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开 运，邢 文 海

(1.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2.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伊朗是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陆桥，南北两面都是濒海地区，海洋安全对于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里海地区，伊朗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陆海相邻；在南面波斯湾地区，伊朗与域内国家之间关系复杂、矛盾丛生；这客观上要求伊朗必须重视海洋问题，针对地区形势制定出适应国情的海洋安全战略。当前，伊朗的海洋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是仍面临着诸多威胁与困境。2016年1月，沙特处决了著名什叶派教士奈米尔，这一事件引起了伊朗国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伊朗与海湾多国相继断交，使波斯湾局势再度紧张。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抨击奥巴马任内达成的伊核问题协议。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签发了针对伊朗等国的“旅行禁令”，而伊朗则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并试射新型防御性武器。与此同时，伊朗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探索与周边国家建立有效的海陆运输协调机制方面做出了成效。2016年，《伊朗、阿曼、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关于建立国际运输和过境运输走廊的协议》正式生效。根据协议，四个成员国将在中亚—波斯湾港口—阿曼海之间共同合作建立稳定的运输通道，该运输走廊海上部分由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尔港通过海上航线与阿曼港口相连[1]。由此看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有其成熟而自信的战略筹划。

伊朗波斯湾战略长期以来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影响，是伊朗结合自身地缘优势、历史、文化、外交、军事、经济、生态等方面所确立的复合型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波斯湾对于伊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波斯湾在历史上属于伊朗历代帝国的内湖，成为其悠久历史的见证。第二，在波斯湾的海域、海岛和海岸上都有着具有波斯文化内涵的地名和文化传承，波斯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都有所涉猎，波斯湾因此深深打上波斯文化的烙印。第三，波斯湾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是伊朗进入海洋、实现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战略通道，也是世界各国进入伊朗高原，进而深入欧亚内陆的交通枢纽。波斯湾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关注的重点区域。第四，波斯湾是伊朗油气资源储藏、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区域，对于伊朗的国民经济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与此伴随的是，波斯湾的航运业和跨越波斯湾的航空业，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通道，事关伊朗的海洋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第五，波斯湾是伊朗海军和陆军重点布防的战略区域，是伊朗国防安全的首要屏障。第六，波斯湾是伊朗重要的海产品基地，同时也是伊朗与周边国家旅游休闲胜地。第七，随着波斯湾沿岸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日益深入，波斯湾海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对伊朗也至关重要。由于多重的战略价值，波斯湾因此成为伊朗与域内七个国家和域外大国交往的战略平台，伊朗在这一地区一直发挥着地区大国的影响力，承担着地区大国责任与担当。

中外学者多从伊朗与波斯湾七国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特别重视探究在波斯湾海域伊朗与美国以及沿岸各国存在的激烈竞争与微妙的合作关系[2-4]。本文从海洋意识、海洋权益、海洋安全战略的角度进一步梳理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演变过程，概括伊朗波斯湾战略的内涵，总结其波斯湾战略的特点，并试图探索伊朗波斯湾战略与中国南海战略的同构性特点，以期对中国南海战略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伊朗波斯湾战略的历史沿革

伊朗北接里海，南临波斯湾，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经略海洋的历史。相对伊朗高原荒凉的腹地，波斯湾沿岸地区能源工业发达，是伊朗航运、经济和贸易生死攸关的战略区域，波斯湾因此成为伊朗的国防屏障和战略通道。根据德国学者美涅克(A.Meineke)的研究，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游历过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古希腊地理学家赫克特斯(Hecataeus)首次把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的这片水域命名为“波斯湾”[5]。古波斯帝国统治者征召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组成自己的航海队伍，开辟了从波斯湾到红海的航道，开展从印度河南下，横穿整个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伊朗人据此形成了初步的海洋国土意识，将波斯湾视为内湖，开始重视波斯湾的战略价值。大流士一世时，派人调查波斯湾沿岸的情况，并在帝国境内修筑驿道、开凿连接红海和尼罗河的大运河、探寻海路，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得波斯同印度、希腊、埃及之间的贸易繁荣一时，并在帝国西部建立了很多商业城市[6]147-148。可见伊朗对波斯湾的经营与控制可以追溯到2 500年以前，波斯湾因此打上深深的伊朗文化烙印和历史烙印。

