并非泛泛的赞誉之辞，而是张嵲对自己诗歌宗尚的表白。张嵲的诗歌创作受陈与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自顺阳至均房道五首用陈符宝去非韵》等诗正是他学陈与义的佐证。

文学史上的“诗派”许多是因为地域、交游和传承的关系而被后人归纳为诗派的，从张嵲的诗学渊源上将其划归江西诗派有其合理性，但张嵲诗歌的总体风格与江西诗派有区别，朱熹早就看出这一点，其《答巩仲至》曰：“张巨山乃学魏晋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诗闲澹高远，恐亦未可谓不深于诗者也。”[23]卷64，p3335《紫微集》中的《拟苏少卿寄内》等诗即是学魏晋六朝的痕迹。朱熹对张嵲诗歌风格的概括并不是一家之见，四库馆臣谓张嵲之诗“大抵绝句清和婉约，较胜与义。其他虽未能遽相方驾，而气体高朗，颇足以自名一家”[47]卷首。所谓“清和婉约”“气体高朗”和“闲淡高远”都是用来描述清淡诗风的词语，张嵲的审美趣味还渗透到其他艺术形式之中，朱熹《跋张巨山帖》：“近世之为词章字画者，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萧散澹然绝尘如张公者，殆绝无而仅有也。”[23]卷81，p4201宗尚魏晋六朝，这是杨时、刘子翚、朱松、朱熹等武夷理学诗人的共同趣向。

江西派诗人与武夷理学诗人之群体关系的形成有其政治背景，以共同的政治命运为纽带。张嵲与刘子翚交游是因为他和刘子羽的关系，刘子羽曾把张嵲推荐给川陕宣抚使张浚，张浚辟张嵲为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建炎五年(1131)春，张嵲献书朝廷请求追究张浚在富平之役中的责任，由此得罪张浚。次年，他请求刘子羽“为丞相委曲一言，使钧意释然，庶几稍敢仕进，求斗升之禄以养老母，得不失所于异乡”[47]卷26。张嵲在“以宾客之末游宝学公之门”[47]卷6：刘忠显挽词序时，为刘子羽代写过不少应用文，其《代刘宝学谢表》《代刘宝学彦修谢安置表》《代刘待制辞免除宝文阁直学士状》都收在《紫微集》中。

杨时、刘子翚、朱松等人是陶诗范式的继承者，杨时说：“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6]卷10，语录《宋诗钞》称刘子翚诗：“五言幽淡卓炼，及陶谢之胜，而无康乐繁缛细涩之态。”[38]朱熹《与程允夫书》云：“某闻先师屏翁及诸大人先生皆言：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冲澹萧散之趣，不免于尘埃局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诗，亦不可以不熟读。近世诗人，如陈简斋，绝佳，吴兴有本可致也。张巨山愈冲澹，但世不甚喜耳，后旬当录寄一读。”[48]卷69张嵲的偶像诗人是柳宗元和韦应物，其《九日三首》说“远怀韦苏州”[47]卷2，《何子应金华书院寄题》又称“平生子何子，自赞如柳州”[47]卷3，这既是说何子应，也是张嵲的夫子自道，《紫微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诗人是柳宗元。张嵲进柳而退陶的原因可以从其《读梅圣俞诗》一文约略窥见端倪，他说：“圣俞以诗鸣本朝，欧阳永叔尤推尊之。余读之数过，不敢妄肆讥评，至反覆味之，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余。然其淡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意，盖有愧古人矣。至于五言律诗特精，真有大历诸公之骚雅云。”[47]卷26历史上确有诗评家认为陶诗存在“淡而少味”之病，张嵲亦复如此，而柳宗元诗的雄健峻洁、迥拔流俗，显然更合他的口味。从张嵲的诗学宗尚和诗歌风格来看，他与刘子翚、朱松等基本上同属一派。张嵲曾寄迹闽山寺庙读书学诗，与刘子翚、朱松等唱酬，刘子翚《绝句送巨山二首》其一云：“二年寄迹闽山寺，一笑翻然向浙江。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29]卷18刘子翚《有怀十首》其一也是为怀念张嵲而作，此诗写于张嵲任中书舍人时期，诗云：“青钱学士妙文章，便合含毫侍帝傍。寂寂闽山余旧隐，忆君时到读书堂。”[29]卷18在宋代普遍崇文的社会氛围中，士子读书较唐代文人更为勤勉，“读书窗”“读书堂”的意象总是给人以特有的亲切感。从以上诸诗可以看出刘子翚和张嵲情谊甚笃。张嵲与朱松是馆阁同僚，也是知交，朱松临终前曾向张嵲托孤，张嵲《祭朱乔年文》说到此事：“琅琅哀音，以托其嗣。虽微子命，我敢不义？”[47]卷36有此种种机缘，把张嵲划入武夷诗人群体是合适的。朱松、张嵲、李处权等流寓诗人在武夷地区活动，给武夷诗人群体增添了活力，也使得这个群体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松散流动的特点。这个群体是朱熹诗学的渊源所自，刘子翚、朱松和张嵲的诗学及诗作都深刻地影响了朱熹的诗歌创作道路。束景南在《朱熹年谱长编》按语中指出：“朱熹少时于当代诗人中最重张嵲而学之，以为嵲诗学魏、晋，有陶、谢之风，超拔于江西诗派之上……朱熹诗风全似张嵲。”[49]朱熹教人作诗，也主张从张嵲入手。

