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青 董国礼

内容提要 在中国的生态治理中，已有研究相继指出国家生态权威的绝对性、生态权力的“简单化”以及地方经验的适宜性，并指出在生态治理中国家整合地方力量的必要性，多主体治理作为一种理想图景，从而成为生态治理中的一种研究导向。本研究在普氏原羚的保护行动中发现，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社会，二者都不能避免增长的引擎和理性的驱动;且不同主体内部、主体之间因价值指涉和路径依赖不同，致使不同主体间力量相互消解。多主体治理的格局中，地方社会的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国家稳定的制度体系依然是生态治理得以可持续的保障机制。此外，还要反思科学知识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生态文明的价值导向才能焕发生机。

关键词 草场 生态治理 多主体 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2-0114-09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及问题

1968年，英国学者哈丁（Hardin）提出“公地悲剧”，指出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有可能过度放牧，致使草地状况恶化。之后“公地悲剧”成为一种象征，引发了自然资源私有化和国家干预两种公共政策的大讨论。事实上在此之后，从全球近50年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私有化或公有化，都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近年来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①逐渐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核心策略之一。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是以经济人为起点，草场作为土地资源的一种，完全用权益关系来衡量，是否会忽略一些重要内容？……