安息帝国时期(公元前238年-226年)，波斯人继续开展波斯湾与印度西海岸和地中海的贸易活动。3世纪，萨珊王朝(226年-651年)阿德什尔国王击退了阿拉伯部落的扰袭，恢复了对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派军进入巴林，让其子沙普尔一世代为摄政。胡斯洛一世在位时期，萨珊王朝国力达到顶峰，他改革内政的同时积极扩张，执行垄断丝绸贸易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庭和突厥人的战争。在晚年胡斯洛一世亲征拜占庭和阿美尼亚的同时，还派军征服了波斯湾对岸的阿拉伯地区，将也门置于伊朗的版图之内，成为边地一省。伊朗借此一度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使拜占庭联合红海西岸的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希米亚尔王国抵制伊朗垄断丝绸贸易的企图宣告破产。为了防御游牧部落对丝绸之路的侵袭，他下令重修了达尔班德的边墙直至里海海滨，长度达7法尔赛赫，约42英里[7]150。波斯湾和里海共同构建了萨珊王朝南北两道安全屏障。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651年，阿拉伯人消灭萨珊帝国，建立阿拉伯帝国，新帝国的统治者吸纳波斯水手，学习继承波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书写着世界航海史上的传奇故事。

1507年，葡萄牙殖民者进入波斯湾。由于当时萨法维王朝没有海军，伊朗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多处岛屿和海湾沿岸城市。葡萄牙人在此期间以强大的海军作为实力后盾，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海路，独霸了波斯湾乃至印度洋，几乎垄断了波斯湾地区的商业贸易，以东半球绝对统治者自居。[8]17-18伊朗由于既需要抵御东部游牧部落侵袭的同时，又持续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根本无暇对付葡萄牙殖民者的侵袭。葡萄牙殖民者在控制地区内压迫、虐待伊朗商人和居民，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扼守相关港口及其附近水域。随后，阿拔斯国王即位后锐意革新，他认识到旧军队已经无法适应当时国家防御的需要，按照西方的军事理论训练正规军，使萨法维王朝国力日益强盛。1622年，英国舰队同伊朗军队合作将葡萄牙殖民者逐出波斯湾地区，葡萄牙人占领的岛屿与城市也都摆脱了严酷的殖民统治，重新归于伊朗的管辖之下。伊朗借助域外国家的全球战略与自身的地区战略相契合的历史时机，实现了对波斯湾沿岸地区的有效管辖。18世纪以后，随着伊朗国力的再度衰弱，英国逐渐成为了波斯湾的主导力量。1787年，伊朗更是失去了对巴林的控制，信仰瓦哈比派阿拉伯人基本控制了波斯湾的南岸地区，英国则在随后控制了巴林等地。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纳赛尔丁国王不顾险阻尝试推动现代化改革，建立现代化海军，但仍是无疾而终。

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伊朗，还无法制定出独立自主的波斯湾战略，只能被动因应列强的海洋霸权对伊朗的挑战。与此同时，沙俄和英国分别在里海、波斯湾对伊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挤压伊朗的海洋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海疆危机。1813年，伊朗与沙皇俄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古利斯坦条约》。条约的签订使伊朗失去了在里海的航行自由，俄国独享里海的军舰航行权[9]218-219。1819年，英国以镇压海峡海盗为名进入波斯湾，伊朗与英国签署协议，规定一旦伊朗无法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大英帝国有权维护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1851年的《英伊条约》让英国在海湾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波斯湾的“地区警察”。自此英国有权稽查过往商船，维护英国在海湾的地区利益，殖民主义的海洋霸权初步在海湾确立。英国随后为加强对伊朗的政治、经济控制，与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意图巩固英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10]。俄国发展里海航运不仅使英国失去了伊朗北部的市场，也击垮了伊朗里海航运业。而英国则在波斯湾航运业形成了强势垄断，伊朗船舶也因此逐渐在波斯湾航运业中失去了一席之地。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英国更加重视波斯湾沿岸的贸易利益。英国以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和布什尔港作为贸易基地，采用最新的蒸汽轮船技术开通了直达巴格达的航运。英国认为，波斯湾是进入伊朗中部和东部便捷的商务通道。英国随时监视着俄国与伊朗里海沿岸的贸易情况，与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谋求在波斯湾地区的经济利益[11]137-138。对于航运等交通运输的控制和贸易监视，进一步促进了列强对伊朗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对伊朗政治与经济的强大影响力。