三、结 语

江西诗派中人无论出入庙堂之间还是身居江湖之上，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心于法度格律，而不是反映现实政治，轻外物而内自重，诗歌中的避世倾向比较明显。武夷理学诗人早年普遍有着高昂的政治热情、经世致用的才略，论政论兵，俱见卓识，但一旦在权力的角斗场上遭到打击，往往从庙堂转向山林，化狷急豪迈之风而为淡泊自甘之格，朱松之“佩韦”、 刘子翚之“主静观复”[23]卷85，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p4373即为显例。就出处倾向而言，这两派诗人可谓殊途同归。江西诗派好议论，关注道德的皈依与智慧的观照，黄庭坚的诗就流露出强烈的理性与感性综合的主体意识[8]72-74。江西诗派的骨干成员吕本中、谢逸、曾几等本身就是理学家，“江西诗派正是依倚着逐渐成为宋学主流的理学的肯定与宣扬而得以大规模地占据诗坛，并使北宋以后的理学逐渐带有了诗意化和文人化特点”[50]。理学诗人更是李梦阳《缶音序》所称“宋人主理”的代表。从诗学渊源来看，两派诗人都沿袭宋调，都继承了元祐诗歌传统，又转而寻求其他诗歌资源[51]。在典范选择上，一般说来，江西诗派宗杜，武夷理学诗人宗陶，但在与武夷理学诗人有交集的那部分江西派诗人中，“实祖渊明”的倾向比较明显。在杂以儒佛、诗禅交流方面，两派诗人也是波澜无二。就运思方式而言，江西诗派常苦吟，好锤炼，词严而意新，而武夷诗人多逸兴，喜放咏，刘子翚就常以风雨、溪泉、星月等意象比喻诗思之劲捷明朗。比较起来，武夷理学诗人作诗技巧圆熟，思隽味永，但创新意识和魄力有所不足，对后来诗歌的影响不及江西诗派。

在江西诗派确立了话语支配权的宋代诗坛上，武夷理学诗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关于“句法”“章法”“活法”“不俗”“体制”等诗学概念的影响，不少诗作打上了江西诗派的印记。在与江西诗人的互动中，武夷理学诗人摒弃了道学腐气，诗歌中的理学成分和文体互涉的现象较少。因此，他们能以自然清秀的诗风创立理学诗派中的清雅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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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18/j.cnki.xdsk.2018.01.015

2017-05-23

王利民，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理学诗人论稿”(07FZW003)，项目负责人：王利民。

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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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841(2018)01-0136-12

责任编辑 韩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