19世纪，在伊朗逐渐形成了英俄两强相争的局面，一方面两强分别从里海和波斯湾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海洋话语权，另一方面英俄在伊朗的博弈取得了相对平衡，伊朗也因此避免了被吞并和殖民的历史命运。强敌伺于榻下，使部分伊朗统治者意识到了改革旧制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必须对英俄强势的海洋战略作出回应。纳赛尔丁国王在位时期，希望引进第三国势力来削弱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恺加王朝后期，纳赛尔丁国王的两次改革没有扭转伊朗在波斯湾的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受英俄共同支配的局面并没有因为德国在波斯湾的竞争而改变，伊朗依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海洋战略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化为积极主动地经略波斯湾地区。20世纪，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断凸显，但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也就使得域外大国政治博弈的阴霾从未消散。伊朗的海洋战略与这些国家的中东政策相向而行，扩大了地区影响力，获得并巩固了切实的国家利益。巴列维国王从战略上并没有要控制海湾国家的意图，主要是希望这些国家承认伊朗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为了显示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对这些国家没有构成威胁，伊朗逐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在1958年伊拉克政变之后，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关系普遍得到改善，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从而缓和了教派和民族的历史恩怨[12]352。20世纪60年代之后，伊朗分别与科威特、沙特、卡塔尔划定了大陆架边界，解决了领土划界的争端。之后，伊朗还同巴林、阿曼、阿联酋解决了大陆架争端。加强波斯湾地区双边关系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是伊朗波斯湾战略的重要一环。总的来说，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伊朗希望与美苏等大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同时，拥有捍卫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领导地位，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一道共同构建地区安全体系，维持波斯湾的地区自主性。显然，这一主张在波斯湾地区孤立了伊拉克，也加剧了两伊之间本已存在的一系列矛盾。

20世纪6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下，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国内全力巩固自身的权力，其波斯湾战略目标就是摆脱波斯湾的域外国家的干涉，实现伊朗在区域内的独立自主。这一战略实质上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具有相似性。1968年1月，英国宣称要在1971年底将军事力量撤出波斯湾地区，伊朗计划依靠自身国力逐渐成为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13]11。巴列维王朝时期，波斯湾成为伊朗海上经济生命线，伊朗通过积极合作维系同海湾邻国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对抗和冲突，保护本国石油资源和设施的安全，维护波斯湾地区的航行自由。正是在海洋认知的基础上，伊朗开始大规模购进美国军事装备，建设现代化的海军，确保伊朗波斯湾战略目标的实现。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也就标志着伊朗得以在海湾地区重新主导地区性事务。尼克松主义的提出，以及在之后形成的“双柱战略”，也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此之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核心就是争取伊朗在波斯湾的利益与维护波斯湾的地区稳定，直接体现在波斯湾三岛的归属问题上[14]。

两伊战争的导火索是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从本质上讲，这应当是两伊在波斯湾海权争夺的延续。20世纪70年代，随着两伊综合国力的提高，两国都有意在维护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局势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两伊在海湾安全体系的构建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分歧。伊拉克主张所有海湾国家共同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共同反对任何对自由航行的限制。此外，伊拉克反对建立地区军事联盟、缔结军事条约、成立区域性的多边防卫组织的行为，力主强化双边关系、弱化多边合作。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主张针对商船实行“有序通行”的原则，在所有海湾国家一致同意之下，针对军舰实行“无害通过”原则。《阿尔及尔协议》签署以后，一度缓和了两伊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无法解决两国在波斯湾日益凸显的根本性矛盾。两伊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双方也有意尝试建立利益共同体、提升双边关系[15]134-139。但在历史恩怨加上双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的背景下，两国对于波斯湾的海洋认识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也使得双方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大相径庭，从而使得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伊拉克的国家意图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并不明确，甚至出现了多种政策取向，官方渠道的信息多元化、复杂化使得波斯湾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战略意图出现了某种程度地误判和提防。两伊战争期间，极端的战争环境客观上使得输出革命的主张成为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战略意图。尽管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十年间，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相互作用，甚至过分强调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但总体而言，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中，国家独立自主、领土完整以及伊朗在波斯湾的领导地位等一系列主张与巴列维王朝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历史延续性，也呈现出了差异性、阶段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新时期伊朗对外交往的宗教色彩与务实的战略调整。八年的两伊战争是两国波斯湾战略中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16]27-28。交战双方为了实现主导海湾地区这一长远目标，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依然延续战争，甚至将战争国际化，为此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丧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警醒。

二、伊朗波斯湾战略与域内国际关系

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诸国在教派上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在语言上分为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在政治体制分为世俗共和制、神权共和制、世俗君主制和神权君主制，在国际观上分为保守主义与扩张主义，这些巨大的差异和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千年恩怨，从根本上决定了伊朗无法在共同观念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与波斯湾国家建立持久的联盟关系。在伊朗的国家定位上，一方面以国家辉煌的历史荣耀为傲，另一方面在地区交往中缺乏安全感，甚至一度陷入了孤立主义、革命理想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战略误区之中[17]。在历经两伊战争和伊核问题的冲击之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更具理性、务实。而国家战略意图与现实处境的差异性、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实用主义倾向之间的摇摆不定也构成了当代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显著特征[18]60-62。但总体来说，伊朗波斯湾战略是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和捍卫伊朗的国家利益所共同决定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适应变化，在互动中寻求两者的平衡。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多重因素影响和作用之下不断变化和调整的。从1979年至今，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历经了意识形态为主到国家利益为主的演变过程。但与此同时，伊朗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指导，而是以什叶派为纽带推行宗教地缘战略。因此，当代伊朗波斯湾战略中意识形态仍是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为什叶派盟主的意识形态。在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伊朗与波斯湾国家的关系总体上较为和睦。尽管海湾国家对革命形势感到不安，但是仍持欢迎态度；新建立的伊斯兰政府也表示希望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不仅如此，临时政府声称致力于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明确表示波斯湾是世界最为敏感地区之一，也是事关伊朗国家安全的战略通道，包括伊朗在内的海湾国家，西方和日本都不会容忍任何域外国家的干涉。霍梅尼也表示，新政府将会尽快确保稳定局势，不会让波斯湾国家对伊朗感到忧虑；伊朗无意扮演海湾宪兵的角色，希望与波斯湾国家睦邻友好，并不打算向这些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19]64-65。这一系列举动让波斯湾国家普遍接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新成立的政府，并且认为这是伊朗人民自己的选择，新的政府会更愿意与波斯湾邻国进行合作以抵抗苏联的渗透和侵略，预防域外大国的干预。但由于革命胜利的初期，伊朗各派忙于内斗，政治主张纷繁复杂，短时间内无暇顾及波斯湾事务。由于缺乏明确的、具体的因应对策以保持与波斯湾国家的良好关系，伊拉克趁机游说波斯湾各国孤立伊朗，联合起来反对伊朗[20]335-337。这就导致了伊朗无法打消波斯湾国家的疑虑，使得在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伊朗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两伊战争期间，特别是1984年之后伊朗越来越意识到波斯湾国家支持的重要性，煽动性的革命政策导致了与波斯湾国家关系疏远。战争的持续不断迫使伊朗认识到国家利益必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必须要积极地和波斯湾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外部势力对地区事务的干预[21]69-77。自此之后，波斯湾战略被置于伊朗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虽然伊朗在战争中拒绝和解，但并没有放弃与波斯湾国家改善双边关系、保持对话的姿态和意愿。不过随着战争国际化以及1987年的麦加朝觐事件，使得伊朗改善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更为主动并且积极地同波斯湾国家修复双边关系，重点放在了石油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上。海湾合作委员会也对此积极地回应，随后伊朗与波斯湾国家相继改善了双边关系。在1989年伊朗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都必须是伊朗人，并且提高了国家部门的地位并扩大了总统的权力[22]102。伊朗政府将国家重建和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视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并且强调确保波斯湾地区的稳定，致力于将伊朗建设成为波斯湾地区的领导力量，确保世界原油市场的稳定供应。1990年，伊朗外交部坦言：“波斯湾是我们的后院，波斯湾的安全涉及到我们的根本利益。这种定位已经延续数百年之久，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前、在今天、甚至在未来都绝不会改变。”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卡拉奇也同样论述了波斯湾的安全对伊朗的重要性[18]150-151。这凸显出在两伊战争之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次序；而波斯湾战略中涉及到国家安全、石油利益和与波斯湾国家改善双边关系等一系列关乎伊朗国家利益的政策成为了对外交往的着力点和立足点[23]1-3。这也与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存在着相似性。但与此同时，与之前的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异。伊朗当前的对外政策强调真正持续永久的和平是建立在公正与正义的基础之上的，唯有人民才能拥有决定历史命运的权力，因此伊朗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意愿。自两伊战争结束以后至今，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具有延续性，是基于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原则指导下的地区战略布局[24]237-245。伊朗积极同波斯湾地区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不再以革命宣传威胁他国的安全利益，转而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希望波斯湾国家同伊朗一道反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综合来讲，伊朗波斯湾战略是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所共同影响的，尤其是针对波斯湾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其双重性尤为显著。从根源上看，这与伊朗当前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更注重于务实交往，并没有在波斯湾地区实际推行输出革命的策略，而客观上却迫使海湾国家注重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并限制世俗主义，回归伊斯兰主义。

针对波斯湾不同的地区问题，这种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因素双重影响的具体政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在涉及麦加朝觐等一系列宗教问题上，意识形态在服务国家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伊朗与沙特在宗教地缘战略上的博弈与抗衡；这也是伊朗与沙特等传统逊尼派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反复的原因之一。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麦加朝觐事件的影响，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一度陷入了低点。海湾战争的爆发又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但在90年代，伊朗与沙特依然因为朝觐的事宜而出现国家间关系的紧张。2016年年初，两国由于宗教问题而关系破裂，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这一事件存在某些必然的因素。首先，就波斯湾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两国“因利而和”。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符合彼此的利益，而地区安全更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这也是经历多次外交危机之后，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重要原因。其次，就伊斯兰世界这一范围而言，两国“因位而争”。为了捍卫教派的意识形态、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两国难免会在涉及宗教问题上存在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情况下两国仍会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共同发展双边关系和应对波斯湾地区的国际事务。归根结底，伊朗与沙特是争是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宗教地缘战略的实际需要。

伊朗在处理与波斯湾邻国的关系时，尤其是触及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应对更为符合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从“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逐步形成了“既要南方，也要北方”的政策取向，应用到波斯湾地区，主要体现在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安全合作上展现的积极姿态[18]116。一方面从坚决反对域外国家干涉波斯湾地区事务转向提防、容忍这些国家在波斯湾的行动；另一方面，妥善处理波斯湾三岛问题、地区教派冲突等问题，以寻求同海合会六国保持多边对话和双边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坚决主张维护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统一，通过多元民主的选举制度实行联邦制，主张由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掌握中央政权，北部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统一的国家内实现自治，让伊拉克成为一个与伊朗关系密切、和平民主稳定的邻国。伊朗意在通过在伊拉克的影响来减轻美国和以色列对其形成的国际压力。由此可见，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采取理性、谨慎的现实主义政策[25]430-435。

在历经实践检验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不断地完善。海湾八国同为伊斯兰国家，在诸多差异之外也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认知。尽管2016年伊朗与海湾一些国家关系出现了裂痕，历史恩怨、教派矛盾与石油利益的直接冲突使得双方敌意仍难以消弭；但是波斯湾地区合作仍存在着较为深厚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在未来，波斯湾地区的合作与友好必定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针对处理与波斯湾国家的关系，伊朗主张首先是建立战略互信，尤其是要与沙特和伊拉克保持良性的关系。在与波斯湾国家建立互信的基础上，第一，展开广泛且必要的双边对话；第二，发展双边经贸联系，共同打击贩毒、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26]289；第三，加强与波斯湾地区国家的科技和文化交流；第四，限制波斯湾地区各国的军力，不搞军备竞赛；第五，加强环保合作，共同保护波斯湾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波斯湾地区的全方位合作，海湾国家自然会实现波斯湾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三、伊朗波斯湾战略与域外国际关系

保持波斯湾水域的安全与畅通，警惕与积极应对域外国家的干涉与介入也是波斯湾战略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伊朗历届政府均坚持的战略目标之一[27]。在伊朗看来，基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面积与人口、海洋权益等诸多因素，伊朗拥有波斯湾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权本身具有合理性。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其目的在于：通过与波斯湾国家加强经济联系，深化双边互信并以此推动地区安全合作，首先保证伊朗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的权利；再次，要捍卫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地位与话语权；第三，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势力。正是由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引发了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担忧，美国以维护波斯湾航行自由与安全、保护波斯湾沿岸弱小国家为借口，军事介入波斯湾。1983年1月1日起，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建立中央司令部，统一指挥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1987年5月5日，美国接受了科威特政府的请求，允许科威特油轮悬挂美国国旗，并为科威特商船提供护航[25]98。两伊战争结束之际，美国军队继续以保护波斯湾的航行自由为名，强化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28]326-327。海湾危机以后，美国将波斯湾定位为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区域并加强在海湾军事部署，重点遏制伊朗和伊拉克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朗就一直强调波斯湾地区的集体安全不应有外部势力的介入。虽然伊朗历届政府对待美国向波斯湾地区渗透这一问题上对策并不一致，但都将美国视为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肇事者。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一直被伊朗视为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冷战结束后，波斯湾国家更倾向于与西方合作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伊朗不可能在排除域外国家的情况下实现与波斯湾国家的地区安全合作。客观上，美国及其盟国也不可能放任伊朗在波斯湾主导地区事务。这就导致了伊朗与波斯湾地区国家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阻碍因素，究其原因仍是伊朗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在波斯湾的战略博弈。

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伊朗和伊拉克视为其在波斯湾利益的主要威胁，并采取一系列的遏制措施。美国一直以伊朗核问题为借口，不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使得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然而，随着美国在波斯湾永久性的军事存在，波斯湾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并没有随着同伊朗经贸联系的密切而改变。这就客观上促使伊朗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战略的目标和具体政策，在博弈中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在妥协中谋求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29]。美伊两国军力相差悬殊，两伊战争美伊交战给伊朗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伊朗既无力驱逐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也无法阻止海湾其他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美国出于全球霸权和盟友责任的战略考量短期内也不可能撤出波斯湾，所以伊朗只能选择容忍与妥协。同时，伊朗采用威慑战略和积极防御战略，通过举行地区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国家防御能力，利用地缘和政治优势宣示在波斯湾地区的领海主权和军力，强化对领海、岛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两伊战争结束之后，一方面，伊朗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先进技术的研发，加强自身海军建设以应对波斯湾地区域外国家的军事存在，尤其是重兵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以应对美国、以色列的威胁。伊朗在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布什尔港、霍拉姆沙赫尔港、哈尔克港、霍梅尼港等地设立了海军基地。正规军海军主要负责阿曼海地区防务；而革命卫队海军则直接负责波斯湾地区防务，共分为五个战区，分别为阿巴斯港第一战区、布什尔第二战区、马赫沙赫尔第三战区、阿萨鲁耶第四战区以及兰盖港第五战区。由于强调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伊朗积极引进反舰导弹，重视对于反舰导弹技术的研发[30]。另一方面，伊朗重视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在西方逐步解除制裁之后，伊朗不断扩大与欧洲之间石油贸易的同时，也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与经贸合作，特别是重视俄罗斯、中亚、中国的双边关系。此外，伊朗通过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以减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中东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博弈与交锋的同时实现在地区事务中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在号召什叶派穆斯林反对美国的霸权的同时强化波斯湾地区的宗教认同以推行其波斯湾战略。所以，伊朗希望与美国在博弈中达到了战略上的相对平衡，适度的妥协与合作是为了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以及伊斯兰国(ISIS)在中东的蔓延，美国从客观上需要伊朗在地区事务上与之合作。事实上，两国都希望能够保持波斯湾战略通道的畅通。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也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伊朗与美国在地区博弈中也存在妥协。在容忍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存在的同时，伊朗加强与世界其他重要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介入的有效制衡。

总的来说，在历经人质危机、克林顿时期双重遏制政策、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伊美两国在波斯湾地区既有博弈也有妥协，双边关系在未来会朝着缓和的方向迈进。事实上，从两伊战争国际化以后，伊朗就已经认知到自身无力抵制域外大国对于波斯湾的干涉，必须与波斯湾国家发展建设性的互动关系，才能够维护好伊朗在波斯湾的利益[25]202。伊朗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主要矛盾在于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美军驻守在波斯湾地区可以有效控制波斯湾战略通道，并且遏制区域内国家寻求地区霸权的野心，防范域外其他国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威胁与挑战，因此美国势必会继续保持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与波斯湾国家的军事合作。但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而言，美军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直接威胁了自身的国家安全；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限制了伊朗的地区发展空间。尽管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美伊关系依然面临多重阻碍。首先，两国三十七年来的敌对关系和缺乏互信是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其次，伊朗核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裁所带来后遗症和反美情绪依然是重要阻碍因素；再次，伊朗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美国针对伊朗内政事务的粗暴干涉都将成为未来两国关系紧张和交恶的不确定因素。第四，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家战略利益的差异是两国持续冲突的根源性因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伊朗认知和经略波斯湾历史悠久，波斯湾在伊朗的历史定位历经了三个阶段。在上古时代，波斯湾是由伊朗基本控制的内海，到近代，波斯湾逐渐演变为域内和域外多种势力多方介入、伊朗地区地位不断弱化的国际海域；到现当代，波斯湾成为海湾八国与域外国家多边共同参与和介入的公共海域，而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日益清晰成熟，在波斯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日益强化。伊朗坚决捍卫波斯湾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其波斯湾战略深刻反映了伊朗的海洋意识、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战略的演进和提升，包含了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的诸多理念与具体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确保伊朗在波斯湾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捍卫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其次，倡导波斯湾沿岸八国合作，充分沟通协调，实现多边合作共赢；再次，容忍、提防域外大国介入波斯湾事务，警惕其破坏波斯湾地区的秩序，威胁伊朗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具体而言，支撑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手段包括：第一，容忍域外国家的介入与存在的同时，与域内国家良性互动，实现互利共赢，争取达成战略互信；第二，增强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三岛的控制权；第三，重视波斯湾地区的什叶派因素，以什叶派盟主的号召力和教派联系纽带配合国家战略。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伊朗波斯湾战略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阶段性；第二，波斯湾战略具有三个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地缘因素与国家利益；第三，体现了伊朗处理波斯湾沿岸国家与域外大国关系的新思维；第四，波斯湾是伊朗外交的第一重点，波斯湾战略是伊朗多维一体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复合型国家战略，但更多体现了伊朗的海洋安全战略。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伊朗其他战略互相支撑、互相融合，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外交在实践中互相补充、不断完善的结果。伊朗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古国，在近代以来备受因海洋文明而兴起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逐渐形成了清晰而系统的海洋意识和理性务实的地区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上的伊朗，是一个在传统伊斯兰文明熏陶之下适度接受西方文化的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相融合的国家[31]4。

拉夫桑贾尼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他国的)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我们不想成为警察，伊朗既不会羞辱它的邻国，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有威胁，我们应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像一个共同的农场。[32]206伊朗时任外长易布拉欣·亚兹迪也曾表示，伊朗会“积极中立”“不参与”大国冲突，“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建立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同时致力于维护我们的独立”[33]116。波斯湾战略为伊朗在波斯湾争取到了切实的利益，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之下为伊朗打开了外交困局，也在同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博弈过程中探索出了共处相容之道，但伊朗仍面临着复杂的地区形势的挑战。伊朗与一些海湾国家依然存在着尖锐的教派矛盾、领土争端、石油市场份额的争夺等一系列问题；美伊关系的前景仍不明朗。伊朗的决策者依然需要政治智慧，在意识形态与务实理性地捍卫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根据自身实力和地缘政治发展趋势调整其波斯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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